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任溶溶譯文集》（全20卷），任溶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出

任溶溶

任溶溶先生的兒童文學生涯，廣涉創作、翻譯、編輯等領域。他在每一個領域的成就和貢獻，都是一座令人仰望的豐碑。而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無疑是任溶溶在漫長的文學歲月中投入心力最巨，累積成果最豐，介入人們的閱讀生活和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歷史發展十分廣袤、深邃的一個部分。

從1946年在《新文學》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第一篇翻譯作品——土耳其作家薩德里·埃特姆的兒童小說《粘土做的炸肉片》開始，數十年間，任溶溶穿越于俄、英、意、日等多種文字間，翻譯介紹了大量外國兒童文學名著。可以說，他的兒童文學譯事，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70多年來中國兒童文學譯介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線索和側影。《克雷洛夫寓言詩選》《伊索寓言精選》《普希金童話（詩歌）》《俄羅斯民間故事》《馬雅可夫斯基兒童詩選》《馬爾夏克兒童詩選》《鐵木爾和他的隊伍》《古麗雅的道路》《安徒生童話全集》《木偶奇遇記》《柳林風聲》《小飛俠彼得·潘》《小熊維尼·阿噗》《奧芝國的翡翠城》《尋寶六人組》《杜利特醫生》《北風的背后》《夏洛的網》《吹小號的天鵝》《長襪子皮皮》《查理和巧克力工廠》《好心眼兒巨人》《五個孩子和一個怪物》《女巫》……如果把他所有的兒童文學譯作依照翻譯出版的時間順序匯聚在一起，我們幾乎就會看到中國讀者眼中外國兒童文學世界最經典、最具代表性的歷史脈絡和景觀，也會看到這些譯作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藝術演進及童年閱讀生活的巨大投影和深刻影響。

任溶溶先生的翻譯作品語種多，數量大，最重要的是，他以其高質量的翻譯，為當代兒童文學提供了眾多經典的譯本。我一直認為，文學的翻譯從來不只是譯義，而必然包含著語言形式的再發明與再創造。因此，優秀的文學翻譯必定同時是一種文學的再創作，翻譯者本人也必定是同一種意義上的詩人、作家。

就此而言，任溶溶作為兒童詩人、兒童文學作家的才華和智慧，既為他的兒童文學翻譯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文學資質方面的基底和依托，也在這些譯作里留下了鮮明的“任氏”烙印。他翻譯的科洛迪、羅大里、林格倫、達爾等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在我眼里都是無可替代的經典譯本。《木偶奇遇記》的頑皮幽默，《假話國歷險記》的諷刺夸張，《長襪子皮皮》的天真不羈，在他的譯筆下盡顯生動與神采。我每在課堂上或講座時分析到這些作品，必定要帶的是任溶溶的譯本。書中有些片段，因為鐘愛的緣故，一讀再讀，除了感佩作者的才華，每次也都忍不住要為譯文的精彩擊掌贊嘆。

在我看來，故事作品的翻譯，最難的常常是對話，但最見功力也是它。簡簡單單的對白，意思、感情、個性都在里頭，你一言我一語的滋味也在里頭。讀任溶溶翻譯的角色對白，常常感到極大的享受。《木偶奇遇記》開頭，皮諾喬造出來以前，木匠安東尼奧與皮諾喬后來的爸爸杰佩托之間那場充滿孩子氣的對話與爭吵，看著只是日常交談與爭執的啰里啰嗦、瑣瑣屑屑，其生動的口吻，鮮活的氣息，接應的自然，天真的滑稽，讀著讀著，不知怎么就有滋有味起來。我有時想，若非任先生那樣的譯筆，它也很可能真的成為一段十分乏味的啰里啰嗦與瑣瑣屑屑。還有《長襪子皮皮》里的對話，多是“隨口”的胡謅，但難就難在“隨口”和“胡謅”的自然而然——表面上一帶而過，“其貌不揚”，仔細琢磨，其實增一詞則多，減一詞則少。

兒童文學翻譯的另一難處在兒童詩。兒童詩不能拿語言和修辭的艱深晦澀做文章，其詩意詩境，全在拿日常語言做詩的功夫上。我曾經在《日常生活到一首詩的距離》一文中認為，任溶溶是一位真正用“白話”也即普通的生活語言來寫詩的作家。他把日常得甚至有些瑣屑的生活寫成了詩，也因此把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生活。他的兒童詩從來不用任何“詩意”的文學字眼，而是以簡樸素白同時又充滿童趣的口語，如日常說話般地“說”詩，但是很奇怪，他居然就這樣“說”出了許多漂亮極了的童詩。他使日常生活與一首詩之間的距離，變得如此微不足道。

任溶溶的兒童詩翻譯與他的兒童詩創作，顯然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其間的關聯和奧妙，是另一個有意思的課題了。他翻譯的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馬爾夏克的兒童詩，其節奏頓挫、俏皮幽默都融會在平白如話的語言里。他翻譯的羅大里的兒童詩《棍子上的屋蓋》，“我給你寫首詩講講下雨/下雨天大家都躲在家哪也不去/我可拿小棍子頂個屋蓋/走到東走到西自由自在”，讀來簡直整首詩里都在滴哩嗒啦地下雨，而那種跟滴哩嗒啦的雨聲一樣的童言童語，既呼應、渲染、表現著下雨的情境，也點亮了這首詩“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意境。另一首《水城威尼斯》則是靜：靜靜的夜里，水面、石橋與月亮，形與影、實與虛的交織，由至簡的語言安排出奇妙的玄機。我既不懂俄文也不懂意大利文，對我來說，任先生的譯詩實際上創造了它們在中文世界里的詩意與風格。

熟悉任溶溶兒童文學作品的讀者一定知道，這種譯筆，也是他兒童文學創作的典型風格。他的陪伴幾代孩子成長的童話《沒頭腦和不高興》，還有那些簡白如話又生趣盎然的兒童詩，其美學的面貌正是如此。所以我說他的翻譯是再創作。或許是因為創作個性、趣味與風格上的同聲相應，任溶溶先生譯林格倫、羅大里、達爾等作家的作品，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他譯的達爾的《女巫》和《好心眼兒巨人》，達爾式的歡笑、奇詭盡在其中，卻不見任何喧鬧的粗聲，深藏在底下沉沉的溫柔與細致，也都蘊蓄在任溶溶的翻譯語言里。

我以為，翻譯本身也是創作，并且，深藏著一種精神。那些優秀的譯著，耗盡心力把原著的神韻和豐采勾勒、托舉出來，譯者自己卻始終站在文字的背后，沉默地凝視著，聲色不露。

我因此對人文領域的一切優秀的譯本，充滿了敬意。

但優秀的譯本是稀有的。對兒童文學來說也是如此。這些年來，在童書引進出版的熱潮里，兒童文學翻譯的拓展也十分迅速。但對于操之過急的許多兒童文學翻譯作品，我也常感到十分無奈。在我讀到的許多譯文里，充斥著大量未及消化的西語直譯表達，在漢語語境中讀來，或拖泥帶水，或怪異拗口，翻譯直接變成了語言障礙的制造者。因為從外語直接譯轉的緣故，不準確的翻譯表達更是常事。這些問題，有時是因為譯者不夠專業細致，但更多的時候，則是因為譯者的文學感覺和領悟其實尚未達到文學翻譯的要求。因為實在不能“忍受”一些文學翻譯的非文學性，我也曾在出版社邀我閱讀某些尚未出版的譯稿時，忍不住指出其中翻譯的問題。在域外文學交流中，翻譯不只是通道和媒介，它其實就是文學文本的一部分。翻譯的好壞，既有可能“激活”作品，也有可能“毀滅”原著。在兒童文學的語境里，同樣可怕的或許是，當我們把那些缺乏文學品質的翻譯文學作品交到孩子們手上，它們又被當作文學和語言的某種模本接受下來。長此以往，后果堪憂。

關于任溶溶先生的譯本，讀書界也曾經有過一些討論。例如，如何把握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之間復雜而又辯證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任溶溶先生的整個兒童文學翻譯工作，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當代兒童文學研究課題。如何慎重對待兒童文學的翻譯，如何把兒童文學的翻譯視作一項重大的文學工程來做，這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必定是充滿艱難的。但閱讀任溶溶的翻譯作品，我們收獲的或許也不只是文學翻譯的樂趣與啟迪，還有為了此生選擇的文學和文化事業一往無前的單純的信念和勇氣。

《任溶溶譯文集》皇皇20巨冊，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譯文集主要收入了任溶溶先生譯著中已進入公版領域的作家作品。這是迄今為止任溶溶先生譯著最大規模的一次匯集和出版。這不僅是兒童文學譯界的一大喜事，也是當代兒童文學譯介歷史沉淀、文化積累的一件盛事，同時也為廣大兒童文學愛好者提供了集中閱讀、珍藏任先生譯著的寶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