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宏甲，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1993年起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作品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中國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

扶貧助弱的世紀回響

 王宏甲

編者按

著名作家王宏甲的最新力作《走向鄉村振興》，首發于《中國作家》紀實版2021年第3期（刊發題目為《扶貧助弱的世紀回響》）。作者以親見親歷書寫了新時代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波瀾壯闊的畫卷。作者以一名老兵的步伐，穿行于七十多個市縣和三百多個自然村寨，著重追蹤采訪了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的畢節市和發達地區的山東煙臺市。他的目光由之前的扶貧攻堅，聚焦到鄉村振興。通過兩地黨組織領導群眾走合作化之路的探索實踐，王宏甲以他特有的深入調研和思索，令人信服地寫出：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脫貧攻堅的最佳途徑，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進而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扶貧助弱、共同富裕，這是中國共產黨歷經風雨、百年不變的初心！黃鐘大呂，世紀回響，令人奮進。文章刊發后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在此特節選第一章，以饗讀者。

 

導 言

當代世界，人類在不同的國度再一次重新認識自由、平等、正義、尊嚴和幸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均貧富”，是中國先哲和農民千古相傳的追求。中國當代開展的脫貧攻堅戰，是人類減貧事業中最為波瀾壯闊的行動。

從前誰見過農民有檔案？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展的脫貧攻堅戰，通過精準扶貧，干部進村入戶精準識別出貧困人口9899萬人，全部建檔立卡。到2018年底全國有280多萬駐村干部在脫貧攻堅前線。那些“鄉村的末梢”“峽谷里的山寨”，留下了這個星球上扶貧助弱的世紀回響。有一批干部沒有回來，把青春的生命永遠留在了遙遠的村莊。這就是發生在當今的中國故事。

脫貧攻堅戰持續八年，是億萬人民投入的社會實踐。這本書在關注全國脫貧攻堅大戰場的同時，特別記述的貴州省畢節市，是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貧困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且是我國唯一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在脫貧系列指標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脫貧線2020年全國指導標準為4000元。全國最富庶省份之一的江蘇，自定標準為6000元。畢節最后脫貧的威寧、納雍和赫章三個縣，經“第三方”驗收評估結果顯示，所有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0000元。怎么做到的？

多少年來，“貧困的標簽就貼在畢節的臉上”。早在2014年5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畢節曾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并指示：“建設好畢節試驗區，不僅是畢節發展、貴州發展的需要，對全國其他貧困地區發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貴州省及畢節市沒有辜負。畢節不僅全市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而且全市3700多個村全部建立了集體合作社，目前集體經濟積累已達12.2億元，平均每個村集體經濟32.9萬元。這又是怎么做到的？他們收獲的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歷史告訴我們，組織起來是不能忽略的常識。1840年中國的大門被英軍炮火轟開之時，中國就像個大鄉村。從那時起，“振興鄉村”就放在中國人面前了。西方列強，公司、工廠都是組織起來的狀態。中國人多，各自耕種形同一盤散沙。1840年那場戰爭，是組織起來的英國侵入一盤散沙的中國。結果是“組織起來”打敗了“一盤散沙”。

即便是“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村，仍蘊藏著救中國最偉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把廣大人民組織起來，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經歷了土改、合作化運動，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是春秋戰國以來土地私有制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勞作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幾億農民也組織起來了，與西方社會的根本區別是：中國農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百年實踐也讓我們反復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多么重要。加強黨的領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更要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國農村真正加強黨的領導，就意味著要堅守黨的宗旨，要有緊迫感地引領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畢節實踐最突出的是，在新時代堅持“大黨建統領大扶貧”，遵照省委部署，在農村開展學習塘約村黨支部領導創辦“村社一體”合作社的經驗，取得試點成效后，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村干部和黨員率先入社，將貧困戶全部吸收進合作社，以強弱聯合凝聚鄉村社會，實現了黨組織對全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經濟組織的全面領導。其經驗得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肯定。實踐顯示，這是脫貧攻堅的最佳途徑，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保障脫貧不返貧的必要舉措。

本文還記述了山東煙臺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探索。畢節和煙臺，一個在西部，一個在東部。兩地實踐證明，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在貧困地區可推行，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推行。

煙臺實踐是由市委組織部發起，在市委領導下，市政府會集多個職能部門的合力在全市范圍開展起來的。革命戰爭年代，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才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取得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勝利。組織部門的工作并非只管黨員和干部，應繼承密切聯系群眾的光榮傳統。如果只管干部和黨員，會脫離群眾，而脫離群眾就很難選好干部。煙臺市委組織部自覺地將組織工作推進到黨建引領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前線，是新時代組織工作的重要開拓。

2018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畢節在確保按時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同時，“做好同2020年后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并要求“努力把畢節試驗區建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自此，遵循新發展理念，傾力去做銜接鄉村振興的工作，成為畢節的奮斗目標。

再看畢節的另一個重要經驗。幾年前塘約村脫穎而出，在于解決“一戶農民的單打獨斗”問題。畢節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后，發現：如何解決“一個村的單打獨斗”，上升為具普遍意義的新問題。這促使“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在畢節應運而生。此舉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把一個村的全體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僅靠“村自為戰”是難以實現鄉村振興的。邁上這一步，鄉鎮黨委書記、縣委書記都由此凸顯出更關鍵的領導作用。

畢節通過“大黨建統領大扶貧”，把多種經濟形式的經營者組織在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里，村集體合作社與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私營企業并存，共同致力于鄉村振興。由于村集體合作社吸納了全部貧困戶和很多非貧困戶農民，由于倡導按勞分配為主，勞動報酬一般高于大戶支付的勞動力工錢，越來越多的農民愿意加入村集體合作社。勞動力流向發生改變，去大戶打工的農民逐漸減少，以至有一批種養大戶相繼加入到村集體合作社中來。這個新情況里呈現著，最有力量的其實就是勞動人民，人民選擇哪里，哪里就會發達。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畢節試驗區建成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這不僅是畢節的任務，也是貴州省的重要工作。中共貴州省委辦公廳向全省介紹畢節市探索“留下一支永遠不走的工作隊”等“四個留下”機制，這就是在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在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目前他們正全力以赴地朝這個方向努力，力圖在畢節積極探索取得可喜成就的基礎上，形成可資借鑒、可供學習的經驗，使之對全省全國具有示范意義。

無論鄉村與城市，黨和人民的密切關系，才是我們國家堅強有力的保障。鄉村振興不只是鄉村的事，它需要全民族的關注和努力。沒有鄉村振興，就沒有全民族的復興。

鄉村振興，匹夫有責。

民族復興，匹夫有責。

第一章

一個致力于改變貧困的試驗區

少年時學地理，知道我國有個云貴高原。畢節在貴州高原最高的地方，這里是貴州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我國在1980年建立深圳特區，1988年建立畢節試驗區。如果說前者是致力于富起來的經濟特區，后者便是致力于改變貧困的試驗區，也是我國唯一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

畢節試驗區起源于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的深切關懷，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同志倡導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三次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并在多次重要講話中講到畢節，肯定畢節在社會各方面大力支持和自身努力下，發生了巨變，并要求把畢節試驗區建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

01

烏蒙山腹地

毛澤東主席曾在《七律·長征》中說“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畢節就在茫茫烏蒙山腹地。

畢節，烏蒙山，在我心中是個謎一樣的地方。早先在安順塘約村采訪，我聽一個農民說，他祖上是從畢節遷過來的。我問畢節在哪里，他說：“一個很窮的地方。”

后來我知道了，它西鄰云南，北接四川，古有“于滇為咽喉，于蜀為門戶”之稱。諸葛亮《出師表》說“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渡瀘就深入畢節境。蜀道難走，畢節之地在諸葛亮的描述中更“蠻煙瘴雨”。然而畢節是早有多民族聚居的，當地一個名叫濟火的彝族酋長助諸葛亮擒孟獲，還受封為羅甸王。

同在烏蒙山腹地的貴州畢節和云南昭通，是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貧困人口最多的地方。初聽不知如何取信，印象中我到過的青海、西藏、甘肅等地也很貧困。之后，知道西北特困地區的人口沒有烏蒙山腹地這么多，貧困人口也沒這么多。2019年底，畢節戶籍人口有937.76萬，有46個民族，它也是全國少數民族聚居最多的地級市之一。

20世紀90年代，我去青藏高原采訪，驅車在4000里青藏線，曾感嘆這高高的天路怎么這么平坦！那時體會到，高原是海拔高，地是比較平的。貴州畢節不同——它的地貌呈三級階梯狀下降，中部地勢切割程度尤其深，落差很大。我多次站在威寧、納雍、赫章等縣群山逶迤的高岡上，看那巨大的山地落差，看農民從山窩窩底下一層層把莊稼種到山頂。民謠說：“開荒開到天邊，種糧種到山巔。”我感到又一次遭遇很大的“陌生”。

烏江是貴州省第一大河，古稱黔江。烏江就發源于畢節威寧縣境。所謂山高水長，畢節境內十公里以上的河流算起來有193條，可是畢節“喀斯特地貌十分復雜”。早先我只知有“沙漠化”，沒聽說過“石漠化”。畢節的喀斯特地貌以“石漠化”為主要特征，就像沙漠留不住水，這里的石漠化山地也留不住水，水在地下悄無聲息地流成地下河，流出境外滋養他鄉。

貴州是我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畢節是貴州最貧困的地方。我在畢節聽到很多人會唱一支歌《畢節，我可愛的家鄉》——

一百里杜鵑花歌唱的地方

一千只黑頸鶴跳舞的地方

我的高原花海

我的青春搖籃

畢節啊畢節

我快樂的家鄉

一葉輕舟銀河走

草海在天上

一片情迷織金洞

迷宮王中王

我的高原畫廊

我的幸福方舟

畢節啊畢節

我神奇的家鄉

歌聲并不高亢，如泣如訴。在那一聲聲“我的青春搖籃，我的幸福方舟，畢節啊畢節”的歌聲中，我的眼前掠過我所見的大山里的貧困和與貧困的搏斗……多次聽得淚水盈眶，那傾訴般的旋律，就是那萬重大山里火塘邊真實的夢想和追求。

不管怎么說，我的內心聽到了呼喚，我知道自己又一次遇到了“不敢不寫”。我一次次走進我陌生的地方，它的黃昏和早晨，山川與溝壑，坦蕩與嘆息，篝火與民歌……

事實上，艱苦一直是人類最好的老師。人們可能在富貴中墮落而死，卻可能在貧困中奮起而生。我相信生命中遇到畢節，這個艱苦而民風依然淳樸的地方，會告訴我很多很多。

02

貧困地區的典型

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對畢節的批示，是在2014年5月15日，寫在貴州省委上報的《關于畢節試驗區建設發展情況的報告》上，第一句話就寫道：“畢節曾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

四年后，2018年7月18日，習近平對畢節試驗區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三十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社會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廣大干部群眾艱苦奮斗、頑強拼搏，推動畢節試驗區發生了巨大變化，成為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一個生動典型。”

從“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到“脫貧攻堅的一個生動典型”，這個“典型”走過怎樣的歷程？

貴州省海拔最高點在畢節赫章縣境內。我初次到赫章是2017年4月12日，當時的畢節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鄭榮領我去鄉村調研。鄭榮就生長在赫章，她曾在赫章縣野馬川鎮當過鎮黨委書記，對赫章縣很熟悉。這天我們去了赫章縣的海雀村。路上，她告訴我：“海雀村的貧困曾驚動中南海。”

我曾有所聞，不知其詳。她說，當年是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劉子富報道了海雀村的極端貧困，刊登在《國內動態清樣》。

我問：“哪一年？”

她隨口就說出：“1985年6月2日。”

我在海雀村“文朝榮紀念館”里看到了這篇報道的復制件：《赫章縣一萬兩千多戶農民斷糧，少數民族十分困難卻無一人埋怨國家》。文章首句：“貴州省赫章縣各族農民中已有12001戶63061人斷炊或即將斷炊。”

劉子富寫道，他到“海雀村的三個村民組，看了十一戶農家，家家斷炊”。他走進一戶苗家，看到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撐著腦袋，她家“四個人只有三個碗，已經斷糧五天了”。他一連走了九家，“沒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沒有一家有像樣的床或被子，有的鉆草窩、有的蓋秧被、有的圍火塘過夜。”

最后，劉子富還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區鄉干部對農民的疾苦不關心，麻木不仁，不少人由過去怕富愛窮轉向愛富嫌貧，缺乏起碼的工作責任心。比如海雀村距恒底區委十二公里，區干部對這個村的貧窮狀況也知道，但就是沒有認真深入調查了解，（沒有）真心實意幫助農民脫貧。”

劉子富把這篇報道用急電發給新華社，新華社立即編發出《國內動態清樣》向中央急送。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同志看到這份報道，批示：

有這樣好的各族人民，又過著這樣貧困的生活，不僅不埋怨黨和國家，反倒責備自己“不爭氣”，這是對我們這些官僚主義者一個嚴重警告！！！請省委對這類地區，規定個時限，有個可行措施，有計劃、有步驟扎扎實實地多做工作，改變這種面貌。

習仲勛在“嚴重警告”后面用了三個感嘆號，我們可以想見他的心情。接到中央辦公廳用明傳電報傳來的習仲勛批示，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抽調干部星夜兼程趕往赫章縣，就地開倉發糧。是時，海雀村的山道上，農民們馬馱人背救濟糧回家。

03

和尚坡與萬畝林海

現在是2017年，我們正向海雀村去。

鄭榮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有三個書記種樹改變貧窮很著名。”我一時沒想到是哪三個書記。她說：“市委書記楊善洲，縣委書記焦裕祿，村支書文朝榮。”

海雀村就是文朝榮的家鄉。海雀村的貧困，曾達到幾乎是貴州省貧困之最。“森林覆蓋率在1985年只剩下百分之五。”

“又是1985年，當年調查的？”我問。

“是的。”她說，“那年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全面調研。”

關于畢節的貧困，我曾聽過這樣一個說法，有的人家沒飯桌，把一棵大樹的樹干兩頭鋸平了，搬到家里當飯桌。沒碗，就在樹墩上掏幾個碗狀的圓窟窿，把玉米糊糊舀到那圓窟窿里，孩子們就圍著樹墩呼呼地吃。我問，真有這樣的事？不止一個人回答過：真的。如果是真的，能當飯桌的樹墩，那可不是小樹。海雀村森林覆蓋率只剩下百分之五，按此說這地方幾乎是光山禿嶺了。怎么會這樣呢？

這天，我們在海雀村開座談會一直開到黃昏后。我問了這個村子為什么叫“海雀”。

“海雀，是水源地的意思。”縣委書記劉建平說。

“是現在叫海雀，還是以前就叫海雀？”

“一直都叫海雀。”

他們說，這里曾經樹林茂盛，水源豐富。苗族人很早是從一個叫黃沙的地方遷來的。

“那樹林是什么時候沒了呢？”

“大煉鋼鐵的時候砍樹。”有個鄉干部說。

“你怎么知道的？”我問。

“都是這么說的。”他說。

我看這位鄉干部比較年輕，又問他是哪年出生的。他說1980年出生。我算了算，從1958年到1985年有27年。我問：“這27年，海雀村周圍樹木都很少嗎？”

“那不是。”有村民說。

這時有個頭發花白、皺紋深刻的村民說：“1958年這里沒有煉鋼鐵。”我問：“大爺，您今年多大年紀了？”

“1939年生的。”他說。

“他78歲了。”有人說。

“他是個老黨員。”又有人說。

接下來我知道了他的姓名叫王學德，1985年9月20日入的黨。我問：“您確定這里沒有煉過鋼鐵？”

“外面鄉里有土高爐。我們這里沒有。”

“為什么沒有？”

“太山溝了，煉鋼鐵沒有煉到我們這里。”

“那什么時候砍的樹？”

這時村民陸續說，1981年開始砍的，“屬雞那年。”……我想起了我從前插隊的山區也是這期間大規模伐木的。我于1976年招工回城，過了五六年，回去看插隊的閩北山村，看到昔日蔥蘢的青山被砍得光禿禿的，公路邊，沿路堆放著的木頭隨山區公路綿延起伏，等待汽車來拉。那公路是公社抽調生產隊社員修的，我參加過修那公路。那山上的林木，也有我們插隊期間造的林。我問村干部，砍成這樣，行嗎？回答：賣樹致富。也就在這時，武夷山有個護林員陳建霖站了出來：“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誰敢砍樹我就咬誰！”他破天荒地在武夷山景區立了一塊《毀林碑》，把那些領頭砍樹的干部姓名刻在碑上。這件事被作家徐剛寫進了長篇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發表于1987年。徐剛是我國寫生態保護的著名作家，他寫的紀實文學《大森林》在2018年獲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我是本屆魯獎報告文學組的副主任評委，對徐剛的生態保護系列作品比較了解。

在海雀村這天，我問：“那時候這里通公路了嗎？”

“沒有。”

“那木頭怎么拉出去呢？”

“燒炭。”

“把炭拉出去賣？”

“是的。”

砍樹容易種樹難。他們說文朝榮當上村支書后開始種樹，起初只有幾個人跟他種。“種了12畝，活了350棵。”1985年開始，他帶領全體村民大面積種樹，種了三個冬天。接下來的十年里繼續堅持分批次種和補種，種了33座山坡，13400畝荒山從“和尚坡”變成了林海。如今，海雀村森林覆蓋率達到63.06%。整個畢節的森林覆蓋率從1988年的14.9%提升到2019年的56.45%。海雀村的森林覆蓋率高于全縣，也高于全市。

這天，我們去文朝榮家看望了他的妻子李明芝。

4月的山里還有點冷，明芝大娘穿一身紫紅的棉衣，頭上戴一頂桃紅卷黑邊的彝族帽子，帽子下檐露出銀絲般的白發。

我問大娘今年多大年紀了。她說：“屬蛇。”接著又說一句，“朝榮屬馬。”屬蛇生于1941年，屬馬生于1942年，她表達的是她比朝榮大一歲。我忽然看到，明芝大娘微笑著的眼睛里有一種相當自信的神情。

我問大娘與朝榮怎么認識的。她說人家介紹的，然后朝榮就到她家里去相親。她家在德卓鄉的鄉下。我問見面感覺怎么樣，她說沒見面。

“怎么沒見面？”

“我躲起來了。”

“啊！”

“他去了三次都沒看到我。”她又說，“我看到他了。”

“你怎么看到他？”

“我躲起來偷偷地看他。”

大家都笑了。有人問，“你看了滿意嗎？”

“將就吧。”

鄭榮后來說，明芝大娘說這句話時臉就泛起紅色，而且有一種少女的羞澀。由于文朝榮已經去世，我們去看望明芝大娘，交談有意想輕松些。大娘很開朗，她說她是19歲嫁過來的，那是1960年。談話間說起她嫁過來的時候，村前村后，山里山外都有很多樹。

“有大樹，有小樹。”她說。

后來還是不可避免地談到了文朝榮最后的日子。大娘說，那是2014年的臘月二十九，朝榮走的前12天，縣委書記黃光江來看朝榮。

黃光江書記說：“老文，我們來看你。”

朝榮躺在床上，看著縣委書記說了三句話。

第一句：黃書記，一定要管好我們海雀這片林，這片林毀了，海雀就毀了。第二句：要在我家后面搞一個場子（市場），好搞經濟。第三句話是笑著說的：我走后，把我埋在林子里，等小康了，讓正友（文朝榮的兒子）放一掛火炮把我震醒，我要看看。

告別海雀村這天是農歷三月十六，月亮又圓又亮，月光下能看見林海就在車窗外閃過。1985年的海雀村沒有電燈，今天的海雀村有網絡，可以收發微信。

我想起喀斯特（KARST）一詞是外來語，意思是巖石裸露的地方。這里的喀斯特地貌上先前并非沒有樹林，而是過度砍伐才造成巖石裸露。喀斯特地貌經不起大量砍伐樹木。地球上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都來自海洋湖泊。所有的土，都是樹的尸體，經億萬年積存才形成土層的一部分，是土壤中有機物質的主要來源。樹與土相依相存，才日益茂盛肥沃。一旦失去樹，就無法阻止水土流失，土就變成大雨大水的俘虜，被洪流浩浩蕩蕩押解到大海里去。要再造土層保護生態，何其難！

我想起記者劉子富在1985年尖銳地寫出，一部分干部“愛富嫌貧”的傾向已經出現。這個傾向將成為更嚴峻的災害。不僅干部經受著檢驗，生產隊解體后，村民爭相砍樹換錢，人人都經歷著檢驗。人為私利而不惜犧牲環境，在那時洶涌地冒出來了。

我看到，“和尚坡”變成“萬畝林海”，這里分明呈現著黨支書文朝榮組織群眾再造家鄉的集體力量。公與私，黨和人民，個人行為與集體力量，在這個小村莊展示著不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