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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論魯迅的漢語言文字“功”“罪”觀 ——圍繞《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摘要：《漢文學史綱要》是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擔任中國文學史課程教學任務時所撰的講義，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雖僅有2200多字，但內涵豐富，對于語言文字問題作了提綱挈領的精辟闡述。通過《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魯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論，探討了文學的起源等問題，為科學地認識漢字、使用漢字以及現代漢語文學語言變革指點迷津，由此對于書面語和口語、文言和白話也就有了一個提綱挈領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討論基礎上，魯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達必須要通過文學修辭來間接地傳達，以“美”熏刺人心。作為學者的魯迅的縝密扎實的學術研究，與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決絕言論，都是為了擺脫傳統桎梏，實現個人、民族和文學的現代轉型。

在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的演進過程中，魯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林紓的文學翻譯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梁啟超的新文體開啟了古代文學的現代轉型，胡適對白話文學的提倡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白話方向的基礎，章太炎對漢語的主張有助于白話文學的精致化，他們都為現代中國文學語言形成與文體創制作出了貢獻。魯迅則以其翻譯、創作實踐開創了現代中國文學的新局面，對現代中國文學更具有建設意義，同時對語言改革問題提出了頗有建設意義的創見，并駁斥了各種反對白話文、大眾語和普通話的言論。對于魯迅在現代漢語文學語言方面的貢獻，高名凱指出：魯迅“為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確立和規范化”作出了努力，并“對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發展”提出了有益的見解，可以說，“魯迅自始至終都是拿理論和實踐來為現代漢語文學語言奠立基礎并推動其發展的”。其后，何耿鏞也高度評價魯迅的貢獻：一方面“捍衛了白話文作為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對解決白話文本身存在的問題作了不懈的努力，為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之后學界關于魯迅所作貢獻的評價，大抵延續此一思路。

魯迅有著很深的古文根底，青年時代就已經對《爾雅》《說文解字》等下過功夫。正如周作人回憶的，魯迅“大概在十六歲以前四書五經都已讀完，因為那時所從的是一位名師，所以又教他讀了《爾雅》，《周禮》或者還有《儀禮》，這些都是一般學生所不讀，也是來不及讀的”，而且在東京留學期間，又專門跟章太炎學過《說文解字》，“在他豐富深厚的國學知識的上頭，最后加上這一層去（按：指魯迅一貫的認真），使他徹底了解整個的文學藝術遺產的偉大”。正是因為扎實的小學基礎和對傳統文化的精通，魯迅在講述文學時都能直擊本源，從文字談及文學，旁求博考、有據可證。這在《漢文學史綱要》（原名《中國文學史綱要》）講義的撰寫中有很好的表現。該講義為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時所撰，前三篇為“中國文學史略”，第四篇至第十篇為“漢文學史綱要”，1938年編入《魯迅全集》時用《漢文學史綱要》為書名。雖然其是講義，魯迅卻有自己的追求。他曾在1926年9月14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看看這里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我想不管舊有的講義，而自己好好的來編一編，功罪在所不計。”正是有著這樣的不計功罪的創新要求，魯迅自信“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于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這雖然是教學講義，但其學術性卻絕不亞于《中國小說史略》的《漢文學史綱要》的撰寫初衷，由之也可見魯迅對此的重視程度。但遺憾的是，研究界對《漢文學史綱要》的重視程度顯然不夠，至今對其的研究論文不過寥寥十余篇，限于學科規囿，研究內容也大多從文學史寫作、書名的改寫等方面入手。但不得不說，梳理魯迅關于漢語言文字（學）的論述和主張，《漢文學史綱要》卻起到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筆者不揣谫陋，試作一分析。

一

《漢文學史綱要》的時間跨度為先秦至西漢中期，字數大約為3.4萬字。在講解文學史前，魯迅先撰寫首篇“自文字至文章”，共2200多字。在此篇中，魯迅首先言明，語言的產生先于文字，文字是由一代代累積而成，所謂“要之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即文字并非某一人之獨創，因此，“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圣，亦憑臆之說也”。在此，魯迅以科學的語言理論說明了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問題，指出漢字是由大眾累積而成，并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否定了許慎在《說文解字》里提出且為歷代識字者和研究者所衍說、承傳的“倉頡造字說”，科學分析了漢字六書的由來與演化，揭示了文字自產生伊始經過了漫長歲月的發展，道出了勞動人民創造文字、創造文學的奧秘。這樣就從根柢上消解了文字的神圣性，為科學地認識漢字、使用漢字以及現代漢語文學語言變革指點迷津。

關于漢字的神圣性，有必要作一解釋。一般來講，對于語言文字的認知主要有理性認知與感性認知兩種。“感性的認知，可能引發對語言文字的宗教式的狂熱，從而將它們神圣化；理性的認知，則能洞悉語言文字的本質，從而更好地加以運用。”漢字作為一種自源性文字，是漢民族在長期生活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漢字的神圣性源于人們對于漢字的感性認知，是以漢字的神秘性、識別性和古老性為基礎的。從其創始之日起，人們對漢字持一種感性的認知，對漢字有一種近乎宗教式的狂熱，而對知識意義上的語言則不太感興趣。舊有的對于語言的認知基于字道一體的理論前提，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語言不僅是人性、天道的表現，還是教化、倫理甚至治亂的征象，古人對語言的重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歷久不衰的文字崇拜思想在清末的文化守成主義者那里還有相當市場，反對變革‘祖宗之法器，國家之徽章’——語言文字的論者大有人在。”從漢字產生的各種傳說以及其后漢字的用途來看，漢字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生俱來地自帶神圣性。對于文字的來源先人也作出了各種假設性的頗具神秘色彩的推斷，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賦予、強化了關于漢字產生及其所發揮作用的“神圣性”。《淮南子·本經訓》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鬼夜哭”形容天地鬼神知曉倉頡制造了文字因而驚駭至極，以此形容漢字的神奇力量。漢字的產生充滿傳奇色彩。根據原始人巫術兩大原理之一的接觸律，凡觸及神祇者，不管何種東西都染有神圣性。如我國的甲骨文，本是一種卜辭，記錄甲骨紋（裂痕之紋，即神的語言），后來逐漸發展成為溝通神人的系統符號。本是占卜副產品的甲骨文便具有了神的語言的神圣性，因為其與神靈的指令有關，于是也就具有了統治權力、預言能力等神圣性力量，讓人產生一種敬畏感。如借字形造秘符測吉兇、通過人名測命、漢代緯書等，都是借助于漢字的神圣性而運作。這些都是文字神圣性的顯例。再者，又認為語言是天道的體現，如《尚書·旅獒》：“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統語言文字在古人心中不僅只是一種具有交際功能的認知規范，更重要的是它還以其承載的文化而成為一種道德規范。這一基調在許慎作《說文解字》時就已經很明顯了。他在《說文解字·敘》中指出：“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人們不自覺地將語言問題政治化、倫理化，以一顆虔誠的社會倫理責任之心來尋求漢字背后的神圣的政治、倫理意涵，進而以之用于社會治理以及文化創造。中國是典型的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國家，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文化的高度差異性成為農業社會的突出特點。在農業社會，知識被特定階層占有，漢字的神圣性成為一種禮拜模式，在強化以知識占有多少來確定身份及地位的區別之時，也賦予這種權力以合法性和傳承性，也就是說，可以以之明確劃分出階層或等級。也正是因為這種上下層級的權力分殊、文化分野，漢字所記錄的書面語分化為兩種形態：流行于上的文言與通行于下的白話，文言白話的分殊和文字的不普及阻礙著漢字知識傳播功能的發揮。

在魯迅看來，文學是聲音語言的傳達，“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寖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這樣的解釋本身就賦予文學以審美的內在要求。魯迅強調，文字“具三美”，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這三美的具體發揮則在于“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而具體到文字在文學作品的使用上，則重視其具體形象的可感。魯迅指出：“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與英語等拼音文字不同，漢字是一種形義文字，即所謂的見形知義。這對于精通小學的魯迅來說，體認更為深刻。如魯迅指出的形容山高而險峻的“崚嶒嵯峨”，同類漢字還有嶙峋、巍峨、崢嶸、嵬崿等；描寫水盛貌的“汪洋澎湃”，同類漢字還有淜濆、灪滃、漰濞、漰湃、漰泙、滂濞等。這種見形知義本就是漢字所特有的。這雖然是魯迅對于文字的一種見解，但也適用于文學創作。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我們見到了諸多形象化的語言，生動活潑、各具其神。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語言使用，魯迅的文學作品才具有現在如此高的評價和地位。

魯迅還對言與文，即語言與文字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在魯迅看來，“文字既作，固無愆誤之虞矣。而簡策繁重，書削為勞，故復當儉約其文，以省物力”。也就是說，文字產生后，因為受到傳播媒介的限制逐漸與語言分殊，而且魯迅強調：“則初始之文，殆本與語言稍異，當有藻韻，以便傳誦。”這就點明了語言與文字原本并不能一一對應，文字是在口語基礎上的精簡，講求韻律和諧；而書面語講求“藻韻”，皆因便于“傳誦”的考量。這樣，魯迅就提出了一個比其時提出的言文一致論調更有深度的問題，即“文”是在“言”的基礎上的再加工，“以便傳誦”要求其必須具有一定的文采和韻律。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中國文學的語言變革過度強調白話文學的正宗地位，片面追求言文一致卻在無形中放逐了文言文的精煉與雅正。雖然方言等進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學表達更加活潑生動，但不可否認，如若使用不當，大量方言充斥文學作品會降低文學的層次，這已被后來的文學創作所證明。

魯迅的文學創作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就在于其對文學語言的講究。如對于方言，他主張：“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于文學，是很有益處的。”所謂“更加提煉”，即魯迅一貫主張的拿來主義，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放棄了文學的功利用途與倉促為之的不得已創作，現代文學語言就會向更加寬闊的發展道路開進，并且各具特色、各美其美，這才使得中國現代文學有了足以言說的實績。

魯迅特別重視文章修辭的作用，即強調文采。魯迅一直強調文學救國，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必須使文學作品盡最大可能地廣泛傳播并使人喜歡，由之，如果作品沒有文采就不能傳之久遠。這一點古人也早有認識。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北周庚信《燕射歌辭·角調曲》更進一步講：“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正是對于文采的重視，魯迅認為《詩經》，屈原、宋玉和司馬相如等能夠彪炳文學史，“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以是否有文采為標準，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認為，《論語》《墨子》因為“儒者崇實，墨家尚質”，故而“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孟子》則“漸有繁辭，而敘述則時特精妙”；而道家是“文辭之美富者”，《莊子》“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現在我們讀文學作品或是文字資料時，通常也會以有文采、有詩意等作為褒獎之詞。廣而言之，胡適其時的白話詩創作飽受爭議，此中原因除了胡適一味執著于口語化的詞匯運用外，中國作為一個詩歌國度的底蘊，也使其試水之作的白話詩不得不因為口語化、直白、淺顯等語言使用特點而與“文采”失之交臂，最終失去在詩歌領域開創現代文學之先河的機會。返觀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說，雖然相較于詩歌，小說在中國傳統文類中居于末流，通行于俗，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小說的受眾廣泛，其傳播久遠也并非僅因販夫走卒之功，明清小說的繁榮更多依賴于文人的努力。因此，雖然小說與詩歌相比屬于非主流，但因為魯迅注重文辭、注意借鑒史傳傳統而取得了“開門紅”，讓現代中國文學真正地站穩了腳。

魯迅對文學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釋。魯迅曾師從章太炎，其在文學的認識上也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章太炎在《文學總略》中提出，文學是所有用文字記載的語言，即“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同樣，文章分為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在《申報》1922年4月16日所刊載的《章太炎講學第三日紀》中，章太炎指出：“文章之妙，不過應用，白話體可用也。發之于言，筆之為文，更美麗之，則用韻語。如詩賦者，文之美麗者也。約言之，敘事簡單，利用散文，論事繁復，可用駢體，不必強，亦無庸排擊，惟其所適可矣。然今之新詩，連韻亦不用，未免太簡。以既為詩，當然貴美麗，既主樸素，何不竟為散文？日本和尚有娶妻者，或告之曰：既娶矣，何必猶號曰和尚？直名凡俗可矣。今之好為無韻新詩，亦可即此語以告之。”章太炎的文學觀是一種大文學觀，這一文學觀也為魯迅所繼承：“但書文章，今通稱文學。”具體言之，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到文章”中魯迅就指出：“漢時已并稱凡著于竹帛者為文章（《漢書》《藝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舉一切可以圖寫，接于目睛者皆屬之。”這一觀點明顯與章太炎的大文學觀有相通之處，正如章太炎強調文之“韻”，魯迅在此也強調“確然以文章之事，當具辭義，且有華飾，如文繡矣”。這便在言文一致的討論上重申了文章必須有具體的思想表達，而這思想表達并非靠直白地說出，而是應有一定的修辭手段和遣詞造句的本領，也就是說，思想表達要通過文學修辭來間接地傳達，以“美”熏刺人心。如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二篇“《書》與《詩》”中，魯迅指出，像《詩經·小雅·采薇》描寫征人戍守邊疆，雖然很辛苦但卻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全詩“怨誹而不亂，溫柔敦厚之言矣”。而比較而言，《詩經·國風》的表達則“乃較平易，發抒情性，亦更分明”。對此，魯迅解釋道，因為《詩經》皆出于北方，都以黃河為中心，“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陜西山東四省之外。其民厚重，故雖直抒胸臆，猶能止乎禮義，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更進一步講，在表達這種思想時，因為創作者“思無邪”，所以才能合理地利用文學修辭，有節度地書寫。

二

通過《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魯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論，探討了文學的起源等問題，由此對于書面語和口語、文言和白話也就有了一個提綱挈領的思路。正如魯迅在《門外文談》中所指出的，書面語之所以與口語不同，“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這一觀點與《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提法相似。也正是因為文字使用的節省而被知識階層們所利用，識字與否成為區分階級的標準。從這一點出發，站在時代的背景下，魯迅提出了：“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這里的“漢文”其實就是與白話相對的古文，即文言文。與晚清以來提倡白話文運動者一樣，魯迅也注意到了文言作為一種本無階級卻硬是分出階級區隔的書面語，已經不適應于時代的發展。在國難當頭之際，魯迅提倡青年要學習先進知識：“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中國古書，葉葉害人。”更有甚者，魯迅偏激地提出“中國國粹”“等于放屁”這樣的言論。長期以來，這成為魯迅反傳統、崇洋媚外的“證據”，被一些人所攻擊和詬病。實際上，魯迅之所以這樣決絕地反對古書、中國書、中國國粹，有其深義存焉。

與晚清提倡白話相比較，新文化運動提倡的白話文學實際上屬于現代中國文學語言的范疇。克洛克洪指出：“每一種語言都不僅僅是交流信息和觀點的手段，都不僅僅是表達感情、泄發情緒，或者指令別人做事的工具。每種語言其實都是一種觀察世界以及解釋經驗的特殊方式，在每種不同的語言里所包含的其實是一整套對世界和對人生的無意識的解釋。”高玉指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語言體系的不同，中國古代文學是古漢語體系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是現代漢語體系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在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文化內涵上的不同，最終都可以從深層上歸結為語言體系的不同。語言乃是生成文學乃至文化的最深刻的基礎。”在魯迅看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舊的。”“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要擺脫中國古代文學的桎梏，向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中國文學轉型，就必須與中國古代文化及語言（特指文言）劃清界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系了”，“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古書（“傳統”，無用）—古思想（“惡”）—文言文（“惡”之載體，也可稱為“幫兇”），三者之間的關系在魯迅出于權宜考慮的論述中一一對應，“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也正是基于這種思想認識，《狂人日記》中，“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不僅如此，“狂人”還發現，“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循著這樣的論述邏輯，古書（“傳統”，無用）—古思想（“惡”）—文言文（“惡”之載體，也可稱為“幫兇”）又加上了一個“吃人”的鏈條，也就形成了魯迅等倡導現代中國文學語言者所共同持有的激烈的反傳統邏輯：傳統（“吃人”）—古書（無用）—古思想（“惡”）—文言文（“惡”之載體，也可稱為“幫兇”）。依據這樣的邏輯，“人在吃人”的同時也在“被人吃”，所以魯迅展現了堅決的反傳統（“古”）態度：“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出于“救救孩子”的目標，魯迅認為必須與傳統作一個決絕的割裂。當然，這種決裂是在思想上踐行。同時，現代西方以其科學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將現代民族國家語言特色彰顯，此情此景昭示著，中國要想告別傳統躋身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清除傳統的糟粕，采用拿來主義吸引借鑒外來文化。這也就是魯迅自翻譯、創作伊始特別是從《域外小說集》的翻譯以來，孜孜不倦地“別求新聲于異邦”的良苦用心。

雖然魯迅要求在思想上與傳統決裂，但在應對策略上卻有著與其言論不完全一致的做法，這也造成了許多人的理解矛盾，易使人誤入歧途。要借鑒西方就必須實行拿來主義，同樣，要與傳統割裂就要了解傳統，也要實行拿來主義，“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這類東西的益處與害處完全在于使用者的選擇，也如魯迅所說——“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對于一些純粹的糟粕，如“煙槍”“煙燈”以及“一群姨太太”，則必須決絕地舍棄掉。正是出于這種決絕的戰術考量，魯迅才在對待古書的公開言論中態度鮮明地一再申明，“我總以為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它那樣的文法來寫文章”——實際上，這又與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認為道家是“文辭之美富者”，《莊子》“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說法相矛盾。

再如，當朱光潛在1926年11月《一般》雜志第一卷第三期上發文《雨天的書》提到“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并拿魯迅作為正面例子之一時，魯迅是堅決反對的。他回應道：“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在此，我們又看到了他對于莊周的貶斥，這與《漢文學史綱要》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上對于莊子的褒揚相互矛盾。如上所述，魯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古籍有著很深的造詣。《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的撰寫就是明證。他也承認自己受惠于傳統，但新文化運動并非學術意義上的討論，如果在這樣的局勢上單純地局囿于象牙塔中純做學術上的討論，則必會遭時勢之大浪淘沙而一事無成。這樣的例子很多，許多清末民初的思想激進者如嚴復、林紓、梁啟超、王國維甚至胡適及學衡派諸人，都難脫這一鐵律。在救亡啟蒙甚至復興舊時榮光的大勢下，任何與之悖謬之言論或舉動都將被歷史的車輪毫不客氣地碾壓。究其實質，從晚清到“五四”的文言與白話的斗爭，雖然有本質的區別，但二者都關乎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存亡。與正常情況下語言的漸變發展不同，“如果民族的狀況中猝然發生某種騷動，加速了語言的發展”，在這樣一種經由時代變革而引致的看似學術討論的無關政治的變革，卻表現為一種激烈的話語奪權斗爭。英國語言學家簡·愛切生指出：“語言跟潮汐一樣漲漲落落，就我們所知，它既不進步，也不退化。破壞性的傾向和修補性的傾向相互競爭，沒有一種會完全勝利或失敗，于是形成一種不斷對峙的狀態。”如胡適對于“三千年前之死字”的裁定，陳獨秀“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的一意獨斷，表明白話代替文言的不容置疑性，甚至可以說，這更像一種話語奪權斗爭而非學術討論。由是，也就遮蔽了討論文言白話轉型的學術理據與理論的公正性。

L.R.帕默爾說：“獲得某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某一套概念和價值。”同樣的道理，“使用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某種文化承諾”。“人類不可能脫離自己的語言世界而進入一個非語言的世界。而必須在語言許可的范圍內思想和行動，語言的這種束縛不僅是語法和邏輯的束縛，而且是文化和傳統的束縛。”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在學術研究與公共場合發表的關于文言、傳統文化的言論，也就可以很容易區分開來，即作為學者的魯迅與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魯迅。作為學者的魯迅重視研究上的求真，于是有《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等至今仍為學者稱道的學術著作；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魯迅則對傳統表現出一種二元論的非此即彼的戰術上的決絕，所以才有當朱光潛、施蜇存等從學術上舉例說魯迅從文言學習中受惠時，魯迅斷然否定，也才有對于傳統“吃人”的全盤否定斷論。

正如魯迅所強調的，“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因此，對于西方文藝（文化）要拿來，對于傳統文化也要拿來，所以，出于學術研究的目的，“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魯迅又指出：“從這樣的書里（按：《莊子》《文選》等）去找活字匯，簡直就是胡涂蟲。”現實情況是，正如有學者分析的，“翻檢《魯迅全集》，我們看得更清楚，魯迅的創作中不僅大量地用古典、借用古代典籍的詞句，而且語言上也就表現出文言文的古雅、簡潔的精神”。梳理清末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可以發現，語言有工具意義上的語言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語言的區分。實際上，魯迅是在語言工具意義上對古代文化以及古代漢語（文言和古白話）進行了借鑒，但僅限于表達方式、修辭技巧、文字措辭等工具性意義的學習與借鑒，而決非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思想借鑒，更不是一種話語方式。正如施蜇存所指出的，像魯迅“那樣的新文學家……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這是一種學術研究意義上的對于魯迅語言工具意義的討論，但魯迅的反應卻是“這也有點武斷”，“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魯迅認為“從這樣的書里去找活字匯”是不可能的，是“胡涂蟲”的行為。此處“活字匯”的限定語“活”非常重要，在魯迅看來，古代漢語是古代人的思想的反映，而現代漢語則是現代人的思想的記錄，因此魯迅才說“古書中尋活字匯，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匯”。很明顯，魯迅這里鄭重強調的“活”實際上是思想意義上的，是就語言的意義形態來講的。強調“活”，實際是強調現在和當下，“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漢文學史綱要》是一部有創見性的、嚴謹的學術著作。雖然它只是魯迅撰寫的講義，并非真正為學術研究而作，但它的價值決不亞于《中國小說史略》，堪稱魯迅研究文學史的“第二部”著作。雖然它只有約3.4萬字，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更是僅有2200多字，但其容量很大，具有極強的宏觀意識和問題意識。其中關于語言文字問題提綱挈領的精辟闡述，對于傳統與現代關系的辯證態度至今仍有啟發意義。由之，我們可以將此視為魯迅一次“認真”的“功罪在所不計”的“較好的文學史”創作過程，是一部具有創見的兼及語言文字的文學史研究著作。魯迅關于漢語言文字的“功”與“罪”，也可從中管窺一二。作為學者的魯迅的縝密扎實的學術研究，與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決絕言論，雖然矛盾地呈現在讀者與研究者面前，但其目標只有一個，正如魯迅在《門外文談》“煞尾”所說：“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于實驗，無論怎么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是的，使歷史的車輪在正確軌道上向前發展才是魯迅一生作為“戰士”與“導師”所追求的目的。由此，集結于魯迅身上的種種矛盾，如本文關于漢字“功”與“罪”的討論，也就可以豁然而釋。順便補充一下，魯迅對于語言的系統理論思考，在其《門外文談》中有更詳細的闡述，這是作為學者的魯迅對于漢語言文字的理論思考，因限于議題，茲不論述，待另成文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