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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是對文學作品創作規律的總結，是對文學作品內在價值的理性思考，是圍繞文學文本意義的系統化闡釋體系。文學批評作為文學理論的具體實踐，要在文學理論總結出來的規律與方法論基礎上，對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剖析評判，揭示作品創作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向讀者解釋作品本身所蘊含的客觀意義，進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對于文學作品的普遍性評價標準。

理論與批評的分離

本來，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應具有水乳交融、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關系，文學理論必然是對于批評實踐具有普遍性、穩定性和規律性的指導，文學批評也必然是在理論指導下的批評實踐，并用實踐所積累的經驗反過來豐富文學理論。然而，今天我們卻看到另一種情況，那就是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似乎漸行漸遠。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分離，具體表現如下：一些理論研究者，特別是那些把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奉為真理的人，其研究日益脫離具體文學作品，執迷于從概念生成概念、從理論生成理論的自我循環游戲，自說自話，似乎忘記了文學理論到底是因什么而存在。對于某些批評家來說，其批評實踐已經脫離了理論的規范與指導。文學批評成為關于文本的私人感受與情緒表達，淪為印象式的、碎片化的、無根無據的主觀臆斷，不再具有規范文學作品創作成敗、評判文學普遍價值的作用，也失去了升華為文學理論的可能。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種相互分離的趨向，對雙方的發展都具有很大危害，更對中國文學理論體系構建形成阻礙。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成因，找到克服這種現象蔓延的方法，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的重要任務。

從古典到當代的演進

從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發展歷程看，在古典時代，文學批評家往往就是詩人、戲劇家、散文家，是文學活動的實踐者。在創作之余，他們將自己的文學創作經驗加以總結，形成了一些或成體系、或零散的對于創作技巧的論述，并借此對其他文學作品進行評判。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創作、文學閱讀之間是緊密聯系的。這一點，中外皆然。在這個時候，文學批評還沒有走向學院化、職業化。人們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有兩個基本預設：一是認為作者直接把自己想要抒發的情感、意志、意圖寄寓在作品文本中，即“詩言志”；二是閱讀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文本中發現作者的意圖，即“以意逆志”。以上兩個基本預設長期被人們所認可并接收。直到19世紀，受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思潮影響，人們在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時，更加關注對文本作者的研究、對作者意圖的揭示與把握，以及作品與現實社會、外在世界的聯系。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在歐洲的大學中，隨之產生的是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職業文學教授與評論家。在文學專業成立之初，它面臨著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首先，當時的文學研究還未擺脫語文學與語言研究的限制框架，對文學文本的研讀，大多出于文法研究的目的。其次，相較于當時在大學人文學領域占主流地位的古典學，研究通俗文學難登大雅之堂。最后，當時不少人對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地位持質疑態度，認為文學閱讀不過是一種鑒賞活動，所憑借的不過是每個人不同的品味、偏好以及欣賞能力。對于一部文學作品，似乎每個讀者都能發表一番感受，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套關于文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體系。

因此，當時學院中的職業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家們迫切需要通過某種途徑確立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可靠地位，提升文學研究的專業門檻。一種有效的途徑就是讓文學理論像其他學科那樣（特別是當時的自然科學）具有“科學性”，能圍繞自己的研究對象形成一套可驗證的、可積累的、能夠準確描述研究對象本質與規律的方法體系，并以此作為學科的奠基。唯有這樣，才能去除文學批評中令人詬病的主觀性，擺脫簡單的感受與觀察，讓文學批評以嚴密的科學方式展開，體現出客觀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在這種科學主義的鼓舞下，20世紀接連出現的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思潮，雖然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別，但本質上無不是以追求所謂文學研究的“科學性”為標榜。

在上述追求專業性的過程中，文學研究大致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關注文學文本本身，諸如形式主義以及在形式主義影響下出現的新批評派、結構主義等，都把文本單獨從文學活動整體中切割出來，當作文學研究的對象，在文本內部探尋其在修辭、語義、結構、形式等方面的規律；二是關注人本身，這個陣營包括精神分析理論、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等，均寄希望于通過研究人本身來實現對文學本質的研究。

偏頗與極端的誤區

應該說，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發展無疑對開闊文學批評的思路、擴展文學研究的可能性曾起到積極的啟發作用。但令人遺憾的是，上述各路流派最后卻都走上了偏頗與極端的道路，這首先表現在把文學活動整體中的某一構成部分當作文學本質的全部。注重文本者，拋開了與文本生成、發展與傳播密切相關的外部社會歷史語境，只談語言、只論形式，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才具有“科學性”，仿佛文本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現成之物。關注“人”者，其論說的已不是處于具體社會生活關系中的現實的人，而是一種抽象的人，或是一種全然由欲望或本能所宰治的人。持有這一主張的理論家要么追求所謂“超驗”，要么訴諸“直覺”或“欲望”，唯獨不去探求社會生活中現實的人，從而把對人的研究帶進了誤區。這兩條進路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把作者、作者意圖和文學作品所處的歷史社會現實排除在文學研究之外。

此外，為了不斷彰顯自己的“科學性”與“專業性”，當代西方文學理論還大量借用文學之外其他學科的話語體系，來“論證”理論的合法性。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以至于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那些西方文論，其提出者往往不是專門從事文學實踐的作家、文學理論家。比如德里達、阿爾都塞、德勒茲等人是哲學家，布爾迪厄、鮑德里亞等人是社會學家，還有一大批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文化學者、精神分析師，都在文學領域發表高見。但是，當他們在談論文學時，真正的焦點已不是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本身，文學文本成為他們證明自己理論正確性的注解，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

喬納森·卡勒在《文學理論入門》一書中描述了這種在20世紀頗為“詭異”的情形：“我們被告知，‘理論’已經使文學研究的本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過說這話的人指的不是文學理論，不是對于文學的本質和文學的分析方法的系統解釋。比如，如今當人們抱怨文學研究的理論太多了的時候，他們可不是說關于文學本質方面的系統思考和評論太多了，也不是說關于文學語言與眾不同的特點的爭辯太多了……確切地說，他們指的是非文學的討論太多了，關于綜合性問題的爭辯太多了（而這些問題與文學幾乎沒有任何關系），還要讀太多很難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學方面的書籍。理論簡直就是一大堆名字（而且大多是些外國名字）……”這番話可謂一語中的。

走出文學研究的窘境

今天我們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所看到的理論與批評分離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些人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過度追捧與盲目迷信。不少學者把注解當代西方文論當作自己的研究重心，卻忽略了作為理論真正來源與基礎的文學創作、審美實踐，以致理論研究成為一種學術自我炫耀。應該看到，當代西方文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嚴重弊病，突出表現為在研究文學活動時常常采用錯誤視角，以及由此帶來的在指導文學批評實踐上的無能為力。誠如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所言：“多數學者在遇到要對文學作品實際分析和評價時，便會陷入一種令人吃驚的、一籌莫展的境地。”

造成這種窘境的原因，首先是因為這些“文學理論”脫離于活生生的文學創作實踐過程，把孤立的文本或者抽象的人當作文學研究對象，找錯了文學研究的切入口。海德格爾對此有深刻認識：“作品的被創作存在只有在創作過程中才能為我們所把握。在這一事實的強迫下，我們不得不深入領會藝術家的活動，以便達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據作品自身來描述的作品存在，這種做法業已證明是行不通的。”羅蘭·巴特一句“作者死了”，把作者驅逐出文學，從作品中衍生出一個孤零零的“文本”，結果只能使文學面目全非，失去自己的獨特性與整體性。離開了對作者的關注，離開了對作品創作過程的探討，離開了對文學獨特審美活動的把握，去追求那種所謂不受變量條件干擾的“科學性”，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越來越不科學。嚴肅的文學批評，應該把作者請回來，把重點放回到文學創作與審美實踐上，重新回歸從批評實踐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又以理性認識反過來指導實踐的良性循環中。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相脫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理論研究”脫離了大眾，成為一種居于象牙塔中的精英游戲。當代西方文論一直體現出精英主義傾向，理論家們不斷抬高文學研究的技術門檻，把越來越多的大眾排斥在文學門外，就像卡勒所言，要是不先去讀讀那些艱深晦澀的各式理論書籍，一般人很難進入文學批評的領域。當然，作為職業的文學批評家，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鑒評不能像多數普通讀者一樣只停留在主觀性的感受與印象，但這并不意味著批評家的話語就不能讓一般讀者看懂。恰恰相反，批評家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專業的、令人信服的文學作品闡釋，引領大眾參與文學閱讀與欣賞活動。如果忘記了文學來自于大眾、成長并興盛于大眾這一基本歷史事實，文學研究最終只能是空頭理論，文學批評最終只能是精英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賞，成為無源之水，必將干涸。

因此，理性看待當代西方文論，在認識其借鑒價值的同時，看清它的固有局限性，把中國文學理論建設、文學批評實踐同作家的創作、大眾的閱讀統一起來，讓文學與大眾、與現實社會生活緊密結合，才能改變當前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相互分割的情況，從而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實踐和文學經驗。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