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世紀詩歌在喧囂與沉寂起伏交替的文化語境中已然走過二十年，期間爆炸式地生成了無以計數的詩歌文本，早已把“詩人”的稱謂變得普通且不再神秘，更讓人們有理由確認這是一個“全民皆詩”的時代。同時，伴隨著“海量”詩歌文本出現的，還有數量眾多的詩學理論，為新世紀詩歌“復興”增添了理論砝碼，這也是需要及時梳理并給予充分關注的重要領域。新世紀產生的各種詩歌資源為批評研究提供了巨量的“樣本”，無論是詩歌文本、詩學理論，還是詩歌活動、詩歌論爭，每一個層面的“抽樣”都顯得異常地豐富，絕不會產生無法支撐理論言說的“孤證”現象。二十年時間足以造就一個“詩歌時代”，同時文學研究領域早已形成用“整數年”進行斷代和言說的慣例，在當下這一時間節點上，我們有必要對新世紀以降這二十年的詩歌發展做出回顧與梳理，并從中獲得深刻的觀照、鏡鑒與啟示。

有學者提出，二十一世紀因為諸多因素的制約，譬如全球化帶來的差異性的消失、電子傳媒對“智力”的屏蔽與阻擊、社會與歷史的“宏大敘事”的退場、文學生產與消費機制的變化等，已經成為一個讓人產生“經典焦慮”的時代，甚至是一個“經典終結”的時代。如果這一判斷果真成立的話，那么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對未來的影響也許更值得深入地探詢與挖掘。“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時代成功的詩歌歷史，歸根結底都要靠經典詩人、經典文本的連綴和支撐，甚至可以說沒有經典就意味著方向感的缺失，經典的有無、多少，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時代詩歌是否繁榮的重要標志；判斷、估衡百年新詩的得失優劣，必須直面新詩創作和研究界日益濃重的‘經典焦慮’背景，注重經典維度的省察。”1詩歌在新世紀里同樣面臨著經典“失位”的問題，這究竟是詩歌自身的尷尬，還是理論建構與詩歌標準闕如的無奈，抑或是當下詩歌在“非歷史化”語境下不得不接受的“宿命”，疑惑頗多。這里需要我們暫時懸置“文學已死”這種絕然的論調，深入到當下的詩歌與理論現場，扣摸詩歌的脈搏，探索出詩歌經典化衰微的深層原因，以及經典化與詩學理論建構的可能與途徑，也許這才是我們在文學研究與批評中應該持有的責任意識與態度。

一

縱觀中國新詩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詩歌經典化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過程，隨著社會、文化、政治、思想等因素的變化，以及文學觀念、詩學理論的更新，詩歌經典始終處在建構、解構和重構的過程之中，是一種“動態經典”。“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來而發生變化。這個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樣以后要繼續保持完整，整個的秩序就必須改變一下，即使改變得很小；因此每件藝術作品對于整體的關系、比例和價值就要重新調整了；這就是新與舊的適應。”2 1980年代形成的“重寫文學史”的觀念對已有的、甚至是固化的經典秩序形成較為強烈的沖擊，其背后存在著眾多的因素，尤其大眾文化、大眾閱讀與接受以及大眾審美對經典產生的疏離與消解，構成對經典的真正威脅。1980年代中期以降，當后現代主義理論在中國文學中站穩腳跟并結出累累碩果，文學的多元化態勢變得勢不可擋并最終確立后，詩歌經典的確認與留存就顯得異常艱難且過程漫長。于是，新世紀里我們看到是這樣一個局面：詩歌文本浩如煙海卻讀后很難留下深刻印象；詩歌批評與解讀非常“賣力”卻難有“公信力”；詩歌史盡管“蓋棺論定”也只是“一家之言”；詩歌理論層出不窮卻只能“空轉”“高蹈”，寫作與詩學主張各自為戰、實難配合，等等。當詩歌寫作沖破意識形態桎梏和“小團體”寫作制約而走向自由、豐富、多元化之路以后，卻也不得不承受詩歌經典化“焦慮”的苦痛。我們不僅看不到被多數讀者共同接受、認可并期望能流傳開去的“好詩”，即使讓詩人“自選”經典恐怕也很難真正令讀者甚至自己滿意。究其原因，就在于當下詩歌沒有了寫作“標準”，沒有可以通約的詩學“法則”，任何已經確定的“經典”都被認為是暫時的、局部的、甚至是“私人化”的經典，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接受“共鳴”。當我們一再為詩歌終于擁有了“按照自己內心寫作”的“自由”而歡呼時，確乎看到了詩歌寫作無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的顯明變化，特別是在激活想象力、詞與物關系的調整、技藝的提升、對現實和生活的切近、展示求真意志等方面，詩歌表現得異常優秀，極大地推進了漢語詩歌的表現能力和表現空間，顯示出詩歌寫作的無限可能性。但同時也看到，基于后現代多元文化的導引和制約，詩歌在新世紀里更多地表現為探索有余而積淀不足的特點，也就是詩歌寫作在“自由”的天地里野草般地“瘋長”，處處“挖坑”卻難掘“深井”，無法形成被廣泛接受和認可的詩歌經典。

另外，詩歌經典的形成，涉及到諸如詩歌品質、技術深度、詩歌家視野、文學史寫作、讀者接受、審美習慣、詩歌選本等級和入選次數、詩人影響力、詩歌評獎等多個層面，甚至還要牽扯到外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語境等諸多復雜因素。總之，一首詩歌是否被確定為“經典”，往往不只取決于普通讀者的接受和喜愛程度，多數情況下，是由文學機構的學術“權威”和深具影響力的詩歌批評家們確立并傳播開來。同時，詩歌經典還具有某種“時效性”，多數經典文本屬于“相對”經典而非永恒、絕對經典。作為一種文學經典，要經歷一個歷史化過程，也就是不僅要承受時間的“汰洗”，同時也要經歷一個建構-解構-重構的反復確認的過程，最終形成一種廣泛的認知共識。而新世紀以來，詩歌經典的“缺失”首先是“歷史化”的缺失。誠如艾略特所言：“經典作品只是在事后從歷史的視角下才被看作是經典作品的”3，我們暫時還不具備詩歌經典化必需的時間長度，身處流動不居的詩歌現場很難精準確認詩歌經典。歷史化視角不僅僅需要充分的觀照時間，更重要的是將詩歌放在中國新詩百年歷程之中，在相對較長的時間“縱軸”上考察，以百年新詩形成的傳統和標準來判定詩歌經典的“純度”。縱觀新詩百年的發展演變，在對于新詩的諸多問題——譬如詩形、詩美、詩性、口語、意象、音律、純詩、節奏以及戲劇化、敘事等進行的辯難、爭鳴中，逐漸形成了關于新詩認定、解讀、批評的標準，盡管這種詩歌自律沒有充分地展開，而且標準最終也沒有形成謹嚴的詩學條律，，但是在理論的博弈、彼此接受和妥協中，大家還是能“心照不宣”、約定俗成地遵守、執行，在某些并不成熟的規則的觀照下慢慢積淀下許許多多的詩歌經典。關于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界和批評界大多認為詩歌存在著“標準”，同時一致承認詩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終極的標準。標準只在一時，或一地，或一類詩歌中有效，因為它只是一種有邊界的“場域”，在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傳統、現代、個人、團體等各種因素的彼此影響和制約中，標準才得以被認可、接受和執行。

非常吊詭的是，中國新詩盡管一路櫛風沐雨，伴隨著無數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和詰難，但還是“堅挺”、執著地走過百年歷程，然而卻在新世紀里陷入一種深深的“惶惑”之中。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不懂“詩歌”了，“什么是詩”竟然在當下成為一個“問題”，新詩合法性正面臨著新一輪的挑戰和質疑。探究這現象背后的原因，最終指向一個問題：詩歌標準的缺失或不統一造成詩歌經典的“失位”，這幾乎成為一種共識。當然，有的人并不承認詩歌標準的存在，認為詩人寫作并不是按照先驗的、既定的標準來進行的，任何試圖確定一個詩歌標準本身就是在扼殺詩歌、消滅創造。這種將詩歌標準與詩歌創造對立起來的觀點，現在看來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偏頗之處。詩之為詩，尤其是新詩，雖然沒有外在的統一的范式、標準，總還是存在著支撐延續和發展的內在“基因”，這是新詩作為一種文體得以獨立存在并與其他文體相區別的根本，是“質”的規定性。不能籠而統之地否認詩歌存在“標準”，否則必將深陷“先驗的迷惑”之中，從而導致讀者反應與接受的混亂。詩與非詩，在當下究竟由誰判定，是詩人、讀者抑或是學術權威？譬如，是不是現在誰聲稱自己寫的是詩，它就是詩呢？哪怕它的形式更接近散文或雜文的形式，也得必須承認、接受它是詩？如果讀者認為這詩人寫的是詩，就應該確信它是詩嗎？抑或是權威人士的認定是詩，就一定是詩？現在看來，恐怕任何單方面的確認都難以服眾，甚至還能出現三方彼此互不買賬的局面。詩歌評價標準的缺失或不統一，導致談論詩歌的焦點越來越渙散，每人都有自己的判定準則，方枘圓鑿，無法形成高度一致的認知，詩歌經典化的難產也就在所難免了。

因此，詩歌經典化究竟是一種權利，還是權力？或者說經典的形成與確立究竟取決于文本的內在品質，還是取決于外部建構的權力？這兩種傾向在目前來看，恐怕是建構經典的外部權力因素被認為更大一些。經典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固然存在，尤其是在編選、傳播過程中的權力影響——外在政治語境的強勢介入、社會思潮的潛移默化以及編選者的個人喜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經典的傳世，除了外在的權力制約，更多的取決于文本自身的價值和品質，甚至是在內在品質克服權力的制約之后而得到確立的。

二

詩歌經典化的建構的基礎是詩學理論的建構，無論是經典的形成還是被“顛覆”，其背后一定是某種理論在推動，譬如詩體解放之于新詩的確立、格律之于“新月詩派”、純詩理論之于“象征詩派”、戲劇化之于“九葉詩派”、 象征主義之于“朦朧詩”，等等。正是因為有了迥然有別于“前代”詩歌的理論創新，新經典的生成與建構才有立足的依據和存在的根基。換句話說，越是遠離“經典”才越有創生新經典的可能，如果只是“臣服”于原有理論的陰影之下而缺少創新意識，受制于經典的巨大“參照”作用，那么新經典將毫無建樹和存在的必要。應該說，新世紀以來詩歌理論和主張猶如“井噴”一般地涌現出來，譬如“第三條道路寫作”、“完整性寫作”、“第三極神性寫作”、“草根寫作”、“70后詩人”、“中間代”、“下半身寫作”、“詩歌地理學”、“生態詩歌”、“廢話寫作”、“反飾主義”、“物寫作”、“非詩主義”、“新口語寫作”、“新紅顏寫作”，等等。詩壇一方面看似進入一個命名膨脹的時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理論與命名的暴漲彰顯了當下詩歌寫作的無限活力和最大的可能性。新的詩歌理論或運動具有打破陳規積弊的能量，給詩歌寫作帶來無限的敞開性。雖然有時這些理論和命名略顯淺薄，或是單純地追去某種聲勢的“震撼”效果，還缺乏學理的深層積淀和普適性意義，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理論與命名對詩歌沖破寫作的“瓶頸”、拓寬寫作空間的探索意義是巨大的。縱觀中國新詩發展史留存和積淀下來的經典，往往多是在詩潮涌動更迭和詩學轉換的初期形成的，或者可以說，是“經典”的橫空出世預示和帶動了詩潮更迭和詩學轉換，如郭沫若《女神》之于浪漫主義、徐志摩《志摩的詩》之于新格律詩、李金發《微雨》之于象征主義、戴望舒《雨巷》之于現代主義、北島《回答》之于朦朧詩，等等。新世紀詩歌嚴格意義上來說，并沒有形成“結構性”的詩潮更替，也沒有完成詩學的轉換，依然是在“第三代詩歌”開創的包括言語構成、語感聲響、意識背景等層面在內的寫作秩序中緩步前行，甚至可以說當下的詩歌理論始終處于“結構”過程中，還沒有生成足可以“破繭而出”的“解構”力量，詩學標準只是“微調”而沒有明顯的變化。同時，詩歌早已擺脫“第三代詩歌”那種集團化、小團體寫作的狀態，進入相對平穩、靜寂的個人寫作，因而在既沒有新思潮導引也缺少藝術革新的背景下，如何才能積淀與生成詩歌經典？

新世紀詩歌經典化首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形成對詩歌內在品質為考察核心的相對普適、統一、清晰的認知和標準。“經典化不僅僅是一個作品的呈現和評選結果，也是一個立場、標準的伸張。經典化的宗旨是一個途徑，在尋找、建構、沉淀，呈現我們新詩的標準。”4正是對“經典”應該具有的內在品質缺乏深入且富有建樹性的研究與關注，新世紀20年里，詩歌始終處于自由而野蠻的“瘋長”狀態中，當下有必要進行“理論”收割，探索、尋找詩歌的“最大公約數”，這是建構被普遍接受的詩歌經典的基礎。

首先，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的最高本質同時也是精神基礎的是對人的生存的體驗和揭示。詩歌盡管不是哲學，但是詩歌在美學意義上的“人”的自覺，與哲學層面上對人的思考是一致的。對人的問題的思考是決定詩歌哲學深度和美學深度的基點和標尺，也是判定詩歌生命的不二律條。新世紀詩歌普遍流于“庸常”，走向日常詩意，期望通過呈現物象而抵達本質。但是，絕大多數詩歌只能停留在“觀照”事物的層面，缺少抵達本質的筆力和意志。新世紀詩歌一直呼喚寫作倫理，不單單是對“底層”人們生活的關注和描寫，寫作倫理的最本質核心是對人的關懷，無論外在藝術形式如何變換和更新，人作為詩歌中的主體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其實物本主義的核心依然是人本主義，對物的澄明最終要上升至對人的理解和關懷。新世紀詩歌對生活的普泛化的摹寫，慣常性的“傷感”生活的瑣屑，造成了詩歌的同質化和平面化，若想從這樣的詩歌中篩選出經典將無比艱難。其次，詩歌要在重構自身與現實、時代的關系過程中提升品質。新世紀詩歌在“個人化寫作”的金字招牌下再一次回到“吟風弄月”，在密閉的書齋中自我優越，將西方詩歌原型語象反復翻炒，或者成為柴米油鹽的流水賬和生老病死的備忘錄，唯獨缺少一種寬大的精神視野，缺少面對現實發言的勇氣和深度介入現實的意愿。“現實”與“時代”不能被“窄化”，更不能偷換概念將其導向凡俗，當下詩壇充斥著太多這樣將“凡俗”當做“現實”的詩作，已經造成了深度“審美疲勞”。反智、瑣碎、貧乏、平面阻擊著詩歌對智性、完整、豐富和深刻的追求，而我們恰恰是對后者的懷著深深的渴望和眷慕。譬如雷平陽《殺狗的過程》、朵漁《今夜，寫詩是輕浮的……》、鄭小瓊《鐵》等詩歌之所以被讀者廣泛接受認可，就在于詩人對詩歌精神的堅守。詩歌充溢著人文情懷、正義批判，有對生存的理性追問，也有悲憫下的自我反思，將經驗的個人性轉換為公共性，同時不抹煞經驗的特殊性。從當下的詩歌批評和文學史寫作的角度看，這種產生“振聾發聵”藝術效果的詩歌已經具備了“經典”的求真品質，遺憾的是，這樣的詩歌在新世紀里實屬鳳毛麟角。第三，繼續推進語言的再造與重塑。新世紀詩歌最成功之處就在于重新發現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在經歷了世紀初的“分裂”與各種先鋒“激進”理念和姿態實驗之后，逐漸回歸到詩歌的根本——語言之上。如果說，當代詩歌在50-70年代是政治的、80年代初的朦朧詩是觀念的、90年代詩歌是經驗和知識的，那么，新世紀詩歌總體來說就是語言的。詩歌在80年代中期受西方“語言學—哲學轉向”思潮的影響而初步完成自己的轉型，在歷經90年代的“知性”與“口語”的雙向錘煉之后，終于在新世紀里可以順勢而為“心無旁騖”地投諸于語言，提升語言在詩歌中的價值“地位”。當下諸如“語言是現實的邊界”、“詞語在對我們訴說而非我們把它說出”、“語言是人與生存之間真正的臨界點”、“詩首先使語言成為可能”等理念正逐漸被詩界理解、接受并實踐著，讓語言回歸語言本身成為一種意識，語言的內在的、本質性地位正在被確立。然而，恰恰是詩歌語言的本體性地位的回歸確立，直接影響和沖擊了那些習慣于將詩歌視為“記事”、“詠史”、“抒情”、“明理”的“工具地位”的讀者閱讀習慣，因為這樣的詩已經超出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范圍，出現對詩歌的厭棄并咒罵的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當然，在推進詩歌語言的本體性意義的同時，也要警惕那些“語言自戀”現象，既不能將詩歌引向過度修辭或成為現代版“掉書袋”，也不能讓詩歌陷入一瀉無余的“口水”深潭。如何運用包括日常口語、典范現代漢語、外來語、網絡用語、方言等在內的語言以提高詩歌素質的密度，建構自由的、個人化的詩歌語言機制，同時又不會與讀者產生接受的隔閡，這是需要詩歌界充分思量并為此付出努力的。

“一切文學作品都具有互文性”，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早已經形成了相近的主題意蘊、表達方式、藝術技巧、體裁模式等，其中有繼承也有突破、顛覆，而文學互文性的形成其實就是文學標準的潛在建構的過程。文學經典的標準千差萬別，但是存在著一般規律，也就是文學經典的“公約數”。新世紀詩歌既要強調“個人化”、獨創性，也不能放棄普遍性，不能以犧牲普遍性為代價而單純追求獨特性，經典一定是二者完美結合的產物。因此，探索、建構詩歌的標準，絕不是徒勞而是規范詩歌藝術秩序的舉措，對當下詩歌經典的生成與流傳意義重大。

三

文學經典化是歷史化過程，也是與文學相關的各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一部作品能否成為名篇，不是由某一時期某一個人確定的，而是在歷史上由公眾確認的。能夠得到公眾持久認同的作品，才是名篇。作品的公認度，也就是民意的認同程度”5。經典的生成不僅受制于政治、經濟、文化、種族、地域、傳媒等諸多外在因素，包括詩人、讀者、批評家在內的“公眾”才是影響經典生成的最核心因素。換句話說，人是經典形成的主因。首先，詩人要有明晰而持久的經典意識。當下詩歌寫作存在嚴重的輕率現象，詩人對詩歌沒有多少敬畏之心，動輒一日能完成幾首甚至十幾詩的傳聞也并非都是虛言。試問，這種“輕拋輕擲”的寫作究竟能積淀出多少經典呢？詩人要樹立經典意識，以嚴肅的而非戲謔的態度對待詩歌，那些真正名垂青史的詩人一定是憑借詩歌的質量而絕非數量，哪怕被奉為經典的詩歌只有區區一首，也毫不影響詩歌和詩人的歷史地位。經典意識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責任，詩人堅持經典意識其實就是在保持革故鼎新的寫作沖動和活力。原創性是經典的基石，經典因為“經典”而被模仿，很少見過因為“模仿”而成為經典的。同質化的自我復制或平面化的無限細碎必將與經典無涉，當下再也不是僅僅依靠數量就能“奪錦標”的大躍進詩歌時代了。

很多人認為，在經典形成的過程中讀者的作用不容忽視，甚至應該被視為經典生成的核心力量，“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時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歷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6。又如，“一部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并不是由于評論家的交口稱譽、教授們的分析闡釋或是在大學課堂里進行研究，而是一代一代的讀者在閱讀中獲得樂趣”7。經典的價值和意義是一個不斷被賦予的過程，不同時代的讀者依據自己所處時代的特征持續對經典進行挖掘、闡釋并發現新意。也就是說，經典具有無限開放性，可以容納不同時代的讀者的持續解讀而闡釋不盡，它不是一成不變和絕對客觀的。經典在不斷被重新賦予意義的過程中顯示了可讀性和耐讀性，而這正是當下詩歌“吸引”讀者的最為直接的手段和策略。新世紀詩歌一方面要承受讀者群的無限流失，承受著“寫詩的多于讀詩的”尷尬。另一方面，詩歌貌似并不關心讀者的接受反應，有的詩人堅持詩歌“獻給無限的少數人”而藏進幽閉的象牙塔，有的詩人在“口水”和濫俗的詩寫上一路狂奔，龐大的讀者群體在新世紀詩歌的經典化中的意義并不被看重。在新世紀這樣一個集后現代主義、商業主義、多元文化主義、電子訊息以及“不閱讀”為一體的時代下，詩歌經典若想通過讀者閱讀而積淀，似乎是一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下我們越來越多地體會到詩歌經典化過程中讀者的參與度在下降，遠遠沒有了八十年代“朦朧詩”那種群體誦讀的壯觀，甚至連“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樣的經典“單句”也不再被“念念不忘”。時過境遷，那種以讀者為經典化生成的核心的觀念，在這里似乎應該反思了。

盡管接受美學的創立者堯斯曾指出，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沒有接受者能動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但現在看來，單純地將詩歌經典化的任務交給讀者，只是一種理想。經典化需要讀者提高對詩歌的關注度并且提高對詩歌的欣賞能力，它有賴于全民的整體教育、文化水平，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提高過程，非短時間可以完成的。由此看來，在當下提升批評家的鑒賞水平和批評的公信力將成為詩歌經典化的最快捷、最有效的路徑。在詩歌經典化建構的外部要素中，詩歌批評作為一種“專業解讀”的地位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詩歌經典不是絕對的客觀存在，它有賴于發現、闡釋和批評，甚至是一代一代批評家持續地發現、闡釋和批評，因此專業的批評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批評家往往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他較一般的讀者有更豐富的詩學與美學造詣，往往又是社會權力或某種反體制的力量的代表，他的闡釋更具有權威性，對當時乃至后世的讀者會有重要影響。”8批評家不僅有深厚的理論素養，更有敏銳的藝術直覺，在變動不居的時代深入詩歌現場，“見人所未見，知人所未知”，對瞬息萬變的詩歌寫作做出精準的判斷和闡釋，從而引導詩歌寫作的方向和讀者的審美趣味，因此，批評家的鑒賞能力和批評的公信力就成為當下“經典”生成的重要影響因素。當下詩歌批評界存在一些問題，譬如批評的軟綿無力或是“片面的深刻”，不吝溢美之辭卻罕見振聾發聵之語，詩歌批評缺少“求真意志”，功利主義盛行，等等，這些都直接影響著批評家在大眾中的號召力，因為權威與合法性有時并非同一。批評家的職責之一就是在浩瀚的文本中發掘那些“潛在經典”，通過經典建構起一個時期內的詩歌標準和詩學規范，“假如沒有一系列這種意義上得到公認的經典作品，一個有共同目標的批評界就無法存在”9。缺少經典的時代很容易就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因為它沒有建構一個只屬于自己時代的“地標”，而批評家就是這個“地標”的設計者和承建者。當下詩歌批評界的努力不被認可和接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批評家認可的文本多屬于“批評的經典”，也就是它只在理論研究和批評內部有效，甚至有些詩歌文本只為詩學和批評而生，它很難成為一種公眾的經典。這種“批評的經典”和“公眾的經典”之間的鴻溝在當下是一種天然的存在，是令很多人深感疲憊的“真實”，有些人在努力消除這種鴻溝，但也有些人卻樂見它的存在，這種心理的深層奧秘很值得玩味。

新世紀詩歌缺乏經典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這究竟意味著詩歌的危機，還是生機？在經典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本質”和“建構”之間的分歧。“本質”派認為經典的生成是因為它符合藝術規律，經典一經生成就意味著“永恒”，而“建構”派則堅稱經典是在權力的制約下形成的，它是“有條件”的存在。新世紀詩歌在喧囂浮躁間也曾出現了一些“經典”，但明顯屬于“偽經典”，它既經不起藝術本質的“推敲”，更沒有什么長效機制支撐它，“旋生旋滅”的經典多半是一個文學笑話。流行不能成就經典，金錢也不能買來經典，權力更不能保證經典的久遠，在經典問題的認識上，當下應該更傾向于“保守”一些，寧愿相信和接受經典的“永恒性”，也好于幻想通過諸如經濟、傳播等外部“權力”去建構經典。盡管我們知道時間是經典最公正的篩選者和評論家，但是此時如果我們什么都不做，而是將經典化的工作推給“時間”，恐怕是一種“懶人思維”，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新世紀當務之急不在于完成詩歌的深度經典化，而是應該在“淺層”經典化上做出嘗試和努力，在后現代、差異化、多元文化語境中尋找普遍性，建構相對統一的詩學標準，盡管這種尋找和建構異常艱難，但不可否認這是詩歌經典化的必經之路，因為經典都是在比較中生成的，比較就要有標準，而新世紀詩歌此刻恰恰缺少的就是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