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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屆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滿族女作家作品形態多樣，在形式、主題、內涵、風格等方面不僅有明顯的差異性，也有內隱的共同性，一方面表征為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則是文本中內隱著的對傳統文化形式的當代創新，這其中蘊含著個體女性創作者獨特的審美主體意識，整體上又普遍呈現出多民族共榮共生的文化意識。

關鍵詞：滿族女性文學；傳統文化；文化傳承與創新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元一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交流融合、休戚與共、血肉相連，古往今來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浩瀚的中華文化，“漢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各少數民族文學之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多元一體的格局，不是簡單的組合，更不是互相游離”。千百年間，滿族書面文學經歷了從本民族的歷史文獻典籍中萌芽，到清代繁盛的滿漢雙語創作，再到后期因時代更迭引致漢語創作逐漸替代滿語創作的主體性地位的發展過程。此后，“滿族與漢族在文化上的彼此界限愈發模糊起來”，滿族文學在一路坎坷中砥礪前行，在創作題材、技法、文化思想等方面吸收繼承漢族文學，同時作家特殊的民族背景所造就的文化烙印使滿族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別于漢族文學。

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自1981年設立以來，以高標準和高質量的要求評選出了各少數民族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這些獲獎作品整體上呈現出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群體的創作樣態。總的來說，從第一屆至今，獲得駿馬獎的作品總數逐屆遞減，但其中獲獎的女作家作品所占比重逐屆遞增。從第一屆到第十二屆，獲獎的女作家作品共有98篇，獲獎的滿族作家作品有44篇。以邵長青《八月》斬獲第一屆短篇小說創作獎為起點，獲獎的滿族女作家作品總共有9篇，約占獲獎女作家作品總數的9%。

作為中華多民族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以來的滿族文學以強勁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從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情況來看，滿族女性作家已經形成了一個創作激情旺盛、極具當代審美和創作意識的作家群體。她們深受滿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多重影響，以多樣性的女性寫作敘寫著滿族人民對中華傳統文化及其思想內涵的當代傳承與審視。文字中傳達出滿族女性作家“德行兼修”的自我修養、“中庸”的處事之道，以及“群己和諧”的中華人文精神。

一、女性寫作與傳統文化的傳承

“民族融合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多民族融合史，孕育出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女性文學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和豐富女性作為“人”的內涵與價值的過程，從女性個體的心靈世界到人類群體的社會處境，當代滿族女性寫作關注女性經驗與生命故事，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民族品質的養分，表達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命責任感和人文精神關懷。

當代眾多滿族女性作家中，葉廣芩自成一格，她的作品總是散發出傳統文化的“韻味兒”和大徹大悟的“心勁兒”，“中庸之道”的寫作筆調讓讀者迷戀至深。在第六屆駿馬獎獲獎散文集《沒有日記的羅敷河》中，作家以第一人稱“我”追憶“沉重”又“輕松”的個人記憶，透過特定歷史時期下的個體人生命運與生存狀況再現復雜又濃厚的滿人情感色彩，顯露出滿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滿族貴族后裔的特殊身份為作家接受傳統文化熏陶、文學氣息滋養提供便利。作家熟諳《打漁殺家》所代表的一類貴族精致文化和《鋸碗兒丁》所代表的眾多底層民俗文化，這種非比尋常的高雅廟堂和俚俗市井相互交融的生活體驗所帶來的人生感悟和文藝素養將滿族的文化品格和民族意識轉化為今后文學創作的靈感和源泉。滿族特殊的傳統民俗文化、京味兒的語言，以及家族中的珍貴器物，都內化成作家本人女性寫作中的文化符號，例如父親的鼻煙壺、舅舅賣的開花豆，以及文中頻繁出現的古詩文等。無論是在京的童年時期還是調往西安之后，物資匱乏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磨難并沒有把“我”推向低谷，從而變成一個暴戾粗鄙、埋怨一切的人，這一切都應歸功于文學世界的相伴和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因為漢族民間敘事詩《陌上桑》里的詩句，“羅敷河”在“我”的眼里變成了一條女性化的河流，是給予“我”生存啟迪的精神依托，作家將心靈寄托于文學和自然以釋放人生苦悶，散文中大量引經據典的篇幅既展示了漢族文學文化對滿族作家的內在影響和作家自身豐厚的文化底蘊，也折射出了滿族女作家內心對中華傳統文學文化深深的自豪感與喜愛之情。

在第十屆駿馬獎獲獎詩集《我的靈魂寫在臉上》中，王雪瑩以個人獨特的女性生命體驗書寫對大千世界和豐富生命的審視與敬畏，正如作家在序言里寫的，“一個嚴肅的詩人每天都重新起程，行走在以詞語為表象的內心探險的路上”。在《遇到水仙》中，王雪瑩以“水仙”這一意象指代愛情，文字成為情感的代言符號，以委婉清純的筆調描繪一個成年人的愛情，流露出作家對于心靈悅動景象的審美情緒，以個體生命的精神和經驗探究人類靈魂深處的“愛與夢、傷與痛”，“渺小與卑微、堅持與守望”。而血液里流淌著的對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共生之情，促使作家在詩集里多使用“蝴蝶”“陽光”“花朵”等具有明媚色彩的詞語，字里行間撲面而來的是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天然從容的透徹感。

對于滿族女性作家來說，性別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多重影響構成其文學維度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她們通過寫作繪制多姿多彩的女性精神圖譜，進而表達女性的生命訴求。她們上下求索，并不囿于狹隘的女性意識發掘，用語言符號勾勒出跨越性別、民族身份的人類共同的人文世界，其思想內涵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

在第二屆駿馬獎獲獎短篇小說《丹頂鶴的故事》中，邊玲玲塑造了一個大學畢業后自愿申請去往丹頂鶴自然保護區、在荒蕪的環境中潛心研究丹頂鶴的青年小伙裴寧。與當時選擇城市喧囂的大多數人相比，裴寧的選擇令人不解。作家有意透過對裴寧這一人物的細致刻畫和描寫，投射出當代知識分子的某種理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即一種回歸鄉土自然和追逐生命氣息的淡泊寧靜。而文中對于朝鮮族姑娘烏梅溫暖熱情、能歌善舞的形象塑造，表達了作家對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關注和接納。超凡脫俗的丹頂鶴吸引著裴寧并使其甘愿用一生來駐足探索并歌頌恬靜自然的環境中同丹頂鶴一樣美好的事物。作家用丹頂鶴表征個體生命沖破欲望的浮華和虛妄之后，靈魂到達的崇高境界。這種道德上淡泊名利、回歸自然、救贖自我的人生路徑恰恰呈現了傳統儒道文化中所強調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人與女人，人的尊嚴與女人的尊嚴在邊玲玲的小說中，既是一種縱向的邏輯遞進，又是一種橫向的內在契合，是社會普遍關切與性別特殊關切的有機統一。”這位滿族女性作家以獨具特色的女性視角講述時代青年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奮力維護人格尊嚴的故事，演繹當代人對中國古典文學中陶淵明所構建的人文精神世界的追尋與傳承，體現了傳統文化對滿族女性作家文化修養的浸潤和內在影響。

作家格致是“新散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散文集《從容起舞》曾獲第九屆駿馬獎，其書寫“以‘純客觀’的方式，真實再現凡人瑣事以及深蓄其內的本原與塵世情緒”。與邊玲玲相比，格致更關注在男權文化困境中女性的生存哲學。從表現女性成長時期特殊的生命體驗到強調女性意識，質疑長輩重男輕女這一傳統文化觀念中男尊女卑意識在家庭和農村社會的天然合法性存在，散文中傳達出了作家對性別文化和社會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轉身》中回憶母親年少時曾被蘇聯騎兵侵犯，回憶“我”與男性朋友第一次擁抱時帶來的種種不適和危險的感覺，以及被男性騷擾的經歷，作家以個人經驗揭示女性成長中的風險和不易，以此凸顯對男權文化的反抗。同時，作家用“漫漶、枝蔓”的文字描述“我”與男性周旋對話的漫長場景，更有意強調女性的善意與柔和能成功化解來自男性的威脅和危機，這一點在《醫療事故》中也可以得到印證。作家細致地展開“我”與年輕中醫相親時險些被侵犯這一經歷，著重凸顯對事件背后本質的思考，展示女性天然被賦予的感化暴力的強大力量，心懷堅強忍耐、寬容慈悲的母性品格，救贖了在法律邊緣游走的施暴者，這一思想內涵復歸了中華傳統文化中以倫理道德感化人性、救贖人性、以柔克剛的精神資源。作家以先進的文化角度審視和反思幼年時閉塞環境中的女性生活和情感狀況，直面女性現實問題的憂悶，也在文中保留了女作家對和諧美好兩性文化的期待，并流露出對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依戀感。

傳統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不容忽視的父權制文化語境也不可避免地侵蝕女性心理，這種影響首當其沖體現在女性創作的文化心理上。即便是當代滿族女性作家的書寫，仍可以從格致的散文中嗅出作家本人對于童年時期父母偏心兄弟忽視自己而內心酸楚的味道。這種態度似乎與邊玲玲所呈現出的對于傳統文化中特殊的文人情懷、隱逸精神的渴望截然不同，但是前者通過無限釋放女性的“善”以反襯男性的“丑”，與后者對古代男性文人建構的人文精神世界的向往都屬于當代女性書寫情緒的一部分。而在葉廣芩和王雪瑩的女性話語空間里，豁然自得、通達明澈的心境更為突出。女性寫作的多樣性證明了女性也是可以超越傳統家庭關系中的身份，整合文化傳統創造出具有個體獨特意識的差異性存在，成為傳統文化在流變時空中的傳承者。

同時，當代滿族女性文學并不囿于書寫女性主體經驗與思維，還以宏闊的現代性視野和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探討人類共同的人文追求，譜寫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考量生命活動在現實中的終極意義。盡管文學體裁不同，女性寫作通過當代文學的審美表達形式守護并傳承著民族文化的共同記憶，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文本始終貫穿著對個體生命存在形式的關懷和對個體精神世界的關注，既保留精神上的獨特性、差異性，又在文化中國的意義上會通為完整的版圖，繪制當代知識分子探尋文化源流、回歸精神家園的秘徑，表達對文學精神和文化感染力的堅守與自信，在整體上形成一種人類價值審美的共通性，并在精神內涵上自覺地歸一為對傳統文化的傳承。

二、文化傳統的當代性思考

文學文本中的文化蹤跡即表征著少數民族作家本人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一種認同。當代滿族女性作家的多樣性創作固然彰顯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與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環境，這種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記憶也在潛移默化地浸染著滿族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二者相輔相成。“面對浩瀚如煙的傳統文化，摒棄什么、傳承什么，是一個時代的大命題……求新求變，是時代的要求，是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要求。”由于現代化進程所引發的社會空間和地理環境的變化，在傳承與闡發傳統文化的同時，滿族女性作家的書寫也顯示著她們作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一種明確的文化自覺，思考并審視歷史對傳統文化的篩選，或者以文學創作對傳統文化加以創新，延續傳統文脈。

戰爭這一命題是歷史的、沉重的，當滿族女作家面對這一敘事主題，她們擅長從女性的情感經驗出發表達對戰爭和歷史的獨特解讀。戰爭題材的獲獎短篇小說《八月》由邵長青創作于1979年，正值新時期文學對革命現實主義、人文主義等文學思潮的恢復階段。《八月》中呈現的抗戰敘事沒有對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進行直接討伐，也沒有對戰爭場面進行宏大描寫。作家以戰爭背景下日本女人踏上中國土地尋找參戰的丈夫這一故事為引子，講述流浪異國他鄉的日本女人和逃難中的中國人之間的心理情感變化。初遇時的雙方是對立的，彼此忌憚，經歷了流亡路上的共患難，逐漸產生信任感。作家通過對不同階段的變化描寫提出對戰爭文化中“人”和“人性”的審視，將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德”“仁”的精神傳統通過當代文學審美表達的改編創造，構建為具有當代認同感的精神價值，即“人道主義”精神。面對那段歷史，戰爭對人類造成的心理精神創傷不容忽視。作家對于戰爭的描述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國家敘事，以人類存在和發展的視野理解、澄明民族精神文化，表達了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于“和平”和“家”的共同追求與渴望，而這一全球性議題的答案就埋藏在浩瀚如煙的中華文化之中，即使戰爭中苦難、落魄的中國人，面對來自侵略國的弱者，仍會秉持“德性”和“仁道”。

同是戰爭題材文本，龐天舒《落日之戰》中描寫的民族戰爭史蕩氣回腸，青年的愛情故事感人肺腑。小說追溯了滿族先民女真人開疆辟土的崢嶸歲月，以及契丹等其他族群的多舛命運。北宋漢女萇楚在戰亂紛紛、狼煙四起的時代背景下雖然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卻始終保持心中的忠貞與赤誠，以愛為生命箴言，寧愿背負背叛的罪名也要挽救契丹騎兵刀下女真老人的性命。當得知斜也等女真人背信棄義，計劃南下侵宋時，萇楚心中對民族國家深深的大愛超越了兒女情長的小愛，痛苦并決絕地斬斷了與斜也的聯系。小說中塑造的漢族女性是一個頗具現代意識的“英雌”人物，對古代女性形象的顛覆性書寫這一自覺性文化創造活動本身即充分體現了作家強烈的當代女性意識。在文本中作家實現了對傳統女性刻板印象的文學書寫突圍，賦予女性錚錚鐵骨和寸寸柔腸的正義品質，用女性形象詮釋溫婉善良和剛毅不屈的中華美德，演繹當代知識分子理想中崇高的民族道義和大愛精神。

滿族女作家構建女性歷史書寫，在歷史敘事中想象女性的參與，顛覆了傳統文化中女性的被動地位，解放男權文化對女性的精神束縛，為文化多樣性發展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歷史上女性深受男權文化影響，這種現象也延續至今。趙玫的散文集《以愛心以沉靜》和《一本打開的書》，曾分別獲得第四、第五屆駿馬獎，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作家文字中內含的強勁生命力和緊扣讀者心靈情感審美的巨大能量。女作家突破傳統的家庭婚姻觀念，以文學聯系現實世界，排遣心中愛情和婚姻失敗的痛苦，通過文字構建的文學世界，超時空地與杜拉、伍爾芙、三毛等女性進行精神對話和心靈交流，憑借寫作使自己成為有獨立精神領地的女性。作家為女性的存在身份尋找答案：一個女性到底應該是男人的愛人、家庭的主婦，還是帶著孩子的單身女人、父母的女兒？作家給出的答案是：在堅韌跋涉中擺脫愛情的折磨，蛻變成長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女性，以沉靜的愛心對待父母、女兒和身邊的朋友，獲得對自我精神生活的真正把握。散文展現了女性作家個體的心路歷程，探索女性生命中的多重身份，追問女性的生命價值，表達當代女性對家庭、婚姻以及人生的豁達態度。

當然，當代女性不僅在精神與生命價值上有獨特的訴求，她們也同樣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對滿族瀕臨消逝的傳統文化進行審視。趙玫的散文集《一本打開的書》中有一篇《我的祖先》，其中寫道：“我的祖先是被他的母親在游牧的馬背上生下來的。而臨到我們，作家便不僅有了宮廷里的皇族的高貴也有了王朝覆滅衰敗之后的凄涼。我們懷著那一份高貴的凄涼，便只能將一顆執著的心，投入對先祖無限崇敬的緬懷中。”作家對于本民族的歷史別有一番感慨。祖先曾經的輝煌被歷史的塵埃所覆蓋，成為民族的文化遺跡，然而現代社會多元背景下成長的一代又一代關于滿族歷史文化的記憶逐漸淡化。面對這些表征著日漸式微的傳統民族精神的文化符號，滿族女作家筆下的滿族敘事更像是一種文化想象，“在生命中的一個必然的時刻，我像悟出天機般悟出了滿族女人的命運……于是我寫了長篇小說《我們家族的女人》，用這篇作品完成了我1991年對于民族的認識”。多元的文化情感被默默地融入創作，并與女性作家天然的女性意識相互結合，以現代女性的心靈感悟滿族女性的命運，書寫對民族故事的想象，在文學創作中追溯身體里的文化基因，完成對祖先的認識與緬懷。

格致在長篇散文《替身》中描繪了在烏拉古城內人們依靠懂巫術的“大神”來診治病痛、驅魔趕妖的鄉村日常生活圖景。在這個古老的地方，傳統的巫文化將人同時賦予了肉體存在和替身存在。當面對生病的“我”，母親召集眾神在人間的替身——大神，制作一個“我”的替身來保佑“我”。對這種巫文化的推崇和信仰影響并支撐著逆境中的人們，以至于后來“我”的丈夫發出了“世界已經改變，人神必須聯手，共同努力，才能保佑一個孩子安全長大”這樣的感慨，這種古老的文化習俗沿襲至今，在經歷了真理與科學的考驗之后仍在現代滿人心中有所保留。在這個語境下，它并不是醫治身體病痛的良藥，而是心靈的寄托。而文章中出現的對東北滿族女子吸煙的風俗和房間布局陳設的細致描寫，展示了作家對于滿族文化習俗和日常生活細節的關注，這是作家熟悉的“家”的環境，也是流淌自血液里的民族文化認同。然而，這種對本民族的感知和了解卻來自母親這個漢人。《在邊疆的大風中》這篇文章里，童年時的“我”通過游戲在“古老的泥土”中找字，長大后在書柜中、在家譜上以及在研究室里追尋民族文化根源，執著地探索有關滿族文字的故事。作家在文中審視現代性浪潮沖擊下的傳統民族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邊緣，同時也在現代與傳統、滿族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找到歸屬感與認同感。

三、多民族共榮共生的文化意識

眾多獲獎作品盡管主題風格、敘事方式等方面不盡相同，滿族女作家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以當代文學想象呈現滿族文化，例如對家族身份的介紹、日常生活的展示，以及對薩滿巫文化的描寫等。然而在新時代背景下，伴隨著各民族的不斷發展和交融，民族特征逐漸模糊化，各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族群邊界的痕跡不再清晰，滿族文化記憶被重構成中華文化的特色基因。這些獲獎女作家本身的民族意識更多指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她們對于滿族文化的闡釋既依賴于本民族的文化符號，又呈現和諧的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女作家們對各時期歷史事件的客觀描述即是佐證。

龐天舒曾談道：“當今的世界各個民族就是歷史上的民族、人種相互融合的產物，民族文學也必然如此……我本人的創作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現象。”這種多民族文化意識在《落日之戰》中也多有體現，小說雖然寫的是滿族先民女真人、遼國契丹人以及北宋之間的戰爭，但個體的少數民族身份所賦予的特殊性與差異性被放置在了人類必要的生存正義性之后。這種戰爭敘事不失公允，以客觀的態度正視中華多民族間的交融史。契丹將軍林牙大石在國破家亡時滿腔熱血希望找金人報仇雪恨，在經歷了多次戰爭后卻又向西跋涉千里重建西遼，只為避免部落間的戰爭，以求安逸和平的生存環境，甚至在西行途中吸收了一隊志同道合的沙漠部落。在作家的敘事話語中，無論民族身份是什么，和平富足的日子才是人人都向往的幸福生活。這些既是人性情感的感知過程，也是對人類生存真諦的認識結果，完成這些都需要和平穩定的內部執政和外部邦交環境。然而漢族與游牧民族生活生產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漢人安土重遷，而游牧民族則需要不斷征戰周邊開疆拓土。當金人順利攻下遼宋都城后，殺紅了眼的戰士肆無忌憚地將憤怒發泄在無辜的城中百姓身上，此時戰爭之初的目的已經完全淹沒在對弱者施暴的血腥之中。這便是作家通過歷史書寫所帶來的啟示性意義——戰爭最終會導致一方的勝利和另一方的消隕，而“一場勝利的戰爭，往往也就是引誘勝方走向反面的‘落日之戰’”。

在另一個維度上，這一戰爭敘事跳脫了單純的民族歷史書寫，在完成滿族歷史敘事的同時，在民族性的基礎上以全人類的視角質疑戰爭的暴虐與復仇心理的破壞性。女真將軍斜也與契丹將軍蕭撻不野在戰場上廝殺拼搏時，也不妨礙他對這位英雄的崇敬；而后與遼宋漢人蔡靖相遇時，又被蔡靖的忠誠和勇氣所感動，然而，在和他們碰面之前，斜也只是個滿腔家愁國恨的復仇者。作家對斜也這一人物的多角度考察消解了民族之間的絕對界限，人不只具有“民族性”，更應該具有“人性”，戰爭無論是為勝方還是為敗者帶來的終究是毀滅，只有和平幸福才是各族眾生共同的生命訴求，各民族之間彼此尊重、平等共存、求同存異，這就是對多民族共榮共生這一文化意識的深刻闡釋。

新晉駿馬獎獲獎作家蘇蘭朵在中短篇小說集《白熊》中并沒有刻意地追求與滿族有關的歷史敘事，而是將少數民族群體所特有的生命意識和生命崇拜帶入小說創作，以一種廣泛包容的姿態嵌入了對當下社會生命現實的深入思考。其中，中篇小說《歌唱家》、短篇小說《白馬銀槍》《小麥經過的夏天》是頗具地域色彩的三部作品。《歌唱家》中的民歌《十月金秋飄果香》成為一代人的記憶，作家透過它講述了一對師徒的時代故事，這首歌在十幾年后又引發了荒唐離奇的“假爸爸”事件，不斷地裹挾著師生情、親情和利益心的發生；《白馬銀槍》中滿族的外祖母因戲服與外祖父相識，被外祖父《長坂坡》中所扮演的忠肝義膽的漢族英雄趙云深深吸引，受此感染的母親對武生表演癡迷一生。“國粹”京劇本是極具特色的漢文化傳統之一，卻牽扯出了一個家族兩三代人的愛恨悲歡，呂彤在追回祖傳京劇行頭的過程中才得以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小麥經過的夏天》中傳統的二人轉劇目《豬八戒拱地》和《回杯記》更是表征著獨具東北地域特色的文藝表演形式，二人轉本身既包含了漢族的音樂文化，又融合了滿族傳統文化。民歌、京劇、二人轉這些文化符號承載著作家對生命與生命、生命與社會之間彼此糾纏、彼此羈絆的尋覓和探索之路徑，它們共同構成了東北社會小人物的文化空間，同時也在訴說著東北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之情，體現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共生。雖然作家的小說創作常常將故事背景放置在東北這一特殊的文學地理空間，卻充滿了濃烈的現代感和社會感，作家在都市日常中尋找現代人的迷茫人生和生存困境。也就是說，作家擺脫了對于個體民族身份和階層身份等異質角度的探討，在時代社會、都市人生的同質維度中折射出中華多民族共榮共生的文化意識。

滿族女性作家帶著現代知識分子深深的使命感，通過創作開啟文化尋根之旅，在女性身份、少數民族身份這兩重身份維度中建構人生與時代的終極關懷，將邊緣群體意識通過敘事文本呈現出來，以此實現價值提升和中華文化現代化建構。同時，面對自身特殊的民族身份，女性作家自覺地將滿族文化視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在保證文化生態平衡的基調下，依靠文學創作傳承傳統文化記憶，開啟新的文化傳承之門。滿族女作家既承擔著本民族歷史命運和文化精神的書寫任務，又自覺扮演著傳承中華文化的角色。

滿族女性文學一方面在書寫創作中保存自己本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吸收借鑒其他民族優秀的文化內涵，將傳統文明與現代意識相結合，注重對人性以及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況的關懷，通過文學想象構筑并再現民族文化圖景，在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的格局中，將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在現代語境中拓展延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優秀基因，并對傳統文化精髓進行再發現、再認識、再創造，統籌兼顧本民族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建構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方向，映襯著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感，在這一過程中自覺地表現出主體自信和文化創新意識，充分體現了當代滿族作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結語

總體來說，當代滿族女性文學在大時代背景下對傳統文化的書寫呈現出一定的辯證性思考。作品既有對傳統文化思想內涵的繼承和發揚，又表達了對于傳統文化的時代思考與創新。滿族女性作家們以豐富的文學活動表達文化認同感，彰顯民族文化自信，同時這種連通古今的文學創作消解了歷史傳統中的民族畛域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深化并超越了文學和文化傳統。

作為中華多民族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滿族女性文學，其文化現象存在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意義。民族文學的書寫主體不再只是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或引領小說體散文的“新散文”藝術手法創作，或通過小說、詩的創作以更細膩的觀察視角豐富了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為文學傳統注入時代的文化考量，闡釋對于民族、戰爭、人性、人生等主題的思考，這些都體現了當代滿族女性作家獨特的審美內涵和民族文化氣息，同時又為中華多民族文學庫存投入新的文學力量。

（注釋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