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三山凹》這個題材從有了靈感到動筆大概醞釀了三年。從動筆到完稿又歷時兩年半時間。我這個人有點兒缺乏自信心。凡寫一部作品總要先找文友和老師們談談，聽聽大家有無興趣，是否值得寫。這個稿子在動筆前大約談有二三十人。先是與南陽的文友們談，接著找鄭州的朋友們談。最后找到中國作協創研部和作家出版社的老師們談。起初，有朋友說，題材是個好題材，但三個“發小”（柳大林、張寶山、白娃）不在一個平臺上，時間跨度又大，寫著很難駕馭，怕是出力不落好的。一次到鄭州，一位文友去賓館看我，問我，最近寫什么了？我說沒寫。他問，構思的有嗎？我說，不成熟。朋友說，不成熟也談談。俺倆從夜里十點聊到凌晨一點半。談著談著朋友提出要喝酒，俺倆把一瓶酒喝完談完，他鼓動說，寫吧！大膽地寫吧！柳大林張寶山走過的路，就是我們經歷的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應該有反映這個時代的作品。我后來又拜訪了李佩甫和何弘先生，他們說，可以寫呀，三個發小之間還是有瓜葛的。這樣我才有了信心寫。最后又在《文藝報》上看到時任魯院常務副院長的邱華棟講的一句話，大意是越是難寫的題材，可能藝術價值越大。我才最后下決心寫。

我另一個特點是，動筆遲。盡管大家說可以寫了，我還要想想再想想，把腹稿打好，把故事的脈絡理出來，把塑造人物形象的素材備足，把人物之間關系厘清，甚至一些關鍵段落的對話也想好了，覺得忍不住要動筆了才動筆。《三山凹》從開始跟朋友們談到動筆大約歷時七八個月。

我還有一個缺點是寫得慢。我沒有許多作家掂起筆來一瀉千里的才華。我總是每寫一個章節，就要停幾天，想想下個章節怎樣能寫出彩，有兩三個抓讀者眼球的看點，想好了再去寫。而且寫幾章還要送給老師或朋友們聽聽意見再往后寫，除了給南陽的文友，包括北京鄭州的周大新先生和張鮮明先生都是看了不厭其煩地提意見和建議。

《三山凹》這部書出版后，有鼓勵的也有批評的。我覺得這很正常。印象中孟繁華老師講過，沒有爭議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但有一點，大家共同肯定這部作品反映了改革開放這個時代中國農村的變遷，是順應時代應運而生的作品。記得雷達先生在我的“人”字系列小說研討會上講過一句話，為什么李天岑的作品和李佩甫的作品總差那么一點點？仔細琢磨李佩甫的作品總是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天岑的作品大概就是差這一點。因此，這次寫《三山凹》我特別注意這一點。這部作品雖主要寫改革開放四十余年農村的變遷，其實也涉及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涉及到農村脫貧攻堅的奮斗歷程。書中幾個主要人物走過的歷程，也就是我自己半個世紀的經歷。尤其是柳大林經歷過的，許多我也親歷過。我對這些人物太熟悉了，對這個時代也太熟悉了。人物離不開時代，時代造就人物，我應該寫人物的命運與時代的緊密相連。細想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名著《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暴風驟雨》《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無不是與時代緊密相連的。所以，這次寫《三山凹》我十分注意表現這個時代！

《三山凹》寫起來的確很難。除了前邊說的三個主要人物不在一個平臺上之外，三個發小都是男性。讀者都知道，女人“出戲”，“丑角”出戲。三個大男人確實不好寫出味道來。還是雷達先生提醒過我，小說要有趣味性，沒有趣味讀者難以讀下去。因此，每當掂起筆時總是想著如何寫得“有戲”，讓故事跌宕起伏，讓人物之間沖突激烈。寫的時候，我就覺得仿佛讀者就站在我旁邊瞪著眼說，看你李天岑怎么寫！所以寫作的過程總是戰戰兢兢。《三山凹》之所以難寫，還因改革的時代性強，政策性強。王安憶有一篇文章，題目是《膽小的作家》，就是說寫出來的作品與生活相比，不能有漏洞。所以，寫作過程中我訪問了許多人，到市檔案館和一些單位找來許多當年的資料。還有這部作品既要寫三個人物各自的命運，又要寫他們之間的糾葛，寫起來容易“頭蒙”，唯一解決的辦法是不慌不忙，從容地寫，認真地琢磨，不急促而就！

一位外國文學家講過，文學就是故事、魔術師和教育。《三山凹》這部作品我覺得故事性和教育性有了，最大的缺憾，怕是沒當好魔術師！今后，我會加強寫作技巧這方面的修煉，并在以后的作品中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