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時 間：2020年10月13日

地 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第一會議室

主 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

主講人：嚴家炎

主持人：李建軍

與談人：劉躍進、黎湘萍、董炳月

發言嘉賓：趙稀方、吳光興、陳定家、施愛東、張重崗、譚佳、彭明哲

李建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主任、研究員）：嚴老師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對中國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教育的貢獻巨大。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影響了幾代中文系的大學生。同時，嚴先生也是一個很優秀的批評家。他有敏銳的感受力，精細的分析能力，還有富于才華的表現力。他的批評才能，典范性地表現于對《創業史》的批評上。文學批評既要給讀者提供啟發，還要對作家產生作用，要讓他激動起來，內心生出與批評家對話的沖動。嚴家炎先生批評《創業史》的文章，不僅給讀者提供了新鮮的觀點，也引發了柳青的強烈反應和尖銳回應，寫了很長的文章與嚴先生對話。

我2019年有了這個想法，想請嚴先生來文學所做一場報告。嚴先生現在很少出來講課，但他欣然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嚴老師非常嚴謹，反復跟我討論如何做好這場報告。時間本來定在2020年四月份，因為疫情原因，就一直推到現在。

今天來參加活動的同學非常多，從來沒有這么多。由此也可以看見嚴先生的吸引力和號召力。我先介紹一下嚴老師和各位嘉賓。這位是德高望重的嚴家炎教授。這位是盧曉蓉老師，嚴家炎先生的夫人，是近現代最著名的實業家盧作孚先生的孫女。這位是彭明哲，新星出版社的總編輯，他們要出版嚴家炎先生的全集。今天來參加與談的本所專家，各個學科的領軍人物都請來了。接下來請嚴老師為我們作報告。

嚴家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感謝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劉躍進先生及各位領導和同道！感謝新星出版社彭明哲總編和孫立英編輯！感謝主持人李建軍先生！

我今天發言的內容是，以即將出版的十卷本全集的代序，即《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為基礎，談點自己60多年來從事文學研究的體會和感受。中國文化，如果從軒轅黃帝時算起，已經有6350年左右（據學者錢鐘書考查的材料）。若從春秋戰國相接時算起，至今亦已2500—2600年，可以說久遠而又豐富。《周易大傳》有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是自強不息，二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性格：具有堅忍頑強、綿延不絕的活力和包容萬物、融會更新的品格。既有樂天知足的豁達，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在道德本體上，中國文化早已確立了仁義、和合、忠恕、孝悌、中庸等核心觀念。這類核心觀念都是中華民族長期探索、研究、創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提倡：“與天為一”。所以，從根本上看，中國人是講究“天人合一”的，在國際橫向關系上，又是講究“協和萬邦”的。這“協和萬邦”，作為思想主張，既是一種精神成果，也會變成“物質成果”，不僅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也惠及本國的發展與繁榮。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僅存的碩果，就來源于這些精神思想能夠推動中國文化不斷繼往開來、融合蛻變、推陳出新。拿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近代思想家黃遵憲文章《原君》來說，它詮釋的就是一種承上啟下、包容互惠的文化理想和精神成果，體現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應該說，這就是黃遵憲所認為的一種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即被當代學者譽為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的盧作孚先生，也是踐行和發揚光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師從晚清舉人、著名史學家張森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青年時代又飽覽西方文明的進步書籍，并將二者的精髓融會貫通，從中探尋出中國社會轉型及文化創新求存的根本辦法，早在20世紀初就提出了，以世界最先進的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為目標，“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整套主張。具體來說，就是實現產業、交通、國防和文化的四個現代化。有學者指出：“在舊中國，提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者，早有人在，但沒有提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高度。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已有明白的現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確提出‘現代化’口號，并對其具體內容和目標做了明確規定的人，盧作孚還是第一個”。不僅如此，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還親自主持了三大現代集團生活試驗，即成都通俗教育館、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現代鄉村建設，作為“小至于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的參考”。三大試驗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質成果，至今仍在發揮余熱。

我的祖父嚴伯勳是清末取消科舉考試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開始學說話時，即在祖父教授下學識字。兩歲已識字三四百個。三歲起由祖父口授唐詩。抗戰前夕識字近千。到了五歲，父親又請了私塾先生教我讀《孟子》和《論語》。這些啟蒙學習無疑為我打下了傳統文化的基礎。我七歲進正規學校讀書，插入三年級，直至高中三年級畢業為止。高中二年級時，我在《淞聲報》上發表《巳生嫂》《不堪回首》等短篇小說。高中畢業后接著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又到安徽省先后參加四期土改。這個階段接觸和閱讀了不少古代和近現代文學書籍，增進了我對文學的愛好。

1956年我以同等學力考上北京大學主攻文藝理論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間得到楊晦、錢學熙等名師指導，集中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他們開出的書單就有中外古今的150多本），使我獲益匪淺。學習兩年之后，我被提前分配工作，為20多名蘇聯、東歐、朝鮮、越南留學生講課，從事近現當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前后已超過一個甲子。除了完成教學任務，我還擔任過一屆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幾十年來，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學浪潮里摸爬滾打，有了一些心得體會，撰寫了近400篇文章，出版了22本書，獨立或與他人合作編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現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和新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匯編為十卷本全集，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

本全集所挑選的文章，不僅與我的教學相關，也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熱門話題相互輝映，比如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比如由長篇小說《創業史》引發的如何寫好“中間人物”的論辯；比如“文革”后撥亂反正，重上文學研究正軌的諸多問題；發掘和梳理現代文學史上各流派的貢獻；還有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發現和評論；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評價；對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對文學史分期的思考和討論等。根據這些文章的內在邏輯，分別收入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實集》，第四卷《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五卷《論魯迅的復調小說》，第六卷《金庸小說論稿》，第七卷《問學集》，第八卷《朝聞集》，第九卷《隨筆集》和第十卷《對話集》。

縱觀我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國文化尋找精神出路的同時，中國文學也沒有一刻的停頓。我在收入第一卷的《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一文中，開篇就寫道：“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到清王朝的晚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文中闡述了何為文學的現代性，導致中國文學發生現代性嬗變的內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實際上，我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體現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21世紀初，承蒙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了大學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三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為基礎，首次在教材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作了闡述（請見本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并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而是早于此30多年的晚清末期，即1880年左右，其理由與依據都離不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與此同時，我還將前面提到的《文學現代性漫議》一文，作為這套教材的引論，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從而確立了這套教材的基調和主線。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神出路究竟在何方，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還需要做哪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新一代同仁們所面臨的新課題。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李建軍：嚴老師剛才回顧了他的治學歷程，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在哪里？文化意識決定了一個時代作家的文學自覺。文化沒有方向感，是不會產生偉大的文學的。嚴老師結合他的求學歷程，把現代與傳統結合起來，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他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從五四往前推了30年：從“晚清”開始，而不是從五四開始。這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影響非常大。

劉躍進（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聽嚴先生的講話我特別感動。我想到了杜甫，想到了他的深沉的家國情懷。嚴先生是新中國文化教育的第一批工作者，也是中國文學研究和中國文化研究的歷史見證人。嚴先生剛才給我們講了他的治學經歷和思考。嚴老師剛才說他20世紀60年代初就在思考現代化的問題。大家都在想，我們的出路在哪里？中國文化的出路在哪里？除了他提到的治學經歷，更加讓我們感動的，是他談到了中國文化的歷史。他用7000年、5000年、3000年、2000年，一直到20世紀近現代文學，這個歷史的連貫和嚴先生家族的延續、嚴先生個人60多年的研究和思考的延續相關。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不關注和思考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脫離了這些思考，我們的生命將沒有意義。作為一個學者應該有這種家國情懷。嚴老師的這種情懷，讓我想到了杜甫。同時，我還想到一個問題，我們讀書人，除了死守這點專業，還應該做些什么？嚴老師剛才提到了我們中國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我想接著嚴老師的話談一談我的看法。賈誼《陳政事疏》：“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這里涉及中國文化的兩個基本層次，即禮和法的關系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禮”的層次，這是做人的基本層次。禮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災難等發生之前。第二個層次是“法”的層次。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災難發生之后。由此看見，“禁于將然之前”的禮，貴在能絕惡于未萌，起教于細小，使民從開始就見善則遷，畏罪而離，不知不覺自動地從善避罪。但是，“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見效慢，推行難，而法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見”。禮法互補，禮是王道，法是霸道。還有一個層次，就是嚴老師講的“道法自然”的“道”的層次，是天道、地道、人道，天人合一。這是最高的境界。今年正值北宋哲學家張載誕辰1000周年，我想起了舉世傳誦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至簡的大道。

第一句，“為天地立心”講的是天地之道。天是最高的境界，既抽象又具體。天地立心，從自然層面來說，正如《荀子》所說，日月運行，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自有其亙古不變的運行規律。個人在宇宙是渺小的，又要高遠的境界。中國人敬畏天命，認為這是最高的道。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第二句，“為生民立命”說的是人倫之道。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曹操說：“天地間，人為貴。”《尚書?泰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也說：“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中國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誰能獲得百姓的信任，誰就會贏得最終的勝利。反之，誰損害老百姓的利益，誰就必然招致滅亡。《尚書》多次強調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把君民關系比作舟與水的關系。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向背決定著政治的興廢。第三句，“為往圣繼絕學”是弘揚文化繁榮之道。中華文化所以能夠煥發出這種強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其關鍵要素在“化”字上。《周易?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與“化”對舉，則“化”是指變化，尤其是通過文明的方式促成這種變化。誠如《莊子?逍遙游》所說：“我無為而民自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價值，強調多元一體，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注重整體思考，注意到萬事萬物的密切聯系，講究真、善、美的完整統一。這便與近代科學更多地關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關注現實而不計后果頗有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來強調責任意識、奉獻精神、合作理念，這與西方文化以利益為核心價值，強調天賦人權，崇尚個人主義，強調競爭法則有著本質區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來重視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禮義的遵從；向來鼓勵勤勉、求實與創新；向來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則；向來尊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等。這些深邃的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中。回顧中華文化傳承的歷史，我們由衷地感謝歷代仁人志士對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開創了諸子百家的時代，確定了中華文化的道統。以劉向、劉歆父子為代表的歷代學者，整理典籍，傳經布道。宋代雕版印刷的發明，明代《永樂大典》的匯纂，清代的四庫全書編修，中華文化，不絕如縷。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傳統，立足當代社會現實，創造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為現代中華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句，“為萬世開太平”是追求民族復興之道。《禮記?禮運》將遠古歷史的運行，分為“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兩種形態。天下為公，是說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謂大同。當歷史進入到私有制社會以后，以血緣為紐帶，天下為家，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這是國家的雛形。如何維護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人民的幸福，便成為核心問題。經過鴉片戰爭180年以來的不懈抗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我們有民主革命28年的浴血奮斗的精神，我們有新中國70年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大道至簡，以人為本，所有的理想，最終要由無數個體生命來實現。古人在推崇大道之余，都強調個人的修身立志，認為這是實現人類理想的起點。屈原《離騷》說：“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宋代詩人陸游《卜算子?詠梅》說：“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元代詩人王冕《墨梅》說：“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明代詩人于謙《石灰吟》：“碎骨粉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習近平同志指出：“修身是個人層面的要求，齊家是社會層面的要求，治國平天下是國家層面的要求。”修身不僅是個人的小事，更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嚴家炎老師用他個人、家族的歷史，生動具體地詮釋了這種家國情懷的深刻意蘊，也是嚴老師講座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李建軍：劉所長結合杜甫的家國情懷，高度評價了嚴家炎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文化情懷，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深刻思考。他的觀點對我們做學術、做研究也很有啟發。

黎湘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港臺室原主任、《文學評論》原副主編、研究員）：嚴老師有一本書叫《求實集》。嚴老師一生都在踐行求實的精神。剛才聽嚴老師講了盧作孚先生的事跡和他祖先的教育。中國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有個人傳承的特質。潘光旦曾經在他的書里提到，中國文化綿延不絕，有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靠家庭傳承。嚴老師從自己個人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傳承是如此的血肉豐滿，一點都不虛。如果把歷史的因素放進去，就會發現，其實并沒有一個很抽象的中國文化，它是在變化的，在建構當中的。我們可以把文化看作一個變化的、歷史與現實互動的同心圓。每個時代都有其政治、經濟、現實的部分，這是非常實際的，對每個人的生活直接產生影響的，這部分是文化同心圓中最外層、最活躍的部分；這個比較有價值的部分經過歷史的汰洗，會積淀成為民俗，這是文化同心圓的第二層；而文化同心圓最核心的部分則是其比較恒久的、可以隨著時間的變化、歷史的發展而積淀、傳承下來的精神，它既影響著當下的現實，也化為民俗的形式，它就是所謂的文化的核心價值部分。如果把歷史的因素拋開，我們所講的中國文化就是核心的那部分。政治的那部分會隨著時代、朝代變更而汰洗。

嚴老師在他的實踐當中，比較早地提到了“現代”。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用的都是“新文學”這個概念，但是用“現代文學”這個概念，就找到了新文學與舊文學根本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現代性。嚴老師在這里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嚴老師以嚴謹著稱，嚴謹里特別具有開拓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比如嚴老師參與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海外華人文學用非華文的寫作就非常關注。像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就非常重要。華人用外文寫作，可能還有更多的發現，這一點就使得嚴老師所寫的文學史概念的實現還有更多擴展的可能性。現在的挖掘還很不夠。從華裔在海外這個角度來看，華人在國外對外國文化的接觸更頻繁。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接觸以后產生的性質變化，在國內是看不到的。嚴老師在這方面的探索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

另外，就是金庸要不要寫到現代文學史。我非常贊同嚴老師的觀點。如果《三國演義》能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金庸為什么不能成為我們的現代文學經典？嚴老師很早就說應該把鴛鴦蝴蝶派也要寫進文學史。以革命為主的現代文學史的寫作，常常把這部分排除在外。嚴老師在這方面的探索很早，對現代文學的研究具有巨大的意義。金庸小說里創造的新一代人，我叫作“少年中國”的群像。像令狐沖，就是一個和他的祖輩、父輩完全不一樣的形象，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們的精神融入了金庸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精髓。為萬世開太平，不是靠說大話，不是靠威壓、武力，而是靠真正的體物愛人、敬天愛人。金庸的“少年中國”的群像，其實在當代中國是沒有的。所以，嚴老師發現金庸，很了不起。眼光放開，不再拘泥于原來文學史程式、陳規。所以，從打破文學陳規、原來概念的束縛這一點來說，嚴老師的建樹是具有革命性的。

我和嚴老師在短暫的接觸當中，還發現一點，就是他所體現的中國文化的特征，仁義、和合、忠恕、孝悌。所謂的“忠恕”，實際上是常常表現在嚴老師和他的學生的交往、對話之中，他的學生經常直言與嚴老師討論問題，有時爭論比較激烈，但是嚴老師從來都是微笑著去傾聽、容納、討論，從來不會像我一樣，一聽不同的意見就會跳起來去爭論。這是一種協商的藝術。互相商量，彼此傾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嚴老師的包容性非常了不得。我是親身體驗的。他的學生也很了不得，敢于犯顏直諫。所以什么是中國文化，如果有的話，它不是空談，它應該在每一個人具體的踐行當中，而不是僵硬的概念。我最近看錢鐘書先生寫的《管錐編》，錢先生說他做的工作是“破執”的工作。“破執”，即破除執著，放在學術里面，當然有一個正義論做基點，但它不是執著于某一種偏見，有時候當我“自以為義”的時候，我可能就把別人打倒，好像我就是“正義”的，完全不是這樣。因為我們雖然認“道”，我們自以為“為天地立心”，可是這個“心”是不是天地之“心”，那個“道”是不是天地的“道”呢？因為我們是“人”，而人是有局限性的，我們所認為的“道”并不總是“常道”。中國文化不只是儒家的東西，還應該包括老子的東西，十三經應該要把老子的《道德經》放進去，也應該把《莊子》放進去。我就談到這里。非常高興見到盧老師和嚴老師。謝謝！

李建軍：湘萍對嚴老師的學術精神的理解和闡釋都非常深刻。他說，嚴先生的學術精神，尤其體現在金庸研究上。我是讀博士期間讀了金庸兩部作品：《鹿鼎記》和《天龍八部》。老實講，不是很喜歡。以后有機會，我還要細細地讀他的小說作品。金庸解讀經典的能力非同一般。我讀了金庸研究莎士比亞的幾篇文章，感覺他非常厲害，對他很是佩服。我經常講，一個作家，無論是中國作家還是外國作家，如果沒有好好地閱讀莎士比亞，不可能成為一個好作家。路遙是讀了莎士比亞的所有作品，他就很了不起，比如他《人生》的結構，體現著莎士比亞戲劇的結構意識。所以，我認為金庸的文學修養是很高的。我以后會找機會重讀金庸的全部作品，也會重讀嚴先生的金庸研究。

董炳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比較文學室原主任、研究員）：嚴老師是我的老師，我是學生。五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書，《魯迅形影》，在那本書的后記里，我寫到嚴老師給我的指導、幫助。今天，老師在這里講課，我作為學生，不敢“與談”，只能說說自己的一點感想。建軍今天請嚴老師來為大家做講座，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一個“很好”還不足以表達這件事的意義。他是做了一件“大事”。不知大家是否意識到了，今天這場講座，現在這個場合，是有歷史性的。大家讀本科的時候，或者是考研復習現代文學課的時候，大概讀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那套文學史，是唐弢先生和嚴老師主編的。今天，嚴老師在這里給我們做了講座，而剛才發言的黎湘萍老師，是唐弢先生的關門弟子。所以，今天在這里聽到嚴老師的講座，又聽到黎湘萍老師的與談，很有歷史意義。

我個人聽這次講座的感受，第一點想講的，就是關于嚴老師講座的題目《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建軍兩周前說嚴老師要來講座，我便開始做聽的準備，重讀剛才湘萍提到的《求實集》。20世紀80年代初，嚴老師出版了兩本重要的現代文學研究論文集，一本是《知春集》，一本是《求實集》。我這本《求實集》，是1984年9月5日在北京大學買的。書上寫了購書時間，還蓋了章。現在，重讀《求實集》，重新看嚴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我覺得嚴老師的學術思想、治學態度有兩個顯著特點：一個是經世致用的精神，一個是歷史化的態度。這種思想、這種態度，有助于克服目前我們文學研究中的許多弊端。很大程度上，從嚴老師的學術思想當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

我想講的第二點，就是關于現代文學和現代性的問題。嚴老師對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重新認識，意義很大，首先是把文學史的分期改寫了，把晚清和五四打通了，讓我們重新認識新文學的脈絡和整體性。而且這種研究涉及現代文學、近代文學的文學形式問題。比如清末民初的章回體小說，現代文學史撰述是長期排斥的。實際上，章回小說只是一個形式，不是內容，未必不“現代”。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曾樸的《孽海花》，形式是舊的，但是精神有很強的現實批判性。長期以來，學界對“現代性”的理解非常混亂。什么是現代性？有人從對時間無限性的感覺給“現代性”下定義，或者是把現代性追溯到明朝去了。我覺得，嚴老師的現代文學研究，為“現代性”找到了實踐形式，把“現代性”的概念本土化了。“現代性”是譯詞，是漢語詞，需要一個重新定義的過程，也就是本土化的過程。

另外，剛才湘萍談到武俠小說問題，我贊同他的意見。主編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嚴老師，后來認可武俠小說，這當中有某種必然聯系。武俠小說，不管故事怎樣，形式怎樣，但是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包含著某些珍貴的傳統價值觀。我認為，嚴老師也是有“俠”的精神、“俠”的品格的。

李建軍：謝謝董炳月研究員。他是從學生的角度對老師進行評價，對他的現代性、金庸研究做了“知人”之論，很難得。我們從青年嚴家炎的身上，能夠看出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激情和勇氣，就可以看到“俠”的精神。因為，“十七年”時期，批評《創業史》這部作品，從純粹的、細致的文本分析，從美學和藝術的角度提出質疑和批評，那是需要勇氣的。在“十七年”時期，竟然有這樣的批評家，簡直就是個奇跡。

趙稀方（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現代室主任、研究員）：今天很高興看到嚴老師，因為嚴老師可以算是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創建人之一。嚴老師和唐弢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我上大學時的教材。我記得很清楚，大二開始上現代文學史，課程還在講第一卷，晚自習的時候我已經在閱讀嚴老師寫的第三卷了，厚厚的一大卷，引起同學的訕笑。嚴老師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奠定了我們這個學科，更在于他敢于不斷打破既有的范式，推進了我們這個學科后來不斷的發展。剛才幾個老師也提到了，嚴老師在有關《創業史》的評論中，提出最有價值的人物是落后人物梁三老漢，呼應了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這種說法沖破了那時候主流的“典型人物”的說法。還有，嚴老師較早提出了現代文學始于晚清的問題等。作為一個文學界元老，嚴老師并不保守，而是思想常新，經常提出一些引起爭議的問題。

嚴老師的一個較為引人注目的，也是較有爭議的貢獻，是率先推出金庸。我想從香港文學角度，談一下相關問題，并不完全贊同嚴老師的說法。有關金庸，我覺得可以放在兩個層面上談。一是在香港語境中，我認為我們對于金庸，也包括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的評價過高。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創作，起源就是1953年為《新晚報》做廣告，完全是商業性文字，最近在看香港過去的報刊，發現金庸先生對于自己的武俠小說評價不高，他談到，“我寫武俠小說，著眼點只是在供給讀者以娛樂，只不過講一些異想天開的故事，替讀者們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認為武俠小說沒有什么“藝術價值”，這段話大概很出乎中國當代文壇金迷的意料，大概也不會出自成名之后金庸先生之口，事實上，武俠小說以及言情小說等通俗小說，是香港文壇的主流文字，不計其數，只不過中國內地在1949年后禁止了這個文類，所以我們在新時期之后驟見武俠小說覺得非常新鮮。金庸的武俠小說，的確寫得很好，對于這一文類有了很大超越，但仍然還是通俗小說。還有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情況也是這樣。中國新時期后，開始出現反省50年代土改的作品，十分新鮮，也受到批評，引起爭議，等人們看到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在50年代初就反省土改，覺得她太超前了。事實上，50年代臺港文學的主流就是反共文學，反共文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對于中國土改的批判，這一類文字不計其數。如果放回到這一語境中，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的獨創性將大大降低。

二是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中來談，我認為嚴老師推出金庸是很有意義的。意義在于，第一，中國當代文壇完全以嚴肅文學為主流，嚴老師強調金庸，就打破了正統，既為通俗文學正名，也為港臺文學正名。第二，從現代性意義的角度看，金庸和張愛玲事實上打破了中國五四和左翼文學的正統性，呈現了另類的現代性。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古代傳奇小說發展起來的，從語言上看，金庸和張愛玲都繼承了中國白話小說的傳統，而不是五四以來西化的語言傳統。這些都推動了我們對現代文學主流的反省。時間有限，我就說這么多。謝謝大家！

李建軍：趙稀方教授剛才講的是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他的影響。我自己的一些文學觀念的形成，與這本教材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這套教材對一些作家的分析，非常精細、深刻、準確。趙稀方還提到了“中間人物”觀念。事實上，這個觀念，邵荃麟他們都提到過。嚴先生能在分析《創業史》的時候，高度肯定柳青在塑造“中間人物”上的成就，又坦率地批評了它在塑造英雄人物上存在的問題，這是非常厲害的。另外，趙稀方教授還肯定了嚴先生的開創之功。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對通俗文學是貶低的，但是，嚴先生卻把通俗文學提到與嚴肅文學或者高雅文學一樣的高度，這就改變了過去的過于狹隘的文學史觀念。

吳光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古代室主任、研究員）：嚴老師也是我的老師，20世紀80年代末，我讀博士的時候，同屋就是嚴老師的博士生。

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嚴老師學術方面的示范很了不起。新時期最初幾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過來的中文系大學生，現代文學最權威的教材就是唐弢先生、嚴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給我們現代文學的系統知識。回顧現代文學史，最初出來的時候又叫“新文學史”，后來稱“現代文學史”，大體只承認白話新文學的，其中，又以左翼文學為主導與主流。80年代以后，嚴老師由文學史分期方面的探討，提出將現代文學史的上限上溯至晚清，對于整個歷史過程的敘述也有重大拓展與調整，從而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新史觀。等于親手解構了他自己參與建構的傳統的“現代文學史”的學術體系。這種文學史體系的建立、解構、再建構，通常需要經過幾代人才會實現。一般學者對于自己的既定成就也會倍加守護，嚴老師不是這樣，他不斷探索，唯真理是求。從“現代文學”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我的感受特別深。

我的第二個感受，是學術風格的包容性方面的。嚴老師年輕的時候，寫出《創業史》的批評文章，60年代初，特別講政治的時代，他都注意到中間人物。后來，講魯迅小說的復調，講現代文學的流派，慢慢引入新解讀，用多種眼光看待歷史，用多元化的態度對待現代性。有容乃大，這些也未嘗不可以看成是中國傳統的中道文化精神的體現。

我的第三個感受，是“儒俠”精神。嚴老師學術生涯后期的金庸研究，引起許多關注。2001年，嚴老師在北大舉辦的金庸學術研討會，金庸在臺上講演時，我坐在下面聽。會上有人問金庸，中國歷代作品中，哪部作品啟發他的武俠小說作用最大。金庸的回答是《資治通鑒》。這一點出乎意料，我印象特別深刻。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只講溫良恭儉讓，并不全面。傳統儒家文化還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儒俠”精神，孔子門下就有俠客。金庸的解讀，啟發我們將“史學的巔峰”《資治通鑒》當作一本俠義書來讀。“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司馬光的傳奇一生，富有儒俠精神，政見不合，拂衣而去，宰相職位都毫無留戀。而到了不可收拾之際，萬民期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金庸、嚴老師之間的知音之契，也啟示我關注并思考傳統的儒俠精神。

李建軍：吳光興教授的發言，從文學史研究的自我超越的角度，評價了嚴先生突破自己過去的文學史敘述，實現多元化、包容的敘述模式。最近，我寫了一篇關于文學批評的論文，提出了“自反批評”這樣一個概念。與“自我批評”不同，它是一種高度自覺的批評，是一種自我懷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批評。嚴先生身上就體現出了不斷超越自己的“自反批評”的精神。

陳定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理論室主任、研究員）：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都是嚴老師的學生。嚴老師是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泰斗。我編了一本審美現代性的書，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就受了嚴老師很大的啟發和影響。把金庸放在文學研究的視野，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研究網絡文學的。我發現，現在的寫手基本上是從金庸或瓊瑤出來的。嚴老師對通俗文學的肯定對我做網絡文學有很多啟示。

李建軍：陳定家研究員從理論的角度肯定了嚴先生理論家的素養。沒有自己的立場就會流于平庸的人云亦云。嚴先生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研究，大量涉及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但是，對這種理論他有自己的理解，與自己的研究結合得非常好，而不是僵硬、機械地將兩者拼接在一起。所謂理論家素養，就是即便借用別人的理論，也可以表達出自己的新意。陳定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角度，即從學術研究的理論角度來看嚴老師的創新。

張重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港臺室主任、研究員）：我們在思考中國文化在新的時期如何轉換，有什么轉變。唐弢先生和嚴先生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借鑒。有一篇回憶唐弢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當時就非常看中臺港澳，主張把不同地區的文學都放進去。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里，嚴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進行了新的解釋，對臺港和海外文學做了新的解釋。在閱讀嚴先生文學史的時候，嚴先生關于現代文學的起點，在時間方面做了重新的定義。另外，從空間方面看，他把中國大陸、臺港澳和海外文學放在了一個完整結構里，極大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研究范圍。另外，關于臺港文學的特點，嚴先生的觀念也是超前的。在解釋陳季同的時候，就很充分地體現了出來。臺港地區新舊文學之間的關系，不是像中國大陸這么一分為二。雅俗在大陸新文學里面是對峙的，但是在香港，雅俗在很多時候是并行不悖的。在研究金庸的時候，嚴先生解釋了金庸的現代精神，也解釋了金庸小說關于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樣的視野，無疑是新的和開闊的。

李建軍：謝謝重崗。他研究港臺文學，自然提到了嚴老師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提到了他的超前性。他從新舊文學、雅俗文學角度強調了嚴老師的學術貢獻。剛才，我們的老所長、外國文學研究專家陸建德老師也來到了會議室。咱們請陸老師講幾句。

陸建德（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原所長、研究員）：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原來浙江大學有一位老先生——史地學家張其昀，1948、1949年的時候，他帶著一批老的浙江大學的教授，一直在提倡中國文化的精神。今天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今天來得晚了，向嚴先生表示敬意和歉意。

李建軍：陸老師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其實是長期受到關注的。

施愛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嚴老師的講座素來都是娓娓道來，非常溫和。在每一個溫和的表述背后，都有波瀾和深入的思考，都有能夠在學術界激起很大波瀾的思想在里面。我本人也研究金庸，所以我和嚴老師也有很多接觸。首先就是，聽嚴老師的講座很感動，過去我聽嚴老師的講座，從來沒聽到他講自己，但這一次他終于從一個大歷史，從老子、孔子講過來，講到自己的岳祖父、自己的祖父，從大歷史到個人歷史，從整個國家到自己的家族。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在哪里？就在于每一個人的堅守。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直在為中國尋找這個出路，這個出路也許永遠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但是在尋找這個答案的過程中，體現出中國文化是一個不斷流動、形成的綿延不絕的歷史。

剛才董老師也說到，嚴老師的學問是經世致用的學問，體現在嚴老師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他思想和學術的開放的精神。一個是對“中間人物”的肯定，還有一個是現代文學往前推進40年的問題，還有包括金庸小說的問題。我覺得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都是嚴老師堅持一個立場，眼光向下的，不偏執于成見，不執著于過去老師們給我們的知識，像建軍老師說的是一種“自反批評”。嚴老師一直在試圖調和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從近代到現代，這些都是眼光向下，調和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回歸傳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歸民俗文化、民間文化。在嚴老師這里，就是眼光向下，向著通俗文化和中間人物，進行漸進式的學術革命。嚴老師個人的學術歷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地為中國文化尋找精神出路的一個歷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也是特別感動。

我和嚴老師認識也是源自金庸小說。我碩士的時候寫過一本金庸的研究專著。2010年，參加金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時候，與嚴先生第一次聯系，準備去他那里做博后。這個事情也是很曲折。另外，我要表達對盧老師的敬仰，因為我和嚴老師聯系，都是通過盧老師的郵箱。盧老師對嚴老師的照顧無微不至。從他們二位的關系之間，我也學到了很多。

李建軍：施愛東通過對他和嚴先生交往的回憶，談了他所認識的嚴先生。現在，有些知識分子把自己抬得很高，缺乏謙卑、低調的生活態度。在施愛東眼里，嚴先生是謙虛的、低調的，眼光向下，很接地氣。另外，他也談到了盧曉蓉老師。盧老師不僅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實業家的后代，她自己也是傳奇人物。最近，微信上有一篇文章，講述她考上華東師大的傳奇經歷。我們要感謝盧老師，為了這次講座，我與嚴老師反反復復的聯系，全都是通過盧老師，包括敲定時間等很多細節。她非常耐心，細致卻不啰唆，嚴格卻不苛刻。接下來，請比較文學室的譚佳研究員發言，因為嚴先生的文學研究，也有一個比較的視野，有必要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進行評價。

譚 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比較文學室副主任、研究員）：謝謝李建軍老師。董炳月老師是從師徒的角度來談，那么，我從比較文學學科的角度，從四個方面，談談嚴家炎先生的學術貢獻。

第一，比較范式與世界視野的重塑。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有其特殊的背景，即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著根深蒂固的并發性。樂黛云在《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述》中說：“新時期以來，比較文學的復興與現代文學的面向世界同步——比較文學最早的一批論文多以現代文學現象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現代文學研究面向世界多采取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方法。因此可以說，比較文學的發展與現代文學研究有著深入的聯系，而現代文學研究也因比較文學的發展呈現出新的風貌。”新時期以來，要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歷史的本來面目，勢必拓展視野，沖破“禁區”，清理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正因如此，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起步于清理魯迅與外國文學——尤其是尼采的關系。通過重新定位與關系梳理，能把現代文學學科從革命史的附屬中解脫出來，擺脫政治社會史的劃分標準，強調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與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界眼光，這促使了嚴先生的現代文學一直有著深刻的文學性、歷史意識與世界眼光。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我們更能理解嚴先生所講的：“文學本來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不能脫離文化語境來研究文學。從文化角度來考察中國文學與文學研究，不但可以獲得寬廣的視野，而且可以借來一束很強的光源將文學本身照亮，給人許多新的啟示，或者校正我們某些習慣的看法。”（嚴家炎：《史余漫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第二，與海外漢學的交流與深層對話。2008年4月10日到15日，在維也納召開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外漢學家眼中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和現代的）”為主題的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這次漢學大會之所以被世人關注，就在于湯一介教授、樂黛云教授、嚴家炎教授參會。嚴先生對五四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學科領域問題進行了深入辨析。嚴家炎宣讀的論文《“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之考辨》，對五四的“偏激”以及五四與“文革”的關系做出新的解釋，提倡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精神。另外，嚴先生與海外漢學界的深入對話，更體現在198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這部宏著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進行了深層對話。唐弢先生曾討論夏著作為作家作品論的缺點和優點時引申出：“假使有人能寫一本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的書，那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無疑，嚴家炎先生用自己的學術實踐和學術成果，回答了唐弢先生提出的問題。

第三，在譯介方面，深入研究西方文學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嚴先生曾以“文學現代化”來理解20世紀現代文學的性質。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的《創造社前期小說與現代主義思潮》一文從弗洛伊德學說，德國表現派文學主張的影響，意識流手法的嘗試等多方面，總結出創造社前期的創作特點（《小說界》1984年第4期）。嚴先生也是最早提出將通俗小說、20世紀古體詩詞寫作，以及因政治、意識形態原因被排除的作家、文學現象納入現代文學研究范圍；最早開設現代小說流派研究課程和出版相關論著，改變被線性時間視角宰制的歷史敘述局面；包括最先（現在仍存在爭議）在大學講授金庸小說，在20世紀文學史上給予金庸極高評價。

第四，跨學科研究。嚴家炎教授主編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是中國文學與佛學、基督教、伊斯蘭文化等多元關系探討的新成果。紀建勛教授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之路》（《中國比較文學》2019年第1期）一文中，專門梳理了嚴先生在比較文學的跨學科領域貢獻。

總之，嚴先生研究中的比較文學屬性，更加印證和烘托了其學術旨趣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內部旨趣，而是有種整體的歷史情懷與中國文化關懷，凸顯了嚴先生學術研究的超學科意義。就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而言，他的研究也啟迪了我們反思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國性問題。這正是比較文學研究室多年來的探索所關注和探索的問題。比較室的研究強項恰恰是基于現代文學的中日關系研究、譯介研究、跨學科研究和海外漢學研究。嚴先生的學術研究宏大而細膩，為很多學科帶來啟迪。謝謝大家。

李建軍：謝謝譚佳研究員。她用比較文學學科的翔實資料，說明了嚴先生在比較文學領域的貢獻，體現出寬闊的跨學科視野。就像她指出的那樣，嚴先生的《二十世紀小說流派史》確實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構成了有趣的對話。接下來，請新星出版社的總編彭明哲發言。嚴先生的全集要在新星出版社出版，所以請出版方介紹一下這套書的編訂與出版情況。

彭明哲（新星出版社總編輯）：謝謝文學所的邀請，謝謝嚴先生，謝謝各位學者的發言。嚴先生是學問大家，學術地位很高，學術影響非常大。所以，我非常感謝嚴老師和盧老師把嚴家炎全集給我們新星出版社來做。這是我們這一代出版人的幸運，也是我們新星出版社的幸運。

新星出版社是中國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社之一，在出版界算比較新的一個。由于編輯變動，嚴老師全集的出版拖延了不少時間，對嚴老師表示歉意。我們的初步安排應該是在2020年年底或明年初，樣書出來。我在這里發出邀請，如果是年底或年初的新書發布會，希望請到文學所的幾位先生幫我們站站臺。

新星出版社會把嚴老師全集編好、印好。嚴先生的文學史教材，都是百萬級的銷售。我們不僅要把嚴先生的全集做好，還要把分冊做好。謝謝嚴先生，謝謝文學所。我也代表出版社向各位先生發出一個約稿函，大家有作品交給我們出版，一定會影響很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幾天到我們社調研，得知我們的學術書能發五六萬，甚至七八萬的都有，他們感到大吃一驚。謝謝大家！

李建軍：現在有兩家出版社我比較喜歡：一家是中信出版社，一家是新星出版社。兩個后起之秀。它們的書印得漂亮，選題好，很有眼光。我也建議文學所的老師與新星合作，完整地呈現我們文學所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

嚴家炎：金庸在劍橋大學得過博士學位的。他很認真地完成了他在劍橋大學的學業。在劍橋大學，他待了三年多，至少三年。金庸是很杰出的作家，學術成就也很大。他的武俠小說也寫得非常好，和過去的武俠小說不一樣。但是，我們老把金庸看作是武俠的寫手，我覺得，僅僅這樣評價他是不夠的。他的社評寫得非常好，在社評方面做得非常杰出。如果大家認認真真去讀一讀，感覺不一樣……我想說的很多話，到喉頭就已經忘了，就說不上來了。我很抱歉。

金庸40年代在重慶時期就獲得過獎。40年代國民黨的特務到處找他，金庸就躲了起來，整整一年。所以，有些事情我們不一定知道。

盧曉蓉：這次會議深受感動。感謝李建軍先生舉辦這個講座。沒有想到他把嚴先生提到這樣的高度，在我的眼中他就是個普通人。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李建軍：謝謝嚴先生！謝謝盧老師！嚴先生的講座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