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上的經典地位毋庸置疑，如今它還被列入教育部統編高中語文教科書。該書對認識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基本特質提供了重要參照，“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話語，為人熟知。書中用兩個篇章討論的“文字下鄉”，表面讀來似乎淺顯明白，其實不同學科的學者見仁見智，解讀不一。因此，就需“文化自覺”如費老晚年一再倡導的補課，重新審視“文字下鄉”。

解讀：對“文字下鄉”的不同聲音

費孝通基于“鄉土性”的時空格局，認為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發生，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從功能角度來看鄉民與文字的關系：在面對面的熟人社會，文字既有缺陷又無必要。盡管其本意原是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推行的平民教育，但鄉土中國的“無文字性”論說影響深遠。歷史學者大都如蕭公權《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一般，把傳統中國鄉民識字率低當作基本事實，認為鄉土社會處于無文字狀態：帝制中國的鄉村居民，基本上都不識字。

不過，王銘銘認為這種按基本需要的圖式來解釋傳統中國文字的做法，在一個有文字文明的社會中復制了無文字的部落社會形象。與早期歷史學者對“文字下鄉”論斷的接受不同，社會學與人類學學者多持否定意見。為此，陳心想在《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中，試圖跳出功能學派的需求論，從供應學派的角度（供應產生需求）反駁：文字對村民還是有用的，阻礙文字下鄉的關鍵是鄉村窮，上學認字花費大及鄉村缺乏文字教育的供給。

上述學者各執事實一端，也有學者試圖不偏不倚，汲取“文字下鄉”養分用于相關議題的探討。熊春文致力于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他將“文字下鄉”視作對鄉村教育的滲透，這個過程始于晚清新學延續到21世紀初的“雙基”工程。針對當時農村大量村莊學校的消失，他提出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文字上移”，并將自古以來中國鄉村教育趨勢歸納為“學在官府”到“文字下鄉”，再到“文字上移”三個階段。羅志田、王先明等人聚焦于中國近代的權勢轉移和社會轉型，他們討論了一個與“文字下鄉”相反的過程——頗似張光直提出的“文字離鄉”，用于闡述科舉制度廢除對鄉村識字教育的影響。綜合而言，對費孝通“文字下鄉”解讀莫衷一是。那么，到底該如何適切理解這一看似易懂，實則難解的概念？

自白：費氏初心與晚年缺憾

《鄉土中國》主體篇章原是應《世紀評論》約稿，根據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鄉村社會學”課程，隨講隨寫、隨寄隨發，其中不少篇章在茶館寫好便直接交給了等候在旁的編輯，后以“雜話鄉土社會”系列刊載。1948年初版又應儲安平邀約，稍作補綴、修訂加入“觀察叢書”，以《鄉土中國》面世。后記中特別交代因不停催稿，許多概念都是不成熟的，算不得定稿，更不是完稿。1985年重刊時，費氏在序言中言明《鄉土中國》并不排斥其他社會體系在基層發揮作用，書中所述看法大可議論。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指明書中提煉的認識中國鄉土社會現象的概念是Ideal Type（觀念中的類型），這雖不是通常理解的韋伯倡議的“理想類型”，但無疑是經驗論分析。通過對自白式的序言、后記梳理，《鄉土中國》是一部可討論、修正的未定稿，其對傳統中國的描摹也切忌當作全部，還有諸多其他可能性，尤需留意其中對概念的提煉是理想化的。這種包容的開放性是理解《鄉土中國》的基調。

具體到“文字下鄉”概念的探討，分屬《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兩節，前者從空間格局分析，后者從時間層面說明，出發點是駁斥鄉村教育工作者把“愚”作為鄉下人的標簽。作者并不反對當時推行的“文字下鄉”運動，而是要辨明識字與否并非愚的標準，鄉村的文盲并非因為鄉下人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其推論的是在幾近靜態的鄉土社會，文字在交流溝通中的缺陷，由此反思文字下鄉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結論是只有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文字才能下鄉。

費老之所以得出上述觀察和認識，主要源于自身經驗累積和理論資源。從經驗方面看，科舉制度的廢除，造成鄉村在知識傳承上的重大斷裂，費老出生時科舉制度已然廢除多年，童年記憶是父母從事新學教育、自己從小念新書，而新式教育與鄉村知識需求隔閡匪淺。等到他1936年進入開弦弓村調查，科舉廢除已30余年，恰好是一代知識人老去或故去，那是鄉村教育最為衰微的節點；1938年回國來到了云南，由于抗戰的動亂，西南鄉村學校的破敗不難想象。嚴格意義上講，費老真正的調查是在開弦弓村的一個來月，這些有限經驗并沒有完成馬林諾夫斯基倡導的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過關禮俗”（長期持續的參與觀察）。從理論資源上論，20世紀20—40年代，功能學派大行其道，青年費孝通頗受門派影響。彼時功能學派雖走出野蠻社會轉向對文明社會的研究，但主要還是側重靜態分析，出于方法論立場，常常漠視歷史材料。

也正因此，費孝通晚年在自我學術反思和批判時，一再提到缺了國學教育。在《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中他多次自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論斷是從看得見的現實出發，即親證的田野工作，而看不見的東西自然被摒棄一旁。當他倡導“文化自覺”，最常提的就是去補歷史的課。值得珍視的是，時近88歲的費孝通還特意談到《鄉土中國》只講了特點，沒有過程是個缺陷。在生命的最后歲月，老人最常捧讀的是陳寅恪、錢穆、梁漱溟等文史大家論著，不幸人生有限，幾年后費老就告別人世，所幸寄予年青一代期望：歷史和現實結合，尤其是“回到歷史里邊去找現實的來路”。

補課：作為歷史進程的“文字下鄉”

《鄉土中國》雖洞見迭出，一版再版，但并不自我框定，更未蓋棺定論，而是保持開放。等到作者暮年白發，作自我反思之旅，抱憾其中缺乏歷史過程，想做彌補工作時，已人近黃昏。因此，我們如果既要不忘費老青年初心，又能拾補其晚年缺憾，就需有意識地在其未盡之處做些歷史功課，從而延伸和拓展經典的魅力。

《鄉土中國》立論的前提是開篇首句“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但近年劉永華通過對王朝賦役制度的鄉里實踐、普通農戶記賬兼日記的“排日賬”研究，認為普通鄉民出于制度的強制性要求或個人主觀訴求，頻頻走出鄉土社會，時常與外界打交道。在“鄉土的”中國之外，還存在一個我們不怎么熟悉的“流動的”中國。換言之，費孝通先生雖早已預料到傳統中國還有其他側面，晚年更是申明傳統中國遠比“鄉土”社會復雜，但其立足于理想的靜態鄉土本色而提煉的“文字下鄉”，在面臨歷史學的拷問和詰難時，難免遭到挑戰。

倘若要使學術長河奔流不停，還得回到費老暮年留下的告誡：多讀點歷史。對此，提倡通過田野走向歷史現場的中國歷史人類學學者，似乎“跑”在了前面。他們基于制度史的地方實踐，注意到文字在明清地方行政運作、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和儀式表演等不同層面的重要性：在各種日常實踐的場景，文字逐漸成為必需。科大衛、劉志偉有關明中期以來華南宗族發展的討論顯示，士大夫正是通過文字推行教化，重塑了華南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這一學術共同體中，鄭振滿、趙世瑜、黃向春、李仁淵等還對民間文獻持續關注，揭示鄉民生活中形成、使用的各類文獻，其書寫、使用和傳承本身就是“文字下鄉”的歷史過程。

而文學史、教育史、社會文化史則從書籍、出版和閱讀等層面，評估明清以來鄉村識字率增加、通俗日用讀物在鄉間擴散，尤其產生了各種專門針對功能性識字（記賬、寫信等）的雜字。自民初以來，劉半農、常鏡海、鄭振鐸、張志公等人已有留意，近年又在各地發掘了成百上千種新雜字。這種民眾讀物的生產也是“文字下鄉”的結果，反過來，其教讀鄉民認字又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史進程。不妨說，“文字下鄉”是頗為繁復的動態歷史進程，還需諸多解釋。就此而論，《鄉土中國》中的“文字下鄉”看似簡明易懂，實則充滿了無限復雜性和解釋空間，而這種啟人心智的張力，恰是經典的浩闊與豐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雜字讀物與民眾識字研究”（18CZS028）、江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民間傳統蒙學讀物雜字研究”（17BJ3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