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是從文化與政治兩個層面同時展開的，而且兩個層面之間構成相互滲透、相互支援、相互促進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與1920年代最早的兩個專業社團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間，便是這種關系類型的典型代表。

與中國共產黨同年誕生的兩個現代文學社團

促成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除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這一外來因素之外，就中國國內而言，實際上與1917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都有關系：正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得到了比之前廣泛得多的介紹與討論，并在與當時各種思潮的競爭中顯示出了自己的優勢；剛剛在俄國發生的十月革命，也正是在此時引起了國內高度的關注。而五四學生運動則不僅使中國的工人階級作為一支重要力量走向歷史舞臺，同時也使圍繞在《新青年》周圍的知識群體產生分化，在中國產生了第一批把“共產主義”作為政治信仰，希望中國走“俄國道路”的“馬克思主義者”。

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疊加之后，對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走向發生的巨大影響，在政治領域最為集中的體現，莫過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則是“新文學”最早的兩個專業社團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成立。歷史的巧合在于，兩個文學社團的成立，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生在同一年：文學研究會發布成立宣言是在1921年1月，創造社在日本發起成立的時間則為1921年7月。

接下來，在整個1920年代，作為政治團體的中國共產黨與作為文化團體的兩個文學社團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首先體現在中共黨員與兩個文學社團成員的相互交集。以此為橋梁，中國共產黨對兩個文學團體的成長發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就社團方面而言，它們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許多文學家正是在接觸與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并最終加入了黨組織。就中國共產黨方面而言，其對社團的影響與貢獻不僅表現在其成員在社團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1920年代中期之后其對文學社團的日漸重視及提供的幫助，也對兩個社團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最終促成了以兩支力量為主的“左翼”文學社團的聯合。

中國共產黨與兩個文學社團在成員上的交集

從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與參與者中，成長起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成為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中堅力量。而這些人許多又同時是“新文化”的倡導者、“新文學”的積極鼓動者與參與者。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員中，不乏一些集革命家與文學家于一身的人物，這些人物在中國共產黨的組建與文學研究會的組建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21年之后，特別是在創造社里，不斷有文學社團的成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而使得中國共產黨與兩個文學社團在成員上有了更多的交集。

文學研究會盡管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團體，但其最初所提倡的“寫人生”“人道主義”“血和淚的文學”“泛勞動主義”“文學是一種嚴肅的工作”等等，都與五四時期在中國影響很大的社會主義思潮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而馬克思主義倡導的科學社會主義，則是當時從國外傳入的諸種社會主義思潮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許多人也是先受到一些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最后才走向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這是導致這兩個團體成員產生交集的一個重要原因。

導致文學研究會會員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交集的最直接的中介，則是“新文學”。眾所周知，在“新文學”最早的倡導者中，就包括后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與首任總書記陳獨秀。文學研究會在1921年成立后，不僅吸納了五四以來大多數最重要的“新文學”作家，而且把許多剛剛嶄露頭角的作家，以及渴望成名的文學青年也聚集在了自己麾下。這其中就包括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甚至是黨的高層領導。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與核心成員之一沈雁冰，同時也是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并為《共產黨人》雜志撰寫稿件。1921年，沈雁冰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轉為正式黨員。入黨之后，茅盾利用在文學研究會的陣地《小說月報》編輯部工作的便利，受黨的指派，承擔了外地黨組織或黨員與在上海的黨中央之間聯絡的工作。1923年，茅盾還在黨內擔任上海地方的執行委員，負責蘇州、南通發展黨組織的工作。茅盾在后來的回憶中談到，從1925年開始，他已經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了政治斗爭，文學活動只能抽空做了”。這種政治身份使他在大革命失敗后處境危險，不得不隱姓埋名，并與黨失去了聯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生計，開始以“茅盾”為筆名從事小說創作。

茅盾的弟弟沈澤民不僅隨兄長一起加入了文學研究會，而且也與他一同加入了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并在后來轉為中共黨員。沈澤民入黨后一直為黨工作，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后來成為中共領導人的瞿秋白，直接參與了文學研究會的籌備工作。只不過當文學研究會宣告成立時，他已經到了俄國，因此沒有出現在1921年1月《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名單里。不過，在文學研究會會員名錄里，瞿秋白被列為正式會員，會員編號是“40”，位列朱自清、冰心、朱湘等文學研究會“資深會員”之前。瞿秋白與魯迅等現代作家保持著十分良好的關系，1930年代初在“賦閑”的情況下深度介入左聯工作，進而成為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與早年的這種經歷有關。除瞿秋白外，在后人所列的文學研究會會員名單里，我們還可以見到陳望道、馮雪峰、陳毅、張聞天等著名中國共產黨人。（《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成員簡介》，見《文學研究會資料（上）》，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

創造社早期打出的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幟，發起者與最初的成員以在日本留學的青年學生為主。這些人最初與國內的文化界與文學界沒有什么聯系，與中國共產黨之間也沒有什么交集。但發生“轉向”之后，創造社成員的政治傾向日漸“左傾”，并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創造社成員與中共黨員之間的交集大概存在這樣幾種情況，一種是像潘漢年、李一氓這樣的進步青年，在1920年代中期加入創造社的同時，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實際上是創造社中的第一批中共黨員。一種是像郭沫若、成仿吾這樣的創造社“元老”，在國共合作之后，到廣州參加了北伐戰爭，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較多接觸，受其影響，在大革命失敗后，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種是像李初梨、馮乃超、朱鏡我這樣的創造社后期成員，1927年從日本回國發起“革命文學”論爭，后來在潘漢年等中共黨員的鼓勵下，于1928年入黨。創造社的許多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前后，有著投筆從戎的經歷，或者在入黨后便離開文學，從事其他戰線的工作。因此，與文學研究會相比，從創造社中走出來的職業革命家要多得多。

兩個文學社團對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傳播的貢獻

文藝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那里，都受到極大關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并在后來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果——毛澤東思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盡管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前后的幾年間，馬克思主義思潮已經傳入中國，但人們還僅僅把它當成是一種政治學說、經濟學說或社會學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并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整個1920年代的中共領導人，包括對文藝問題有很大興趣的陳獨秀、瞿秋白，在領導人的崗位上時，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應付十分復雜而嚴峻的國內、國際政治局面上，根本無暇參與文藝戰線的斗爭，也沒有認真關注過國際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狀況。瞿秋白雖然早年在蘇聯時關注過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實踐，但他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實際上與他1931年初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王明等人排擠出政治局常委，在“賦閑”的狀態下開始介入“左聯”的事務有關。比較成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才開始進入中國的。在當時，參與并推動“革命文學”論爭的，主要是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太陽社等文學社團，接受與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體，也是身處文學社團中的理論家。其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起了主要作用。

據文學史家考證，最早提出“革命文學”這一主張的，是文學研究會：1921年7月30日，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鄭振鐸就發表了《文學與革命》一文。文學研究會也是中國較早接受、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學社團之一。1924年，鄭振鐸出版了《俄國文學史略》一書，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對后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產生重要影響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理論觀點，并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成就及其文學思想。茅盾在1925年的《文學周報》上連續發表了長文《論無產階級藝術》，主要結合蘇聯的文學實踐，對無產階級藝術的發展情況，以及無產階級藝術的形式特點及其思想內涵進行了分析與總結。

文學研究會的理論家之所以會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生興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些立場與觀點，同他們最初提倡的寫實主義文學觀念之間有著可以對接的地方。茅盾作為文學研究會最重要的理論家，在建黨初期，雖然也在盡力為黨工作，但在文藝主張上，他所提倡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文學觀。而當茅盾從早年宣揚的自然主義文學觀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觀時，并不使人感到十分突兀，這主要是因為他從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中提取了現實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以此對之前的文學主張進行了改造。

創造社是在國內發動“革命文學”論爭的主要團體。而早在發起“革命文學”論爭之前，創造社中的一些人物就開始接觸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后來的創造社領導人在介紹創造社的歷史時，常常強調國內第一篇將文藝問題與階級斗爭學說聯系起來的文章是郁達夫的《文學上的階級斗爭》，這篇文章發表在1923年5月27日《創造周報》第3號上。盡管他們也承認，郁達夫當初在文章中對階級斗爭的理解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還存在較大差距。創造社的靈魂人物郭沫若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早的記載是1924年。這一年，他在日本翻譯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1925年，郭沫若宣稱完成了文藝思想的轉變。1926年，他相繼發表了《文藝家的覺悟》《革命與文學》兩篇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宣揚“革命文學”的文章。創造社后期的理論家馮乃超、朱鏡我、李初梨等人，在日本接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其思想深受當時在日本流行的“福本主義”影響。隨著他們在1927年回國，作為創造社的新生力量，以“革命文學”為口號發起對魯迅、茅盾、張資平等人的批判，這種帶有強烈的“左傾”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被帶進了國內。

當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們以社團理論家的身份進行理論選擇與理論建設時，文學社團這一平臺背后的人際關系模式、理論生產方式，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早期形態及其理論品格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使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多采取論戰性的姿態與論爭性的理論形態，許多文章文風生動活潑，與文學創作實踐、文學批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與影響力。與此同時，基于社團立場的傳播，也使得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系統性、學理性及理論深度受到一定影響。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由文學社團這一渠道傳播時，除茅盾等極少數人之外，其他社團理論家，無論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這樣的五四作家，還是后來從日本回國的馮乃超、李初梨等人，在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都不是中共黨員。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接受與傳播，對他們中人許多人接近與認同“左翼”文學，進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最后加入中國共產黨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對兩個文學社團發展的貢獻

整體上講，從成立到大革命失敗這段時間，中國共產黨將精力主要放在了組織建設及組織工農運動上面，沒有太多時間介入文學社團的工作。但是，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兩個社團的發展，仍然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這種影響，有些是中共黨員以文學社團成員的身份工作時產生的，有些則是經由黨的組織發生的。

作為發起人與核心人物，茅盾對文學研究會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盡管他是以個人身份在從事著文學研究會的工作。而就創造社而言，在其成立初期，曾經對國內文學青年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并因此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但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卻面臨了生存困境：運作資金出現困難，刊物無法出版；內部產生分歧，一些骨干成員退出，郭沫若等元老則南下參加了革命。在這種情況下，潘漢年、李一氓等進步青年的加入，對創造社至關重要。而他們在加入創造社不久便入了黨，成為創造社中第一批中共黨員。正是這批“創造社的小伙計”，在困難時期將創造社的事務性工作承擔了下來，從而使這一社團得以延續下去。與此同時，他們在創造社“轉向”的過程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轉向”之后的創造社，作為一支革命力量，開始引起中國共產黨高層的關注。據陽翰笙后來回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周恩來曾告訴郭沫若，“應該在創造社中加強黨的力量，多調些人去，把黨的組織發展起來”。陽翰笙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創造社。在“左聯”成立前，創造社的黨員已經被納入了中共上海黨組織在閘北區的一個支部中。而創造社中的黨員潘漢年、李一氓、陽翰笙等人，則在社內組成了一個黨小組。創造社后期成員馮乃超、李初梨等人的入黨問題，也是在潘漢年受黨的指派，調停創造社與魯迅等人論爭時解決的。

大革命失敗后，尤其是“革命文學論爭”期間，中共看到了文藝的巨大影響力，提出了團結文藝界人士及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主張。為此，中共中央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提出為了盡量擴大群眾動員工作的基礎，“宣傳之另一種的方式就是我黨同志參加各種科學文學及新劇團體”。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要求黨員參與文藝團體的活動，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又發布文件，指示“在各大城市發展各種政治的文藝的小刊物”，“用種種方法發展社會主義的影響”，并認為應該有一文化機關“以指導和批判全國的思想和文藝”。在1929年6月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上，中共制定了有關文藝宣傳的《宣傳工作決議案》，要求“利用現成的群眾組織，群眾集會，與現成的書店刊物”擴大宣傳，并成立了由中央宣傳部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其職責是“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的團體，雜志，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書籍。”這一切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認識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了關于文藝工作的完整的規劃，并建立起了領導文藝的組織機構。對“革命文學”論爭的干預，對創造社黨組織發展的重視，以及后來創造社、太陽社、文學研究會等文學團體聯合，成立“左聯”，這一系列事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