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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為紀念德語詩人保羅·策蘭逝世50周年和誕辰100周年，由詩人、翻譯家、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家新歷經30年閱讀、翻譯和研究策蘭的經典心血譯作《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譯著集結了保羅·策蘭近400篇詩作、散文、書信精華，王家新為該書作了全新長篇序文，全面介紹策蘭的生平與創作，揭示策蘭一生的精神和藝術歷程，總結策蘭的詩歌對我們時代的啟示。

王家新，詩人、翻譯家、評論家，策蘭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譯者、也是第一個策蘭作品中文譯本《保羅·策蘭詩文選》（2002）的主要譯者。多年來，他的創作和翻譯，包括對策蘭的傾心翻譯和研究，已在中國詩歌界、文學界和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

中國讀者該如何閱讀策蘭，策蘭能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帶來什么樣的啟示？近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特邀王家新在線上與讀者分享他對策蘭閱讀、翻譯和研究的經驗，引領讀者走近詩人的詩歌世界，并深度解讀策蘭詩歌對中國當代詩歌寫作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策蘭創造了一種真正的神秘感

北方連日來肆虐的風沙讓王家新想起一句策蘭的詩——“那是春天/樹木飛向他們的鳥”。多年來，這一詩句一直回蕩在王家新心頭，“大家想一想，一般都是鳥飛向樹木，但策蘭在這句詩里讓樹木飛向了鳥兒，那就是春天，詩歌意象一下子指向了生命的記憶，所以我非常感動。”

回憶起與策蘭的相識，王家新慨言距今已經過去三十年。早在1991年，他憑著一股興趣翻譯起策蘭的詩歌，并未想到策蘭在今日的漢語文學界會引發如此巨大的反響。他與讀者談到不久前詩人多多在讀完《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后,興奮地向他說起自己的喜歡，并表示會反復閱讀策蘭的詩。王家新跟多多講，策蘭是他心目中現代歐洲最偉大的詩人，誰料多多簡單地來了一句“不”。王家新解釋，多多的意思其實是“豈止全歐洲，策蘭稱得上全世界最偉大的詩人。”

保羅·策蘭

王家新說，“策蘭的詩歌不僅在詩人和讀者心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且受到很多哲學家的特別關注。”比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阿多諾、列維納斯、德里達等，都曾對策蘭的詩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德里達還專門為策蘭寫了一本書”。

策蘭為何在世界范圍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王家新認為這歸功于策蘭在詩歌里創造了一個難以闡釋窮盡的世界。策蘭的詩經得起不同角度的多元解讀。作為譯者，王家新對此深有體會。他拿阿赫瑪托娃曾經講過的話——大意是，如果阿赫瑪托娃對一個詩人真正感興趣，她會說這位詩人創造了一種神秘感——解釋策蘭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今天這個時代重新創造出詩歌的神秘感。“再多的解讀也難以把策蘭的詩藝窮盡。”王家新說。

譯介策蘭源自愛與淚水

策蘭生于原屬奧匈帝國歷史名城澤諾維茨（帝國瓦解后該城劃歸羅馬尼亞，后被并入烏克蘭），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納粹占領時期，策蘭的父母慘死于集中營，策蘭本人在經歷苦役和逃亡后幸免于難。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的話來說，父母的死亡像一個不能忽視的黑洞，決定了策蘭的一生。

凱爾泰斯·伊姆雷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也是策蘭詩歌的匈牙利文譯者。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專門談及奧斯維辛，并將奧斯維辛作為他全部作品唯一的主題。同時，伊姆雷也提到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是作品的成功，而是“奧斯維辛的勝利”。王家新頗為認同凱爾泰斯的觀點，認為奧斯維辛并沒有結束。

王家新提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奧斯維辛更多地被當成歷史的不幸。但在六十年代之后，隨著阿多諾、阿倫特等歐洲知識分子反復追問和思索，奧斯維辛的象征意義才真正顯現出來。于是，王家新自問既然自己并非猶太人，也沒經歷過奧斯維辛，那么是什么讓策蘭的詩在他身上產生痛苦的共鳴呢？結論是命運把他推向了策蘭。“策蘭的創傷內在于我們的身體，不然我不會去翻譯這樣一位詩人。”他覺得閱讀和翻譯策蘭，一個前提是愿意在生命中與策蘭產生一種深刻的認同，甚至可以說是源于愛和淚水的聯結。“正是源于這種燃燒，我才去翻譯策蘭，閱讀策蘭。如果沒有這一點驅動，我覺得最好去讀其他詩人的作品，而不必非策蘭不可。”

《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中文版書影

我們時代的詩人

王家新在《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中寫了約兩萬字的長篇序文，著力勾勒策蘭作為詩人的一生。他在長序中將策蘭定位為一位深入到20世紀歐洲現代詩歌最核心位置的詩人，“策蘭的詩總結了從荷爾德林到馬拉美、波德萊爾這一個歐洲現代詩歌的歷史，他進入最核心的地帶，又超越了這一切。”在王家新看來，策蘭不僅是奧斯維辛的見證者，他的詩與一般社會學意義或歷史學意義上的大屠殺文學也有深刻的區別。策蘭屬于他的時代，又超越了他的時代。

意大利詩人安德烈·贊佐托曾說，“策蘭不僅是在奧斯維辛之后繼續寫詩，而且是在它的灰燼中寫作。策蘭以他的力量穿過這些葬身之地，其柔軟和堅硬無人可以比擬。他所引起的眩目的發現對于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的詩歌是決定性的。”英美著名評論家喬治·斯坦納也將策蘭稱為“自葉芝以來最偉大的歐洲現代詩人”。王家新對此深有同感，他把策蘭看成比荷爾德林和里爾克更加屬于我們時代的詩人。

為什么策蘭比里爾克更屬于我們這個時代？里爾克有一句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名言“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出自《祭沃爾夫·卡爾克羅伊德伯爵》。

命運是怎樣地，在詩中一去永不復返，

它是怎樣地，在詩中成為模糊的影象？

所有發生過的事物，總是先于我們的判斷，

我們無從追趕，難以辨認。

不要膽怯，如果有死者與你擦肩而過，

同他們，平靜地對視吧。

無數人的憂傷，使你與眾不同。

我們目睹了，發生過的事物，

那些時代的豪言壯語，并非為我們所說出。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魏育青 譯）

里爾克自然是偉大的，但里爾克并未經歷過奧斯維辛，而策蘭是“一位后奧斯維辛時代的詩人”。這個定位在王家新看來非常重要，指出了策蘭所處時代的特殊性，以及他的詩歌誕生的文化背景。“奧斯維辛之后，歐洲的一切都不一樣了。在這個意義上談論策蘭，是指出策蘭與我們時代的緊密關系。從象征的意義上來看，奧斯維辛從未結束，我們所處的時代也是一個后奧斯維辛的時代。因此策蘭的時代也沒有結束，和魯迅一樣。這也是為何我們今天仍然閱讀魯迅和策蘭的原因。”

用詩歌“吶喊”

策蘭在維也納時期的《埃德加·熱內與夢中之夢》（1948）中曾這樣宣稱：“我想我應該講講我從深海里聽到的一些詞，那里充滿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發生。我在現實的墻上和抗辯上打開一個缺口，面對著海鏡……”“從深海里聽到的一些詞”這個表述讓王家新覺得特別有意思，“我們一般都在淺灘上，深海的詩詞我們通常是不容易聽到的，但策蘭的詩中都是從深海里聽到的一些詞。”這是策蘭第一次表明他的詩歌觀，并且將其貫穿在一生的寫作中。

“在現實的墻上和抗辯上打開一個缺口”也讓王家新想到魯迅。魯迅的小說集《吶喊》里并沒有一篇被稱為《吶喊》的小說，但魯迅的創作是在他那個年代、在他所說的鐵屋子里不得不發出的“吶喊”。可以說，策蘭的創作也源起于一聲吶喊，“策蘭是二十世紀初黑暗時代造就的詩人，是猶太民族遭遇大屠殺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造就的詩人。與那些保持沉默或者不愿公開談論的奧斯維辛幸存者不同，策蘭選擇用詩歌進行‘吶喊’。”

王家新介紹，目前對于策蘭的解讀存在不同的傾向。歐洲哲學家喜歡從哲學和史學的角度闡釋奧斯維辛，進而闡釋策蘭的詩歌。但也有像伽達默爾這樣的哲學家堅持閉口不談奧斯維辛，僅僅從哲學或史學的角度闡釋策蘭的詩歌。還有像《保羅·策蘭傳》的作者、美國的約翰·費爾斯坦納等堅持從哀悼的視角解讀策蘭，認為從詩學的角度解讀策蘭很可能是一種褻瀆。王家新更傾向于后面這條闡釋路徑，把策蘭放置在奧斯維辛的背景下來解讀，“讀他們（指伽達默爾這些哲學家）的策蘭解讀，好像奧斯維辛的慘事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在王家新看來，策蘭在奧斯維辛后的寫作稱得上是一種“晚詞”（Spaetwort）的寫作。策蘭的“晚詞”是策蘭在《死亡賦格》之后對自己創作的一個歷史性定位，也是王家新開始翻譯策蘭詩歌的時候感興趣的地方。“對現代詩歌產生實質性影響，我覺得主要是策蘭中后期‘晚詞’的詩。”他最先的閱讀和翻譯也主要集中在策蘭寫作的中后期，尤其是后期詩歌。早在1991年，他已經在思考策蘭的晚期風格，寫過一篇叫《文學中的晚年》的文章。

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法

策蘭的《死亡賦格》直接描述猶太人在集中營的悲慘經歷。這首詩雖然不算長詩，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T.S.艾略特的《荒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誕生的杰作，那么策蘭的《死亡賦格》則是反思二戰的文學瑰寶。

《死亡賦格》問世后，不僅在德語世界，而且在整個西方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讓策蘭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他看到《死亡賦格》被廣泛引用，不愿意自己的痛苦以及猶太民族的苦難被大眾消費；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讓猶太民族的苦難化為道德上的制高點。對此，王家新回憶起參觀荷爾德林紀念館的經歷。參觀中他注意到，荷爾德林的詩在戰爭時期曾被印刷20萬份之多，用于送到前線鼓舞德國士兵的愛國熱情。王家新當時倒吸一口涼氣，感嘆詩歌就這樣被濫用了。

關于策蘭的詩，二戰時流亡到美國的德國猶太裔哲學家阿多諾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個斷言很快在西德乃至歐洲產生廣泛的反響，“很多人不斷引用阿多諾這句話，都是在表面意義上使用，事實上阿多諾的語意非常深刻，‘野蠻’這個詞出自阿多諾的文明與野蠻的辯證法。”

阿多諾觀點的本意是，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到奧斯威辛發展到了最后階段。“阿多諾的意思并不是說奧斯維辛之后就不能寫詩，前提是必須對文明本身展開徹底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不經過任何批判和反思，寫詩就是野蠻的，還會導致野蠻。”王家新以一位德國藝術家的作品為例說明：桌子上面是奧斯維辛，桌子下面隱藏著海德格爾的小屋，這件作品形象地闡釋了文明和野蠻之間的辯證關系。

活動尾聲，王家新分享了他去年1月在巴黎拜謁策蘭墓后寫下的詩，王家新稱這首詩對他有一種還愿的意義。

訪策蘭墓地

巴黎郊外，遼闊、安靜、荒涼的蒂埃墓園，

第三十一區。

（一切都是編了號的，就像

在奧斯維辛。）

我們是在一個陰晴不定的下午去的，

還刮著陣陣冷風。

平躺的墓碑上，只刻有一家三口的名字：

福蘭緒 策蘭 吉瑟勒

沒有任何裝飾，墓碑上只撒有一些石子，

像是一些尖銳的字詞。

而兩側的雜草

猶如從最后驅送的鐵軌間重新探出。

我們放上三束潔白的菊花，

愿我們肩后的“無人”，和我們一起垂首。

我和妻子分別用手掌掃著墓碑，

我們掃著，從你的故鄉，到我們自己的

山川，從那些仍在痙攣的詩句

到這塊青石灼人的冰冷……

最后，我把手重重地放在了

你的名字上面——

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安撫一顆永恒痛苦的靈魂，

但在那一刻，手自己在顫抖。

我翻譯了你那么多詩，但在那一刻

我才感到了那一直在等待著我的東西。

我從未冒膽對一個死者這樣，

以后，也不會了。

但愿我們沒有打擾死者的安寧。

我們起身，離去，樹林那邊一片血紅。

像是與你握過了手一樣，是的，

我們握過了。

——雖然打開來看，一片空無。

2020，1，30，巴黎

王家新在策蘭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