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近幾年，我的寫作分裂成兩半：一半小說，一半散文。我至今出過的六七本書，都是小說，中短篇為主，長篇就一本。散文還沒成書，攏共寫了不到二十萬字，是一個系列，統攝在“云邊路”這個專欄名稱之下，大都刊載于《文匯報》“筆會”副刊。還有一些零星刊載于《文學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南方周末》《廣州文藝》《大益文學》等。它們的出現，和“筆會”潘向黎老師有關，若不是她的信任和熱情，我想我即便會寫這組散文，那也是很多年后了。

從2006年到現在，一晃十多年，我都在從事著“小說”這種文體的寫作。雖然和“小說”相處日久，但它仍然讓我的內心充滿激情、期待以及焦慮。我常常枯坐一日又枯坐一夜，一個字都沒能寫出來。

散文呢，正兒八經開始寫，到現在不過兩三年。這些散文，都是寫我老家云南保山的，再往具體里說，更多是寫施甸的，寫我生活的那個小村子漢村的。“云”，是云南；“邊”，是邊疆。我的故鄉，在離緬甸沒多少路的地方。這一系列散文的寫作，和小說寫作帶給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我的狀態是輕松的、舒緩的、興致勃勃的。很多童年往事，很多故鄉風景，只因一個偶然出現的小小念頭，便呼之即來，蓬蓬勃勃地長成一株大樹，看上去生機盎然。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寫作狀態，哪一個更好？我說不上來。

寫小說多年，在不知不覺間，觀察、理解和思索世界的方式，也是“小說模式”的。真有這么一種“小說模式”么？我覺得是有的，并非出自我的臆想。比如我爸，他是木匠，和我們走在山里，他經常會指指點點，說這是什么樹那是什么樹，這么粗了可以做椽子還是做柱子。他觀察、理解和思索世界的方式，可以說是“木匠模式”。如果只有一種模式，就會以為這種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模式，進而覺得世界本該如此。但如果模式多了呢？或許會發現，世界的“本該如此”，是由認知主體選取的模式決定的。

意識到這些，是我開始寫“云邊路”系列散文以后。正如剛開始寫小說那幾年，寫了幾篇出來后，忽然覺得，滿世界都是小說素材，這也可以寫成小說那也可以寫成小說。現在我也覺得，關于故鄉，隨便一點兒事都可以寫成一篇散文。那些原本不適合寫成小說，或者說沒法寫成小說的東西，經常是很適合寫成散文的。我想，小說、散文，還有詩歌、戲劇，這些文體的存在，是為了更好地表達這個世界。操持任何一種文體，時間久了，就會用這種文體的模式來觀察、理解和思考世界。又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是觀察、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不同，導致寫作者選擇了不同的文體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

現在，我的寫作多了一種文體，建構文學世界的模式也就多了一種。

在小說里構建一個虛擬的世界，是很多寫作者都在做的事。比如魯迅的魯鎮、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蘇童的楓楊樹鄉香椿樹街……此類“文學地名”數不勝數，曾經確實是寫作者創建“文學世界”的絕佳方式。這些地方，往往有他們故鄉的影子。可以說，他們是在紙上虛構了一個故鄉。故鄉，既安放了他們最初的生命，也安放了他們的文學想象，以及他們對世界的認知模式。

但“李杜詩歌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再用這樣的方式來建構自己的文學世界，不僅是懶，而且還蠢。前輩們的方式，是獨辟蹊徑，我們再走，不過是步人后塵。面對一個新的世界，總要走出自己的新路來。

然而，談何容易？在小說里不容易，在散文里可能更不容易。

“云邊路”這個系列，我近乎本能地寫了幾篇以后，忽然意識到，在當下中國的散文寫作中，書寫故鄉，進而書寫童年，是何等泛濫的一件事。包括那些，寫鄉村風物，寫親人親情，寫草木季節等等，實在也都太過泛濫了。而我的散文寫作，也成了這泛濫的河流里的一道波浪。我有些懊喪，又有些焦慮。是的，散文寫作也變得像小說寫作那樣讓我焦慮了。每寫一篇，我都會想，這有意義嗎？為什么要寫這些？這些不過是我個人的生活經歷，為什么要寫出來，別人又為什么要看？然而，在這些問題的困擾下，我仍然寫了一篇又一篇。不管怎么焦慮，無論小說寫作還是散文寫作，總歸是讓我愉悅的。

在談話中，似乎更容易思索。在寫作中，似乎也更能明白自己想要建構一個怎樣的文學世界。隨著“云邊路”系列的一篇接一篇產出，我想我要建構的，不僅僅是紙上故園，而是整個世界的一個縮影；我想我要寫的，也不僅僅是一己之經驗，我還要寫出一個人，一個活在天地之間的有著“赤子之心”的人。這個人未必是我，而且一個供我觀察、理解和思索的“我”。除了這些，我還多么想要寫出故鄉的一角天地，那些星空和云朵，那些高山和大河，都讓我激動不已。

我不會再用虛擬一個地方的方式在小說里建造一個世界，但我想，我仍然會用寫實的方式在散文里呈現和再造一個故鄉，再造一個世界。即便在這個過程中，會伴隨著“意義”帶給我的巨大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