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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作家的自反批評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 李建軍  2021年04月01日10:13
    關鍵詞:作家 反批評

    摘要:自反批評是一種作家自我觀照的批評。它體現著作家自覺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審視、自我質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質。自覺的問題意識和尖銳的否定態度是其重要特點。只有通過冷靜而嚴格的自反批評,作家才能發現自己的缺陷和問題,才能最終解決存在的問題,克服自己的局限,將創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和高度。沒有建構起可靠的價值觀體系、沒有對文學的根本問題的深刻認識、沒有對世界的虔誠而謙卑的態度,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自反批評。

    關鍵詞:自反批評 自我懷疑 自我否定 自我突破 消極寫作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批評總是一件讓人不快的事情。它意味著冒犯和沖突,常常使人尷尬和蒙羞,因而純然是一種消極的現象。這顯然是一種膚廓的印象。雖然,批評有時確實會給人造成心理壓力,甚至會使人產生短暫的沮喪感,但是,它提醒人們正視問題,激勵人們反思缺陷,幫助人們擺脫困境。如此說來,批評不僅不是消極的破壞性力量,而且還是一種積極的建構性力量。

    事實上,無論對個人來講,還是對社會來講,批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借助批評的力量,個人才能獲得進步;也只有借助批評的力量,社會才能得到發展。一個具有良好修養的人,就是一個具有成熟的批評意識的人;一個健全的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具有良好的批評習慣的社會。批評性既是衡量一個人的文化教養水平的重要標準,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對文學來講,批評如果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與其他形式的批評同樣重要。批評意味著文學的自覺和寫作經驗的成熟。如果沒有批評,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可能成長為優秀作家。當然,這里所說的批評,是一種復雜的高級形態的批評模式。為了更完整地理解文學批評,我們有必要改變自己的觀念,改變那種簡單化的文學批評認知模式。我們應該將作家的批評意識和批判能力,當作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來研究。

    就文學的內部關系看,批評至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批評家的批評,一種是作家自己的批評。批評家的批評可以稱作“外在批評”,作家自己的批評可以稱作“內在批評”。“外在批評”是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對話,而“內在批評”則是作家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如果沒有批評家的獨立而可靠的外在批評,作家就無法聽到具有專業水準的批評聲音;如果沒有足夠成熟的內在批評的意識和能力,作家就無法將自己的寫作提高到自覺和成熟的水平。

    優秀的作家就是自己的第一批評家。面對自己的創作,他有一種嚴肅的態度和反思的能力,甚至有自我否定的勇氣。他與自己拉開距離,將自己他者化和對象化,對自己進行冷靜的分析和深入的解剖。果戈理之所以燒掉《死魂靈》第二部,托爾斯泰之所以總是對自己的創作不滿,之所以總是否定自己的作品,就是因為他們都有良好的自我批評能力,都是自己的毫不寬假的“第一批評家”。這就意味著嚴格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批評,已經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內在批評”,而是高級形態的“自反批評”。

    一、何謂“自反批評”

    要解釋和界定“自反批評”,得先來考察“自反”這個概念。

    表面看,“自反”似乎不過是一個很時髦的“洋話”,是一個抽象的數學概念和外來的社會學概念。在數學理論中,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x,x)屬于D總成立,則稱那個由D規定的關系具有自反性。自反性也稱“反身性”。一個元素如果等價于自己,那它就具有反身性;這個元素是怎樣的,就決定了它的等價元素是怎樣的。這樣的定義,也許確乎揭示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但顯然無助于我們說明“自反”概念和分析“自反批評”問題。

    在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的現代社會學理論中,自反性(reflexivity)屬于認識論的范疇,也是知識社會學中的概念,指原因與結果的循環性關系,尤其指認識或信仰建構之中的循環性因果關系。自反顯然是一個滲透性和擴張力很強的概念。它業已把自己柔軟的青藤,纏繞到了很多學科的枝干上,于是,便有了認知的自反性、闡釋的自反性、制度的自反性和自我自反性等多種延展出來的范疇。但這樣的概念體系,對我們解決“自反”問題,似乎也派不上多大用場。

    事實上,略加考索,我們就可以發現,所謂“自反”,實實在在是一個很古雅的中國話語,有著清晰的來路和可靠的出處。《禮記·學記》中說:“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孟子·公孫丑上》中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管子·戒》中則說:“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自反”一語,王文錦在解讀《禮記》的時候譯解為“自我反省”;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失注,但焦循的《孟子正義》有解:“人加惡于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唐人房玄齡注、明人劉績補注《管子》的解釋是:“博學而不反修于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清人黎翔鳳《管子校注》也襲用了這個解釋。將“自反”理解為“反修于其身”,雖然也講得通,但顯然不如“反省”更為準確。可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自反”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意思,即“己自內省”,更準確地說,即“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之義也。這樣,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為內涵的“自反批評”,就是一個有所依本的合成概念;它不僅堪稱規范,而且語義明確。

    那么,“自反批評”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批評呢?

    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美麗,敏感,充滿活力。她有一雙銳利而深邃的眼睛,一雙能看得見自己眼睛的眼睛:“她覺得自己簡直可以在黑暗中看見自己眼睛的光芒。”一雙能在黑暗中看見自己的眼睛,就是一雙非凡的眼睛。莎士比亞筆下的許多人物,則有一種“肺腑自語”的能力,即“另一個內在的自己,對這一個外在的自己的分析和評價”。即便克勞狄斯那樣的人,也能看到“自己靈魂的深處”,“看見我靈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點”。所謂“自反批評”,就是有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眼睛的批評,就是能像克勞狄斯那樣看到自己的靈魂深處的批評。

    用規范的學術語言來表述,所謂自反批評,就是一種作家自我觀照的批評,是作為批評者的作家以自己作為批評對象的反思性批評或反省性批評。它是作家與自己的對話活動,是作家反思自我和認識自我的有效方法。它體現著作家自覺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審視、自我質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質。自覺的問題意識和尖銳的否定態度,是自反批評的重要特點。就此而言,那些自我肯定和自我贊揚的批評,就不屬于自反批評的范疇。

    事實上,自反批評既是一種認知能力,也是一種實踐能力;不僅是一種面對文學的態度,而且是文學寫作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方法和技巧。所以,只有掌握了自反批評這一宏觀性的方法和技巧,作家才有可能不斷突破自己的寫作困境,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才有可能最終理解和掌握那些具體的寫作技巧和方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自反批評的能力,一個作家不僅無法在文學的意義上深刻地認知自我,也無法獲得完美的寫作技巧。

    然而,自反批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天性來看,人在自我認知上,往往有一種自我認同和自我肯定的傾向。只有那些自我意識高度成熟的人,只有那些對精神成長的規律和真理有深刻理解的人,才有可能大度地、喜悅地接受別人的質疑和批評,也才有可能自己對自己進行嚴格的批評。

    一般來講,一個作家的人文修養和文化素質越高,自我意識和文學意識越是自覺,寫作經驗越是成熟,超越自我的愿望越是強烈,那么,他的自反批評的意識就越是自覺,自反批評的能力也就越強;反之,他的自反批評意識就越弱,自反批評能力也就越差。一個具有自反批評能力的作家,就是一個敢于直面自己的問題的作家,就是一個敢于自我否定的作家。

    文學創作上的自反批評,作家對自我的懷疑和否定,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只有經由這種充滿痛苦的自反批評,一個作家才能在某一階段或某一部作品的寫作中,將自己的寫作提高到較為理想的高度。但是,接下來,新的不滿、焦慮和痛苦,又開始折磨著他。他必須通過嚴格的自反批評,克服內心的消極狀態,重新找到在寫作上超越自我的可靠路向和策略。舍斯托夫甚至將痛苦和失敗看作寫作的經常狀態。他在《無根據頌》中就認為:“創作是不間斷地從失敗走向失敗的過程。創作者的一般狀態,是不確定性、未知的、是對明天失去自信的精神的一種煉獄。”對舍斯托夫來講,不完美是創作的根本性質,而對一切的懷疑和不確定,以及由此而來的煩悶,則是創作者的基本心理狀態。這種懷疑和不確定的感覺、這種精神上的煩悶,就是自反批評的基本特征。如此說來,自反批評也就是創作者的基本狀態,是一種與創作始終相伴的意識和行為。

    二、自反批評的兩個偉大典范

    法國人文主義作家米歇爾·蒙田,就是一位具有自覺的自反批評意識的作家。他把“指摘自己的過錯”變成了一種習慣,隨時準備自己揭示“自己的劣質”。他認為,“我們應該隨處把它們抖出來,剝掉它們一切遮隱物。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大膽地隨時和自己的劣次論質還價”。他傾向于用嚴格的尺度和標準來評價自己,所以,他對自己的作品,從不自吹自擂,孤芳自賞:“我這本書只配放在書架的一角,博得鄰人與親友的喜歡。他們會高興地借此和我相敘,與我再細細傾談。別的作者都著意談論自己,他們認為這一題材豐富而且有價值,可我卻相反,我覺得自己非常貧乏淺薄,因此我不容許本人賣弄自己。”一個人,只有當他擺脫了狹小的自我意識,擺脫了可憐的虛榮心,他才有可能勇敢而自信地審視自己,才有可能對自己進行自反批評。不僅如此,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僅要超越自我,還應該將世界和人類置于自我之上,這樣,他就不會因為對自我的過度迷戀,而無原則地自我肯定,從而排斥自反批評和自我否定。蒙田尖銳地批評那種狹隘的自我意識:“我們個個都被擠壓和堆積在我們面前,我們的目光縮短到和我們鼻子一樣長。有人問蘇格拉底是哪里人,他并不回答‘雅典人’;卻答道:‘世界人’。他,他的想像更豐富、更廣闊,包攬著宇宙正如包攬著他本城;他的認識,他的社會,他的摯愛普及全人類,而不是像我們只顧到我們的腳底。”蒙田自己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世界意識和人類意識的作家。他的自反批評精神,就是他的良好的人文修養和偉大的人類意識的反映。

    卡夫卡也是一位自反批評意識極為自覺的作家。他知道,作家的精神發展和寫作進步,最終決定于作家自己的內在自覺,決定于他是否能從不自覺的無意識世界里突破而出。他在古斯塔夫·雅諾施記錄的《談話錄》中說:“人不僅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也是他自己的杰作,是不斷突破現有界線、使迄今為止仍蒙在黑暗中的東西變得明晰可見的魔鬼。”人的成長,本質上是精神成長,所以,他不是像植物一樣,僅僅在形式上自下而上地變化,而是要在心靈上發生自內而外的變化。所以,卡夫卡說:“人不是從下往上生長,而是從里向外生長。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條件。”一般人的“生長”規律是這樣,那么,作為處理人類精神事務的作家,就更應該追求精神生活上的成長和成熟。

    在卡夫卡看來,作家不能讓自己停留在一種黑暗的無意識里,而應該通過切實的努力,把自己提高到被理性之光照亮的意識世界:“沉浸于自身并不是沉落到無意識之中,而是把模糊地預感到的東西提升到明亮的意識表層。”跟其他藝術比起來,文學更是一種理性的創造活動。卡夫卡把音樂跟文學進行比較,揭示了它們的巨大差異:“‘音樂產生新的、更加細膩、更加復雜、因而更加危險的刺激,’弗蘭茨·卡夫卡有一次這樣說,‘而文學則要澄清復雜的刺激,把它上升為意識,加以凈化,從而賦予它人性。音樂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學則壓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向更高的層次。’”也就是說,作家應該具有比其他藝術家更加成熟的意識和思想。這就等于強調,無論在哪一個方面,作家都要有更自覺的自反批評意識和更強的自反批評能力。

    沒有建構起可靠的價值觀體系,沒有對文學的根本問題的深刻認識,沒有對世界的虔誠而謙卑的態度,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自反批評。卡夫卡的自反批評意識和能力,就來自他對文學的精神、使命的深刻理解,來自他對作家的任務的明確認識,也來自他的近乎謙卑的虔誠態度。他將文學創作當作一種“喚醒人們”的、“傾向于祈禱”的力量:“藝術就像祈禱一樣,是一種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愛的東西,從而變成一只饋贈的手。”卡夫卡將文學當作一種應該積極發揮力量的精神現象。文學應該是從心靈視界投射出來的光,應該是照亮人和溫暖人的精神之光:“作家的任務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東西導入無限的生活,把偶然導入規律。他要完成的是預言性任務。”只有愛和耐心,才能提供最有力量的幫助:“膽怯的自我界線只有用愛才能突破。人們必須在我們周圍沙沙作響的枯萎死亡的樹葉背后看見幼嫩鮮亮的春綠,耐心等待。耐心是實現一切夢想的唯一的、真正的基礎。”狄更斯是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甚至將這位偉大作家當作自己效法的榜樣。而狄更斯之所以讓他熱愛和著迷,就是因為他有能力解決那些復雜的問題,按照卡夫卡的回答,就是他“對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內心之間保持的平衡,他對世界和自我之間相互關系的出色而又簡單的描寫,他的非常自然的勻稱。當今大部分畫家和作家缺少這些東西”。卡夫卡本質上是一個像狄更斯一樣溫暖而仁慈的作家,一個像托爾斯泰一樣具有宗教情懷的作家。所以,他心目中的偉大文學,就是在情感態度和倫理精神上達到很高境界的文學。

    因為有自覺的自反批評意識和很強的自反批評能力,所以,卡夫卡總能清楚地看見自己的“劣處”和不足。他在1912年8月14日致羅沃爾特的信中說:“作家最普遍的個性表現于每個人都以完全獨特的方式掩蓋自己的劣處。”但是,卡夫卡從不“掩蓋”自己的“劣處”,更不對自己的作品自吹自擂。根據自己的文學理想,他對自己的創作并不滿意。

    作為一個自反批評意識極為自覺的作家,卡夫卡從不認為自己的創作達到了理想的高度。所以,他對特別喜歡自己作品的古斯塔夫·雅諾施說:“您對我的評價過高了。您的信任讓我沉重。”雅諾施認為卡夫卡是“火、光、熱”,但是,卡夫卡卻不接受這樣的贊美:

    “不!不!”他一邊搖頭,一邊反駁說,“您錯了。我這些隨便涂寫的東西不值得訂成皮面精裝書。這只是我個人的噩夢。根本不該印出來。這些東西該燒掉、毀掉。是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冷靜的自反批評態度、成熟的自反批評意識、嚴格的自反批評標準,都使卡夫卡更傾向于發現自己寫作上的問題,甚至使他毫不諱掩地徹底否定自己的作品。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情感太冷,色調太暗,缺少那種能給人光和熱的東西。所以,他很真誠地對雅諾施說:“如果我們幫不了什么忙,我們就只能沉默。誰也不允許用自己的絕望去惡化病人的狀況。因此,我的全部拙筆都該毀掉。我不是光。我只是在自己的荊棘叢里迷了路。我是死胡同。”卡夫卡對自己的否定,近乎無情。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深刻地表現了人類的困境和內心的觖望,但是,缺乏足夠多的熱情和信心。他為此感到不安。畢竟,人們閱讀作品固然要了解人性之惡和生活之殘缺,但也要感受人心之善良與生活之美好。所以,單單以近乎絕望的調性敘述生活中的灰暗和異化,無論怎么講,都是一種不完美的文學現象。也許,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卡夫卡才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只有一點是固定不變的,這就是自己的不足。人們必須以此為出發點。”他敢于說出“反對我自己”這樣的話,也敢于坦率地“反對自己的狹隘和惰性”。一個敢于“反對自己”的作家,就是一個思想和人格高度成熟的作家。一個不成熟的作家,因為缺乏自反批評意識,經常將自己芥子之微的作品,夸成須彌山;一個成熟的作家,因為具有嚴格的自反批評意識,卻常常將自己須彌山一樣偉大的作品,視為芥子之微的作品。卡夫卡就是那種具有成熟的自反批評意識的偉大作家。

    由于具有成熟的文學意識和自反批評能力,所以,卡夫卡對文學寫作本身也有極為深刻的理解。卡夫卡反對那種依靠“熟練的技巧”進行創作的作家。在他看來,寫作像孕育生命一樣,是一種充滿痛苦的精神創造活動,所以,不可能單靠熟練的技巧來解決問題。他對那些僅僅靠著技巧寫作的人深惡痛絕,稱之為“騙子”:“熟巧是給騙子保留的。沒有藝術家的地方,這些騙子就出來活動。”作家應該像一團火,他應該將自己全部的愛、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寫作中。正是這樣的文學理念和自反批評意識,使他徹底否定自己的作品,也使他徹底克服了“技巧拜物教”,徹底克服了唯美主義的謬誤和偏見。

    總之,偉大的作家通常都是具有成熟的自反批評意識和自反批評能力的作家。他們把自己當作冷靜認知和解剖的對象,而不是當作自我欣賞和自我迷戀的對象。正是借著自反批評的巨大推力,具體地說,正是通過對自己的缺點和“劣處”的發現和分析,正是通過對文學上不完美的自己的懷疑和否定,他們將自己的寫作提高到了成熟而偉大的境界。

    三、路遙與陳忠實:基于自反批評的超越

    一個具有自反批評意識的作家,往往具有強烈的自我超越精神。他清醒地知道,寫作的成敗決定于作家人格的發展狀況,決定于作家意識的成熟程度,決定于作家的修養所達到的境界,所以,作家必須自己幫助自己實現精神內部的成長,自己幫助自己克服感覺上的遲鈍狀態,自己幫助自己擺脫意識上的混沌狀態和思想上的蒙昧狀態,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合格的作家,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這樣,他就必須是一個隨時對自己進行觀察、反思和批評的“自反批評家”。

    在當代作家中,路遙的自反批評意識無疑是極為成熟的。他從不滿足于自己已經獲得的文學成就。無論獲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和榮譽,他絕不會使自己飄飄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對他來講,文學上的自負和驕傲,是一種極為淺薄的表現,而按照一個固定的套路重復寫作,則是懶惰和可恥的。他在《作家的勞動》中說:

    應該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說,一個人的進取精神是可貴的,那么,一個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許更為可貴。尤其是搞創作的人,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品質。一個對自己經常抱欣賞態度的作家是不會有什么出息的,應該經常檢討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氣。有些人否定別人很勇敢,但沒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對別人出自誠心的正確批評也接受不了,總愛讓別人抬舉自己。人應該自愛,但不要連自己身上的瘡疤也愛。要想成就自己的事業,就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檢討,真誠地聽取各種人的批評意見;即使別人的批評意見說得不對,也要心平氣靜地對待。好作品原子彈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贊賞也拯救不了它的命運。這個真理不要光拿來教育別人,主要教育自己為好。

    路遙根據自己的寫作經驗,以充滿哲理意味的深刻表述,揭示了自反批評的本質、意義和原則。在他看來,一個作家,如果總是“自我欣賞”,總是喜歡別人“抬舉自己”,那么,他注定成不了優秀的作家,也注定“不會有什么出息”。相反,如果他能平心靜氣地接受別人的批評,能自己不斷地批評自己,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他就有可能寫出“原子彈也炸不倒”的好作品。路遙揭示了文學寫作領域的一個動力學原理:在文學寫作上,有的時候,肯定就意味著否定,否定則意味著肯定;過度的自我肯定,必然導致削弱創造力的否定性后果,而經常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則會帶來強化作家創造力的肯定性效果。

    路遙的這種“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就屬于典型的作家自反批評。正是靠著這種成熟的自反批評,路遙的寫作才兩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從《驚心動魄的一幕》開始,幾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呈現出一種臺階式的提升和進步。與《驚心動魄的一幕》比起來,《在困難的日子里》擺脫了僵硬和公式化,顯得更加真實和親切;與《在困難的日子里》比起來,《人生》擺脫了過于單純的理想化和略顯簡單的敘事方式,顯示出更加深刻和更加復雜的成熟風貌;與《人生》比起來,《平凡的世界》則擺脫了觀念與經驗相捍格的局限,仿佛納小溪而成大河,顯得更加遼闊而深沉。與他的所有小說比起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早晨從中午開始》,簡直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己為主人公的特殊形態的小說——它將抒情、議論和敘事融合起來,像一首悱惻的詠嘆調,又像一首雄渾的交響樂,包含著巨大的感染力和引人入勝的魅力。

    對自己的寫作,作家必須有嚴格甚至嚴厲的態度。他要用鷹的眼睛,要用獵犬的嗅覺,來發現自己寫作上的問題和作品中的瑕疵。路遙在一次演講中說:“你要真正干一件事的話,你就不要批判別人,首先批判自己,就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對,還應該怎么做,對自己要嚴厲一些。”對作家來講,所謂“批判自己”,就是通過嚴肅的自反批評來發現自己的問題和不足,從而達到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成熟的自反批評意識和自反批評能力,路遙就不可能在寫作上不斷超越自我,就不可能獲得現實主義寫作的巨大成就。

    像路遙一樣,陳忠實也是一個自反批評意識極為自覺的作家。他樸實,謙虛,低調,絕無在許多作家身上慣見的跌宕自喜的淺薄,更無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負。他知道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對于一個作家的意義。他在《五十開始》一文中說:“一個人(尤其是進行創造性勞動的人)如果永遠處于自信狀態而從來不發生自卑的心理,這個人的創造智慧將不僅得不到最好的發揮,反而會受到損害。道理很簡單,沒有一定的自卑,就不會有刻骨銘心的自我批判,因而就很難找準自己的新的創造目標和新的創造的起點。自卑未必不好,只是不要一味地自卑;自信是所有創造理想的前提性心理準備,然而自信也必須是經由反省之后重新樹立的新的蛻變之后的自信。”在很長的時間里,他總是為自己不成熟的寫作狀態而焦慮,常常為如何超越自己的寫作困境而苦悶,而探索。他在《創作感受談》中說:“認真冷靜地甚至痛苦地解剖以往既成的作品,考慮那些并不順耳的批評意見(當時曾覺得是沒有必要考慮的意見),真有些道理呢!簡直批評得太客氣了,實際上要比那些意見嚴重得多,必須改變,必須克服,必須有更強的藝術表現來表現已經意識到的生活內容。”他接受了批評家的質疑和否定,進而看見了更多更嚴重的問題。他意識到了“改變”和“克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知道,如果不徹底否定自己“既成的作品”,不克服自己寫作存在的問題,那么,自己未來的寫作注定不可能成熟起來。

    陳忠實知道創新對于文學寫作的意義。創新就意味著擺脫和改變。只有擺脫舊的模式,只有改變自己舊的意識和方法,才能獲得一種新的意識和能力,自己的創作才能更上層樓、面目一新。所以,他要求自己:“必須堅定信念,心腸冷酷,堅持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因為讀者花時間去讀任何作品時,最討厭那種似曾相識的現象。”然而,這種否定舊我、建構新我的過程,注定不會輕松容易,注定是一個充滿“苦悶”的艱難過程:“苦悶是不可避免的。苦悶是自我否定的過程。自我否定是一種內在的動力,是打破自己的思維定勢的一種力量。”陳忠實以巨大的耐心,承受住了“苦悶”對自己的壓迫和考驗。他從“自我否定”中找到了突破自己的動力和方向。

    事實上,陳忠實要面對的困擾、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也嚴重。他的心上壓著往昔失敗性寫作的巨石。他必須勇敢地直面和反思自己過去寫作上的失誤和教訓。這無疑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他沒有逃避對自己的反思和否定。他很早就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他在《陷入與沉浸——〈延河〉創刊50年感懷》中說:“在《陜西文藝》存在的三四年里,我寫作發表過三篇短篇小說,也是我寫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說,1973年發《接班以后》,1974年發《高家兄弟》,1975年發《公社書記》,一年一篇。這些作品的主題和思想,都在闡釋階級斗爭這個當時社會的‘綱’,我在新時期之初就開始反省,不僅在認識和理解社會發展的思想理論上進行反思,也對文學寫作本身不斷加深理解和反思。”他從“思想理論”和“文學寫作本身”兩個方面完成了對自己失敗經驗的反思。

    十年后,陳忠實寫了一篇題為《六十歲說》的文章,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了更加全面的回顧和更加深入的反思。他敘述了自己在寫作上經歷的兩次重要的自反批評。第一次發生在1978年秋天。通過四個月的反省和努力,他實現了這樣一個目的,即“以真正的文學來擯棄思維和意識中的非文學觀念”,從而“進入文學的本真”;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寫作的準備階段,并通過接受“人物心理結構學說”,實現了“對以往創作的顛覆”。通過這兩次否定自我的自反批評,陳忠實實現了對舊的寫作困境的突破。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在藝術追求的漫長歷程中,在兩個重要的創作階段上,進行兩次反省,對我不斷進入文學本真是關鍵性的。如果說創作有兩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獲得的。可以說,我的創作進步的實現,都是從關鍵階段的幾近殘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獲得了力量。我后來把這個過程稱作心靈和藝術體驗剝離。沒有秘密,也沒有神話,創造的理想和創造的力量,都是經過自我反省獲取的、完成的。

    這是一段重要的經驗之談。從這些關于寫作的真理性的話語里,我們認識到了自反批評對于作家的創造性活動的意義,也認識到了“自我否定”在文學寫作上的精神動力學規律。

    陳忠實1986年的自我反省,或者說自反批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是一次充滿危機感和焦慮感的自反批評。正是在這一次自反批評中,他發現了自己過去的創作所存在的巨大問題。那是一種近乎失敗的、幾乎沒有意義的寫作。靠著這樣的寫作,自己不可能留下有價值的作品,而他也將“留下巨大的遺憾和愧疚”。他必須來一次“指向自己的反省”。反省的結果是,他對文學創作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寫作“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只指向自己”;“這樣的反省,既完成了對文學創作的新層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靜狀態的心境”。陳忠實的這次嚴格的徹底否定自我的自反批評,給他的小說寫作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和提高。他不僅完成了與過去的寫作和經驗的心理上的“剝離”,而且,脫胎換骨完成了文學精神和文學寫作上的蝶變。

    路遙的自反批評所帶來的創作進步,是階段性和階梯感很明顯的不斷躍升——由《驚心動魄的一幕》的五級水平提高到《在困難的日子里》的六級水平,再由《在困難的日子里》的六級水平提高到《人生》的七點五級水平,再由《人生》的七點五級水平提高到《平凡的世界》的八級水平。由于《人生》已經接近八級水平,所以,很多讀者幾乎感覺不到《平凡的世界》的躍升,某些不認真閱讀的讀者,甚至低估《平凡的世界》的價值,認為它的藝術成就沒有《人生》高。

    比較起來,陳忠實的自反批評所帶來的寫作進步,則是跨越式甚至飛躍式的——從《四妹子》和《藍袍先生》的五級水平,一下子跳躍到《白鹿原》的八級水平。陳忠實的自反批評所帶來的變化和成就,使人有一種幾乎難以置信的感覺:哎呀!一個才具平平的作家,一個頂多算得上二流的作家,怎么會寫出這樣一部令人驚嘆的第一流的杰作呢?

    唉!怎么不可能呢?如果你知道陳忠實為了超越自己,體驗了多少焦慮和苦悶,進行了多么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多么痛苦的自我否定,你就會明白,嚴格而徹底的自反批評會給一個作家帶來多大的變化,會幫他創造出什么樣的文學奇跡,你就不再會覺得他寫出《白鹿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你最終會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白鹿原》的出現,不僅使陳忠實成為當代中國第一流的小說家,使他實現了自己可以在文學上聲名不朽的愿望,而且使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又多了一部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他的成功和收獲,很大程度上,都是深刻的自反批評帶來的。

    是的,《平凡的世界》仿佛一座山,一座遠遠望去似乎并不高大的山,然而,在黃土高原雄渾而蒼茫的背景上,它顯得樸實而溫情,莊嚴而深沉,別有一種令人愛之不舍的魅力。《白鹿原》則仿佛平原,遼闊,坦蕩,以母親般的懷抱養育著生命,又以父親般的堅韌承受著苦難;它蘊含著沉重的生命意識,表現著偉大的倫理精神,顯示出非凡的經典氣質。

    顯然,無論是《平凡的世界》的大山般的崇偉,還是《白鹿原》平原般的深厚,都與兩位偉大作家的自反批評分不開。若無自反批評之助力,就不會有他們在寫作上的輝煌超越和巨大成就。

    余論

    通常情況下,喜歡聽人贊揚,害怕被人貶抑,是人們的一種很自然的心理傾向,也是很多作家普遍的心理習慣。在排斥批評方面,有些中國當代作家的過敏反應,似乎尤其嚴重。他們害怕被別人質疑和否定,也很少嚴格地自我質疑和自我否定。

    那些自反批評意識匱乏的當代作家,既缺乏接受他者批評的意識,也缺乏自反批評的能力。他們沒有優秀作家因為超越自我而產生的那種深刻的焦慮和苦悶,也沒有因為深刻的反思意識而產生的對自己的尖銳懷疑和強烈不滿。這樣,他們就很難突破自己的認知結構,更沒有能力擺脫自己的精神困境。

    缺乏自反批評意識的作家習慣于在一種消極的狀態下,不斷地、連篇累牘地重復自己。他們的作品數量很大,但質量低劣,因而,這些巨大的數量,便只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他們把自己的寫作降低到了“消極寫作”的水平。這種“消極寫作”既缺乏藝術上的新意和美感,又缺乏良好的文化教養和美好的道德詩意。在美學上,它是粗俗的;在倫理上,它是粗野的;在認知上,它是淺薄的;在勇氣上,它是怯懦的。從很多方面來看,“消極寫作”都是一種無足稱道的、徹底失敗的寫作。

    對于那些積累了一些寫作經驗,而又缺乏成熟自反批評能力的、著名的“消極寫作者”來講,不斷地寫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長期的寫作,使他們摸索到了一些消極寫作的竅門。他們懂得如何用這樣的竅門炮制文學贗品,正像托爾斯泰所說的那樣:“要制造這樣的贗品,在每一種藝術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規法和訣竅,因此一個有才能的人掌握了這些規法和訣竅,就可以毫無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這樣的贗品來。”別林斯基也曾尖銳地批評制造贗品的“多產”小說家瑪爾林斯基。在他看來,這位作家的“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中沒有任何深度、任何戲劇性;結果,小說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們都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差別僅在姓名而已,在每一個新作品里都重復自己;詞藻多于思想,大言壯語的叫囂多于感情的流露”。而他之所以多產,“不是由于才稟的卓越,不是由于創作活動的過剩,而是由于寫作的熟練和習慣。只要你有一些才稟,讀書養性,積聚了些概念,給這些概念加上性格的烙印,那么,你就提起筆來,從早寫到夜好了。最后你就會學得這樣一種本領:能在任何時候,任何心情下,寫任何你所想寫的東西;如果你想到了幾段浮夸的獨白,你就不難把長篇小說、戲劇、中篇小說湊合上去;不過,得留心一下形式和文體:它們必須是獨創的”。托爾斯泰對制造“贗品”的作家的批評,別林斯基對瑪爾林斯基的批評,完全可以直接移過來批評我們時代泛濫成災的“消極寫作”。我們時代許多缺乏自反批評意識和能力的“著名作家”,都屬于這樣的“消極寫作者”。

    如果作家缺乏自反批評的能力,那么,讀者和批評家就要發揮自己的作用,對他進行嚴格的批評。因為,正像英國批評家約翰遜所說的那樣:“眾所承認的優秀作家如果作品存有缺陷,往往危害較大,因為他們作為榜樣的影響更為廣泛;而學術的要務就在于先將優秀的作家挖掘出來,再從他們身上尋找‘污痕’,如此方能把他們確立為經典的作家、權威不容置疑的前輩。”批評家也許無法幫助那些“消極寫作”作家擺脫困境,但是,他們可以給讀者提供可靠的、有價值的分析和判斷,使讀者不至于將蕭艾當作蘭蕙,將劣作當作佳作。

    1894年8月15日,契訶夫在致蘇沃林的信中說:“庸俗作家跟自己的讀者一塊兒犯罪,而小市民作家卻跟他的讀者一塊兒假充正經,而且阿諛他們狹隘的美德。”但愿我們的作家不要讓自己跟讀者“一塊兒犯罪”;但愿我們的讀者和批評家能成熟起來,懂得維護自己的尊嚴,至少,不要無原則地阿諛那些不值得贊美的作家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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