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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德語作家之一，托馬斯·曼被盧卡奇譽為“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1929年，托馬斯·曼以卓越的文學成就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指出托馬斯·曼與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傳承關系，稱其獲獎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可與德國在歐洲樂壇上的地位相媲美”，是“第一部也是迄今最卓越的一部德國現實主義小說”。托馬斯·曼本人在不同場合多次聲稱自己的寫作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現實主義大師身上獲取靈感和寫作技巧，肯定現實主義文學的成就和影響。可以說，托馬斯·曼是20世紀在理論上肯定、在創作上追隨現實主義的大師。不同于以情節取勝或刻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見長的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他的文學創作融合了象征、隱喻、非情節化等現代創作手法，在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同時更加注重在小說中展示細膩的內心世界和深刻的哲理反思，典型的如《魔山》《浮士德博士》。托馬斯·曼這種獨特的現實主義風格并非一蹴而就。如果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還帶有明顯的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特征，那么托馬斯·曼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海因里希殿下》則發生了明顯的轉變，是其獨特現實主義風格的轉型之作。

小說《海因里希殿下》講述了一個破敗小公國的王子克勞斯·海因里希天生左手殘疾，性情孤僻，在公國里代表天生羸弱的哥哥出席各種宮廷儀式。后來，王子愛上美國億萬富翁斯別爾曼的女兒伊瑪，并喜結連理。王子和“公主”的聯姻把他從寂寞、刻板的虛空生活中解救出來，同時在富翁的援助下，公國瀕臨破產的經濟也得到改善，皆大歡喜。在小說中，托馬斯·曼精確描寫了宮廷的典禮、儀式和風俗，該小說甚至被當成一部忠實的“宮廷小說”而在德國的君主階層引起軒然大波，指責托馬斯·曼諷刺和批判君王之家。《海因里希殿下》為19世紀德國宮廷生活勾勒了一幅文學素描，但托馬斯·曼本人倒不完全認可這種觀點。在他看來，王子的愛情故事只是表面上的主線故事，實際上他把君王的生存狀態當作一種“形式上的、不切實際的、超越實際的存在，簡而言之，就是藝術化的存在”，而刻畫這種藝術化的存在最終目的在于“通過滿腔同情每一種特殊狀況來宣揚人性”。換言之，小說既講述一個主線故事，其中以大量的細節、精確的描寫，勾勒了一幅20世紀初宮廷生活的風俗畫，又在故事中穿插各種象征意蘊，探討嚴肅的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而海因里希殿下的主線故事與所討論的問題緊密相關。由此，小說中形成一條以現實主義為主題的故事線，同時還存在著一條充滿象征意蘊的問題鏈，這兩個層面既不完全重合，存有張力，又與小說的主題緊密勾連，豐富了文本的層次性和多義性，使《海因里希殿下》具有巴赫金意義上的復調小說的特征。因此，在諾獎的頒獎詞中，評委們評論《海因里希殿下》是以“現實主義形式掩蓋了一個象征性的故事”， 它不單單是一個現實主義小說，而是一個“象征性存在的寓意小說”。

故事原型取自托馬斯·曼與妻子卡提亞·曼的交往。書中女主人公當街對抗士兵的場景實為卡提亞真實的經歷，托馬斯·曼甚至直接將他與妻子的通信內容延用到小說里。寫作《海因里希殿下》時期的托馬斯·曼正值新婚燕爾，春風得意。在這種光明幸福的優渥環境中，整個寫作呈現出積極樂觀的基調，“塑造了一種可以將尊貴與生活的幸福結合起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輕松詼諧的寫法卻成為日后評論界詬病《海因里希殿下》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小說完整細致地記錄宮廷的生活內容和典禮儀式，其中包括洗禮日、命名日、舞會、成年禮、生日晚會、葬禮等，勾勒出一幅精細的“宮廷生活的風俗畫”，這讓上流貴族顏面掃地，紛紛指摘托馬斯·曼。

外界對《海因里希殿下》的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小說沒能滿足他們對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期待。小說中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王子和公主的結合是眾望所歸，沒有任何人從中作梗；小說的人物形象也略顯單薄，并非“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盡管書中有大量的細節描寫，但也只是讓讀者認為這是一部“宮廷小說”而已。但這些被詬病的缺點恰恰是托馬斯·曼對傳統現實主義的突破。他的小說不再以情節取勝，其人物設計和布局更多的是某種精神的化身。在小說《海因里希殿下》中就突出呈現了這種非情節化的特征，故事從海因里希殿下的出生講到結婚，相比描繪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生活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來說，這里只處理兩代人的生活經歷，而到了《魔山》就僅僅講述主人公在高山療養院七年的時光。故事情節的簡化并不代表小說談論問題的單薄，相反，托馬斯·曼在小說中增加大量的社會心理描寫和哲理反思。在《海因里希殿下》中，托馬斯·曼并不只是單純講述一個浪漫輕松的愛情童話，或者描摹宮廷生活，他曾明確指出《海因里希殿下》“不是一幅現實主義地反映二十世紀初宮廷生活的風俗畫，而是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童話”。《海因里希殿下》是“一個童話：這童話講的是形式和渴望，是被代表的和真實的生活，是高貴和幸福”。換言之，童話的寫作風格只是外在的形式，小說的實質是一個關于成長（Buildung）和教育（Erziehung）的故事，是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童話。這種教育意義非常突出地表現在小說中對各種童話故事的化用與改造。

托馬斯·曼把童話故事挪移、轉化、變體，改頭換面后再植入自己的小說中，重新闡釋。這樣的寫作方式在其一生的創作中屢見不鮮。不過，托馬斯·曼的童話小說又并非單純的童話故事，他通過對童話的藝術化吸納，將這些童話角色置于社會生活中，增加大量的社會心理描寫，寄寓諸多現實問題，使之成為一種兼有童話色彩和社會心理描寫的敘事模式：身負烙印和渴望解脫的異類，用愛互相拯救，依靠愛，天生有缺陷之人能共同解救自我、認識自我、成為自我。小說中，先天不足的王子和伊瑪以愛之名將彼此從原來孤寂困頓的生活中擺脫出來，過上真實的日子，腳踏實地，清楚地認清自己的責任和人生目標。安徒生的童話在托馬斯·曼的小說中獲得新的面貌和靈魂。小說中的主人公歷經生活的考驗，最終明晰自己的身份，從一個不懂得何為真正的生活和情感的“空心人”成長為能體察他人感情的“有心人”；從一個活在虛構的“表象世界”中的空虛者成長為腳踏實地、學習實務的實踐者。從這些變化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克勞斯以及伊瑪的成長蛻變。

托馬斯·曼對經典童話人物和情節的融合和化用，弱化故事的情節設計和人物形象的刻畫，而將人們熟悉的經典的文學傳統化為己用，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觀念，豐富小說的主題。這部小說的寫作始于1905年，正值德國帝國時期，因此其敘述具有威廉一世時期的一些特征，小說中的格里姆堡大公國就影射了歷史上的梅克林堡·什未林大公國。不過，《海因里希殿下》對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不在于這些形式上的安排，更重要的是以深刻的筆觸呈現君主制高峰時期人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托馬斯·曼曾指出，“君主制不僅僅是這本書的背景，同時也是它的主題。”小說中談論的話題從上至下涉及了君王的活動、大臣的職責、宮廷生活起居、典禮儀式以及民眾的生活。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托馬斯·曼對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畫體現出一種沒落的基調，大公國的經濟瀕臨破產，統治的君王一代不如一代，不僅身體上有缺陷，精神上也毫無王者風范。克勞斯的哥哥自幼身體孱弱，無心問政，代理君主的克勞斯亦不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而公國的大臣要么愚蠢無能，要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力改變國家的現狀。他們將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從美國來的億萬富翁，希望得到他的援助重振旗鼓。托馬斯·曼通過對公國里國民經濟、社會政治和財政危機等諸多現實問題的描畫，敏銳地揭示出君主制窮途末路的處境。盧卡奇就曾指出，《海因里希殿下》與《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樣也是一部衰落的史詩，作者以深邃的歷史視野意識到君主制“在靜止表面之下，無形的毀滅力量”。表面看《海因里希殿下》只是在描畫宮廷的生活，實際上暗流涌動，作者借小說表達了對現實危機的極大同情，并積極探尋解救之法。可以說，《海因里希殿下》不僅描繪了作為藝術家的個人精神危機，也描畫出當時德國人民的危機，向我們展示了當時德國“處在那種朝向民主、集體、融合、愛的精神轉變之中”的社會圖景，與時代精神緊密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因里希殿下》已超越了一般的童話小說，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托馬斯·曼念茲在茲的“試驗”即：以象征性的人物設計表達自己的詩學思想和時代精神。《海因里希殿下》除了記錄和反思作者和當時社會的危機之外，更直指現代社會中精神、藝術和生活關系，挖掘現代人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