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這是韓國電影《蜂鳥》的一句話。在重讀作家金愛爛的小說時，我又想起了這句臺詞。之所以把它們聯系起來，是因為無論是《蜂鳥》還是金愛爛的小說，它們有著相似的親切感，這種親切感怎么說呢，你知道它們是很嚴肅的文本，但不遙遠，它們不像很多嚴肅的內容冷冰冰的、給人高不可攀的感覺，它們的主人公就是最普通的一批人，筆觸也是飽含惻隱之心的，在閱讀金愛爛的小說時，我一直在思考這種親切感如何而來，直到想起《蜂鳥》，我想自己有了答案。金愛爛

金愛爛

《蜂鳥》是這樣一部電影：它的親切感來源于對人物的“珍視”。因為攝影機和人建立了平等的關系，透過攝影機，我們看到的不是被奇觀化的女孩，而是一個女性真實而難以定義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攝影機給的不是答案，而是破除答案，它回到1988年，回到少女看似平淡卻又細膩豐富的生活。在這里，攝影機對待女性既非輕佻的指點也不是憐憫，而是感同身受后溫柔的凝視，即便在不為人知的角落，也有攝影機陪伴著孤獨的恩熙。

金愛爛的小說也是如此。無論是《外面的夏天》還是《你的夏天還好嗎》，她給予讀者的是一種陪伴感。她讓你感覺文字后面的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作者，也不是充滿智識卻一臉優越感的人，而像是個親切的大姐姐，一個住在宿舍里、對舍友充滿共情心的人。我沒有接觸過金愛爛，但在閱讀她的文字時，我想她的小說或許多多少少都有身邊人的影子，當她回憶這些身邊人時，她想到的不是呈現一個“奇觀”，而是怎么把人物最真實的一面表現出來，又不至于讓讀者生出廉價的憐憫，而是一種建立在平等關系上的——感同身受的觸動。

1、深藏在輕盈文字里的焦灼

身份（Identity）這個詞在詞源上起源于拉丁語的限定詞“idem”，大意是指代人或物的同一性。1950年代，由它而產生的身份認同（Identity）一詞在社會心理學領域流行，它建立在一個啟蒙主義信仰瓦解、個人主義流行的年代，20世紀的一個大主題，就是人類對自我和自由的追求，身份認同這個概念被提出，可謂恰逢其時。

關于身份認同，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做過這樣的表述。他說：

“談論現代意義上的認同，對我們幾個世紀以前的祖先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歐洲中世紀乃至近代早期的道德談論，都是在普遍主義的框架下展開，所有人類的行為標準都有一個確定的指向，人們通過這種指向獲得一種絕對的行為指引。啟蒙運動試圖解構人生活的超驗維度，在個體主義基礎上建立一種普遍主義人性，從而打造一種世俗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在浪漫主義的沖擊下，這種個體性和普遍性的微妙組合瓦解，浪漫主義對個體感覺的強調，夸大了個體差異，從而使得普遍術語變得毫無意義。”

查爾斯·泰勒是站在哲學家的高度，擔憂身份認同及其引起的身份政治問題，讓人們日益陷入支離破碎的境地。而在金愛爛的小說里，那些平凡人沒有心力關心如此復雜而宏大的哲學表述，但他們實際上陷入了查爾斯·泰勒所說的困境中——一個身份的危機。這個危機并不是種族或者國家身份上的，在韓國，年輕人很少有這樣的焦慮，但他們會受到另一些元素的影響，比如階層、外表、收入差距、在社會中處于邊緣或中心的位置，以及居于城市群租房的狀態等，在這個意義上，韓國青年的困惑，倒是和中國青年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我們在讀金愛爛的小說時，其實并不像是在讀遠方，而是在讀附近。

金愛爛成長于民主化年代，她處理的不再是韓國民眾如何爭取民主的議題，而是與千禧一代更密切相關的——個體化社會中所產生的問題。在她的小說中，一個人對自我的追問、對“我”與“他者”關系的探討，是一條貫穿小說的主線。

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夏天還好嗎？》這個小說集的同名中篇，這是一篇輕盈但內核沉重的小說，女主人公“我”雖然沒有明說，但一直為自己膨脹的體重感到自卑。曾經憧憬、愛慕的前輩突然約自己出去見面，“我”猶豫再三，終于下定決心出了門，滿懷少女氣的敘述里，卻是內心百感交集的情緒，金愛爛沒有把小說重心放在俗套上，而是深入女主人公的內心，讓讀者看到了偏見與虛偽會對一個女性造成怎樣的煎熬。

在這篇小說中，“肥胖”的身份特征困擾著女主人公，更進一步說，我們可以說她是韓國整容潮流里，對自我外表不自信的女孩的一個縮影。在東亞，韓國是整容業最發達的國家，也是青年人外形焦慮最沉重的一個國家。韓國大部分青年都做過整容，有把整個人變了個樣的大整，也有稍微調整眼皮、下巴或臉頰的小整，韓國批量打造美貌明星的娛樂產業、身邊人外貌的對比，還有將外形與階層掛鉤的社會評價體系，無形中都增強了韓國青年人的外形焦慮，不自信，成了很多人的自我困擾。

在《你的夏天還好嗎？》這一小說里，金愛爛就帶領我們回到焦灼而難熬的夏天，通過一個不自信女孩的內心世界，讓相似的人，看到了遙遠的自己，由此達到感同身受的敘述魅力。金愛爛小說中具有召喚力的不是一個宏大的集體，也不是像宗教一般不容置疑的信仰，而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相似的身份困惑，他們行走在這個世間，共同經歷著自我認同的危機。

比起疲倦、勞累這些詞，在金愛爛的小說里，緊張是一個更深藏在文字中的詞匯。體型膨脹的女孩面對前輩感到緊張，普通人進入豪門，在金銀瓷器里的無所適從，也內蘊著緊張。《蟲子》里，群租房內逼仄的關系是緊張的。而在《遮擋的手》中，就連看似溫馨的母子關系，也橫亙著一道難以逾越的溝渠。

在小說《遮擋的手》中，金愛爛頻繁地使用“吃飯的手”和“遮擋的手”這兩個意象。小說中，在母親目光的注視下，兒子梓伊手的骨節一天天變粗，母親一廂情愿地覺得這是梓伊“成長得很好”的表現，她欣慰地叮囑兒子：“梓伊呀。多吃海帶，對骨頭好。”但她忽略了跟隨“吃飯的手”一起變粗的還有“遮擋的手”。如果說“吃飯的手”象征著母親對兒子的關心，“遮擋的手”則暗示著兩代人之間的隔膜。其實，這種隔膜是雙向的，母親無法理解兒子因特殊身份而承擔的焦慮，兒子也許久不知道，母親當年跟丈夫分手的真相。他們都給自己留下了陰影，這塊陰影只有自己能留下，即便是血緣最深的至親，在某些時候，卻也和路人沒什么區別。

2、把自我連接成彼此的索道

和許多仍沉浸于青春敘事的作家不同，金愛爛寫青年和愛情，但不沉溺于感傷和抒情，她清脆而洞察的筆法，讓她像是一位早熟作家，提前進入了寫作生涯的高峰期。當遙遠的愛爾蘭刮起一陣薩莉·魯尼旋風（這位作家憑借《正常人》《聊天記錄》風靡全球)，同樣書寫千禧一代的金愛爛，也在韓國收獲了年輕人的喜歡。

金愛爛寫出了現代人的疏離，呼應著這個時代彌漫著年輕人群體中隱忍的彷徨。這背后仍舊是一個古老命題的追索，也就是“我是誰”，我如何在這個世上，獲得生命的實感？在共同體瓦解、普遍信仰旁落的背景下，身處韓國這樣金錢滲透到每一個毛細血管、商品化已經無孔不入的社會里，金愛爛筆下人物選擇的一個出路，是對感同身受者的聯結，身份，合在同一身份上相似的哀傷，成為人物彼此珍視的理由，他們在孤寂的社會里，把自我連接成彼此的索道。

《水中的歌利亞》一段話，讓筆者念念不忘：“我有點兒孤獨。前不久剛剛失去父親，現在不會連母親也要失去吧？這想法讓我焦慮。這種時候真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如果有他們，像現在這樣黑暗的日子，全體子女可以聚在一起商量。有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出色。埋葬父親，安慰母親，換燈泡，處理雜亂的告知書，等等。甚至，他們可能比我更愛哭。”

金愛爛寫個人，但沒有流入個人主義的陳詞濫調。她的小說之所以能在青春作家中脫穎而出，就是在于她在自我之外同時看到了他者，她書寫個人身份認同的危機，但并沒有放棄“我”與“他者”連接的可能。那些經歷傷痛的人，最后會在冬夜的街燈下相遇，金愛爛處理過不少實際上和她本人生活完全不像、需要認真去感受他人生活才能寫出的題材，比如《您想去哪里》里，半癱在床、失去弟弟的姐姐，與失去丈夫的妻子之間因為一封信產生的聯系。《盧贊成和埃文》里，失去父親的盧贊成，與埃文的相濡以沫。這些情節處理不好，容易獵奇、生硬，但金愛爛仍恪守著筆端溫柔的質感，她讓筆下受傷的人不純粹是一個弱者，我們從中看到的，是他們如何扛起生活的重量。

3、青年作家背后的平民文學底色

如今，金愛爛已經是韓國八零后作家的代表，我們看待她的文學，不僅僅是閱讀幾部好看的作品，也是以她為契機，重新審視鄰國的文學。

當韓國電影風靡全球時，韓國的文學也在悄然進步。得益于寬松的言論氛圍和文藝扶持項目的支持，在娛樂工業高度發達的韓國，文學非但沒有“娛樂至死”，反而與娛樂業、影視工業高度結合，形成一片豐富的田野。在韓國既有想象力充沛的類型化文學，也有深入介入現實、又能用巧妙文學手法表現的嚴肅文學，韓國文學的一條重要脈絡是“平民文學浪潮”，這派文學注重寫實，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通過對普通人生活與心理的刻畫，讓文學在民眾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金愛爛是韓國平民文學的一位繼承者，在她背后既有深厚的寫實主義傳統，也有韓國作家在吸收歐美現代派文學實驗后，自覺進行的一些文本探索。因此，評論金愛爛是一位寫實作家或現代派作家都不夠準確，因為她既寫出了精確描摹生活細節的小說，也不乏《你的夏天還好嗎？》里的意識流書寫。在《蟲子》等小說里，金愛爛則借鑒了卡夫卡的表達，將寓言吸納進自己的小說譜系中。

可以說，金愛爛代表了這樣一類作家：學習現代派的小說技法，又自覺地把題材像民眾靠攏，力圖創作出雅俗共賞的世俗小說。

金愛爛出身于1980年代，那正是韓國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當時執政的全斗煥政府是軍人獨裁上臺，他自知合法性有虧，為了籠絡民心，也為了得到美國支持，實行了芝加哥學派提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策略，大開市場，推動私有化，在他執政期間，好萊塢電影在韓國刮起風暴，美國貨大量涌入韓國市場，這也是美國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上全方位滲透韓國的一個縮影。軍政府在當時取得了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卻也造成了社會更加貧富不均，底層生活狀況無法得到改善。等到了民主化運動勝利，民主選舉取代了軍人專政后，韓國的言論生態、創作氛圍雖有改善，但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未得到緩解，一批工人、小市民在壟斷資本主義深入骨髓的韓國被加速邊緣化，這種邊緣化不僅是經濟上的邊緣，也是文化和政治地位的邊緣，他們在社會中被遮蔽、被驅逐出大城市，但江南區的富豪們依舊夜夜笙歌。

有感于此，金愛爛決定為普通人書寫，為受困者言說。她作品里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遭遇的困境也能讓一般人感同身受。金愛爛關注到千禧一代普遍的敏感、疏離和高度的個人主義，但她并不用消極、批判的筆觸描繪他們，而是保持了樂觀、輕盈的風格，即便書寫井底之事，也不忘手握希望的繩索。

例如在《蟲子》中，金愛蘭用蟑螂隱喻貧困者。《蟲子》開篇從建筑結構入手，金愛爛像個規劃師，不緊不慢地勾勒出薔薇公寓里的群像，她注意到蟑螂這個細節，在小說中不吝筆墨地寫到敘述者“我”看到的蟑螂，那是“我”看到最大的蟑螂，“我使勁往浴室地板上噴酸性洗滌劑，然后給丈夫打電話。正在大丘出差的丈夫說沒關系，那東西不會常住室內，只是過路的蟑螂，讓我不要擔心。后來蟑螂又出現過幾次。更恐怖的是不起眼的小蟲子。黑暗之中，胳膊上能感覺到輕微的蠕動，開燈看時什么都沒有。感覺到了，卻又抓不住。從窗戶進來的嗎？裝空調時打的孔和細微的縫隙都仔細檢查過了，真不知道它們究竟是從哪兒進來的。”蟑螂是租戶們的隱喻，他們就像這些黑色的蟲子，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爬行，被上流人嫌棄，被不留情地清洗，但他們又有強勁的生命力，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金愛爛寫群租生活，寫寄生社會，不動聲色地刻畫城市打工族的辛酸和堅韌，在《蟲子》一篇中，讀者既能看到作家的社會關切，也能看到她細膩的隱喻。

最近十年，金愛爛筆耕不輟，繼續創作了長篇《我的忐忑人生》、短篇小說集《外面是夏天》，這兩本小說分別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都已經有了中譯本，相對來說，金愛爛的中短篇比長篇更出色。在新小說中，她延續了自己的風格，或許是結婚生子的影響，她的語言更平實，也更多了一分蒼涼。

就像《外面是夏天》的譯者徐麗紅所說：“她的語調低沉了許多，似乎生活的重量增加了許多。比如《立冬》，講述一對歷經兩次流產終于有了寶貴的孩子，努力生活，卻又因為意外事故而不幸失去孩子的故事。‘孩子的成長速度真是快得令人惋惜。’‘瑣碎而無聊的日子一天天積累下來成為四季，四季積累下來就是人生。’讀著這樣的句子，我相信這不僅是主人公的感悟，也是作者本人的深切體會，格外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金愛爛的小說清新但不輕浮，她書寫去奇觀化的生活，采用的并不是一種直白的、立場先行的控訴或苦悶姿態，而是在文學中建立受困者的主體意識，讓每一個落入塵埃者都有自己的尊嚴。在韓國諸多作品彌漫著控訴腔、強烈的戲劇沖突的情況下，金愛爛的溫柔一刀，反而自成一體。不過，在閱讀金愛爛的作品時，筆者仍有感到不滿足的地方，這并不是由于小說格局的問題，而是金愛爛正處于自己寫作的舒適區，她的風格已經定型，但如果要更進一步，需要更有挑戰性的書寫，那是一種更難以定義、更挑戰讀者的書寫，在打破作家固有的舒適區的同時，也要求更大膽的想象力和對歷史更復雜的認知。在金愛爛的小說里，歷史感的缺失、對形而上問題的淺藏輒止，是她現階段小說的局限，這實際上不只是她一個人的困境，也是千禧一代作家普遍需要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