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在河南日報當了20多年記者、編輯，采寫發表了一批重大先進典型報道。感恩這一份榮幸，使我接觸了社會各界一批佼佼者，太行山區農村的裴春亮是其中一員。

與他相識，已有十來年。最早是在一次餐席上，人們向我介紹裴春亮，這一位民營企業家，在父老鄉親的懇求下，毅然中止個人在城里發展的坦途，重回窮鄉僻壤小山村，當選村主任，并為全村鄉親捐建一座新村……依稀記得當時，這位年輕人“叨陪末座”，和氣內蘊，他很安靜，只是謙遜地微笑點頭與人交流。

直到2014年初，中宣部部署宣傳先進典型裴春亮，我受上級指派，才第一次采訪了他，在河南日報發表長篇通訊《青春棟梁——記河南省輝縣市裴寨村“70后”黨支部書記裴春亮》。但對那篇報道，我自己并不滿意，采寫匆忙，流于表面，遺憾沒能寫出“將靈魂銼磨出血痕”的感覺。

退休后，我又接到一些寫先進典型人物的邀約。可是，對重復老一套寫法，興致已疲軟，也產生一些惶惑，所以都推托了。卻以一種宏觀視野的“廣角鏡頭”，寫了紀實專著《“星云團”之光——走進“新鄉先進群體”》。我多次報道過“新鄉先進群體”成員，也包括裴春亮。“新鄉先進群體”是中原沃土孕育的一個獨特現象、一個精神碩果，歷史上應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本書獲得了河南省“五個一工程獎”。

那年夏天，春亮來電話，他已是黨的十九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候補委員，先后入選中國最美“村官”、全國勞動模范、全國道德模范、中國十大杰出青年、中華慈善人物……我們相識的時間不短了，可以有一本書了。

后來，裴春亮又連續獲得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美奮斗者”、“全國脫貧攻堅獎·奮進獎”、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等殊榮。

進輝縣市裴寨村采訪第一天，村支書裴春亮領著一群村干部在村頭迎候，見面就說：“王老師，您寫寫我們裴寨村吧！讓咱村里人都談談，有故事，有想法，寫下來留給子子孫孫。”

那一下子，我被擊中了，心中不禁嘆服：“裴春亮啊，有文化！你調動了我！”……這位村支書，雖然只讀到初中二年級就因貧窮而輟學，卻常有神來之思，恰恰點中“穴位”。他的提議，為這次寫作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在擔任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南省報告文學學會會長期間，我清楚地看到，在中國報告文學領域，先進典型人物紀實文學這一門類，活躍在時代前沿，但同時，也有一些作品形成了基本“套路”，習慣于主題先行、形象拔高、概念化、臉譜化……所以筆下描摹的，不是長在大地上的一棵棵枝繁葉茂的“大樹”，而是砍削得光溜溜的一段段完美的“木頭”。我自己也生產過“木頭”，但我向往“大樹”。

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涌現了不少農村先進典型，成為享譽全國的楷模。但對他們的報道，由于篇幅所限，也是觀念所限，往往著眼于這棵“大樹”本身的枝干、紋理、形態，而難得深入到一棵“大樹”底部的根須和土壤，深入到一個先進典型生于斯長于斯的那一片大地……這次機會來了。

裴春亮是千千萬萬中國村支書中的一個優秀典型，裴寨村是中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一塊生動“拼圖”。作為一個見證者，能夠回到一個先進典型的生命原鄉，探析村莊，研究人物，完整呈現一棵“大樹”究竟是怎樣長成“大樹”的，深刻呈現一個先進典型究竟是怎樣成為先進典型的，這是我的幸運。

于是有了這本書，202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為《一村之長》。這本書潛心求變，希望讓先進典型人物紀實文學“落地生根”，恢復生活和生命的本原，這一創新無疑很難。在全國報告文學的書架上，我還沒找到可堪依照的樣本。構思過程中，想到了社會學家費孝通的社會調查著作《江村經濟》，想到了作家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想到了女作家蕭紅的散文體長篇小說《呼蘭河傳》，漸漸確定了一種“田野調查式”的紀實文本。

中國自古從農耕文明走來，一個中國可以看成一個村，一個村可以看成一個中國。一個村莊，可以是小小的原點，也可以是高高的巔峰。《一村之長》的創作主旨，就是著眼于中國行政區劃中的最小“細胞”、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單位——“村”，以太行小山村裴寨村的百年生存奮斗史為背景，以裴春亮回村帶領干部群眾15年脫貧攻堅史為框架，“連根須帶泥土”端出一棵“大樹”，提供21世紀初期中國村莊和中國村支書的一份“原生態”標本，從而透視改革開放深刻復雜的時代進程，總結村莊治理現代化的探索經驗，也為全國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歷史性轉移呈上一份獻禮。

報告文學作者，必須面對來自各個方面、各個維度的審視，而我心中的敘述傾訴對象，首先還是裴寨村父老鄉親。他們也許處于讀者鏈的最低端，但我想為他們寫，讓他們讀，讓他們讀得懂，從中摸到村莊的根，找到村莊的魂。

《一村之長》恪守一種純粹的紀實品質，拿出記者的看家本領，力求采訪全面、素材翔實，因為這是作品的歷史價值所在，這樣才能讓這本書盡量活得久一點。以事實為依據的報告文學創作，不可能像小說、散文創作一樣隨心所欲，是“戴著鐐銬的舞蹈”，然而，“戴著鐐銬”也渴望舞出精品：比如長篇文學作品的結構，應是一種體現“秩序美”的“建筑學”，從一團亂麻到眉目清晰，要捋得清、拎得清；比如創作效果，最好是既“流淚”又“出汗”，情感抒發催人淚下，理性思辨令人出一身透汗……

寫《一村之長》，直接采訪100多人，書中出現人名約250人。農民談話的習慣，往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看似不講邏輯，其實又很有內在的邏輯。而太行山區方言不太好懂，尤其一群當地人熱烈交談時，我用筆記錄，一邊怕打斷話頭失去原汁原味，一邊又要辨聽方言，這樣采訪真的很累。第二次采訪時，突然出了一身蕁麻疹，原因應是皮膚過敏，可我覺得也是太拼了激出來的。

《一村之長》出版過程有所刪節，但一部60萬字的書稿，畢竟留存了當今村莊和村支書的一段真實飽滿的生命信息。我最慶幸和感激的是，采訪所到之處，都獲得了太行山人樸實淳厚、誠摯坦率的回應。這是一串長長的采訪名單，沒有他們每個人的生動，就沒有這一部史實的精彩，他們永遠在我眼前鮮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