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林徽因的身份非常多，最著名的說法是民國才女或一代美人，不過這太寬泛。很多人知道林徽因是詩人和文學家，但她更主要的身份其實是建筑學家，這也比較寬泛——建筑學分為多個領域，她的核心身份是建筑史研究者、建筑史家。

她同時也是建筑師，蓋過為數不多但質量精良的建筑作品。她還是建筑系教授，和梁思成一起創辦了兩個建筑系：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建筑系。此外她還是工藝美術家，培養出像常沙娜這樣的一代宗師。她有時候還做一點舞臺美術設計，身份繁多。

我們今天就專門聚焦在她建筑史家的身份上。

1936年林徽因測繪山東滋陽興隆寺塔

北京八寶山的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設計，墓志是“建筑師林徽因墓”。這很有意思，在她那么多的身份里，梁思成選了“建筑師”這個身份。這是今天講座首先拋出來的一個大的問號，我希望講完以后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序幕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林徽因祖籍福州，杭州出生，在上海和北平長大。她原來名叫“林徽音”，家人給她取的這個名字出自《詩經·大雅·思齊》。也許因為如此，她跟詩結下了不解之緣。1930年代有一個名字和她很接近的男作家叫“林微音”，那個人的品味很差，寫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大家經常搞混，林徽因為此非常困擾，最后不惜改名。1935年以后，她基本就用“徽因”這個名字了。

林徽因就讀于北京的一所教會學校——培華女子中學。她在這個學校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對其一生的學術影響非常大。

1916年，林徽因（右一）與表姐妹們在北京培華女子中學學習時合影

林長民對這個女兒非常自豪。他說“論中西文學及品貌，當代女子舍其女莫屬”，又說“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所以林長民一直都是林徽因的好朋友，父女間的友誼在一起去英國時大大加深。

旅英

林長民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叱咤風云的政治活動家。他和梁啟超關系很好，共同推動了五四運動的觸發。他曾官至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后來對政治感到失望，去職后決定到歐洲旅行考察，參加一些國聯的活動。就是這一次，他決定帶16歲的林徽因一起到英國去。可以說，這次旅英對林徽因一生的學術方向起到了決定作用。

林徽因一生養成了很多英國式的習慣，比如他們家著名的下午茶聚會，就是跟英國人學來的。另外，來到英國后，她進入了英國文學的世界，在這里邂逅了終生摯友徐志摩。建筑史家曹汛先生在他所做的《林徽音先生年譜》里，對林徽因確定志向做了一番評論：

在英倫期間，父親攜徽音進入一個文化界人士的社交圈子，認識了H.G.威爾斯、E.M.福斯特、T.哈代、A.韋利、B.羅西爾和K.曼斯菲爾德等著名作家。

他們寓所的女房東（一說房東女兒）是學建筑的，她告訴林徽因世界上有建筑這么一門學科，林徽因馬上動心，因為她本身就喜歡文學和美術，而建筑能綜合它們。曹汛先生說林徽因學貫中西、融通古今，中國傳統文化對她的影響很深，尤其是杜甫那種“安得廣廈千萬間”的理想。林徽因覺得如果要報效祖國，改良社會，不能去學純文學或者純美術，她想把建筑作為終身事業，通過學習建筑來報國。

1923年，在學建筑之前，林徽因小試牛刀，為北京《晨報》增刊設計了一個封面。她畫了一個中國式的鐘樓正立面，加上其他一些元素，鴿子、太陽、樹、水等等，還比較稚嫩，但熱愛建筑的勁頭已經表現出來了。

去英國之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已認識。梁思成立志學建筑，完全是受林徽因的影響，他之前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建筑這門學科，拜訪林徽因時，林徽因說想學建筑，而梁思成本來就熱愛美術，于是二人決定一起去西方學建筑。可以說，林徽因的英國之行決定了兩個著名的建筑學家未來發展的方向。

留美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念書，林徽因滿心要去念建筑，然而到了那兒，梁思成順利入學，林徽因失敗了，因為賓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

林徽因做了很多嘗試都沒成功，就“埋伏”在旁邊的美術學院，選修建筑系的課。由于她常年上建筑系的課，老師也發現了她的才華，等到她高年級時已經當上了建筑系助教，可見她有多么熱愛建筑。1927年，通過三年學習，林徽因獲得了美術學學士學位，梁思成獲得建筑學碩士學位，梁思成大她三歲，正好多一個研究生學歷。

1927年林徽因的賓大美術學學士畢業照

林徽因在賓大時就展露出設計方面的才華。1926年，她為美術學院設計了一張圣誕卡，采用馬賽克鑲嵌畫的風格，有點羅馬或者拜占庭的味道。畫中東方三博士手持禮盒上的字是painting（繪畫） sculpture（雕塑）和architecture（建筑），寓意造型藝術三姐妹。據梁再冰回憶，林徽因和梁思成還為此吵了一架。林徽因說這是她的創意，希望自己畫出來；但梁思成覺得自己畫得更好，應該由他來畫。林徽因說不行，大家都能看出這是你畫的，到時候我就穿幫了。

1926年林徽因設計的圣誕卡

當然，他們大多數時候的合作還是極為默契，在他們的密友費慰梅所寫的關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傳記里提到：

滿腦子都是創意的徽因,常常先畫出一張草圖或建筑圖樣,然后一邊做,一邊修正或改進,而一旦有了更好的點子,前面的便一股腦兒丟開。等到交圖的最后期限將屆,即使在畫圖板前不眠不休趕工也來不及了,這時候思成就插進來,以他那準確和熟練的繪圖工夫, 把那亂七八糟的草圖變成一張簡潔、漂亮、能夠交卷的作品。他們倆合作無間,各為建筑貢獻出自己的特殊天賦,在今后共同的專業生涯中始終堅持著。

學生時代合作無間，后來的職業生涯中也一直如此，所以我們看梁思成或者林徽因的學術成果，都不能單獨地看，大多數都是合作完成的。

前面說到，梁思成去讀建筑是林徽因引領的，可是他們沒有像其他讀建筑的人一樣去當建筑師，這件事反而是受到梁思成的影響——梁思成引領了一個大志向（學建筑）中的具體方向。

梁思成在賓大時上了一門文藝復興建筑史的課，剛上幾堂，他就跑去找任教的古米爾教授（Alfred Gumaer），說自己非常喜歡建筑史，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學問。古米爾反問他中國這方面怎么樣。梁思成回答，據他所知沒有文字的記錄，中國人從來不認為建筑是一門藝術，也不重視它，但他本人不是很贊同。

從這時開始，他立下決心要寫一部中國人自己的建筑史。林徽因也基本上終生追隨他，或者說，他們是志同道合。

1928年，他們在加拿大結婚，林徽因從來不走尋常路，堅決不穿西式的白婚紗，中國又沒有婚紗這一說，她就自己設計了一身據她看來帶有東方色彩的婚紗，這張照片登在當地報紙上還造成了不小的轟動。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結婚

婚后他們到歐洲蜜月旅行。他們所受的賓大的建筑教育是巴黎美院派，即以西洋古典建筑為核心的學院派教育。在踏上歐洲大地走訪一圈后，他們的教育就算完整了——既有理論又有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一生建筑學習中特別美妙的時光。

旅歐期間，林徽因在羅馬大角斗場留影

林徽因后來經常抱怨梁思成，整個蜜月下來沒給她拍幾張像樣的照片。因為梁思成就是拍建筑的時候把她帶上，當作一個尺度人，我們一般叫作scale（標尺），這一點在這張照片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用她烘托建筑的宏偉。

加入營造學社

回國后，他們在東北大學有一段短暫的教學生涯，林徽因還為東北大學設計了校徽。整體造型有點像古代的璧，有黑水白山，青龍白虎，還有一個八卦的艮卦，表示東北方，體現出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這時候林徽因還沒開始系統研究中國古建筑，但在設計中已經先流露出中國傳統藝術的意味，她永遠是靈感先行。

對梁、林二人職業生涯影響最深的是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中國第一個研究古建筑的私立學術機構。在東北被日本人占領之前，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邀請梁思成到學社研究古建筑，這正好與他寫中國建筑史的志向相符，于是梁思成便從東北大學辭職，加入營造學社。

此外，林徽因在東北也不太適應，天氣太冷，一生留下了肺病的根。威脅林徽因生命的兩件事，一是日寇侵略，另一個是肺病，都在那時初現端倪。

研究古建筑對他們的影響還要追溯到加入營造學社之前。1925年，他們在賓大讀書的第二年，朱啟鈐在江南圖書館的舊書堆里發現了淹沒了近一千年的北宋《營造法式》，這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講古建筑的專書。

朱啟鈐送給梁啟超一本，梁啟超知道它的重要性，馬上寄給在美國念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梁啟超還寫了一大段話，談這本書的重要性，最后說“思成徽音俾永寶之”。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正式加入營造學社。風華正茂時，他們開啟了畢生最重要的古建筑研究事業。

林徽因的自述很能說明她作為一個建筑史家的優點和缺點。她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分析自己：“我是個興奮type，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煉的人。”她說自己做事靠突發的靈感和神來之筆——當一個詩人很好——但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煉的人。

“能用功慢慢修煉的人”當然就是梁思成了。他倆這么一互補，對學術研究特別好——這也是很多從事該領域研究的人無法達到他們的高度的原因。建筑史學者鄭孝燮有個很好的比喻，說他們像雙打選手，配合無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整個職業生涯。他們的兒子梁從誡曾寫道：

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匯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彩，發表極高明的議論。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父親后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

梁思成還有一個更好玩的說法，他說中國古人都說“別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是對他來說是“自己的老婆，老婆的文章”。這個說法很謙虛，也很幽默，可以看出林徽因對他事業的幫助。

建筑史家要做兩方面工作，有點像考古學家，一個是田野考察，一個是在書齋里寫文章。林徽因這兩方面都做得很好。

1935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在祈年殿的屋頂勘察。林徽因為此非常自豪，她說自己是中國女性中第一個站到皇帝祭天的房頂上的人——我覺得她更應該自豪的是穿著旗袍就上去了。其實這是她古建筑考察的常態。

她還穿著旗袍爬上過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的梁架。照片中可見碩大的斗栱，基本上有林徽因那么高。梁思成斷代這個梁架的一部分有可能是唐代的，雖然留存至今完整的唐代木構建筑只剩三個，開元寺鐘樓可能可以算半個，很珍貴。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梁架上

有一次，梁、林的老友金岳霖覺得自己挺有靈感，創作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梁上君子”，下聯是“林下美人”，結果被林徽因罵了一頓：什么林下美人！我也經常上梁的。

這才是最真實、深入靈魂的林徽因。

1936年在山東滋陽興隆寺塔考察測繪時，梁思成被林徽因工作中的一幕場景深深打動，拍出一張像藝術品一樣的照片。其實營造學社有規定不能拍人物照，梁思成還是偷偷給林徽因拍了一些。

首次學術登場

1932年3月，28歲的林徽因在營造學社最重要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一期上，發表了人生第一篇古建筑研究論文《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相當于她在學術界的第一次登場，初試啼聲，便技驚四座——即便不說是“出道即巔峰”，但也差不多了。

曹汛先生說這是“我國現代第一篇建筑理論方面的論文”（《林徽音先生年譜》），我的好朋友王軍先生是專門研究梁思成、林徽因的，他說這篇論文是“中國建筑史論的里程碑之作”（《建筑師林徽因的1932》）。

這篇短短的文章，幾乎概括了梁思成林徽因畢生研究建筑史的總綱，方方面面的重要問題都談到了。文章發表前不久，她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禮堂做了一場與此內容類似的英文演講。為了去聽這場演講，她的終生摯友徐志摩不幸飛機失事遇難。

論文開篇的語言風格一點都不像寫詩的林徽因，更像是一個特別老道的建筑史家。她和梁思成的文風都深受梁啟超的影響，大氣磅礴。

這結構簡單，布置平整的中國建筑初形，會如此的泰然，享受幾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個最特殊、最體面的建筑大族，實是一樁極值得研究的現象。

她實際上在對比西洋建筑史：西洋建筑的發展跌宕起伏，受各種文化因素的影響，變化也很劇烈，而中國建筑居然能一以貫之幾千年，這不是很值得研究嗎？她也談到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國建筑，在他們之前其實西方學者、日本學者早已開始，可林徽因說他們還很少有很好的貢獻，“許多地方尚待我們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

她的目標也確立了，要追上那些研究中國建筑起步比他們早的日本人、西方人，這是28歲的林徽因寫下的話。

從接下來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林徽因在西方學習的東西開始起作用了。古羅馬的維特魯威在《建筑十書》里講的建筑三要素——實用、堅固和美觀，所以談中國建筑時她也講到這三要素。在她看來，中國建筑的美觀是實用和堅固的自然結果，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一生研究中國建筑的一貫觀點。

美觀者：具有合理的權衡，要呈現穩重，舒適，自然的外表，更要誠實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飾，不矯揉造作，勉強堆砌。美觀，也可以說，即是綜合實用、堅穩，兩點之自然結果。

梁、林覺得中國建筑的厲害也正在此。中國建筑的美不是矯揉造作、裝飾的堆砌，而是由自身結構方法所自然產生的結果。林徽因在文中努力更正西方或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建筑的“許多隔膜和謬解處”。

他們尤其注意到斗栱的重要，也成為之后研究的重中之重。林徽因指出斗栱是柱和屋頂之間的過渡部分，同時變成檐下的點綴。她認為中國后來的建筑，斗栱變得越來越具有裝飾性而少結構性，是退步的表現。因此，梁、林褒唐宋，貶明清，覺得唐宋時斗栱碩大，是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明清時密密麻麻一排斗栱，淪為裝飾，不起主要結構作用。

和梁思成不太一樣的是，林徽因有女性的細膩，更重視彩繪、裝飾這些元素。她一生中不間斷地對中國建筑的彩繪、裝飾進行研究，雖然覺得建筑之美主要是結構的自然表現，但也不排斥恰如其分的色彩與裝飾。

文章的最后林徽因做了總結，談中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的地位。其他各國的建筑類型通常都把結構構件交接的地方隱藏起來，只有中國建筑袒露出來，然后做恰如其分的修飾，從而形成由結構產生的美感。她覺得這是中國建筑獨一份的特征，唯一能跟它抗衡的是西方哥特式建筑。

更重要的是，她進一步談到中國建筑的未來，指出中國用木構架來造建筑，而當時正在興起鋼筋混凝土結構或者鋼結構的現代建筑，她覺得在框架結構這件事情上，中國和西方最先進的技術是相通的，將來只要轉換材料，中國建筑一定能夠在老樹上發出新芽。

這篇文章，從中國建筑大的系統，到實用、堅固與美觀的統一，再到中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最后談到中國建筑的未來。28歲的林徽因做了一篇總綱，有點像今天寫論文的“開題報告”——這是她和梁思成未來幾十年研究的開題報告，非常精彩。

1932年林徽因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一期發表《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

闡明古建真髓

林徽因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她為梁思成第一本學術專著《清式營造則例》寫的“緒論”。如果中國古建筑的學術論文要排名的話，我認為這篇可以進入前三名。它闡明了中國古建筑的“真髓所在”，也是林徽因學術研究的巔峰。

梁思成在回顧該書的寫作時稱：“除緒論外,自開始至脫稿, 以后數次的增修刪改, 在照片之攝制及選擇、圖版之分配上, 我實指不出彼此分工區域, 最后更精心校讀增削。所以至少說她便是這書一半的著者才對。”

這當然有他謙虛的成分，但其實梁思成的眾多學術專著，林徽因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其中，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林徽因在這篇“緒論”中指出：

斗栱不惟是中國建筑獨有的一個部分，而且在后來還成為中國建筑獨有的一種制度。就我們所知，至遲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權衡；以斗栱之一部為全部建筑物權衡的基本單位，如宋式之‘材’‘栔’與清式之‘斗口’。這制度與歐洲文藝復興以后以希臘羅馬舊物作則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徑之倍數或分數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權衡（proportion），極相類似。所以這用斗栱的構架，實是中國建筑真髓所在。

林徽因總結說，采用斗栱的構架是中國建筑的真髓所在，這是此前日本或西方學者從來沒有達到過的理論高度。梁、林不但找到了中國古代建筑木結構設計的精髓，而且把它和西洋古典建筑中奉若圭臬的 order（今譯“柱式”）相提并論。

前面提到，她認為美觀是結構的自然呈現，到這篇文章中，這一觀點又往前發展了一步：

至于論建筑上的美，淺而易見的，當然是其輪廓、色彩、材質等，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卻蘊于其權衡中；長與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體上各體積各部分之輕重均等，所謂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的玄妙。

梁思成、林徽因在比較閑暇的時候，會去北京郊區做一些考察。寫出來的文章，沒有那么隆重和正式，而是用詩意的語言，如同散文一般。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中國建筑美學的概念，叫“建筑意”，實際上是發揮了林徽因的特長，將建筑、詩歌和文學做了一個交融。

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審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異的感覺，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筑意”的愉快。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雜錄》

建筑的美感要怎么來談，他們在京郊考察時開了一個小頭，試圖將建筑意與詩情畫意并舉，可惜后來沒有太多機會來發揮這些思想。

古建筑考察

1932年，大概在林徽因的激發下，梁思成寫出了他人生中尤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二期發表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文，這是他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古建筑考察報告，也有點出道即巔峰的意思。

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后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藝術之鑒賞，就造形美術言，尤須重“見”……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梁思成之所以開宗明義就寫下上面這段文字，其實是被日本人逼的。因為日本學者伊東忠太研究中國古建筑比他們早多了：他從1901年開始研究北京古建筑，這一年梁思成剛剛出生，等到梁、林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伊東忠太已經成為一代宗師。受邀到營造學社做演講時，伊東忠太建議將來中日合作共同研究古建筑時，中國學者負責在書齋里查閱文獻，日本學者負責進行田野考察。所以梁思成針鋒相對，開篇就指出研究古建筑一定得做實地調查測繪。

1933年，營造學社精銳部隊傾巢出動，考察云岡石窟，這次林徽因也參加了——兩個孩子都出生后，她就能參加更多古建筑的實地考察了。

這次考察的成果《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是梁思成、林徽因和劉敦楨一起完成的，劉敦楨是和梁思成齊名的建筑史家，他們“三劍合璧”的作品非常難得。

1933年，林徽因、劉敦楨、莫宗江在云岡石窟

這篇文章中對于云岡石窟紋飾的研究，尤其它所受外來文化影響的討論多出自林徽因的手筆。云岡石窟處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上，大量佛教雕刻題材，隨著犍陀羅藝術一路東來，傳入云岡，所以在這里能看到很多希臘、印度以及波斯元素等。他們的行文透露出強烈的文化自信，這也可以說是北魏時期匠人的文化自信，他們面對那么多外來的東西，沒有給嚇破膽、無所適從，而是從容地把它們融入到中國的建筑文化中來。他們寫道：

云岡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藝術大規模侵入中國的實證。但觀其結果，在建筑上并未動搖中國基本結構。在雕刻上只強烈地觸動了中國雕刻藝術的新創造——其精神、氣魄、格調，根本保持著中國固有的。

在日本馬上要大舉侵入中國的時候，他們研究中國建筑的起步又落后于日本研究者，所以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中國建筑的核心精髓，也希望藉此創立我們自己的現代建筑文化——用同時代學者胡適的話說，就是“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是他們那一代許多知識份子的共同使命。

1934年，林徽因參加了一次很特別的古建筑考察，度假加考察二合一。1930年代，梁、林認識了比他們稍微小一點，結成一生摯友的費正清、費慰梅夫婦。這夫婦倆要到山西峪道河去避暑，邀請梁、林一起，結果二人反客為主，說那你們就跟我們一起去考察古建筑吧。后來費氏夫婦發現古建筑考察比避暑好玩多了，雖然一路很艱苦，但趣味深長。

梁思成、林徽因與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回來以后，他們寫了《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這篇文章。如果從沒看過林徽因的古建筑研究文章，我推薦大家從這一篇看起，比較容易看進去，而且是最好看、最富有詩情畫意的。這篇文章也見證了他們和費正清夫婦一生的友誼。后來費正清成為重要的中美關系專家，費慰梅則成為西方重要的美術史學者。

這是山西一座小小的東岳廟，他們很喜歡小巧的殿宇，晚上就干脆在廊下住了：

我們夜宿廊下，仰首靜觀檐底黑影，看涼月出沒云底，星斗時現時隱，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夢，滋味深長。

林徽因、梁思成1935年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三期發表的《晉汾古建筑預查紀略》里，有大量詩一般的語言：

山西廟宇的遠景，無論大小都有兩個特征：一是立體的組織，權衡俊美，各部參差高下，大小相依附，從任何視點望去均恰到好處；一是在山西，磚筑或石砌物，斑彩醇和，多帶紅黃色，在日光里與山岡原野同醉，濃艷奪人，尤其在夕陽西下時，磚石如染，遠近殷紅映照，綺麗特甚。

那個時代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是可以登這樣的“論文”的，今天再也沒有人這樣寫古建筑論文。這大概是詩人林徽因從事建筑史研究，給我們建筑史學界留下的最美妙的遺產了。

迎來黃金時刻

營造學社整個古建筑考察最輝煌的時刻，是1937年7月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發現唐代木構建筑，這是梁、林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古建筑發現。此前日本學者關野貞（伊東忠太的學弟）曾經放話說中國沒有任何唐代木構建筑遺存，要看唐代木構就上日本奈良吧。梁、林就一直想爭口氣，找到中國大地上的唐代木構。

1937年7月，梁、林終于圓夢，他們整個研究生涯的黃金時刻到來了。

佛光寺東大殿的外觀，面闊七間，進深四間，廡殿頂，斗栱雄大，出檐深遠。站在殿前的是莫宗江。

林徽因是個遠視眼，對一個作家來說本來挺痛苦的，但這次卻立了大功。他們當時測繪佛光寺大殿，隱隱覺得它非常古老，但沒有斷代的確鑿證據。林徽因的遠視眼，覺得大殿梁底隱約有字，然后大家爬梯子花幾天時間把字一點點洗出來，辨認、拍照。

大殿梁底字跡里有“女弟子寧公遇”的字樣，門口經幢上也有同樣的描述，而經幢是刻有年代的——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一下子就鎖定了佛光寺大殿是唐代的木構，大家激動不已。他們推測一尊供養人像就是“女弟子寧公遇”。

林徽因非常開心地跟她合了個影，說恨不得塑一尊林徽因像也放在這兒，也當“女弟子”。其實用不著，有了這張照片，林徽因就以新時代的方式，也留在了佛光寺的歷史里。

這大概是梁、林人生中最純粹的快樂時刻，在1937年7月——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變了，即將迎來艱苦的生活。

重病中逃難

林徽因一行人從五臺山出來，到了有報紙的地方，才知道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之前為了能好好去做調查，他們把孩子托付給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順，一起在北戴河度假，這下生死未卜。

回到北平，林徽因把著急回北平見孩子們的心路歷程，寫在給八歲的梁再冰的信里。一個母親向八歲小孩講的話，很動人：

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愿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頂有決心才好。

林徽因的文體又變了，和寫詩、寫建筑學論文不同，跟小孩子寫的文字是這樣的。她還詳細畫了一張圖叫“我們走過的一圈路”，讓孩子在這么危急的關頭還順便學一學地理知識。

接上孩子后，從此就是漫長的逃難。逃難到長沙時，林徽因寫信給沈從文——他也是林徽因一生通信的摯友。信里說，“臨走去醫院檢查了一遍，結果是得著醫生嚴重的警告——但警告自警告，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這會兒她已經知道自己生了重病。

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遍，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

這是逃難的景象。

1937年11月24日從長沙寫給費慰梅的信更加驚心動魄，他們全家差點被炸死：

在日機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房子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我們暫住房的大門十五碼處……天知道我們怎么沒被炸成碎片。一聽到較遠處傳來兩顆炸彈地獄般的爆破聲，我們就飛奔下樓，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們各自抓起一個孩子向樓梯沖去。可還沒來得及到樓下，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巨大的沖擊波把我拋起，懷里還抱著小弟，而后摔倒地上，所幸未曾受傷。與此同時，房子開始破裂，門窗玻璃的所有碎片、隔扇、屋頂和天花板都坍塌下來，劈頭蓋臉地砸了來。

我們應該很慶幸林徽因當時寫了很多信，她又是那么優秀的文學家，這些描述直接是最佳的電影劇本，讓我們就像親眼看到發生的事情一樣。

來到昆明后，他們住在巡津街九號宅院，度過了逃難過程中比較安定的一小段時光，林徽因這時候的心情也還不錯，和一些老朋友在昆明聚首。

營造學社的調查研究還在堅持做，這時候找了昆明的興國庵當工作室，大殿變成他們繪圖的空間，條件很簡陋。

更慘的是，昆明很快又不行了，就要繼續逃，最后落腳點是四川的一個村子，當時的南溪縣李莊（現在的宜賓李莊）。到了那兒，他們就徹底過上了農村生活。

在這種簡陋的環境里，在貧病交加的時候，他們畫的圖紙長什么樣呢？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

這是梁思成、莫宗江為梁思成的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筑史》畫的插圖，配有中英文雙語圖注，都是世界級的精品。

當時面臨國破家亡，他們想的第一件事是讓全世界知道他們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古建筑有多精彩，所以一定要拿出畢生的本事，畫出最精彩的圖，寫出最好的建筑史文字。

林徽因在李莊的六年多全都在病床上度過。即便如此，她也在做學術研究。梁思成他們出去做田野考察，包括寫中國建筑史，她就負責在病床上幫他們查閱文獻。

梁再冰回憶這時候的媽媽：

因為病痛折磨，媽媽這時已經極為瘦弱，很難再把她看成是一個“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麗，內在精神的美麗有時會使她“容光煥發”。

梁從誡這么寫道：

她也常常讀古詩詞，并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游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這個時候林徽因作為一個詩人，她的精神也升華了，過去她喜歡杜詩，但她沒有經歷戰爭。今天的人讀杜詩，對那些戰爭中的顛沛流離也受打動，但沒有經歷戰爭還是隔著一層，而林徽因這時候的精神世界和古代詩人是相通的。

臥病在床的林徽因

著書與復刊

費正清曾提議梁思成、林徽因干脆到美國去治病，梁思成謝絕了，他說如果日寇要占領中國，寧愿犧牲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但梁思成另一方面也很矛盾，他的決定可能害了林徽因。但林徽因跟他是一條心的，所以他們真的就在李莊堅持做自己的學術。

在此期間最重要的成果，是梁思成終于完成了他在賓大讀書時立下的志向，寫出了人生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中國建筑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油印本前言里寫道：“林徽因同志除了對遼、宋的文獻部分負責搜集資料并執筆外，全部都經過她校閱補充。”所以林徽因也是這本書非常重要的功臣。今天清華檔案館保留著這本書的手稿，現在市面上一般叫《中國建筑史》，其實原來叫《中國藝術史·建筑篇》，還打算寫雕塑篇，是一個更宏大的計劃。

林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里面半開玩笑地說：

我必須為思成和兩個孩子不斷地縫補那些幾乎補不了的小衣和襪子……這比寫整整一章關于宋、遼、金的建筑發展或者試圖描繪宋朝首都，還要費勁得多。這兩件事，我曾在思成忙著其他部分寫作的時候，高興地和自愿地替他干過。

大家以后讀到梁思成《中國建筑史》宋遼金的篇章，可以看到林徽因的手筆。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抗戰以前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是中國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也是世界建筑史學者常備的參考書，因為抗戰就停辦了。他們到李莊后，梁思成發了一個宏愿，說一個學術機構怎么能沒有刊物呢？他們居然想在農村重新刊發《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用的什么方法呢？用土法，石印法，用一種藥水寫在石板上，制成蠟板，所有的字都得自己抄，沒有鉛字可以用了，所以大家各自負責去抄自己的文章。圖紙也得畫在刻板上，照片是沒法印了，得把每張想用的照片都畫成圖。

1945年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林徽因親自擔任主編，還寫了一篇論文——《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這實在太超前了，那會兒還在打仗，她已經在想戰后復興我們要建設大量的住房，于是撰寫相關的論文。

可見他們是何等的堅強，并且具有學術的前瞻性。這時候費正清、費慰梅給他們提供了很多國外書籍，使他們具有這個視野，即便在一個小村子里，都沒有和世界學術的大方向脫節。

獻身工作

解放以后，留給林徽因報國的時間非常短，病稍微好一點，她就開始奮不顧身投入到工作當中。

其實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梁思成帶林徽因去看醫生，醫生說林最多再活五年，但也許由于梁思成沒忍心告訴她，林徽因靠精神力量的支撐，一直活到1955年，而且做出了很多對新中國文化建設重要的貢獻。

1950年，其實林徽因已經走到生命的最后時段，梁思成也病得很厲害。這時候他們做了非常多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

林徽因最初設計的國徽方案很有意思，可以看到東北大學校徽的影子：取中國古代璧的形式，但已經加入了新中國的象征——五星紅旗的意象。

這是稍晚由美術家張仃先生等提交的方案，是一個帶天安門形象、繪畫風格的國徽。

后來國徽設計領導小組就定了一個大原則，要把天安門用進設計中。最后由梁思成領導的清華營建系國徽設計組完成的國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樣子。

國徽墨線圖和上色后圖案

國徽設計中，天安門不用風景畫而用正立面圖的方式呈現，更加莊嚴。據說在討論當中，林徽因詩人的靈感爆發，說要讓整個天空都是五星紅旗，最后就是現在這樣五星紅旗布滿天空的結果。

此時期林徽因還在做一些建筑史的研究，可惜只有殘缺的稿子，沒有最終完成，是繼云岡石窟以后對敦煌石窟紋飾的研究——《敦煌邊飾初步研究稿》。此時她已經能輕松地畫出北魏、唐代紋飾什么味道，波斯以及希臘紋飾又是什么味道。

在此基礎上，林徽因后來輔導常沙娜、錢美華、孫君蓮三人一起做了很多工藝美術設計方面的探索。

林徽因參與革新中國清代的景泰藍工藝，她輔導當時剛歸國的常沙娜，利用敦煌紋飾設計的一套煙具，如此精美。

林徽因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向公眾科普北京古城的重要價值，因為北京城那時候已經開始遭到破壞。1951年到1952年，林徽因在《新觀察》上一口氣連載了十幾篇講北京古建筑的文章——“我們的首都”系列。

林徽因生命的最后階段，梁、林在做另一項重大工程——人民英雄紀念碑。梁思成負責總體的概念，林徽因則更多在做紀念碑的雕飾設計。

當時紀念碑工地現場，有紋飾試刻的小樣

林徽因在清華園的家中，白天客廳里是建筑系（當時稱營建學系）的各種人進進出出，一起做設計方案，晚上剩下她獨自一人咳嗽不停，久久不能入眠，過著白天和夜晚完全是兩種人的生活——這是她生命最后時刻的常態。

悄悄離開人間

最后是什么把林徽因擊垮了呢？除了病痛之外，北京城的破壞是其中很大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梁思成保護北京城的事跡，在這一點上林徽因跟他是一樣的。雖然在病床上，還是抱病參加了很多關于保護文物的會議，“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

他們研究了一輩子古代建筑，眼看戰爭時期北京和平地被保護下來，毫發無傷，卻要在建設當中面臨破壞，非常痛心。所以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試圖保護北京——給領導人寫信，去會議上發言，去大聲疾呼，去各種報刊媒體上向公眾普及古建筑知識等等。

更強烈的打擊，是對梁思成學術思想的批判，對“復古主義”、“大屋頂”的批判，1955年初已經風雨欲來。加入到批判陣營中的，甚至有他們親手創建的清華大學建筑系的教師，有的人今天還是學界權威、泰斗，這令梁、林非常痛苦。他倆雙雙病倒，住在醫院的隔壁病房，梁思成戲稱這叫難夫難妻。

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已經病危了，梁再冰回憶：

護士把爹爹攙過來時，他坐在媽媽床前，拉著媽媽的手放聲痛哭。我一生從沒有見過爹爹流淚，此時見到他一邊哭一邊喃喃不斷地說：“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梁思成口中的連續三個“受罪”，不是說這一次病倒所受之罪，他是在說林徽因這一生都被病體拖累的受罪，而且不僅是身體上，精神上也有無數的抱負沒法施展，有點像精神被身體拖累的那種感覺。這一點，林徽因在寫給很多友人的信當中都有所表露，她是一個完全沒能自我實現又才華橫溢的人，部分被病體拖累，部分被大的時代拖累。抗戰就夠艱苦的了，好不容易挺過來，沒想到在和平時代最想奉獻自己畢生所學的時候，遭遇了更大的打擊。所以這是多重的受罪。

此時覺得他們的關系是如此緊密。在他們生離死別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擾他們的訣別。

為什么說是絕別呢？梁從誡回憶：

3月31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那最后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這兩個并肩戰斗了一生的伴侶最后沒能真正地話別。

建筑師林徽因

又回到我們開始的問題，梁思成向林徽因告別的方式，是用林徽因自己的作品放在她墓碑最主要的位置。

這塊紋飾是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做的設計，所以梁思成設計的林徽因墓，又是一個梁思成和林徽因合作的作品，就像他們一生中幾乎所有的作品一樣。

梁思成對她的墓志只留了“建筑師林徽因墓”幾個字，文革中被紅衛兵砸掉了，近年來重新恢復，不再有莫宗江寫的營造學社字體的神韻。

為什么梁思成說他的終身伴侶，生活上、學術上、精神上和靈魂上的伴侶林徽因是一個建筑師？王軍在《建筑師林徽因的1932》這篇文章里給出了他的答案，其實是引自梁思成自己的一段話，他在1932年寫給東北大學建筑系第一班畢業生的畢業致辭。

東北大學是梁、林創辦的第一個建筑系，在他們加入營造學社之后，由于九·一八事變，這班學生顛沛流離，最后跑到上海完成學業，由梁思成的清華、賓大同學，后來成為著名建筑師的童寯帶著他們畢了業。畢業的時候，梁思成特別高興，給他們寫了這篇畢業辭《祝東北大學建筑系第一班畢業生》，闡釋建筑師是干什么的——

你們的業是什么，你們的業就是建筑師的業，建筑師的業是什么，直接的說是建筑物之創造，為社會解決衣食住三者中住的問題。間接地說，是文化的記錄者，是歷史之反照鏡。所以，你們的問題是十分的繁難，你們的責任是十分的重大。

你們創造力產生的結果是什么，當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們換一句話，可以說是“文化的記錄”，是歷史。

今天全國各個高校建筑系的培養目標，遠遠沒能追上梁先生他們創辦第一個建筑系時候的培養目標。我們頂多說培養合格的建筑師、專業帥才等等，沒有上升到“文化的記錄者”、“歷史之反照鏡”這樣的境界。這也相應造成各大建筑院校里從事建筑史研究變成特別邊緣的一個學科。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感到比較樂觀的是，從2013年開始跟讀庫合作寫“建筑史詩”，是面向大眾的科普書，借著這個機緣，我接觸了非常多喜歡古建筑的公眾，包括在座的諸位，很多熱愛建筑的人。各位或者各位的下一代當中，也許真的就會成長起梁思成他們希望培養的那種建筑師。

最后，我還要向以林徽因、梁思成為代表的研究和保護中國古代建筑，記錄中國的歷史文化，整理國故并且希望再造文明的偉大先賢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根據王南2020年2月6日在福州大夢書屋講座整理

文中全部圖片來源：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