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在說起錢學熙（1906—1978），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很多年前，那套“外國文藝理論叢書”曾經是我們這一代學子心目中的圣經，《柏拉圖對話錄》《詩學·詩藝》《歌德談話錄》等等，成為我們了解西方古典文學理論的最佳選擇。不敢說都讀懂讀透了，至少大家都樂于引用幾句，以示不凡。其中有一本薄薄的《為詩辯護·試論獨創性作品》，把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的《為詩辯護》和愛德華·揚格（Edward Young）的《試論獨創性作品》合為一冊。說實話，當初這本并沒有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只記得《試論獨創性作品》的譯者是袁可嘉，那時他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正備受追捧，而對《為詩辯護》的譯者錢學熙則一無所知，也就逐漸淡忘了。這幾年關注夏濟安（1916—1965）、夏志清（1921—2013）兄弟倆，在《夏濟安日記》《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中不斷遇到“錢學熙”的名字，突然發現原來就是那位《為詩辯護》的譯者，對他的認知才逐漸豐富起來。前不久，在夏志清先生留存的信札資料中，我又發現了3通錢學熙致夏志清的中文信，還有12通錢學熙與燕卜遜（William Empson，1906—1984）往來的英文信，以及一份完整的錢學熙英譯《道德經》的打印稿。中文信用的都是很薄的普通白紙，豎寫，密密麻麻，頂天立地，四周幾無任何空白；英文信均為打印稿，手寫簽名。英譯稿似乎未見出版，書信更是從未披露，因此不憚辭費，打撈一些歷史的碎片，以供后之來者發揚光大。

一

1906年，錢學熙出生于無錫陽山的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父親早年留學日本，在當地頗具文名，而他的兒子錢紹武，則是新中國最早的蘇聯留學生，后來成為著名雕塑家，聲名遠超其父。有意思的是，錢學熙自己其實并沒有上過大學，屬于地地道道的自學成才。他十來歲的時候，隨母親來到蘇州，就讀于蘇州桃塢中學，瘋狂地愛上了英語和英國文學。初中畢業后，由于身體不佳，只得回到無錫老家，一邊調養，一邊自學，熟讀各種中外文學經典，英語水平也突飛猛進。1932年，錢學熙和妻子到無錫城里開辦了一所補習學校，一邊教書，自己編的《英文文法原理》大受歡迎，多次再版；一邊從事翻譯工作，先后譯過《韓非子》《明夷待訪錄》等傳統經典。后來還一度到上海光華大學教書，也就在那個時候，與剛剛留校任教的助教夏濟安結識，成為同事和朋友。

1943年7月4日，錢學熙帶著他的毛腳女婿陸鍾萬歷盡艱辛，輾轉四個月來到了昆明，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訪吳宓。此前通過湯用彤的介紹，錢學熙已經跟吳宓往來密切，深得吳宓的信任。吳宓給前妻陳心一和女兒的生活費，都是先匯給錢學熙，再由他負責辦理轉交。本來吳宓的小女兒學淑也應該同行，來昆明依父共學，不想因為畏懼路途艱辛，臨行退縮，讓吳宓頗為失望。當然，此后不久，學淑在父親的嚴令之下，還是轉學昆明。吳宓為了女兒上學的事也是費盡心思，甚至到梅貽琦校長室以停課相威脅。也是由于吳宓的舉薦，錢學熙得以被聘為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講師，8月份正式到崗。1945年秋天，夏濟安從云南呈貢也來到了昆明，轉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員，教授大一英文，與錢學熙老友重逢。錢、夏共居一室，兩人都是蘇州桃塢中學的校友，也曾在光華大學共事，又都來自江南，自然無話不談。從《夏濟安日記》可以看出，夏濟安往來最密切的就是錢學熙、卞之琳、齊良驥、顧壽觀等人，總是在一起聊天、郊游、聚餐，為大后方的清貧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那個時候，夏濟安不可自拔地愛上了一位長沙籍的歷史系新生李彥，陷于痛苦的單相思的折磨之中。錢學熙年長十歲，當時已經成家，自然就成了夏濟安的傾訴對象和情感導師。錢學熙倒也不吝賜教，每每以“真愛”的理論教導夏濟安。夏濟安在日記中記下了錢學熙對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批評：“他不是個偉大的人，因為他沒有勇氣讓他的真愛堅持到底。為了謹慎，或者別的什么并不很堂皇的理由，他離開了他心愛的女子瑪格麗特。盡管他還能保持心境的平靜和穩定，他卻永遠也不知快樂為何物，也從來不曾表示過他服膺真理的忠誠。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陽光，最多只有蒼白的月色而已。真愛不見得是唯一能將他救出的路子，可是一個人在真愛來臨時，不應該退縮，躲開這機會。”在夏濟安聽來，這些話真的感同身受，仿佛就是在說他自己。一方面自己對李彥充滿了渴望，如果有勇氣表白的話，這份“真愛”可能也就成功了，另一方面卻又猶豫不決，擔心“因愛而帶來的困擾和不安”。錢學熙鼓勵夏濟安追求真愛，不僅為他出謀劃策，甚至還幫他給李彥寫道歉信。錢學熙口述的道歉信，“態度誠懇已極，文字完全透明，把內心完全表露出來，同時又顯得自己人格的偉大。”夏濟安佩服得五體投地，拍案叫絕。雖然這段“真愛”和夏濟安后來的每一段感情一樣，都是無疾而終，但夏濟安不得不承認，“我同錢學熙同屋而居數月，頗受其益。我現在如此正視人生，接受人生，大多是受了他的啟示。”

1946年5月8日，錢學熙離開昆明，飛返上海回無錫。夏濟安5月11日也飛去重慶，滯留一個月，6月10日才回到上海。錢學熙和夏濟安、卞之琳等莫逆之交，又有了在上海時相聚會的機會。不過此時夏濟安的工作卻遇到了一些波折。9月15日，夏濟安接到南開大學馮柳漪的航空快信，告知無法聘他為講師，只能聘為教員。夏濟安十分失望，就寫信給老朋友卞之琳商量辦法。卞之琳果然仗義，接信后馬上就從無錫趕到上海。商量之下，準備一方面同南開方面交涉，一方面聯系朱光潛，推薦夏濟安去北大。能去北大，著實讓夏濟安喜出望外。順便說一句，在夏志清留存的信札資料中，有一封1945年8月19日柳無忌從重慶國立中央大學發給昆明卞之琳的短信，稱“夏先生文兩篇已拜讀，甚為欽佩。已去信馮柳漪兄請其幫忙為夏先生推薦矣。勿念。大作擬拜讀，承賜《紅褲子》英譯一文，謝謝。”從時間上看，此前卞之琳已經委請柳無忌向馮柳漪說項，還附去了夏濟安的兩篇大作。夏濟安能夠轉到西南聯大教書，跟柳無忌的推薦應該有著直接的關系。柳無忌的這封信應該是當年卞之琳收到后，轉給了夏濟安，現在由夏志清保存了下來。不管怎樣，在卞之琳再一次的努力下，夏濟安終于如愿以償，夏氏兄弟9月底一起乘船同往北平，后來一起進入了北京大學，而卞之琳自己則回到了南開大學，1947年夏天去了英倫。夏濟安對卞之琳是極為感激的，后來看到他跟自己一樣情路坎坷，非常同情，說卞之琳“為人極天真，誠摯，朋友中罕有。追求張充和，更是可歌可泣，下場如此，亦云慘矣。我很同情他，因此自己的苦悶反而減輕些。但我覺得癡心追求下場如此，實在可以此為戒”。差不多同時，錢學熙也帶著家人乘船北上，繼續就任北京大學外文系的副教授，與夏氏兄弟的關系愈發密切。不過，夏志清第二年就拿到了留美獎學金，1947年7月離開北京回到上海，11月登上遠洋客輪赴美求學去了。

二

作為外文系的副教授復員回到北京大學的錢學熙，雄心勃勃，要在批評研究方面大展一番宏圖，對英國文學、文學批評理論用力甚勤。除了開設“批評名著選”“專題研究”等課程外，就是努力著述，發表了《如何研究英國文學》（《東方與西方》1947年第1卷第6期）、“Sole Notes On Literary Criticism”（《學原》1948年第1卷第9期）、《T.S.艾略脫批評思想體系的研討》（《學原》1948年第2卷第5期）等中英文論文。錢學熙特別羨慕和佩服夏志清，不斷地寫信求教，夏志清也熱情指點，還給他寄The Armed Vision等最新出版的批評著作，代他訂閱SewaneeReview等重要刊物。李賦寧從耶魯回國時，夏志清還特地讓他帶一本艾略特的Selected Critique給錢學熙做紀念。錢學熙也是言聽計從，基本上按照夏志清的指點來讀書和思考，“我這兩年來事實上確是在照著你指出的路子龜行，就是在批評方面，努力著企圖說清楚自己及說清楚別人。我在前年冬間已經發覺，所謂說清楚自己，其實是要在一切當代批評家的著眼點上，用當代的術語說明自己的意思。但這著眼點及術語是有這各自的重重牽涉。所以逐漸覺得真的要如此說明自己，其實還要在說明了人家以后，才辦得到。”因此，他系統重讀利維斯（F.R.Leavis）、理查茲（I.A.Richards）、艾略特（T.S.Eliot）、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燕卜遜等西方大家的著作，試圖理清他們的思想脈絡。他計劃先寫好艾略特和理查茲的研究，然后再往上溯源，研究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亞里士多德等人，形成一本十多萬字的著作，書名就叫Studiesin Literary Criticism（《文學批評研究》），最后還可以再寫一本自己的《批評原理》。他希望花二三年的時間，完成這項“說明自己、說明人家的工作”，更長遠的計劃，還要將“一切重要的詩與劇本與小說做一番比較從容而真切的研究”。

在這些經典大家中，錢學熙最有興趣、用力最勤的是艾略特研究，“想將他一切對于詩、對于批評的看法，仔細地集合起來，而弄明其中的系統。”他先寫了半篇文章討論艾略特的批評思想體系，就是后來發表于《學原》的《T.S.艾略脫批評思想體系的研討》，此外還寫了一篇“Dissociation &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感性的分裂與重合》），自認為相當不錯，頗有心會，還悄悄地寄給了艾略特的出版社Faber& Faber，請他們轉交艾略特本人審閱。至于艾略特本人有沒有讀到，當然不得而知，但錢學熙對自己的研究是頗為自信的，他說“我現在對于艾氏態度甚為同情，以為他的走入宗教里去是反對感性分裂的必然結果”，希望夏志清能轉給布魯克斯看看。而夏志清讀了艾略特的After Strange Gods（《追隨異教神祇》），卻“覺得錢雖維護Eliot，Eliot必定要認為錢的「向上」哲學是一種高級‘heresy’（異端）而不能同意的”。

由于評聘教授需要一本專著，錢學熙不得不擱置原來的計劃，打算全力以赴先寫一本關于艾略特的研究著作。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錢學熙并沒有能寫出這本艾略特研究，也沒有看到他的《文學批評研究》的出版。但無論是從事批評研究，還是爭取升任教授，錢學熙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他認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為了“傳布我的道理，但我也想凡人能否一心向道、為道努力，也是勉強不得，一勉強就要自騙自，以致終久也騙人家，而成為法利賽人，所以還是聽其自然，真到‘不能自已’的時候再說。我想我的弄批評、弄現代批評，以至現在的大弄艾略脫，其實對于我將來的傳道，都是不可少的準備”。只是，對于這些計劃和研究，他的好朋友夏濟安卻評價不高，甚至不無尖刻。夏濟安坦言，錢學熙的“胸襟因其自信過甚而難以開展。他的批評因他對文學無真心欣賞而不能真有見地，結果他如有著作，恐也難以站得住”，只是“自騙自地認為是受高尚理想所激動”。錢學熙自述夏志清對他影響極深，“你所說的總老是穿入了我的unconscious，莫名其妙地不讓我安頓。只要看我這兩年來的就是在企圖達成你所說的一句話，就可以證明。”但是，夏志清也覺得，“錢學熙的專門看批評書實在不好算研究學問，假如真的寫東西，非得要有實學不可。”“我覺得他應把English Poetry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從頭讀一遍才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夏氏兄弟都是人中龍鳳，眼界極高，一般人確實難入其法眼。無論是夏濟安所說的對文學的“真心欣賞”，還是夏志清所說的“實學”，都是指對西方文學經典的廣泛閱讀。像錢學熙這樣脫離了文本的審美性閱讀，只是進行純粹的理論研究，確實跟夏氏兄弟大異其趣，即使是莫逆之交，兄弟倆在私人信件直言不諱地加以臧否，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

錢學熙在潛心批評研究的同時，手上還有一些計劃，比如翻譯研究《道德經》，比如為熊十力翻譯《新唯識論》等等。錢學熙與燕卜遜往來的12通書信（譯成中文有17000多字），以及一份完整的《道德經》英譯打印稿，就是錢學熙翻譯研究《道德經》的成果，顯示了他在老子研究、哲學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詣。其中有一封信標示了1947年，根據通信內容略做考訂，可以推斷這些信全部寫于1947年6月至8月。燕卜遜是現代西方重要的理論家、批評家、詩人，他與中國的深厚淵源，他的《含混七型》等著作，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可以說，他的詩學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詩歌與現代詩學。1937年8月，燕卜遜接受國立北京大學的聘任，乘坐跨越西伯利亞的列車來到了中國，11月開始在湖南南岳的臨時大學教書。1938年，他再隨學校南遷昆明，到西南聯大任教，講授英國文學，影響了穆旦、袁可嘉、杜運燮、王佐良等一批中國弟子。1939年秋天，燕卜遜離開中國，回到英國，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1947年，他再次重回北京大學教書，這期間曾到美國訪問，直到1952年回國。據說夏志清李氏獎學金選拔考試的試卷，就是由燕卜遜批閱和定奪的。誰也沒有想到，1947年夏天，他竟花了不少時間跟錢學熙討論《道德經》的英譯問題，留下了一份難得的管窺燕卜遜中國文化觀的珍貴文獻。

《道德經》大概是英語世界最受歡迎的中國經典之一，至今已有將近100種英譯本，其中既有林語堂、辜正坤、吳經熊、劉殿爵、許淵沖等中國學者的譯作，也有Arthur Waley（阿瑟·韋利）、J．J．L.Duyvendak（戴聞達）、R.B.Blakney（布萊克尼）、Stephen Mitchell（米切爾）、Victor Mair（梅維恒）等西方學者的譯作。錢學熙與燕卜遜的通信，就是圍繞韋利的《道德經》譯本展開討論的。1934年出版的韋利英譯本《道和德：〈道德經〉及其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與其說是譯本，不如說是對《道德經》的整體研究。該書除譯文正文外，還有長達130頁前言、導言和附錄，超過了譯文的篇幅。韋利一方面解釋了“The Hedonists”（“享樂思想”）、“Quietism”（“清靜思想”）、“Taoism”（“道家思想”）、“The Realists”（“法家思想”）、“Taoist Yoga”（“道家瑜伽”）等概念，一方面介紹了《道德經》與道家思想的發展脈絡，也穿插介紹了儒家、陰陽家、雜家的思想，希望給那些對中國哲學思想比較陌生的讀者，提供一個理解《道德經》的背景和框架。

錢學熙從兩方面對韋利關于《道德經》的理解與闡釋提出了質疑，一是認為韋利將“瑜伽—清靜主義思想”移花接木于“道家思想”，二是認為韋利過分強調了“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對立。盡管錢學熙也認可韋利譯本的魅力，但又認為韋利的理解和闡釋有悖于《道德經》的真諦，特別是韋利錯失了理解道家思想的一條真正線索，未能觸及《道德經》的真正內涵，“對于真正的道家主義者來說，欲望和辨識——老子將其稱為名或識——是所有罪惡的源頭。而《老子》所欲實現的是指引人們超越辨識和欲望。”韋利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才導致了對《道德經》理解的變形。

在閱讀了錢學熙的新譯文后，燕卜遜認為與韋利的譯本在思想上并無重要分歧，對于他本人或其他西方普通讀者來說，可能會更傾向于韋利的譯本，因為韋利譯本更符合西方讀者對歷史發展觀的一種期待。韋利譯本旨在借異域文明及智慧表達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批評，為了達到諷喻目的而在譯本中使用了一些未經考證的引文，可能是導致“譯文的意思與其實際的意思”有所出入的原因。這些書信顯示了燕卜遜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熟悉，為我們重新思考燕卜遜與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新的材料。總之，燕卜遜認為韋利的譯本讀起來更有趣，而錢學熙也完全沒有必要對韋利譯本全盤否定。他建議錢學熙不妨根據自己的立場和理解，寫一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專門加以闡述，這可能比重譯《道德經》更有意義。可惜，不知是因為燕卜遜的否定，還是錢學熙自己的猶豫，我們沒有能看到錢學熙關于《道德經》的研究論文，也沒有看到其《道德經》英譯本的出版。如果不是偶然的機會發現這批通信和譯稿，可能這段珍貴的學術交往也就煙消云散，不留一絲痕跡了。

四

就在錢學熙與夏氏兄弟、燕卜遜往來論學之際，外面的局勢已經開始山動地搖。1948年以后，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時局動蕩，人心不穩，何去何從，頗費思量。“現在所以心不定，因為最近一星期內物價頓跳幾十倍，已是不及最苦的時候，而且人心惶惶，簡直不得了了。”那段時間，錢學熙和夏氏兄弟交流的話題除了學術，就是去留問題。錢學熙和夏濟安曾經反復討論，要不要一起去無錫的江南大學或者廣州的中山大學或者其他地方，但兩人的志向與立場其實是頗為不同的。錢學熙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覺得夏濟安的一些想法“很有些不大接頭，因此不知不覺便自然有些不大對勁，簡直漸漸有些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趨向。但弟看來他實在有些亂了步驟，有些不大切實”。到了1948年底，錢學熙拿定主意不走了，一方面他的子女思想左傾不肯走，另一方面“他現在拿北京大學當他的true love，舍不得丟掉‘她’。”對于夏濟安來說，共產黨的軍隊勢如破竹，大局已定，出于意識形態的，更出于學術志業的考量，他決定離開。雖然“這一走前途茫茫，career須從頭再做起”。1948年12月2日，就在大軍圍城的前夕，夏濟安離開北平，飛返上海，1950年4月到香港，盤桓半年之后，10月底落腳于臺灣大學。差不多與此同時，他們的好友卞之琳決定回國，1949年3月從英倫回到了剛剛解放不久的北平，就任北京大學教授。錢學熙、夏濟安和卞之琳，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書寫了不同的人生，此生再也沒有相見。這種看似偶然的歷史分岔，其實背后卻是不同立場、不同性格、不同信仰的必然選擇。

錢學熙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之中，教學、開會，忙得不亦樂乎。對于新中國昂揚向上的氣象，錢學熙由衷地贊嘆和自豪，“新社會確是一個健康、積極、奮發、活潑的一個社會”，代表了人類生活的未來。早在1949年初，他就支持大女兒和小女兒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1950年初夏，和樓邦彥、胡世華、游國恩等人一起被選派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了七個月之久，思想境界為之一新，而且順利地升任教授，如愿以償。1951年又代理了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系務或校務工作上，后來還做過學校工會的總干事。1952年曾一度奉調赴朝鮮，參加板門店朝鮮戰爭停戰談判。果然如夏濟安所說，錢學熙終于站在“時代的尖端”，“他的theorization 本事加上 apparent 的熱情，必可成為紅人。”

在1950年3月給夏志清的信中，錢學熙當然不忘他的批評研究，自認為頗有長進，但他更有興趣的，似乎是向夏志清介紹自己的思想進步和學習體會。他根據自己做馬列主義教員的心得，概括了馬列主義的六大意義：

（一） 整個宇宙人生是一回事情，就是物質的發展（人是高度發展的物質）。

（二）一切發展是一回事情：就是推陳出新（即推去舊的產出新的）或叫做新舊矛盾的量變與質變（舊的老在漸漸衰落，新的老在漸漸壯大，這就是量變，變到某一時期一定來一個新舊二者在該范圍的地位之大變動、大翻身，這就是質變）。

（三）一切量變質變是一回事情：就是生產方式的發展。

（四）生產方式的發展產生分工，分工產生多多少少的脫離生產勞動，生產勞動的脫離產生對于勞動的厭惡及剝削的需要與傾向，因此就產生階級。

（五）一個人的階級決定他的出路，他的出路決定他的整個生活傾向，這傾向發為思想情感及行動，這三者總結起來就是一個人的世界觀，這世界觀用抽象的方式發表而提到理論的水平，就是哲學。用具體的方式發表而提到美好的水平，就是藝術。

（六）封建階級及資本階級都有它的革命時期、專政時期、反革命時期。各時期出路不同、傾向不同，所以世界觀也不同，哲學藝術也不同。

他非常誠懇地說，“照弟目前之了解，馬列主義真如瞎子的明眼丹，沒有了解馬列主義，真與瞎子相仿（此點兄如尚未悉心研究，決不相信）。研究了以后，方始知道從前生活真是盲目，一切皆看不徹底。現在從社會發展之過去將來，以至文學風尚、技巧變革，皆確能得其底蘊，從前所不能解釋得徹底者，現在便能。如此說法大像神話，但是決非瞎說，決非宣傳。將來兄亦必有如此感覺的一天。”他甚至建議夏志清，多讀一些馬列著作，同時跟美國時進步同學加強聯系，這樣回國以后可以更快地適應。

如此嶄新的一套話語，對于夏氏兄弟來說，顯然是極為陌生，也不以為然的。夏濟安不無譏嘲地說，“錢學熙變成共產黨，是他個性的必然發展。他一向dogmatic，抓到一點東西便大驚小怪，認為天下真理盡在于此，自以為天天有發現，其實至死不‘悟’也。頂ironic的是，上海時有一喇嘛預言錢學熙他日必發揚‘紅教’，其言固驗！”“錢學熙瞎追求了半世，現在‘信仰’有了，世俗地位亦有了，他應該可以心安理得了。”夏濟安偶然看到錢學熙的一篇大作，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討論巴爾扎克，看了幾段，讀不下去，“文章生硬得很，思想很可能是不通，對于Balzac的研究，想必一無貢獻。錢學熙一直需要一個權威來支持他，現在當然是‘得其所哉’了。錢學熙過去不大看小說，Balzac大約也是新近看的。總之，他現在做人‘往上爬’有了出路，做學問則引經據典有了更大的方便，他可能很快樂。”這篇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3期的長文《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系問題》，應該說代表了錢學熙在學術研究上的思想轉向，典型體現了反映論的文藝觀：“理解現實非但是創作和批評的先決條件，也是文藝理論的先決條件，因為不理解現實就必然無從指導現實的再現（即創作）和再現了的現實的評價（即批評）；而理解現實之為創作和批評的先決條件則應當為文藝理論的第一條理論。”這樣的反映論，顯然與夏氏兄弟審美的批評、立場相距甚遠。1950年代以后，錢學熙與夏氏兄弟，曾經的莫逆之交也漸行漸遠，兄弟倆書信中提到錢學熙的次數越來越少。只偶爾在談到感情問題時，還會提到當年錢學熙所說的“真愛”或者錢學熙所歌頌的生命力量，可是，那個時候的錢學熙可能早就將這些東西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五

可惜的是，隨著錢學熙在夏氏書信中的消隱，他后半生的生平經歷和學術事業等方面的材料，就顯得非常單薄。據說他留下了不少日記，也許未來隨著日記的披露，有可能還原一個更加豐富的錢學熙形象。目前我們只知道1950年代以后，錢學熙一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工作，中間有五年時間被調到中文系，發表了幾篇理論研究文章，也參編過外國文學史，翻譯了《為詩辯護》《論崇高》等經典名篇，還指導過楊周翰、羅經國等研究生，這些學生后來都成為外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大家。1956年，嚴家炎、胡經之、王世德一起考取北京大學首屆四年制文藝理論副博士研究生，導師就是楊晦和錢學熙，不過，他們還沒畢業，錢學熙又被調回了西語系。嚴家炎后來自述，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楊晦、錢學熙兩位先生。他們親自開列了200多種的必讀書目，“老先生要求我們從頭讀作品，讀注釋，不但有中國的，還有歐美的，從詩經、荷馬史詩到希臘悲劇，探尋中西方文學的起源。”文學理論部分，除了馬列文論著作，西方文論只有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泰納、克羅齊等十來種，其中當然沒有錢學熙曾經摯愛的艾略特。

“文革”風暴席卷全國之時，錢學熙也難逃厄運。1969年10月底，錢學熙夫婦和2000多名北大教職員工及家屬，奔赴位于江西南昌鯉魚洲的“江西北大試驗農場”，這是當年中國最大的“五七干校”。下放干校的以中青年教職工為主，也有一些“老弱病殘”，比如心理學家周先庚，語言學家岑麒祥，史學家鄧廣銘、商鴻逵，哲學家張岱年等等。已經63歲的錢學熙，顯然也已躋身“老弱病殘”之列。更為不幸的是，在暴風驟雨的政治運動的沖擊之下，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癥，幸好有他妻子照料生活。1970年7月因病得以提前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翻譯工作，但逐漸就失去了工作能力。1976年，錢學熙從北大退休，回到了無錫老家，兩年后，也就是1978年7月10日，告別了這個他熱愛又感傷的世界。如果錢學熙身體不出問題，能像他的朋友卞之琳、夏志清、袁可嘉那樣長壽，相信到了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他的平生功業或可改寫，可能也就不需要我們再來打撈了。也許，“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蘇軾：《出獄次前韻二首》），也不失為一種安慰。

我們無法猜度晚年錢學熙的心路歷程。面對世事巨變，有的人斗志昂揚，投身革命，有的人超脫高蹈，遠離現實，有的人放棄選擇，隨波逐流。無論做何選擇，其實細究下來，都有草蛇灰線般的伏筆糅合于個人的生命歷程之中。對于夏氏兄弟而言，只想“做個冷眼旁觀的人”，可是“痛苦的是，我們不能完全detached。我們不但是directly concerned，而且是somehow involved的。”不僅不能超脫，而且往往被卷入其中，于是，只有且行且珍惜，抱持人文的理想，勉力前行，在不同的領域卓有建樹。而對于錢學熙來說，從來就有一種努力奮進的人生態度。他年輕時就說，“人生之路，只有努力，腳下軟不得，亦不可姑且求其次，不然便隨波逐流，不可收拾，所以Arnold決不可學，非追求理想，直到永遠不可也。其實如追求理想既久，便自然入于物不能撓之境，此則實是超出世俗之利害而獲得真生命也。今天下悲觀灰心，無非因隨波逐流，貪圖省力，初以為腳下略為軟些，亦不礙為正人君子，潔身自好之人。不知茍明知有此理想，而退求其次，便是墮落初步，便無法與天地合德之真生活，更無從親證朝聞道而可以夕死之道，故望兄不可不努力也。”一個全新的世界，正是他大展宏圖，努力奮進的絕好機會，他之追求進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幾乎就是水到渠成的選擇。也許他未必有“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激情，也許他的馬克思主義未必切近于自己的生命體驗，也許他的話語聽起來有些生硬或虛空，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也不應該貶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真誠信仰。這幾乎是那一代來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迎接新世界時的必然取向。

這批書信距今已經六七十年了。1985年，錢學熙的大女兒錢曼立應夏志清之請，將錢學熙與燕卜遜往來書信和《道德經》譯稿寄到了美國。錢曼立年輕時跟著父親早就認識夏氏兄弟，她在北大的室友但慶棣還曾經是夏志清喜歡的對象。她在信中簡單介紹了家里的情況，母親和她一起住在廣州，感謝“志清叔叔”對父親著作的關心。很有可能夏志清曾經想為老友做點事，畢竟，錢學熙至今連一本文集都沒有。我們總是說，生命仿佛一樹花開，同發一枝，俱開一蒂，無論寂寞還是熱烈，平淡還是璀璨，歷史的沙漏帶走了太多的人和事，需要我們去努力打撈、想象和記憶。我們“必須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以無數歷史的碎片，重新還原歷史，建構歷史，讓“錢學熙”們曾經的夢想與奮斗在歷史中得到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