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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學寫本，是研究5至11世紀中國文學結集和傳播的重要資料。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學術界主要按文體分類輯錄的方式整理研究敦煌文學作品。進入新世紀，用寫本學的方法研究敦煌文學寫本，漸成為一種自覺。寫本學的研究方法，重視寫本的物質形態，重視寫本全部的信息，把每一個寫本當作一個生命體、當作一個文化生態進行探討。由相互聯系的多個文學寫本構成的寫本群，是研究敦煌文學寫本的嶄新切入點。

關鍵詞：敦煌文學；文學寫本；寫本群；研究史；新思路

一、敦煌“文學作品”整理與研究概況

公元五世紀之前，我國的文字主要抄寫在簡帛上，可以稱之為簡帛寫本時代；五世紀到十一世紀，主要抄寫在紙質上，可以稱之為紙寫本時代。敦煌寫本是典型的紙寫本時期的產物。而在總量超過6萬件的敦煌寫本中，有大約600多件文學寫本。抄錄的文學作品有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解座文、因緣（緣起）、話本、詞文、詩、曲子詞、故事賦、邈真贊、書、啟、狀、牒、碑、銘等數十種文體，還有大量的佛事應用文、民俗應用文等。內容雅俗并存，以俗為主。吐魯番文書中，也有50多件文學寫本，其中碎片較多，內容有俗文學，也有雅文學。文學有廣義狹義之分，人們的認識有差異，故以上所說的文學寫本數量僅是我們的判斷。如敦煌寫本中，文學作品往往和其他應用文抄在一起。有些應用文有一定的文采，有些根本與文學無關。但它們混雜抄在一起，共同構成文學作品的生存環境，與下層文學的生成傳播密切相關。

敦煌寫本發現之初，其中的文學作品最早受到學者關注。1909年，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是敦煌文獻（包括文學作品）著錄介紹的先聲。次年，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刊布敦煌文獻30余篇，這是第一部敦煌文獻的資料集，其中有數篇文學作品。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與通俗小說》（1920）實為敦煌文學研究史上最早學術論文，該文已描述出敦煌文學的大致畛域，具有發軔之功。1924年羅振玉《敦煌零拾》出版，該書收錄了13種通俗文學寫本，多為唐代詩詞小說，可謂敦煌學史上第一部文學資料匯編。而劉復《敦煌掇瑣》（1925）輯錄的104件敦煌文獻中，民間文學資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極大地推動了敦煌文學的研究。此后，胡適、鄭振鐸、向達、王重民、孫楷第、傅蕓子、容肇祖、吳世昌、姜亮夫等在敦煌文學的整理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1949—1966），一批敦煌文學的整理本相繼問世，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1950），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1954），任二北《敦煌曲初探》（1954）和《敦煌曲校錄》（1955），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1957），王重民《補全唐詩》（1963）等。文革十年，大陸敦煌學界一片荒蕪，而在臺灣、香港及國外，出現了一批高質量的敦煌文學作品整理本。如巴宙《敦煌韻文集》（1965），陳祚龍《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贊》（1970），潘重規《〈文心雕龍〉殘本合校》（1970）、《敦煌賦校錄》（1976）、《云謠集新書》（1977），饒宗頤《敦煌曲》（1971）等。此時的敦煌文學整理研究，普遍圍繞敦煌特有的變文、曲子詞、俚曲等俗文學作品進行。

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館藏的敦煌文獻大量公布，英藏、法藏、俄藏、國內各收藏單位的敦煌文獻陸續影印出版，大量收藏單位的目錄公布。隨之出現了一批分類整理的敦煌文學的校本，如 “歌辭”類有林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1986），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1987），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1995）；“變文”類有周紹良等《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1983-1984），黃征和張涌泉《敦煌變文集校注》（1997）等；“愿文”類有黃征《敦煌愿文集》（1997）；“賦”類有伏俊璉《敦煌賦校注》（1994），張錫厚《敦煌賦匯》（1999）；“詩”類有陳尚君《全唐詩補編》（1992），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2000），張錫厚等《全敦煌詩》（2006）等；“小說”類有伏俊璉、伏麒鵬《敦煌小說評析》（2000），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并研究》（2009），竇懷永、張涌泉《敦煌小說合集》（2010），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2010）等；“王梵志詩”有張錫厚《王梵志詩輯校》（1983），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1987），項楚《王梵志詩校注》（1991）等；“表狀箋啟書儀”類有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1997)；“碑銘贊”類有鄭炳林《敦煌碑銘贊集釋》（1993），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1994），張志勇《敦煌邈真贊釋譯》（2015）等；“類書”有王三慶《敦煌類書》（1982）等。國外學者在敦煌文學的校錄方面也取得較大成績，法國的戴密微、陳祚龍，日本的入矢義高、金岡照光、川口久雄，俄羅斯的孟列夫、丘古也夫斯基等是其中的代表。在“分類整理”的大環境下，學者們的研究也普遍圍繞某類文體展開。

二、敦煌“文學寫本”整理與研究概況

以上所述是敦煌文學作品的整理與研究，還不是敦煌文學寫本研究。要把“研究文學寫本”和“整理文學作品”區分開來。寫本上的文學作品，是需要整理研究的，也是建立“文學寫本學”的基礎。但如果關注的依然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文學寫本”，則還不是寫本學的研究。我們要研究“寫本”物質形態特征，研究這種形態與其上抄錄文獻的關系，當然更要研究寫本上抄錄的各類文獻之間的關聯。總之，要把文學寫本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流動的富有生命意韻的形態進行把握。寫本作為中國文學傳播的主要載體，至少有1500年以上，其中紙寫本至少有700年。著名敦煌學家方廣锠曾感慨：“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七百年學術文化之依托難明！”意味深長！

從寫本學角度研究敦煌文學，我們應當提到國外的一些研究者，因為“寫本學”本來就是源自西方學術界。日本學者藤枝晃（1911—1998）從書籍史角度研究寫本，尤其是敦煌寫本，取得了重要成果。范圍更為廣闊的討論，有藤枝晃《文字的文化史》。法國學者戴仁（1946—）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藏書史、書冊制度以及敦煌寫本的論文，特別是在敦煌寫本的形制、用紙、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成績斐然。戴氏的《寫本時代（十世紀之前）的中國藏書》是一部探討刻本廣泛流行之前的中國藏書通史。西方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中，有研究插圖這個子領域。戴仁也寫過敦煌寫本插圖和印本插圖的文章。他系統研究敦煌寫本中不同類型的插圖，探討圖文互動關系，關注書籍形制、生產方式變化對圖文關系的影響等。

1991年，臺灣學者林聰明出版了《敦煌文書學》，是中國學者寫的第一部系統研究敦煌寫本特點的著作。林先生利用接觸敦煌寫本的便利條件，認真描述了敦煌寫本的形態、裝潢與印信、抄寫符號、題記、文書的割裂、寫本的來源等。十年后，林聰明又出版了《敦煌吐魯番文書解詁指例》，對敦煌文書的形態、抄校、錯亂、裝潢、抄寫符號、題記、文書的割裂等外部特征進行功能分析和例證討論。

方廣锠是目驗敦煌寫本最多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要把研究“寫本學”和“寫本時代的文獻”區分開來。研究寫本時代的文獻，是建設“寫本學”的基礎。但如果矚目點依然是“文獻”，而不是“寫本”，則與前此的敦煌文獻研究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換了一個說法而已。我們要研究的是“寫本”這種形態本身的特征，以及如何由于它本身的特點而影響了寫本上的“文獻”。近年來，方先生在敦煌同一寫本上的多主題文獻之間的相互關系、敦煌寫本的裝幀專題等方面進行了較為集中的研究

從1996年開始，郝春文就開始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編纂工作，截止2018年，已經完成了15卷，從斯10號到3330號，約350萬字。本書開創了按流水號依次對每件敦煌漢文社會歷史文獻進行釋錄的體例。《釋錄》的每件文書一般包括標題、釋文、說明、校記和參考文獻等幾個部分。《釋文》以寫本為底本，并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說明》在學術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每件文書的性質、名稱、年代等問題都作了考證。《校記》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明異同，斷是非。《參考文獻》臚列百年來學術界有關該寫本文書的重要研究文獻。本成果提供了英藏敦煌漢文社會歷史文獻最新的校錄本，全面提供了學術界的研究信息，而且在“寫本學”和“古文書學”學科理論的建立上做了諸多探討。郝春文的《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中國古代寫本學與古代文學硏究》等論文對中國古代寫本學的由來、定義、研究對象、分期及研究內容，以及古代寫本學與古代文學寫本的整理與硏究等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

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主要討論寫本形態與知識社會史問題，視野開闊，從宏觀上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論題。其《博望鳴沙：中古寫本研究與現代中國學術史之會通》把中古寫本研究及其現代學術史結合起來，并藉此對寫本文化之于中國學術研究的意義進行討論。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把敦煌寫本文獻的諸多語言特點和書寫特例作為重點考察的對象，進行系統全面的歸納和總結，為敦煌寫本乃至所有古代手寫紙本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指導和可以具體操作的校讀范例。

從寫本學的角度研究敦煌文學，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成績最為突出。本書以寫本為單元校錄詩歌，把與詩歌抄寫在同一寫本上的其他內容，不論正面背面，全部著錄清楚，重視寫本的整體信息和抄寫情境，更加明確地與整理刻本文獻的方式相區別，以體現寫本的全貌和當時的文學面貌。而這一面貌正是作者所說的有別于“經典文獻”的“民間寫本”，是紙寫本時期社會上流行的大量文學寫本的真實面貌。在此之前，徐俊曾撰有《〈敦煌本唐集研究〉書評》，這是他文學寫本學理論的發軔之作，在敦煌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上有重大突破。而他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前言》，更是一篇閃爍著理論思辨色彩的文學寫本學力作。這篇論文強調敦煌詩歌寫本的性質和特質，一是區別于“刻本時代”的典型“寫本時代”文獻的特征，二是區別于“經典文獻”的以“民間文本”為主的特征。后來他以《身臨其境的詩壇——關于敦煌詩歌寫本特征、內容及整理方法的考察》為題收入其論文集《鳴沙習學集》。“身臨其境的詩壇”正是對這一研究方法的形象概括。

榮新江長期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與敦煌學。1998年初版的《敦煌學十八講》專列《敦煌寫本學》一講，從“紙張與形制”“字體和年代”“寫本的正背面關系”三個方面介紹敦煌寫本學的基本內容。他提出“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寫本之路”，并對絲綢之路上各種書籍、文書的流傳途徑做了深入細致的梳理和研究。榮新江還通過具體文學寫本的研究，揭示了諸多饒有興味的學術問題，比如《唐人詩集的抄本形態與作者蠡測——敦煌寫本S.6234+P.5007、P.2672綜考》一文，發現這是一位官吏用一份可能廢棄的官文書寫的詩稿，從涼州一直到焉耆的紀行詩。這個寫本不是簡單的詩集，而是一位官員在考察過程中的行程、感受、情感起伏的生命體呈現。

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系》主要講敦煌寫本中俗字與寫本時代之關系，與寫本真偽的關系，與寫本性質來源的關系。鄭先生還提出了“寫本原生態”的概念，并結合具體寫本進行了論述，如《寫本原生態及文本視野下的敦煌高僧贊》《從敦煌吐魯番文獻看唐代學童的詩學教育》《〈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性質與功能》等。朱鳳玉在敦煌文學寫本的原生態研究方面也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有《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及其文本講唱特征析論——以今存寫本原題有“變”為中心》《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敦煌曲子詞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等論文。

日本學者荒見泰史的《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在細讀敦煌變文、通俗講經寫本的基礎上，細致考察講唱體與韻文體變文的文體形成過程，挖掘敦煌寫本中的故事略要本，據此探討了散韻相間的講唱體變文演變的過程及其特征和功能。其姊妹篇《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通過敦煌講唱文學作品的不同寫本的比較，對相關變文作品的演變問題等進行了具體的研究。

筆者近年來一直進行文學寫本學的探索，強調文學寫本的整體性和個體性，認為一個文學寫本就是一部作品集，它是寫本時期文學傳播的重要方式，其中包含著寫本制作者豐富的情感追求和文學觀念。我曾以敦煌寫本Дx3871+P.2555為例，討論這個文學寫本中體現的制作者的經歷、思想情感的起伏變化。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主要目標就是要對敦煌吐魯番文學寫本、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中國文學寫本進行系統研究，以期解決寫本時期中國文學的結集和傳播問題。

冷江山的博士學位論文《敦煌文學寫本文獻研究》（2012）通過文學寫本的題記、同卷所抄內容之間的關聯，集中討論文學寫本的性質。在此基礎上，他發表的一些論文，就敦煌同一寫本中不同文獻之間的相互關聯、文學寫本與敦煌百姓生活之關系、文學寫本題記與寫本制作者的生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有啟發性的學術觀點。比如，通過討論寫本的同抄內容、裝幀形制、抄寫方式以及隨手雜寫中的信息等，指出敦煌寫本是百姓生活中的一件“用品”，其中記錄著生動的儀式過程和真實的生活情境。

近年來，張長彬對敦煌歌辭寫本進行了集中研究，在歌辭寫本整理、典型寫本個案分析、寫本抄寫者與抄寫年代、敦煌曲的調名及表演形態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考察寫本為手段，張長彬還對敦煌曲調名及其表演形態做出了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如指出敦煌寫本中的九首《浪濤沙》（后世作“浪淘沙”）一直被學界誤判為《浣溪沙》，論述了《感皇恩》與《蘇莫遮》曲之間的關系，并對寫本中的特異類“同前”辭現象提出了新的意見。他還對曲子辭中講唱故事和代言體套辭進行了研究，指出它們多是宋代諸曲藝的早期形態。

朱利華的博士論文《敦煌文學嬗變研究——以吐蕃統治時期為中心》，從同抄內容判斷寫本抄寫時間，通過同抄內容之間的關系判斷該寫本的性質，進而勾勒出不同時期敦煌文學的嬗變情況。如敦煌詩歌寫本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中原詩歌抄寫（吐蕃統治之前）——中原詩文和敦煌本地詩歌、應用性散文合抄（吐蕃統治時期）——中原詩文與儀式文學的合抄（歸義軍時期），正是敦煌詩歌不斷實用化的外在表現。

此外，李文潔關于《晏子賦》同卷書寫情況的研究，吳真關于敦煌孟姜女唱詞寫本的研究，陳靜關于敦煌詩歌傳播的研究，田衛衛關于《秦婦吟》寫本的系統研究，都是從寫本學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有益的探索，通過作品細讀和寫本情境的全面把握研究具體作品，給讀者很多啟發。

三、敦煌文學寫本研究的展望

敦煌文學的整理研究，已經走過了百年的歷程。由于它有限的研究材料，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已處于式微狀態。如何使它煥發新的生命力，如何實現資源枯竭學科的轉型，一些敦煌文學研究者把研究視野的開拓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作為最重要的選擇。上述徐俊、榮新江等，用寫本學的方法整理研究敦煌文學，導夫先路，使我們感到敦煌文學研究的光明前景。

寫本時期與刻本時期在文本的制作、傳播等方面是有大的差異的，因而文獻內容也會有不同。但是，寫本時期的寫本保存下來的很少，而現代文獻學是建立在刻本文獻基礎之上的。所以，當百年以來大量寫本時期的文獻出土之后，學者們習慣用的還是刻本文獻學的方法。比如過去慣用的分體分類整理文學作品的方法，這種以作品為綱的整理方式是傳統刻本文獻學的主要方法，用這種方法整理寫本時期的文學，可能會割裂寫本的完整性，忽略寫本所保留的作品的生存情境、作品的運用情形等文化信息。再比如，學者用定本意識對待不同寫本抄錄的同一篇作品，這樣會抹殺每一個寫本的獨特個性。因為同一作品處在不同的寫本生態中，它的抄寫人不同、用途不同，就體現出不同的狀態。同一篇講誦作品，民間藝人抄寫和一般下層文人抄寫或學郎抄寫，用途不同，其文字的多少和訛誤情況就有明顯差異。敦煌“悉達太子成道”講唱故事的寫本達20多種，對這些寫本上的故事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有的是底本與抄本之間的關系，有的是散文和韻文的改寫，有的是七言韻文與五言韻文的改寫，有的在散文部分后加上韻文，有的具有案頭讀物的特點，有的還保留著講唱人的口吻、語氣。使我們能感受到當時講唱文學，尤其是佛教故事講唱文學的豐富多彩。這些不同寫本的太子成道故事，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一個文化生態。它由不同的要素組成，每個要素之間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寫本的編者或抄寫者通過寫本的制作來透露他的個人身份、情趣愛好、思想情感、知識信仰，通過寫本中的各個組成部分呈現他的文學思想，吐露他的心聲，展示其生命的運動。

首都師范大學沈壽程的博士學位論文《敦煌習字類文書研究》（2019）對伏俊璉《文學與儀式的關系——以先秦文學和敦煌文學為中心》和吳真《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寫本情境》等論文中關于文學寫本整體形態的研究，進行了很有意思的述評，現節引以資說明：研究寫本文書，需要將相關內容都聯系起來，如此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書的歷史意義。近來也已有學者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強調跳出文本本身，去探究文本的使用者。在敦煌文學方面，伏俊璉、吳真等強調“寫本情境（textual situation）”，試圖還原寫本產生和使用的歷史場景，以加深我們對文本本身和文本主人的認識。伏俊璉曾以儀式文本的視角觀察了一些內容繁雜的寫卷，認為寫卷中不同體裁的作品雜亂地抄在一起，表明它們是在某些儀式中共同傳誦使用的底本。以P.2633為例，他認為該寫本正面抄寫的《齖?新婦文》、尺牘、《酒賦》、《崔氏夫人耍(訓)女文》、《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等內容，除了尺牘為抄手隨意抄寫之外，其他4篇作品都是唱誦作品，而且有著共同的唱誦儀式。《崔氏夫人訓女文》是母親在女兒出嫁前的訓導詞，《詠孝經十八章》是婚儀上證婚人對新人唱誦的詞章，要求新人孝敬父母，這兩首是莊重之詞；《齖?新婦文》則是鬧新房時對新娘的戲謔調侃之詞，《酒賦》也是婚宴上酒酣之時的噱頭，由類似于侏儒俳優者表演唱誦。又如P.2976，其上抄有《下女夫詞》、《咒愿新女婿》、高適《封丘作》等詩、《五更轉》、高適《自薊北歸》《宴別郭校書》《詶李別駕》《奉贈賀郎詩一首》和《駕行溫泉賦》。伏俊璉認為它也是民間儀式上的講誦詞的匯編：《下女夫詞》和《咒愿新郎文》都是配合說唱的婚禮作品。以下所抄的作品除《溫泉賦》外，原卷都沒有作者名。這不是抄寫者的疏漏，而是本卷的作品的應用性質決定的。民間歌手或講誦者利用流傳的文人作品，多是不顧其全篇的意旨，而是看重其中的一些句子，尤其是開頭的幾句，斷章取義，以便在特定的場合表達一種意味。這種解讀非常富有想象力，將看似蕪雜的文本框定在一個非常鮮活的民間儀式活動中，使我們對文本背后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與之類似，吳真嘗試用學士郎日常學習的畫面統合一些習字文書，她提出敦煌寺學學郎日常學習生活中主要以學習儒佛經典、抄經練字為主，也抄實用社邑文書。可能為調節枯燥的抄寫作業，也會雜抄俗曲、俗詩。比如她在梳理P. 3319寫本背面的眾多習字時，試圖這樣理解：當我們了解晚唐敦煌寺院學郎的抄寫情境之后，再反觀P. 3319的雜亂無章，頭腦漸漸可以浮現當時抄寫情境：九世紀后半葉的某一天，廢棄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被分配給敦煌某寺的小學郎，以充作練字本。那天的作業是照抄近日社邑春座轉帖范本，小學郎先是鄭重地寫下“大唐國人”和“社司轉帖右年支春座”若干字，忽然憶起近日習得的一首流行曲，于是照著記憶默寫下“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煙山更不”，寫至此，怎么也哼不全整首曲子，不甘心就此歇筆，于是又從頭默寫“孟姜女……乳酪山下雪”，寫至此又想不起下文，于是又另起一行書“社司轉帖右年支春座局席……”等字。然而這樣書寫終究無聊，于是又想起近日同學間流行的一首有趣的打油詩，寫下“須家有好女……”兩行字。打油詩書完，一看可供練習的作業本已經篇幅不多了，趕緊又另起一行，老老實實把今天的社司轉帖抄寫作業共六行字，一一抄畢。吳真的解讀雖然頗多文學想象，但卻強調了這些習字當時的寫本情境，這對我們破除以往孤立看待習字觀念，轉而從整體上理解習字的歷史意義是很有幫助的。

當然，這種“文本場景”研究要避免過分的文學想象，不能忽視歷史現象的復雜性與客觀性，要建立在對寫本文本認真閱讀的基礎之上。比如，寫本的正面和背面是什么關系，其中的文字是不是出自同一個人，是否在同一次文化活動中完成？敦煌寫本大部分經歷了非常復雜的流傳過程，在輾轉眾手之時，寫本也存留了許多展示個性化的字跡。針對文學寫本，不同的作品、不同的筆跡，隨手亂花、涂鴉雜寫，都是文學寫本傳播接受的體現，這些原卷存留的復雜信息需要我們全面深入地挖掘，并予以嚴謹科學的解讀。比如，我對S.2607曲子詞寫本上的多種信息進行了深入研究，充分吸收了學者的最新成果，首先發現這部曲子詞集的主體部分是從唐代宮廷流傳出來的。其次又發現這件曲子詞集的制作者是一位九世紀后期從敦煌到長安的文人，他到長安正遇上唐昭宗即位，人們對新君寄予厚望，但不久皇上被劫華州，李代皇族遭受集體屠殺，長安宮室再次化為灰燼。其三，經過對寫本筆跡的認真核對，發現寫本是晚唐名士張球所抄。這樣，我們不僅對這個曲子詞寫本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補充了諸多張球的經歷和作品，文學寫本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都得到了充分地凸現。所以，一件文學寫本，在正文完整的詩文之外，那些隨意的雜寫、涂鴉，也是抄手彼時彼地心理活動的真實流露。這些信息絕非整理輯出的孤立的文學作品所能傳達的，這也是我們之所以一再強調“寫本學”本位的重要原因。

對文學寫本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對一個個文學個體的研究，對已逝去的文學生命個體的感悟。端賴敦煌遺書的重見天日，我們方可跨越刻本的障礙，與古人進行更親近的接觸。摩挲千年前的寫本，目視古人昔時的筆鋒，那些字里行間仍有古人的脈搏和心跳，仍有可以想象的歷史場景。這些歷史、文化、民俗的寶貴信息，早已在雕版劃一的刻本中蕩然無存。所以，“寫本情境分析法”不失為解讀寫本的一種有效方法。

寫本群的研究方法，也是敦煌文學寫本研究的新趨勢。寫本學的研究方法，與系統論、生態學理論等有密切聯系，與現代人文學科“普遍聯系”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通的。具體地講，現代漢畫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啟發了我對寫本學研究方法的總結。漢畫像的著錄始于洪適（1117-1184）《隸續》，中國傳統的漢畫像研究基本上是“圖像解讀法”，即首先根據相關文獻或榜題考證特定某一圖像中的人物和故事；一旦某一種圖像內容得以確定，就再以此為類型標準判斷同類圖像，這和考古學上的“類型分析”相似。漢畫像石、畫像磚上伏羲、女媧、西王母等故事的判斷，基本上采取的是這種方法。而現代考古學對出土文物的考察非常重視出土的地點、遺址中文物的具體存放位置和構成圖形等全方面的原始信息。這就啟發我們，對漢畫的解讀不僅要考察單幅圖像，更要全面系統地考察在某一遺址中不同圖像組成的“圖像群落”。藝術史家把這種研究方法概括為“圖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漢畫研究者利用“圖像程序”的方法，以單個圖像的研究為基礎，再聯系相似畫面、細致分析，進而綜合地討論“群類”漢畫的產生發展，及其與民眾社會生活、墓葬制度、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這種“普遍聯系”“以類相從”的思路，對寫本學研究的啟發是明顯的。過去的研究總是對寫本中某篇文章、某類作品進行割裂的分離式研究，而寫本學的方法告訴我們，古人把一批作品抄到一起，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尤其是當幾個寫本所抄的作品大體一致，這樣就有一種超越一般文體觀念的“文類”觀念在焉，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更大的“系統”或者“整體”——“寫本群”。我們的任務，就是在仔細研究這些作品文本的基礎上，挖掘它們之間的關系，探討潛藏在這些作品相互聯系之中的古人的認知、觀念、情感和信仰。

敦煌寫本同出于藏經洞，是有某種機緣使它們聚集在一處。日本學者藤晃枝在《敦煌寫本概述》中提出要把敦煌寫本重建為一個整體，并找出個別寫本或寫本群在全部敦煌遺書中的位置。法國學者戴仁指出敦煌寫本研究應當“以數量更大、更能正確反映整體狀況的寫本群為基礎來進行更細致的數據分析”。事實上，敦煌文獻研究中，許多學者已經比較自覺地運用了“寫本群”的研究方法，進行有關專題的研究。如敦煌寫經書法的研究，敦煌佛經的研究等。

敦煌寫本本身是一個大的系統群。在這個大系統下，文學寫本就是其子系統。這600多件文學寫本，它們之間又有著諸多關系。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已經注意到了寫本間的相互關聯。饒宗頤更關注到敦煌《文選》寫本與其他敦煌文獻之間的關系。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對敦煌詩歌寫本所抄內容、詩人在其他寫本重出互見情況有很詳細的說明。敦煌詩歌寫本中作品重出互見、筆跡相同、款式相似，都可以作為聯系不同詩歌寫本的紐帶，相互系連成群。徐俊說：“當一個個零散的寫本被還原成一組組寫本群的時候，對這些寫本的認識無疑會更加豐富和準確。”

如果說以“寫本”為單位，注重寫本的有機整體性是“寫本學”研究的基礎，那么“寫本群”研究就是在此基礎上對相關寫卷之間“共通性”的探索，并利用這些“共通性”更一步探究文獻的抄寫者、性質、應用等。李文潔曾對《晏子賦》以“寫本群”的方法進行探討，作者首先搜輯出敦煌文獻中所存九件抄有《晏子賦》的寫本，作為一個“寫本群”，并考察這九件寫本同卷抄寫內容的情況，總結出同抄的10種文獻。然后“著眼于與《晏子賦》相關性較高的這10種文獻，了解他們同卷且由同一人書寫的是哪些文獻”，得出同抄文獻《丑婦賦》《百鳥名》多與俗賦、童蒙讀物并抄，《百歲篇》《十二時》多與詞文同卷，《太公家教》《千字文》多與童蒙讀物抄寫在一起等。最后，總結俗賦、詞文、童蒙讀物等更大范圍的“寫本群”普遍存在的抄寫、使用的共通性，指出《晏子賦》這一文學作品是敦煌民眾喜聞樂見的讀物。綜其方法，即通過已知《晏子賦》寫本群的“共生群體”，以此為線索，尋找與每篇作品同抄的更多寫本，劃定一個更大的寫本群，再歸納“大寫本群”的共性，推及“小寫本群”的特征。由點及線，再由線及面，最后以面推點。環環相扣，深得寫本研究的“類聚”“共通”之法。

郝雪麗的碩士論文《敦煌石室詩歌寫本群研究——以P.3812爲中心》對敦煌詩歌寫本群作了細致探索。比如，以抄寫筆跡及內容判斷，P.3885正面筆跡與P.3619、P.2673似出自同一人之手，正面所抄15首詩與P.3619重出9首，所抄《龍門賦》與P.2673重出，可知P.3619、P.2673兩個寫本算是P.3885的近親。而P.3885所抄詩歌又與他本重出多首，這些他本則算作P.3885的遠親，如《明時奉遣出皇州》又見Дx3871+P.2555，《春尋花柳得情》又見P.3812，《野外遙占將軍》又見P.2622、S.4444，《龍門賦》又見P.2544，P.4994+S.2049。Дx3871+P.2555、P.3812、P.2622、S.4444這四個“遠親”亦有自身親朋好友，凡此種種構成了詩集寫本的“朋友圈”。那么以P.3885爲中心，與P.3619、P.2673、Дx3871+P.2555、P.3812、P.2622、S.4444共同構成詩歌寫本群。再比如以詩歌作者判斷，敦煌抄寫高適詩歌的寫本共有九件：P.2567+P.2552、P.3862、P.2748、P.2976、P.3195、P.3619、S.788、Дx3871+P.2555、P.2544，這九件寫本共同構成了“敦煌高適詩歌寫本群”。

張涌泉在《敦煌寫本文獻學》指出：“在研究某一專題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索引的基礎上，全面普查敦煌文獻，把相關的寫本匯聚在一起。”文學寫本群由有共同特征、相互聯系的多個文學寫本構成，凡寫本筆跡、作品內容、作品體裁、作者群體、抄寫年代相同或相似者等皆可作爲敦煌詩歌寫本群的“類聚”依據。對文學寫本群的研究，對于探討寫本時代的文學結集、文學傳播，當時人們的文學生活，都具有重要意義。王立群對徐俊關于《文選》寫本群的論述深表認同，敦煌寫本群研究確為當代敦煌寫本學“一個嶄新的卻更為重要的切入點”。

（注釋略去，詳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