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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學術積累為基礎。從文學史料的介質類型和傳播特性角度，中國當代文學傳媒史料主要包括文學期刊史料、文學圖書史料、報紙文藝副刊史料、文學的影視傳播史料、網絡史料、稀見史料等六個方面。根據介質類型來區分并研究史料，有利于凸顯史料的功能定位和文體特性，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形態、史料組成結構的發展過程。在研究方法上，中國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研究應該擺脫為史料而史料的傾向，在多元互證的視野中評估復雜而多樣的媒體呈現方式與史料內容，追求史料研究與理論研究、媒介研究與文學研究、宏觀把握與個案分析、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人文方法與數字方法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 文學傳媒史料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與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相比，重點關注當下的當代文學研究史料意識相對淡薄。文學傳媒研究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近年才逐步發展起來。以文學傳媒為視野與方法，對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進行整理與研究，更是一個相對生僻的領域。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習慣以作家和作品為本位，以思潮、文類、文體為框架的史料研究是一種學術常態，大多數研究者都不會對史料與其載體進行關聯研究。幸好，媒介本身就是史料，只是大多數研究者往往重視其內容，忽略了其形式。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是訊息”[1]。不同媒介類型都有自身的內容偏好、傳播特性、目標受眾、制作與發行周期，不同時期的媒介都或多或少會留下特殊的時代烙印，不同媒介形式的史料具有互補互襯的作用。因此，媒介類型不僅是史料的分類依據，還是一種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視野與學術方法，讓我們在挖掘史料內容的同時，發現并解讀載體本身所攜帶的豐富信息。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經七十余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系統整理與綜合研究是一項需要長期投入的繁重的學術工作。所謂綜合研究，其關鍵在于融通。其一是在學術視野上將文學、媒介與文獻結合起來考察；其二是在歷時維度上注重不同時段之間的連續性與演化性；其三是在空間維度上關注中外文學的互動、中國不同區域的媒介與文學之間的互動、不同媒介形式之間的互動。而綜合研究的出發點是史料，只有回到史料這個源頭，綜合研究才不會變成云天霧地的空談，而是在深入發掘與辨析中夯實基礎，尋求新的學術空間。史料研究沒有盡頭，不斷會有新史料涌現，靠個人之力很難完成，而且需要長期的堅持。學術界各有側重的呼應與協作，并將成果作為公共信息資源開放共享，為學術界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夯實基礎，拓展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視野，推動本學科研究工作的突破和學術境界的提升。如同土壤之于花朵和果實，史料研究對于當代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對于中國當代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承，也將提供一種基礎性的支撐作用。

一、學術史的梳理與反思

史料是文學研究的起點和基礎，尤其是新史料的發現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史上，做出突破性的學術貢獻的學者都有扎實的史料功夫。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魯迅、胡適、茅盾、趙家璧、張靜廬、巴金、葉圣陶、柯靈、阿英、黃源、丁景唐等著名作家和編輯家通過整理、輯佚、校勘和回憶錄寫作，為文學史研究保存了大量鮮活的史料。王瑤、唐弢、李何林、丁易、劉綬松、賈植芳、嚴家炎、馬良春、樊駿、葉子銘、孫玉石、黃修己、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劉增杰、吳福輝、范伯群、唐沅、劉增人、姜德明、倪墨炎、孔范今、陳子善、朱金順、張福貴、王曉明、解志熙、朱曉進、孫郁、李怡、汪文頂、沈衛威、陳福康、魏建、吳俊、楊揚、劉曉麗等都非常重視史料研究，把可靠的史料視為學術工作的地基，是實現學術創新的前提。在某種意義上，史料建設的水平是衡量一個學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1985年，馬良春撰文呼吁“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2]；1989年，《新文學史料》雜志用三期的篇幅連載樊駿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強調史料工作的難度和迫切性[3]；2003年，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達成共識，錢理群呼吁“重視史料的‘獨立準備’”，解志熙等認為現代文學文獻是亟待搶救的精神遺產，文獻工作本身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傳承的意義，而且文獻工作是牽涉面很廣的公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扶持[4]。經過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現代文學史料的搜集、發掘、整理與研究工作不斷得到加強與深化，有力地促動了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推進。

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潘旭瀾、謝冕、洪子誠、王慶生、張炯、郭志剛、孔范今、丁帆、陳思和、楊匡漢、於可訓、雷達、孟繁華、程光煒、張健、吳秀明、劉福春、喬以鋼、王堯、吳俊、吳義勤、施戰軍、楊揚、王本朝、張志忠、張均、武新軍等學者，在從事當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學史編撰工作過程中，都將史料準備放在優先地位，編纂了詞典、目錄索引等工具書或史料選集，既提升了研究的學術含量，也惠及學界。黃秋耘、韋君宜、秦兆陽、范用、袁鷹、沈昌文、何啟治、黃伊、許覺民、龍世輝、朱正、范若丁、王維玲、崔道怡、張守仁、涂光群、章仲鍔、聶震寧、石灣、程永新、潘凱雄等編輯家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新文學史料》雜志的創辦和堅持，為史料工作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媒體支持。中國現代文學館及其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雜志，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尤其是在作家手稿的收藏和整理上，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現當代作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沈從文、巴金、老舍、曹禺、胡風、丁玲、趙樹理、邵荃麟等人的全集的編纂與陸續出版，是史料積累和建設的重要一環。值得注意的是，與“五四”至1949年間的現代文學階段相比，中國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總體上較為薄弱。一方面，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更長，積累較為深厚，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底子較薄。中國當代文學作為當代學術領域，受我國文獻學界“貴古賤今”觀念的影響，對當代史料的保存和整理缺乏足夠的自覺。而且，中國當代文學還在發展中，不少重要的作家仍在繼續創作，這種變動不居的文學進程也確實增添了史料工作的難度。另一方面，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當代史料的形態變得日益復雜。由于中國的人文學科在文獻工作方面向來重視紙面材料，面對圖片、影像、網絡文獻、數據庫等新的史料類型，在史料歸集手段、研究方法和理論準備上，遭遇到重重挑戰。

隨著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日趨成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初具規模，一些文學史家在文學史的框架中打撈并篩選史料，綜合類的當代文學史料著作為文學史編撰提供了極大的便利[5]。這些史料著作都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編纂者充分發揮自己的研究專長，在史料的分類和取舍上都體現了一種專業眼光，也為夯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基礎，做出了扎實的貢獻。文學目錄類圖書的價值常常被低估，卻是史料工作中亟待強化的薄弱環節[6]。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動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編年史和年譜的編纂工作欣欣向榮[7]。編年史以時間發展的歷史線索，通過對原始史料的組織和剪裁，較為全面地呈現了文學發展的歷史面貌。程光煒和吳秀明在近年的研究實踐中，既系統地進行史料整理與編纂，又以史料為基礎，采用史料學方法重新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8]。吳俊近年專注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在史料建設、理論探討等方面成績頗豐[9]。張均在開展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史研究的過程中，也重視史料的發掘與分析。此外，李輝、丁東、陳徒手、徐慶全、王堯、謝泳等人通過走訪當事人與知情人，倡導建立當代文學研究的“口述史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對于擴大史料來源，保存鮮活的文學史材料，都有積極意義。

作家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編纂一直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重點關注的領域。新時期初期23所高校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和上海圖書館協作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歷時十余年，奠定了當代作家研究資料整理的基礎。進入21世紀以后，作家研究資料的編纂和出版由冷轉熱，尤其是成套出版的史料叢書受到重點關注[10]。作家年譜的編撰成果迭出，這是近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的熱點與亮點[11]。編年史和年譜的思路對于當代文學歷時線索的梳理有重要價值，有利于倡導嚴謹、客觀的實證學風。如果細加辨析，也會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這表現在研究者大都立足于期刊和圖書史料，對報紙史料、圖片史料、影視傳播史料較少涉及，而且對一些較為稀見的地方性報刊史料沒有進行查證，往往以作家個人的說法為依據，甚至以訛傳訛。作家本人基于種種考慮，對日記、手稿、書信等原始史料不會向研究者完全開放，這也給研究帶來困難。而且，像年譜這類著述，選題的撞車必然導致重復勞動。大多數作家年譜大量引用作家的自述文字，缺乏公共資料進行互證。在時間的標注上，約數居多，確數偏少，不少內容只鎖定到某一個年份或月份，很少鎖定到具體的日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年譜的作者和作家都有比較親近的關系，“為譜主諱”的現象較為普遍，對文壇批評譜主的聲音大多表現出降調乃至消音的傾向。

反思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歷程，不難發現學術界近年的努力集中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編纂與出版。但是，在史料建設基礎上的進一步研究，尤其是透過新史料對文學史和文學現象進行重新審視，從而改變對文學史的認識和理解，修正文學史判斷，卻顯得較為薄弱。而且，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類型、史料研究的發展歷史、新形勢下史料工作面臨的新課題和新挑戰，都還缺乏較為充分的學術討論和系統研究。相對于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歷史發展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有七十余年的歷史，史料的總量和構成都更為復雜，因此，對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開展更為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正當其時，而且十分迫切。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借鑒中國古典學術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史料的動態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圖片、影像、網絡史料和外文資料的大量涌現，傳統國學方法的適用性受到限制，因此拓寬視野，借鑒西方學術的文獻方法，打破嚴格的學術壁壘，擺脫對文字資料和紙質材料的過度依賴，在跨學科的視野中研究史料工作本身的歷史、規律和方法，對提高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學術含量具有積極的學術意義。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要特別重視分析和概括其特殊性，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版本、目錄、辨偽、輯佚等工作，都將面臨思維的調整和方法的更新。在此基礎上，通過學術界多方面的努力，建立“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或“新中國文學史料學”，共同推動這一學科的成熟和完善。

二、研究內容及其學術意義

文學傳媒主要包括文學期刊、文學圖書、報紙文學副刊、影視、網絡等形態。從文學史料的介質類型和傳播特性角度，中國當代文學史料主要包括文學期刊史料、文學圖書史料、報紙文藝副刊史料、文學的影視傳播史料、網絡史料、稀見史料等六個方面。這種組合形式，一是考慮到學人和受眾的接受習慣，世界各國的圖書館大都按照報紙、期刊、圖書、影像、圖片、手稿的類型劃分，對資料進行陳列和收藏，這也給日后學術界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便利。二是根據介質類型來區分史料，也有利于凸顯史料的功能定位和文體特性，能夠更為準確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形態、史料組成結構的發展過程。中國當代文學的生產與傳播打破了封閉的結構，跨媒體傳播成為文學生產的一種常態。通過對每一種特殊介質類型的史料進行綜合研究，各有側重，分工明確，密切協作，可以避免交叉與重復帶來的混亂。

第一，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史料研究。

在文學期刊史料的研究中，首要的任務是要做好系統的資料整理工作。在理論研究方面，既要考察文學期刊自身的歷史進程、文化功能、內在結構、刊載內容與出版形式，又要研究文學期刊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及其影響文學發展的機制與途徑。文學期刊在文學傳媒中處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文學期刊對于現當代文學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多數文學作品都首發于文學期刊；另一方面，文學期刊是文學圖書出版的原料庫，也是出版機構遴選作者的人才養成所。中國當代文學期刊數量繁多，形式各異。不少當代文學期刊在創刊前還有試刊，停刊后復刊，經歷多次更名與改版，這些情況給當代文學研究者帶來困擾。譬如作為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會刊的《文藝報》試刊，不少文學史家因為沒有查證原刊，在論著中的表述并不準確，乃至以訛傳訛。在地方刊物中，還有大量重名的刊物，譬如《工農兵文藝》《群眾文藝》《紅色文藝》《大眾文藝》《創作通訊》等等，一些研究者張冠李戴，經常把幾家同名刊物混為一談。研究者在對當代文學期刊的總體進程與整體面貌進行概括時，難免忽略期刊發展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文學期刊史料研究應該在時序演變的框架中，理清其基本的歷史線索。只有以史料為依據，描述其動態的發展軌跡，才能將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置于當代中國的大背景中，考察外部環境對當代文學期刊的影響，并對當代文學期刊在當代文學發展中的貢獻與局限做出客觀評判。根據主辦機構的性質，當代文學期刊可以分為作家協會或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出版社主辦的文學刊物與民間刊物；根據刊物的行政歸屬，刊物又被區分為國家級、省市級、地市級刊物；根據文學期刊的功能定位，文學期刊可以區分為原創期刊或選刊、綜合型或專志型、純文學期刊或通俗文學期刊。文學期刊與文學出版、文學副刊、影視改編、網絡傳播等其他媒介形態互動方式，文學期刊的編者、作者、讀者的三邊互動，這些視角的引入，又能讓研究者從史料中發現新的問題。研究者通過對文學期刊史料進行分類整理，回歸并還原歷史現場，一方面真的搞清楚當代文學期刊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另一方面深化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發現疏漏，去除遮蔽。

作為發表文學作品的重要載體形式，文學期刊的辦刊方針、編輯理念和經營模式，不僅會形成自己的審美風格與文化定位，還可能建立較為穩定的作者隊伍，推動文學潮流，甚至孕育具有鮮明藝術特色的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不同文學期刊也會設定各自的目標讀者，培育特定的閱讀趣味，引領文學閱讀的風尚。伴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文學期刊應時而動，從“十七年”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期刊呼風喚雨，不僅對當代文學產生了關鍵性影響，而且及時跟蹤并回應當代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革，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進入90年代，市場化進程將文學擠到了邊緣位置，文學期刊在影視、網絡的競爭下，其影響力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衰退趨勢。因此，面對文學期刊的史料，既要考察文學期刊在文學思潮、文體風格發展進程中的藝術貢獻，細致分析其生產流程與傳播策略，還要在更大的視野中審視其在整體性的文學生態、媒體生態中的位置與意義，衡量文學期刊在總體社會文化進程中的自我定位與文化選擇。

對期刊的綜合研究，應當將編年史和專題史的思路有機地結合起來。期刊史的敘述不應事無巨細，無法面面俱到。因此，編年史是對專題史的有益補充，既保留了豐富的細節，又通過對期刊史料的發掘和鑒別，還原了歷史的現場。文學期刊史與文學史相比，前者必須更加充分地考量外部環境對期刊發展的制約，譬如出版政策調整帶來的影響，編年紀事以開闊的視野返回原生態的歷史事實之中，為當代文學史的重寫提供新材料和新線索。編年紀事通過記錄事件及其發生時間，以確保歷史敘述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為文學研究和文學期刊研究查證史實提供一份公共的備忘錄。當然，編年紀事并非對歷史事實的隨意拼貼，編寫者須以史識照亮材料，體現作者對事實的獨特理解。一方面，編年史對史料具有更加多元化的包容性，不以先入為主的觀念裁剪歷史；另一方面，編年史應有獨立的價值判斷，這種判斷不以主觀評判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以組織材料、客觀陳述、把握歷史邏輯的方式呈現出來。

第二，中國當代文學圖書史料研究。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歷史中，文學圖書的史料價值和出版機構在史料研究方面的貢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等出版機構非常重視史料研究工作，在作家全集、文集的編纂和出版過程中，出版社都是深度介入，投入大量資金，組織專家和編輯廣泛搜集材料，在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考證等方面精益求精，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魯迅全集》《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的過程，本身就是值得重視的史料研究工作，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實踐性與現實意義。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韋君宜主持下，由樓適夷倡議，親自制定規劃和辦刊方針，創辦了《新文學史料》，這是全國唯一一家反映現當代文學歷史和現狀，集學術性、資料性、研究性為一體的史料性刊物，創辦者牛漢是該刊的靈魂人物，確立了包容異見、讓事實說話的辦刊方針，盡管某些回憶錄有一些不盡準確、全面之處，也因為敢于刊發說真話的文章而多次引發爭議，但人文品格較為純粹，對于文化積累與學術建設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經過幾代人的接力，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堪稱范本的基礎性史料，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進程。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陸續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為史料編選、整理、編目等專題叢書，乙種為現代文學期刊的影印本；同時出版另外一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此外從1961年開始，上海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由此可見，上海文藝出版社對史料工作的重視是其優良傳統。圖書史料研究工作應當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為典型案例，研究出版機構應用性極強的史料研究工作，并考察其出版實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

不應該忽視的是，有成就的編輯家往往是學養深厚的史料學家。魯迅、茅盾、趙家璧、張靜廬、巴金、葉圣陶、柯靈、阿英、黃源、丁景唐、黃秋耘、韋君宜、秦兆陽、范用、袁鷹、沈昌文、何啟治、黃伊、許覺民、龍世輝、朱正、范若丁、王維玲、崔道怡、張守仁、涂光群、章仲鍔、聶震寧、石灣、程永新、潘凱雄等編輯家都非常重視史料工作，他們出版的著作都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因此，研究圖書史料，不能忽略編輯家的編輯實踐，更應該重視其史料功夫和史料意識。編輯家作為把關人，他們的工作成效是影響圖書質量的重要環節。編輯家作為圖書編輯出版過程的當事人與見證人，除了使用公開的史料之外，常常會披露一些幕后的材料，因而有一種特殊的史料價值。研究編輯家及其編輯理念，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史料的生成方式和篩選機制的研究。在對代表性編輯家的史料研究進行典型的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對編輯家的史料研究的方法、理念與風格進行宏觀把握，是中國當代文學圖書出版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

另一方面，應該對中國當代文學圖書出版本身的歷史進程進行深入研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折中，當代文學出版在功能定位與編輯策略方面的調整，既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也是一種被動的適應，對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閱讀都產生了連鎖影響。應當從個案分析入手，進而對中國當代文學出版的總體特征進行宏觀把握。至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實踐，那是當代文學出版體制轉軌與幾代出版家命運變遷的文化縮影；中國青年出版社打造“三紅一創兩火”的出版實踐，是研究“十七年”出版體制的最佳突破口；“文學新星叢書”的出版理念，推動了文學新人的成長與文學格局的轉換；“布老虎”以其先聲奪人的文學暢銷書路線，加速了當代文學的消費化進程。值得重點關注的還有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等出版機構的編輯出版實踐。中國當代作家全集以及大型叢書的研究也是一個薄弱環節，譬如“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新文學選集”“朝霞叢刊”“中國新文藝大系”“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叢書”“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等文學叢書，目前還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只有在細致剖析典型案例的基礎上，才能在開闊的歷史視野中總結當代文學出版的成功經驗與歷史教訓。

對圖書史料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應當以版本學作為核心手段。版本學是國學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但在現代學術中常常被忽略。中國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極為復雜，也有特殊意義，我們可以透過文學圖書的版本變遷，考察出版環境以及不同時期閱讀趣味的變化。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傳播的過程中，版本的差異極為復雜。不少作家在報刊上發表作品后，常常會對作品進行修改，其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精益求精的推敲，有的是迫于政治意志或商業意志的外部壓力，有的是時過境遷之后思想觀念產生變化。而長篇小說的期刊版和單行本之間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制于期刊的容量，編輯只好進行大刀闊斧的刪改，但是這種刪改的背后，可能在一些地方又是另有深意。曹禺、老舍等作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其代表作品進行多次修改，作家對《青春之歌》《創業史》《山鄉巨變》《紅旗譜》等長篇小說的修訂與改寫，是透視特殊時期文學生態的一扇窗口。

第三，中國當代報紙文藝副刊史料研究。

在對現代文學史料的研究中，報紙副刊史料是一個重點，像“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晨報副鐫》[12]、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京報》副刊）以及《申報?自由談》、《大公報?文藝》，更是焦點所在。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由孫伏園編輯，連載于《晨報副鐫》上。魯迅晚年的雜文集，也幾乎都是報紙副刊上的個人專欄的結集。值得注意的是，報人小說家是現代文學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尤其是張恨水，他的長篇小說連載，成了他所服務的報刊吸引讀者的一大法寶。

相對而言，中國當代報紙的文學史料和文藝副刊卻較少有人關注。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副刊與文學的關系逐漸疏遠，新聞性增強，文體從多樣走向單一，從“十七年”到“文革”的政治化以及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化，都使得副刊文體的篇幅、格局和氣度漸趨狹小，缺乏必要的包容性。在“十七年”與“文革”期間，副刊文學配合政治潮流，口號化和標語化現象突出，缺乏獨立的聲音與藝術個性。“文革”結束以后，報紙副刊對于文壇的思想解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譬如《文匯報》的“筆會”副刊領一時風氣之先，巴金復出文壇的第一篇作品《一封信》（《文匯報》1977年5月25日）帶來了春的訊息，盧新華的《傷痕》（《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宗福先的《于無聲處》（《文匯報》1978年10月28、29、30日）開啟了“傷痕文學”的序幕。通過對報紙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報紙副刊在新時期初期的文學潮流中，推動了散文、報告文學、短篇小說和詩歌創作的繁榮，報紙副刊的文學文體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然而，隨著文學期刊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崛起，報紙副刊對文學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伴隨著文學的邊緣化，新興的影視、網絡媒體不斷擠壓報紙的生存空間，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進程更是將缺乏盈利能力的副刊逼入掙扎境地。20世紀90年代之后，出現了都市報的創刊潮，傳統文藝副刊的界限被突破，新聞、廣告之外的題材都被納入副刊的版圖，周末版、專刊、特刊風行一時，傳統副刊的模式不斷受到沖擊，副刊的理念被市場化策略所改塑。在大副刊路線的沖擊下，文學性逐漸淡化和泛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機關報一直是發布文藝政策的重要平臺。針對中國當代文學報紙史料的特殊性，在報紙史料研究中，應當重點關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1985年7月至今）和全國各省市的機關報發布的文藝政策資料，以及與文學有關的社論。其中，《人民日報》是重中之重。考慮到不同時期文學發展的特殊性，在研究“文革”的報紙史料時，也應重點關注《解放軍報》。在文學副刊中，《人民日報》的“大地”、《光明日報》的“文薈”（原“東風”副刊）、《文匯報》的“筆會”、《解放日報》的“朝花”、《新民晚報》的“夜光杯”、《羊城晚報》的“花地”、《今晚報》的“今晚副刊”都有悠久歷史，而且形成了各自鮮明的特色，對這些個案的深入考察，是描述和把握當代文學副刊整體走向的基礎。

報紙的文學副刊發表的作品大都是篇幅短小的散文。報紙副刊與散文文體發展的關系非常密切。從“十七年”“文革”時期偏重政治性的寫作，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追求趣味性和可讀性的閑適散文，文化環境的轉變是推動副刊文體變遷的根本動力。報紙媒體與圖書出版、網絡媒體的關系，也是文學副刊研究不應該忽略的。副刊的專欄化是副刊發展的新趨勢，不少個人專欄和主題性專欄結集成書，而且不少是暢銷書。從1961年鄧拓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的專欄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新民晚報》為發端的“小女人散文”的專欄，文學專欄的變遷包含著復雜的、豐富的歷史內容。進入21世紀以后，為了扭轉副刊衰落的命運，越來越多的副刊從網絡媒體中尋找內容，副刊的“博客化”趨勢日益明顯。在消費文化語境中，集束化、系列化的專欄寫作從報紙到出版、從報紙到網絡的傳播路徑本身，也是消閑性隨筆生產與傳播的重要一環。報紙副刊研究應當以史料本身為主要線索，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來還原歷史現場，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研究方法是以個案研究為基礎，以點帶面地對中國當代報紙史料的整體面貌進行概括和描述。

第四，中國當代文學的影視傳播史料研究。

文學的影視傳播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由于文學是語言藝術，因此如果不是專門研究文學的影視改編和影視傳播的學者，對這種類型的史料往往不夠重視。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進程中，敘事文學與電影、電視劇的關系非常密切，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電視劇數量不小，不少作品成了經典。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的影視改編與影視傳播在不同時期會有起伏與變化。“十七年”時期，435部電影故事片中有121部改編作品[13]，1952年之前電影的改編素材包括戲劇、漫畫、歌劇、民間故事、小說等，來源較為復雜，“百花時代”以后小說才成為主要的改編對象。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電影的黃金時代，改編自現代文學名著和同時代文學作品的電影佳作紛紛涌現，凌子風導演的《駱駝祥子》和《邊城》、岑范導演的《阿Q正傳》、闕文導演的《寒夜》、謝添導演的《茶館》、孫道臨導演的《雷雨》等作品在改編過程中尊重原著，追求文學性。它們如同交相輝映的群星，以影像語言闡釋現代文學經典，延續了一度中斷的現代文學傳統。謝晉導演的《高山下的花環》和《芙蓉鎮》、吳天明導演的《人生》和《老井》、王啟民和孫羽聯合執導的《人到中年》、吳貽弓導演的《城南舊事》、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等作品代表了當時電影創作的藝術高度。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電影和文學的關系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在90年代前半期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隨著類型化商業電影漸成風尚，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至今，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在數量上較為平穩。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為影視作品度身定制，或者從作家、詩人轉型為職業編劇，這種現象日益普遍，代表性人物如王朔、劉恒、朱蘇進、鄒靜之、楊爭光等。

有別于電影的是，文學作品始終是國產電視劇重要的資源庫，一些經典作品還被不斷翻拍。楊潔導演的《西游記》和王扶林導演的《紅樓夢》都是較難超越的經典之作，1985年版的《四世同堂》、1987年版的《家春秋》、1989年版的《籬笆女人和狗》、1990年版的《圍城》、1993年版的《北京人在紐約》都曾風靡一時。電視連續劇《圍城》的熱播更是產生了連鎖效應，引發了《圍城》圖書的熱銷和“錢鐘書熱”，“影視同期書”逐漸成為出版機構的重要營銷策略。進入新世紀以后，電視連續劇的“婚戀劇熱”“紅色經典熱”“反腐劇熱”“諜戰劇熱”“武俠劇翻拍熱”都主要得益于對文學作品的影像闡釋。海巖、王海鸰的所謂“電視小說”往往先有劇本，后有小說。周梅森、陸天明的反腐小說在情節設置、人物關系、敘述模式等方面都有較為明顯的劇本化傾向。從2010年以來，“網絡IP改編”成為電視連續劇重要的發展方向，2011年的“穿越劇”《步步驚心》和“宮斗劇”《甄嬛傳》以其陌生化效果引發追捧。隨后的《瑯琊榜》《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羋月傳》《慶余年》等改編劇作都創造了現象級流量。

在研究同一時代文學與影視之間的關系時，多數研究者聚焦于改編問題，過度關注文學影視是否忠實于原著，使得學術視野受限。筆者認為，在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礎上，應該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關注文學與影視之間的相互影響，重點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在不同時期影視改編的價值選擇與審美趣味，考察代表性作品的影視改編的藝術得失，反思影像藝術與文學創作的互動模式。在新時期初期，文學不僅帶動了電影創作，還帶動了美術創作。譬如以傷痕文學為先導，出現了“傷痕電影”和“傷痕美術”潮流。而第五代導演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執導的電影作品，也與以知青作家為主力的尋根文學相互呼應，被一些研究者貼上“尋根電影”或“新民俗電影”的標簽。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媒體格局的轉變，文學在80年代初期的中心地位，逐漸被經濟建設擠到邊緣，而且，文學的印刷傳播方式也被影視傳播擠到邊緣。于是，文學的“觸電”成為拓展生存和傳播空間的文化選擇。在文學與影視的交融與互滲中，文字媒介與視聽媒介相互補充，文學與影視對共同面對的現實進行了相互呼應的文化闡釋。但是，文學對影視的趨同使小說與影視劇本的文體界限名存實亡，文學與影視的獨立性同時面臨著嚴峻考驗。文學與影視只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兩者才能形成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對影視藝術的成功借鑒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段，但劇本化寫作的流行也會侵蝕文學的想象空間。

在不同媒介關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要完全拋開影視來討論文學的發展，只會偏離文學的真實狀態。影視的類型化與文學的類型化同步發展，相互促動。婚戀小說與婚戀劇、反腐小說與反腐劇、諜戰小說與諜戰劇已經很難分割，它們是共同的生產流程中各有側重的組成部分。以文學語言為例，在小說創作中，視聽化、劇本化的語言俯拾皆是。網絡小說的語言不僅受到影視的敘述邏輯的影響，還有不少作品在敘事結構、人物關系、對話方式上都照搬網絡游戲。在混搭成風的語境中，如果僅僅把敘事文學置于語言藝術自身的傳統框架中，得出的結論很難有信服力，甚至離題萬里。

第五，中國當代文學的網絡史料研究。

網絡媒介崛起掀起了新一輪信息革命，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人文研究者拓展了新空間，也帶來了新挑戰。歷史學家姜義華認為，“在歷史學領域，大數據成百倍、成千倍地擴大了歷史資料的范圍”；“大數據時代史學與史家的職責更為重大”[14]。在文學史料的范圍內，網絡史料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理解，廣義上包括所有在網上傳播和經過數字化處理的文學史料，狹義上重點關注網絡文學史料。隨著各種紙質的文學史料被大規模信息化、數據化，研究者可以便捷地獲取大量史料，通過共享資源拓展自己的學術視野。值得警惕的是，在數字人文熱潮的沖擊下，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憂慮的問題。其一，不少年輕學人過度依賴中國知網（CNKI）、超星、讀秀等數據庫，忽略紙質史料，使得學術視野受到限制。其二，“大數據”概念泛濫，史料數據庫建設成為各類重大項目的核心目標，但不少課題結項后，半拉子工程的數據庫無法真正上線運行。其三，在淺閱讀日漸成風的語境中，由于不少研究者在檢索史料時直奔主題，不留意周邊史料，慣于堆砌材料，對文獻的背景、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環境缺乏深入了解，缺乏在縱橫對比中理解研究對象的整體性視野，缺乏史論結合的方法論自覺，文學研究中平面化、片面化、碎片化的現象有所抬頭。

事實上，目前已經建成的數據庫所收錄的當代文學史料缺損較為明顯，論文類數據庫多于著作類和文學作品類數據庫。像中國知網憑借其壟斷性優勢，在版權保護和收費制度方面都有瑕疵。如果數據庫使用不透明的算法得出標準結果，對技術并不精通的人文學者很難進行數據的恢復和還原。一些IT公司為了商業利益進行人為的參數設定，譬如將利益關聯方的信息置頂，這很容易破壞數據的公信力。而且，不少數據庫中的電子資料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諸如亂碼問題、缺少目錄和廣告等附屬性文本、隨意刪減文本等等。而不少論著引述網站資料，常常時隔不長就打不開網頁鏈接了。在跨媒體傳播的背景下，一部（篇）文學作品往往有多種版本——報紙、期刊、圖書、網絡版本，報刊因為容量有限，編輯經常會對發表的作品進行刪節處理，一些作者也會對作品進行修訂。如果僅僅關注網絡資料，研究者連一部（篇）作品的來龍去脈都理不清楚，更不用說描述一個時期文學的整體面貌。因此，在大數據時代獲取史料固然重要，更為重要的是以歷史眼光照亮史料，以史識發現史料背后隱藏的問題。正如魯濱孫所指出的，優秀歷史著作之所以超越平庸著作，關鍵“在于作者具有歷史的眼光”[15]。

曾經有學者對于網絡文學史料懷有一種盲目的信心，認為磁記錄和云數據使得資料的永久保存成為可能。遺憾的是，當我們回首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文學網站，那些已經關閉的站點就像沙灘上的城堡，無影無蹤；至今還在運行的網站，很多以前的資料已經悄然蒸發。個別保留了后臺數據的網站，研究者通過私人關系獲得資料后，要進行整理也面臨很大的困難，很容易被龐大而蕪雜的信息所淹沒。現在研究圖雅、李尋歡、邢育森、寧財神、安妮寶貝、慕容雪村、今何在的網絡作品，已經無法看到其網絡文本的原貌，只能依據其圖書版本。網站隨時更新隨時覆蓋的特征，使得研究者很難清晰地描述其歷時變化的軌跡，正如柏格森所言時間已經被空間化了，新的信息不斷覆蓋舊的信息，“時間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間而已”[16]。網絡文學作品經過不斷的轉發、原作者和粉絲的改寫，研究者要獲得一個定型的版本亦非易事。史料學重視追根溯源，但在網絡空間中，不少文本之間有很強的互文性，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相互混雜。在網絡動態的文本海洋中，面對動輒數百萬字的一部小說，我們能夠固定下來的史料就如海灘上的卵石和貝殼一樣，一方面相對于實際體量而言極其有限，抓住的往往是零亂的碎片，另一方面只能捕獲靜態的存在，它們已經失去了有機體的生命活力。

隨著網絡媒介和AI技術的快速發展，文學的網絡史料整理和網絡文學研究在方法上應當有所更新，學者手工化的勞作已經明顯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傳統的史料整理方法依然有效，但在對網絡文學的整體狀況進行統計分析與趨勢判斷時，數據分析手段表現出明顯的優勢。目前已經有個別研究者使用大數據統計和NLP(自然語言處理)的方法研究文學媒介，對于典型案例的作者、發文量、時段分布、媒體偏好、作品的社會關注度和讀者反饋情況進行量化考察，對代表性作品的不同版本形式（網絡版本、紙質版本、影視改編本、網絡游戲版等）、不同時期的傳播接受情況進行比較分析，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此，應該充分發揮計算機在研究中的輔助作用，開發易用、安全的研究工具，完善數字人文方法，對網絡資料進行高效的數字化整理。譬如重要文學網站的載文量、載文的文體形式和主題類型、作者和讀者構成（年齡、性別、職業、階層、地域分布等）、社會關注度（包括發行量、點擊率、收視率、票房、碼洋、廣告經營額等數據）等信息的搜集與深度分析，使用傳統方法就像蚍蜉撼大樹，而數值計算方法不僅高效，還能夠發現隱藏的規律和被忽略的問題。

第六，中國當代文學稀見史料研究。

以媒介類型為分類標準，可以將大部分史料納入視野，但也會遺漏一部分重要的史料，那就是作品手稿、日記和書信的原稿、匯報材料、手寫的稿費單據和其他單據、檔案資料、手抄本、會議簡報、油印資料、沒有公開的照片和圖像資料等等。其中，作品手稿、日記和書信的原稿、匯報材料、手寫的稿費單據和其他單據、檔案資料、手抄本等史料都具有唯一性，尤其珍貴。筆者把這些史料統稱為稀見史料，由于資料難得，這方面的研究受到條件的限制，其研究也較為薄弱。國內主要圖書館、作家紀念館都有數量不等的館藏資料，但這些資料基本不對外開放。僅僅憑借私人收藏的資料，研究者對稀見史料的研究難免顯得零碎。稀見史料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于整理與匯編，還應該就其史料形式、史料價值及其背后蘊含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史細節和普遍性問題，進行深入挖掘，開展綜合研究，從而對文學史研究發揮印證、補充乃至深化的作用。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日記和書信在作家全集的編纂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也有不少學者努力挖掘其中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相對而言，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野中，日記和書信的研究相對寂寥。日記和書信是開啟文學家內心世界的一把鑰匙，資料的私人性使其較少有偽裝和修飾的成分，這些篇幅相對簡短的資料，是考察研究對象的性情和人格的第一手材料。對書信日記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有助于深化文學史研究，使得文學史的面貌變得更為豐富而活潑。書信和日記中保存的日常細節和心理活動信息，也可以增添文學史研究的趣味，幫助研究者更為準確地把握作家的精神軌跡，從而挖掘其創作思想、審美風格發生、發展的精神根源。

作為書寫文化最原始的證據，手稿具有不可再生性，是獨一無二的。書寫文學暗含著一種落筆無悔、文責自負的責任倫理，它作為傳統文學史鏈條上的一環，其價值的體現必須以過去與未來的相關文本作為參照系，文本之間的繼承關系或創新意義都必須承受后來者的反復闡釋與鑒別。也就是說，書寫文學漫長的歷史及其經典化法則不斷提升寫作的難度，后來者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挑戰更高的文學境界。手稿和定稿之間的差異，應當是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地方。透過作品的修改，可以探索作者的思想軌跡與心路歷程。從用筆寫作到用電腦寫作，手稿正在逐漸消失。正因如此，研究者面對的或許是文學寫作史上的最后一批手稿，在學術史上具有了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總體而言，稀見史料顯得比較零散，但一些起源性史料的發掘與研究，也有助于解答當代文學的一些關鍵問題。譬如作為第一次文代會會刊的《文藝報》試刊和第一次文代會的原始資料，不僅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還能糾正一些錯誤的觀點，對第一次文代會形成新的認識與理解。總共180期的第四次文代會的《簡報》和油印的發言材料，完整記載了第四次文代會的進程和會議細節，將為第四次文代會的深入研究帶來新的突破，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新時期文學實現歷史轉型的制度支持與思想動力。筆者通過多年的積累，收藏了上千份原始的稿費單，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周立波、王蒙、張煒等人的稿費單，從《紅日》《紅旗譜》《保衛延安》到《鐘鼓樓》《中國知青夢》《家族》，這些原始材料可以較為清晰地呈現中國當代文學稿酬制度的變遷。這種依據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和那些僅僅從每個時期通行的稿酬標準出發，甚至脫離史料作猜測和臆想的研究相比，具有極強的說服力。稿酬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是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動力。“文革”時期對稿酬制度的廢除，正是蔑視作家的知識產權的重要體現。在版權流通成為文學生產的內源性動力的網絡時代，對中國當代稿酬制度進行系統研究，不僅具有文學史意義，還有一種實踐性價值。

稀見史料研究任重道遠。和那些沉睡在各類檔案館、圖書館、紀念館的史料相比，進入研究者視野中的稀見史料極為有限。但正因如此，這種研究才顯得不可或缺。一點一點地揭開歷史的面紗，這一過程本身就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是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史料的綜合研究要求較為全面地占有史料，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史料的挖掘難以窮盡。而且，一些私人收藏的珍貴的日記、書信和手稿具有唯一性，研究者難得一見。對一些并未公開的私人材料的使用，還會遇到倫理問題和法律問題。因此史料研究無法片面求全，只能通過不懈的努力，對現有史料的整理、辨別和分類編纂，在此基礎上用新的視角、新的方法重新審視這些史料，從而發現別樣的文學景觀，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建立與完善，做一些踏踏實實的基礎性工作。

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和古典文學史料相比，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其史料形態也有明顯的變化。根據史料的介質、功能來區分，古典文學史料的類型包括總集、別集、叢書、報刊、工具書、傳記和年譜等。事實上，報刊史料在古典文學的視野中，其總量和重要性程度都不突出，盡管唐代有官報、宋代有邸報和小報、明清兩朝也有官報和民間報房出版的報紙，但是，到了晚清才出現現代的報刊。和“五四”至1949年的現代文學相比，中國當代文學的史料形態也因為媒體技術的突飛猛進而逐漸多元化。文學改編形式的多樣化，使得圖片、影像、視頻和網絡史料的總量爆發式增長，其研究的難度和復雜性也日益增大。因此，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不能再照搬中國古典文獻學和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方法，面對新問題和新現象，必須有新思維和新方法。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還有一些領域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其一，與期刊和圖書史料相比，影像、網絡和稀見史料的研究亟待加強，這方面的探索將推動史料發掘和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展與深化。其二，在考察史料研究家的研究風格時，對編輯家的史料研究、作家親屬的史料研究、海外漢學家的史料研究的考察，也是較少有人涉及的領域。其三，新的媒介環境中版本問題越來越復雜，這一問題如今很少有人關注。對中國當代文學版本問題的研究，既應借鑒中國古典學術和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版本分析的思維和方法，又應當結合新形勢下版本問題的新變，對文學改編中的版本問題和網絡文學的版權流通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推進。其四，少數民族文學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較為薄弱。雖然一些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和學術專著，會專門討論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狀況及其與中國當代文學整體進程的互動關系，但大多數教材和論著中都不進行專門討論。作為綜合性的史料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是一塊重要的拼圖，對少數民族文學史料的發掘與研究有利于加深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結構與功能的理解和認知。其五，外文史料常常被忽略。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外國漢學家的代表性成果會被及時地譯介進來，而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也會被國外的漢學家和本土的翻譯工作者譯成外文，向外傳播。翻譯問題牽涉多種語言，而且翻譯研究也是專業性很強的一個領域。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是文學向外傳播的基礎性工程，是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翻譯質量的好壞也會影響傳播接受的效果。有趣的是，本土譯者和國外譯者的翻譯方式、目標定位都有比較明顯的區別。歐美著名的翻譯家如葛浩文、馬悅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漢學家，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扮演信使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英譯問題受到重點關注，其他語種的翻譯成果數量偏少，質量上也不太整齊，研究者更是稀稀寥寥。

在研究方法上，中國當代文學傳媒史料研究應該擺脫為史料而史料的傾向，走出簡單化、平面化的誤區，借鑒文化生態學的理論，平等看待各種類型、形態的史料，力圖擺脫一以貫之的線性邏輯，在多元互證的視野中評估復雜而多樣的媒體呈現方式與史料內容，重返歷史現場，還原文學史料與文學發展之間的有機關聯。

第一，史料研究和理論研究的有機結合。將史料工作作為學術發現的推進器。充分注意到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形態的特殊性，以史料的媒體形態作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核心視角，深入研究不同形態的史料的特性及其相互之間的互動機制，在此基礎上考察史料本身特性對不同時期文學潮流、文體演變的滲透與形塑作用。一方面，要對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進行廣泛的搜集與整理，采用到故紙堆里翻查“歷史遺存”的形式，爭取能發掘更多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從史料分析入手，修正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缺乏史料支撐的觀點和論述，用史料說話，提出新的觀點，強化對資料的歷史線索的考察與闡釋，力避泛泛而談，凌空蹈虛。另一方面，應當主動接受理論的挑戰，追求成果的理論品格和學術價值，采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對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思路、方法進行深入思考，對中國當代文學思潮、文體關系和作家作品的歷史脈絡進行綜合梳理和立體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既要在“橫向”上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史料不同媒體形態的互動與互補，并深入透視不同媒體形態對文學的影響機制；也要在“縱向”上揭示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流變脈絡，呈現各個階段文學史料研究的現狀、格局與主要特征。對影視史料、圖片史料、網絡史料、稀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綜合研究，有較高的學術難度。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些常被忽略的史料的挖掘與研究，恰恰是新的突破口，能夠使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更為豐富和完善，并通過這些史料揭示一些被學術成規遮蔽的文學史景觀，開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拓展學術空間。

第二，媒介研究與文學研究的有機結合。以媒介類型為基礎，對文學傳媒史料的系統整理與綜合研究能夠還原當代文學媒介發展的動態進程，一方面是從印刷傳媒主導的格局過渡到影像與網絡媒介日趨壯大的格局，另一方面是文學創作從以書面語言為核心介質過渡到語言的視聽化趨勢。不同媒介之間的互動，正在改變文學格局和媒介格局。我們應當從跨媒體傳播和版權流動的角度，以文學作品的生產和傳播作為核心線索，廣泛搜集插圖、照片以及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連環畫、電影、電視劇和網絡游戲等資料，考察文學改編牽涉到的版本問題，透視影像藝術和網絡媒介對文學生產與文學傳播的影響途徑和美學后果。

在媒體史或文學史的視野中，舊媒體與新媒體的關系經常被冷落。與舊媒體同步衰落的往往是舊的生活方式、寫作方式與文學風尚。在電腦普及和網絡崛起的背景下，日記、書信、手稿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日記體、書信體在文學創作中已經難得一見。作家在快速適應新媒體的過程中，具有鮮明時代印痕的新文類、新文體、新詞語應運而生，譬如年輕作家的小說作品中具有彈幕風格的人物對話和頻繁出現的網絡新詞，散文創作中的博客體和微信體，這些轉變是媒介深入滲透到創作者的認知途徑、體驗方式和寫作體例的結果。舊媒體的遺產經過技術改造，也可能在新的媒體環境下重放異彩。譬如長篇小說連載是民國報紙吸引讀者的重要法寶，到了21世紀，連載以新面貌出現在網絡空間，成為文學網站的核心競爭力。

應該平等看待新興文學媒體和印刷文學媒體。文學媒介研究與當代文學評論一樣，不少研究者都有跟蹤熱點的偏好，喜新厭舊，譬如報紙副刊如今就飽受冷落。近年越來越多的報紙停刊，不少報紙不斷壓縮文學副刊的版面，或者干脆取消不能吸引商業廣告、缺乏盈利能力的文學副刊。值得重視的是，現在一些年輕的學人誤以為報紙從來就處于這種邊緣狀態。事實上，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媒體發展史上，報紙副刊也曾呼風喚雨，而且黨政機關報至今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在文藝政策和傳媒政策的視野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等報紙不僅記錄當代歷史發展進程，而且它們自身在當代史上留下了界標性的歷史痕跡。和專業性文學媒體相比，重要報紙載文的影響力，很容易跨越空間與階層的限制，具有全方位的覆蓋能力，為文學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對話提供重要平臺。

第三，宏觀把握與個案分析的有機結合。采用點面結合的方法，選取一些關鍵的歷史節點、重要的文學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重點考察，如對第一次文代會、第四次文代會等重要會議的文學史影響的專題研究，對周揚、茅盾、馮雪峰、胡風、丁玲、趙樹理、孫犁、北島、莫言、賈平凹、王安憶、蘇童、余華等人的專題研究等，力求以典型事例和人物為中心，借助新史料和新方法，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和重要側面進行整體透視，同時通過個案分析呈現中國當代文學內部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差異性。近年文學媒介的研究漸入佳境，但對不同類型或不同時期媒介的研究不平衡，大多數研究者往往對代表性案例情有獨鐘。案例分析是綜合分析與宏觀把握的基礎，如果缺乏對不同案例之間的比較研究，僅僅以個別案例推斷某個階段或某種類型的文學媒介的面貌與特征，就難免以偏概全。有關文學媒介的材料中，作家、評論家、編輯、編劇、導演的回憶文字經常被引用，這些文字的優長是感性而鮮活，其局限是不夠確切，對一些關鍵問題與具體細節的記錄都有似是而非的差錯，這些偏差有些是因為時間久遠而導致的記憶失真，有些是源于個人好惡或刻意的隱諱。在當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領域，問題也比較突出，不少研究者對作家的自我描述深信不疑，缺少在共時空間和歷時坐標中的比較分析。只有在與前代、同時代作家的對照中，一個作家的價值才能真正顯現出來。對一個作家的仰視或俯視、吹捧或酷評，既是對研究對象的輕慢，也是對自我缺乏尊重。正因如此，只有通過不同來源的史料之間的相互參證，才能去偽存真。在研究中，既要避免管窺蠡測，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要避免凌空蹈虛，脫離史料的浮泛之論和草率歸納都是風中飛絮。只有堅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才能既有深度，又有廣度。

第四，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的有機結合。在傳統學術的視野中，往往偏重對史料的靜態研究，即重視史料的穩定性，實物和文獻驗證常常被認為具有可靠的說服力。史料大致可分為實物、文獻、音像、口碑四大類，文獻則可細分為甲骨、金石、簡牘、帛書、紙張、網絡六類。音像、網絡史料出現比較晚，而且對娛樂性的重視也導致其可靠性經常遭到質疑。史料的分類有不同的說法，口碑史料更因其主觀性而被低估。但是，文學創作有別于其他人文科學的是其想象力、情感內涵和藝術個性。而且，文學的傳承并不是靜態的和封閉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當代形態本身也包含內在的變動趨向。因此，我們一方面要重視史料的客觀性，對可疑的史料必須進行嚴謹的辨偽和排除；另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在變化的語境中，隨著傳媒格局的變化，隨著文學環境的改變，在不同的文學主體的視野中，會激發不同的體驗與判斷。動態分析的關鍵是不孤立地考察史料，而是注重多種史料之間的關聯性，在關系的網絡中對史料進行立體透視，從系統化的史料中發現文學、媒介的動態軌跡。通過對以版權轉移為核心的跨媒體傳播與跨媒體寫作的深入分析，研究者可以對媒體在調節和配置文學資源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規律進行動態考察。通過對傳統紙媒、影視機構、網絡媒體等不同媒介機構支付作者報酬的形式、額度及其差異性進行考察，能夠揭示版權經濟對于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的調節方式和功能結構。傳播研究與接受美學視角的引入，恰恰有助于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在文學史進程中復雜的功能與結構。

第五，人文方法與數字方法的有機結合。日益增多的綜合數據庫和專題數據庫，使得獲取文學史料變得更加容易。由于史料總量極為龐大，現成的數據庫還有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很多報刊、檔案都沒有數字化，但通過網絡搜集常規史料已極為便捷，研究者不必經年累月地進行簡單重復的搜集、閱讀與記錄。利用IT技術和計算機輔助手段，歸納法或計量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手工的計算方法低效而且容易算錯，樣本容量極為有限。尤其在影視研究和網絡文學研究領域，數字人文方法不僅提高了資料搜集與整理的效率，而且通過數據分析、模型建構來避免主觀、隨意的判斷，從散亂的數據中找出規律，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質，增強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近年文學編年史和文學年譜成為研究熱點，因為牽涉大量文獻，大數據手段和新技術應用使得編年研究更容易開展。以關鍵詞為核心線索的研究之所以方興未艾，這和數字人文方法的使用有一定關系，數據分析方法在概念演變的爬梳、史源的追索、同類文獻檢索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值得注意的是，數字人文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還只是一種必要的補充和輔助，還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文學研究的基本思路與方法。文學研究者必須掌握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以問題意識辨析史料，發現線索并解決問題。文學是人學，如果濾除人性，只關注冷冰冰的數據，文學研究就無法把握文字背后跳動的生命，更無法觸及鮮活的現實和思想的溫度。另外，數字人文方法在搜集異質性史料時不易操作，往往忽視了反證材料，而缺乏反證的文學研究不容易站穩腳跟，時過境遷之后化為云煙，甚至成為笑料。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發展史”(項目號：18ZDA266)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黃發有，山東大學文學院暨網絡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注釋：

[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3頁。

[2]馬良春：《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

[3]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2、4期。

[4]解志熙：《“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共識述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

[5]值得重視的綜合類史料著作有潘旭瀾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謝冕、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賈植芳、陳思和主編的《中外文學關系史資料匯編(上、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楊揚和郟宗培分別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年)》之“史料?索引卷一”和“史料?索引卷二”(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孔范今、雷達、吳義勤、施戰軍總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2009年版），王堯主編的《文革文學大系：1966-1976》（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等。

[6]譬如王海波輯錄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總目1951-20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文學評論〉六十年總目與編后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等。

[7]代表性的編年體文學史著作有於可訓和李遇春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張健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劉福春主編的《中國新詩編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等。

[8]程光煒的《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文學史二十講》（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莫言家世考證”系列和程光煒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吳秀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2017年版），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重要收獲。

[9]近年史料著述有《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已出施燕平《塵封歲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

[10]代表性的作家研究資料叢書有：楊揚主編的《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006年版），中國小說學會主編的《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009年版），程光煒、吳圣剛主編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丁帆、朱曉進主編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11]代表性的作家年譜叢書有：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2015年出版的《東吳學術》“學術年譜”叢書，包括《李澤厚學術年譜》《莫言文學年譜》《鐵凝文學年譜》《范小青文學年譜》《阿來文學年譜》《蘇童文學年譜》《閻連科文學年譜》《余華文學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收錄了武新軍、王松鋒的《韓少功年譜》（2017年版）和張東旭的《賈平凹年譜》（2019年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著名作家及學者年譜系列”，已出版的有徐強的《汪曾祺文學年譜》（2017年版）、趙凌河的《施蟄存文學著譯年譜》（2018年版）和廖述務的《韓少功文學年譜》（2018年版）。

[12]《晨報副鐫》民國十年（1921）十月十二日創刊，民國十四年（1925）四月一日起改名為《晨報副刊》。

[13]參見《1949-1966年故事片編目》，載《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電影集》下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

[14]姜義華：《大數據催生史學大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9日。

[15]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齊思和等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7頁。

[16]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吳士棟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