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不僅需在知識論上進行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的中西平行比較研究和淵源、流傳的影響研究，還需從認識論上破解因不對等對話而導致的不同文論主體對待他者文論的態度、立場、策略與方法問題。導致“中西文論互傳互鑒中的不對等對話”的原因有很多，如知識上的“不相同”、價值上的“不平等”、發展上的“不平衡”等。在這種不對等對話面前，中國文論如何在“中學西傳”中獲得對等、平等的主體性地位，成為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

梳理演進歷程

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屬于“中學西傳”的論域，其研究對象的主體部分是中國文化和中國問題在近代以來西方不同國家的接受以及西方形成的中國看法、中國形象和中國想象的學術研究。自明中葉以來，西方國家就通過派遣傳教士到中國開啟了中學西傳的歷程。晚清洋務派和改良派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學術思想。五四時期進一步全面翻譯和消化西方文化思想，現代學科也根據西方科學體系而建立。20世紀80年代至今，更深入系統地引進消化，使中國學術思想已經可以與西方進行對話。中國對西學的引介、吸收、內化和建構已基本上與西方文化思想同步。

我們在兩百年來對西學的接受、消化和轉化的基礎上，應該有自信去反思和批判西方學術的話語生產范式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方式。但是，“中學西傳”還處于初步的譯介、接受階段，西方學界對于中國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想象性層面，更不要說全面系統地接受中國文化和思想。因此，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實際上進行的是“中學西傳”背景下整個西方文化與文論界對中國文化和文論接受及其深層機制研究。洞察西方人接受和消化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和模式，他們如何有選擇性地接受了哪些中國文化要素，我們就能更好地輸出中國文化和文論，改善和塑造新的中國形象，建構與西方對話基礎上的中國文論話語體系。

把握知識背景

“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是兩種幾乎同步展開、相向互逆的過程。尤其是西方進入現代工業文明之后的兩百多年間，中西交往極其頻繁。在相當長時期內，“西學東漸”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學西傳”則處于零散隨機的狀態。因此，這種“中西文論互傳互鑒”是以“西強中弱”的不對等（包含不平等）方式進行的，這種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模式嚴重遮蔽了中西文論互傳互鑒中的諸多復雜面向。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進入新時代，“東升西降”的趨勢愈發明顯。我們該如何總結兩百年來“西強東弱”狀態下的“中學西傳”經驗？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當下是否仍然是“西強東弱”的狀態？抑或已在某些方面呈現出“東強西弱”的可能？抑或這些強弱對比只是一種人為制造出來的幻象？這些都需要我們謹慎把握。如何充分認識這種“不對等對話”的客觀性和絕對性，充分呈現其動態性和復雜性，并在“東升西降”的大勢中尋求中西文論互傳互鑒的對等性、平等性，實現“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目標也變得愈發迫切。而這些也需要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在文化戰略規劃、知識體系建構、影響接受方式等各個層面上作出努力。

呈現“中國經驗”

筆者曾將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的主體區分為“西方主流學界學者”“海外漢學家”和“中國學者”三大類。不同的文論主體在“中學西傳”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很多西方學者會在自己的學術發展中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將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他者”來看待。那么，他們是如何在自己的學術思想脈絡中確立“中國問題”的性質和地位的？他們是通過何種渠道和媒介接觸并接受中國？關注到了中國文化的哪些方面？聚焦于中國的哪些問題？形成了何種中國形象？對哪些中國問題進行了怎樣的闡釋？進而，這些中國因素是如何滲透并影響他們的學術思想體系和方法的？這些都是非常重要卻被我們關注不夠的問題。我們需通過持續不斷的交往、對話，傳遞中國學者的思考，呈現更為全面客觀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經驗。

長期以來，我們都將海外漢學視為“西學東漸”的主體部分，甚至曾有中國學者將海外漢學等同于西學本身。雖然海外漢學確實有著用西方理論闡釋中國問題的傾向，但同樣重要的是，海外漢學也是“中學西傳”的重要媒介。在西方主流學術接觸和接受中國文化、思考和分析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海外漢學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同樣地，我們曾將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和中國問題的誤讀和曲解歸因到西方文論身上，忽略了大量運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經驗的恰恰是中國學者自己。長期以來，“精神分析視域中的……”“存在主義視角下的……”“后殖民主義理論中的……”之類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充斥于中國文學批評的各個領域。因此，我們要追問的是：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如何確立自己的研究立場和方法？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獲得在這種“感覺被看”的不對等對話中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覺？“如何講述好中國故事”的命題不止于“中國人講述好中國故事”，還包括“如何讓外國人也講述好中國故事”，更為重要的是“如何讓外國人也能夠充分理解并按照中國自身的邏輯來講述中國故事”。

探索會通路徑

中西文論互傳互鑒中的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研究，需探索一系列超越“不對等對話”的路徑與方法：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大背景下，考察西方文論思潮中的重要學者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和思考，辨析其接受中國因素影響的渠道和來源，剖析其對中國問題關注的視角和立場，探究這些接觸、閱讀和思考對其學術思想的影響，分析其如何將“中國問題”進行美學轉化。

我們一方面要堅決反對用西方文論既有的結論簡單套用、強制闡釋中國問題這種粗暴的闡釋方式。另一方面還要認識到，當我們用中國問題參與西方文論議題的討論，也是中國學者在共同問題討論中發出中國聲音的一種方式。因此，我們在用西方文論闡釋中國問題時，應該逆向思維：面對這一問題，中國問題提供了哪些獨特性？還有哪些問題是這一理論、這一話語所不能包含的？如果不能包含，那么，我們該如何修正這一話語乃至這一理論？由于不同文化區域的傳統、語言及表述模式存在著差異，因而對不同模式的參照就可能起到互補和激發的作用。文學研究既可以從本學科、本文化的語境出發進行縱向研究，也可以從跨學科及不同文化語境進行橫向探討，而二者的結合往往更有意義。中國研究外國、外國研究中國、中國研究外國對中國的研究已十分自然和迫切，因此，可以通過互傳互鑒、多元共生超越中西之別，實現中西文論的會通。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