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近年來得到了比較頻繁的談論，批評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關注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

這和當代文學自身的發展分不開。1985年之后，“新潮小說”“先鋒文學”“第三代詩”“探索話劇”等概念迭出，文學創作的形式、文體等備受關注，并在此后不斷被更新、闡釋。“先鋒文學”的實驗性為當代文學的形式意味和表意方式進行了重新“編碼”，并把假設的“當代性”語境置放于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之中來考量。西方的現代主義隨之更加頻繁地傳入中國，羅蘭·巴特所說的“作者已死”將文本自身的意義不斷凸顯，“可讀性文本”不斷向“可寫性文本”傾斜，于是任何一位讀者、批評家都有可能成為文本的“作者”，參與到一個無限的文本再生成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代文學的文體意識走向了較為自覺的理論探求和形式實踐的路徑。正是當代文學對自身形式的關注，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在參與到文學經典化的歷史語境之中同樣吁求著自身的主體性建構。換言之，文學批評也要注重文體的建設。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面對變化加劇的文學現實的同時，還要面對西方理論與文化研究熱潮的沖擊。1990年代，文學批評在雙重復雜語境下仍然延續著1980年代對形式主體自身的言說建構上。因而，我們所責難的當代文學批評“不及物”的問題出現了。文學機制的嬗變，一方面造成了批評的“失語”，另一方面也為文學批評自身主體性重建提供了可能。直到當下，文學批評對自身精神性和文體意識的關注仍保持較高的熱度。

文體即風格，從廣義上來說，它是基于一定的內容、題材、體裁、形式、手法、語言等要素而形成的總體風貌。“文體”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指稱，從文學創作的“文體”到文學批評的“文體”，都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化的形態。但是，文學批評的文體也存在自身的時代性。學者溫儒敏在談論茅盾的文學批評文體時就注重從批評文體的時代特質上進行考察。他認為，以階級分析為中心的文學批評方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極為有效的批評方式，它適應著社會閱讀的心態，并造成了一種明快的批評文風。茅盾的批評文體正是建立在與歷史、時代語境對話的基礎上，從而形成了批評的有效性。

但是，講求階級分析與社會歷史批判的批評文體在1980年代之后的文學批評語境之中，它的有效性又發生了位移。隨著新時期文學“新思潮”的拓展，當代文學批評話語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文學批評對文學現場的介入性加強，并與文學創作一道構成了1980年代雙聲共振的文學景觀。活躍于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話語不再局限于階級論的視角，而是多元復雜的批評方法。可以看到，歷史語境的變化對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西傳統和現代文學批評資源是當代文學批評文體建構的重要影響源。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資源非常豐富。劉勰的《文心雕龍》既強調“原道”“征圣”“宗經”，也講求“神思”“情采”“隱秀”，強調文學批評的藝術性。中國古代一系列詩話、詞話，既是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創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體風格。到了現代，周作人、李健吾的鑒賞式的印象批評，朱光潛、李長之等重知識和審美的“京派批評”等提供了大量現代文學批評的經典文本。在西方，將文學批評視為文學創作之一種的觀點不勝枚舉。例如，作家王爾德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中強調，“批評，在這個字眼的最高意義上說，恰恰是創造性。實際上，批評既是創造性的，又是獨立的……我把批評稱之為創作中的創作。”文學批評被放置在與文學創作同等的位置上，創作當中的主體創造性、情感形象思維的傳達方式等都被借鑒到文學批評當中來。當下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自覺是和中西傳統話語資源密不可分的。植根于當下現實的文學批評也只有在歷史闡釋的脈絡之中，才能更好地凸顯出文學批評的主體性。

有學者提出，當下的文學批評存在千人一面、枯燥煩瑣、空洞乏味等現象，批評的有效性和可讀性大打折扣。新世紀以來，類似這樣的“對批評的批評”并不鮮見。文學批評存在的同質化以及面對當下文學現場批評時的文體意識薄弱問題，越來越需要我們重視。

當代文學批評在現實語境下的有效性，不是僅靠“學院批評”“酷評”“求疵的批評”等單純的命名就能召回。文學批評也不僅僅在大文化視角下的“詩化批評”中就能得以激活。當代文學批評始終處在一個開放的“當代性”闡述之中。如何對歷史和現實進行觀照，如何從當下的癥候中重建作為批評主體的、知識的、思想的、經驗的以及審美的總體化可能，這是當代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真正走向自覺的必經路徑。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