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慈欣在《三體》中提到過一個“農場主假說”：農場里有一群火雞，農場主每天中午11點來給它們喂食。火雞中的一名科學家觀察這個現象，一直觀察了近一年都沒有例外，于是它也發現了自己宇宙中的偉大定律：“每天上午11點，就有食物降臨。”它在感恩節早晨向火雞們公布了這個定律，但是這一天食物并沒有如期降臨，而是農場主進來把它們都捉去殺了。

這個故事來自于哲學家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對歸納主義的火雞寓言，顯然劉慈欣化用的時候指向于個體經驗的有限性。也就是說，從近代以來的經驗理性角度而言，個體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總是在某種方法與視角下進行的，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把握在其方法與視野之外的部分，理性的全知與對于世界本質式的理解已經被視作僭越與誕妄。對于個人的內部而言同樣如此，心理學在精神分析話語與潛意識論說中，也失去了其絕大部分的領地，因為人們赫然發現許多時候對于人類精神與情感的探察只是流于浮表的層面，人性的復雜性與深度完全無法用巴甫洛夫式的生理反應一言以蔽之。

這給文學留下了巨大的生長空間，心理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提亞（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論”，就直接被海明威化用了。人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自然人，同時也是具有歷史縱深意義的社會人，他也無法用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假設進行蜜蜂寓言式的推導，否則就無法解釋伴隨著人類經驗的許多非功利乃至超功利的非理性獻身與犧牲行為。經驗的反映，不是是否能夠把握世界準確性的問題，而是那種經由具體經驗得出的結論并不一定帶來本質與真理——充其量它們只是片面的洞察與局部的真相。

可以說，本質化與真理性思維在康德之后就成了一個可堪質疑的命題，它可能化身為一種可欲的理想，但并非必然的實在。因為這個世界變了，或者說我們的認知方式變了。面對著一個經歷了并依然在進行著的現代性分化，專業化、區隔化乃至碎片化取代總體性、整全性，成為人們對待自身與世界的基本方式。這一點反映在從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到現代主義的文學轉型之中，也體現在史詩英雄那天人未分的集體性人格的宏闊生涯向小說主角從自然中分離出來獨自面對變幻莫測的個人生活的改變之中。所以，對于外部自然社會和個人內在心理精雕細鑿的描摹與刻繪，讓位于抽象隱喻般的寓言化表述，物理現實與心理現實的結合體現為現代派的各種技法所呈現出來的荒誕與變形。

這顯示出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認知模式轉變——變化了的經驗現實總會引發文學書寫形態的變化。但這個問題并非自然而然出現的，事實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體現出一種不斷演變的歷史觀，突破了循環論。這種文學史觀念遲至中晚清焦循的《易余曲錄》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才逐漸浮出水面。如今文學常識中關于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觀念，都是后來者后見之眼的歸納，如果回到文學現場，在宋朝甚至清朝的時候，詩還是文學寫作的主流，只不過它們在后來接受者的視域中被邊緣化了。近現代轉型當中，中國人的時空觀念、價值立場、知識視野都發生了天崩地坼般的變化，在文學史的書寫中逐漸形成了影響到當下的歷史觀，對于既往文學歷史的書寫是在當代的視角和思維中進行的。強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導性文體，實際上是對過去的歸納、整編和經典化，為了凸顯承傳流變的脈絡，為新型文學的產生提供合法性。就美學技巧而言，清詩較之樂府、唐詩無疑更為繁復精致，但變化了的現實使之喪失了接受者，影響力局限于文人階層，無法與在彼時處于邊緣位置的小說相抗衡。

對于身處于歷史進程之中的個體而言，很難窺破時代的真相與未來的趨勢，但是陷溺在經驗的沼澤之中，則會讓他泥足不前。因而一個寫作者一定要有某種對于總體性與超越性的自覺追求，盡管那幾乎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務，但他必須要有某種企慕，一種源于經驗又試圖從中超拔出來的辯證。換言之，寫作者固然與他時代的經驗現實要不可避免地發生關聯，但它同時需要隔著一定的審美距離對經驗現實進行凝視、審思與書寫。我曾經在別的文章中分析過我們時代的多重現實，它是物理現實、心理現實與虛擬現實的疊合，甚至“增強現實”已經進入到日常生活當中，這一切帶來“文化的融合”與“泛文學”的興起，書面文字與印刷文化所形成的“純文學”日益受到影音圖文綜合性媒介語境的影響，進而向“雜文學”或“大文學”返歸與遞進。

回到當下的經驗的變革。2020年疫情影響下，似乎全球范圍內都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思維，全球化的模式正在發生變化，但因為經濟、技術與信息的交融，全球不同地方的人們都生活在彼此之間相互鑲嵌而難以脫鉤的共同體中。只是此前歐美中心所形成的“中心—邊緣”的依附性世界體系面臨著變革與重新改寫的命運，這是世界格局大的語法的變革。從13世紀開始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伴隨著印刷文明對知識的普及，工業化、商業化和殖民主義，歐洲興起的地方性播撒為一種全球的普遍性。中國也在19世紀被迫卷入到世界史，以后發現代性的面目進入到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結構之中。在中國經過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發展，加上冷戰格局的瓦解，民族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復歸，原先的世界結構顯然也在逐漸發生變化。11月15日，RCEP協議的簽訂，中、日、韓、澳、新與東盟十國構建新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這也說明中國和亞洲試圖在形成自己的世界關系平臺。

從與文學關系更為緊密的媒介語境而言，這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直接與間接經驗極大豐富、紛至沓來，既有的經驗可能會迅速失效，紅極一時的現象也許曇花一現，其結果一方面是造成新興經驗在不同代際、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反哺與互動；另一方面紛至沓來的經驗沖擊則作用于受者的感知力，帶來新感受力的產生。但同時，也不能不警惕信息繭房與“玻璃屋子”的現象，也就是說信息自身的增殖反倒可能帶來對世界認知與理解的狹隘化。我們在當下可能要做的是擺脫真相思維或者本質思維，文學的總體性無法體現為全面搬演現實、總結規律、發現真相，而是在描述與想象中綻放出真理的一角。

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經驗究竟是什么？我想不能完全沉浸在瑣碎的感官刺激與碎片化的體驗當中，當然它們是直觀的基礎——對我們沖擊最大的是時空感受的改變，不僅由新的交通與媒體技術所形成的解放與自由，同時也有與之并生的情感與精神上的孤獨、侘寂與疏離。可以說，我們時代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它使得時間感受變成一個永恒的瞬間感。為什么現在越來越難以把握世界的總體性？因為人口、資本、信息與技術在不斷流動，城鄉差別在變化，階級區分在重構，性別差異在跨越，族群身份在遷移。固定、靜止與本質化的世界、中國與個人都已經蕩然無存。一方面是加速和流動所帶來的時空壓縮，比如飛機能迅速將人帶往世界各地，網絡上即時性的溝通；另一方面是時空的擴張，物理性的、社會性的時間和空間基礎上，出現了虛擬的空間。這是新型的文化生態，一種融合了的文化，一切都彌散在一起，一個日用而不知的賽博格時代。我們既是一個自然意義上生物人，也成了一個賽博格人。人們通過基因改造、醫療技術、可穿戴式設備，不斷地自我改造，同時也身處于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智慧城市的實踐與競爭之中。那么，人的精神狀況、情感結構、感受方式，就同莎士比亞時代發生了差異，新的文學需要反思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遺產及其在當下的缺陷。面對這樣的變局，我認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不僅僅是寫出經驗，更需要表達出要變化了的人和他的情感與精神，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重組。

寫作往哪個方向走？從當下寫作的實際看，我們可以觀察到隱然成型的趨勢。首先是講故事，重敘述，輕描寫，當信息泛濫、資訊漫衍的時候，以獨創的“有意味的形式”化繁為簡，舉重若輕，講一個經過時間檢驗的硬核故事，才能獲得與讀者的親近性。其次進行思想實驗，這是一種嘗試把握總體性而采取的策略，這幾年網絡文學、武俠、科幻的興起可以視作思想實驗的操演。它們都有一種宏大敘事回歸的跡象，指向于構想世界觀的可能性，這一點同摹仿或變形式的現實反映或表現不同，它是如同盤古一樣在混沌的、實然的多重經驗中刀劈斧鑿，開創一個應然的世界。

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困擾著寫作者的問題。當現實與人本身都發生位移之時，模仿或者抽繹的方式固然依然不失為傳統的文學技藝，但有時反其道而行之，在提煉、萃取時未嘗不可以虛擬與再造。這也是文學作為創造性活動反作用于現實生活的意義所在。在復雜而豐富的經驗中，意識到自身認知的局限性與創作的能動性，是一個寫作者的起點與基礎。我們只能了解部分的現實，認識片面的真相，洞察碎片的真理，那么就呈現與表述出這個就好了，它們會潛移默化地介入到世界的進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