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6年，我在家鄉小城當養路工，在當養路工的同時，開始寫小說。

這份工作雖然辛苦，但有個優點，可以按時下班，并且沒有任何應酬——沒有人需要和養路工應酬。此后幾十年，我再也沒有遇到過不需要應酬的工作。所以，對于剛從學校畢業的我來說，它特別接近我理想中的工作的樣子，白天忙碌，下班之后就和工作一刀兩斷，可以在家寫東西，這種生活，似乎特別有“雙重生活”的味道，而我喜歡的很多作家，不都過著這種雙重生活嗎？

在寫了幾個短篇之后，我開始寫長篇了。我那時候在讀杜拉斯、杰克·凱魯亞克，所以，我想像他們那樣寫小說，自涌式的，流動的，看似漫延但卻處處恰好的。于是我就開始了，沒有人物表，沒有大綱，就開始寫了。我有的只是一些畫面，一個穿著黃裙子、戴著金盞花，光著腳在街上行走的女孩；一個城市邊緣的小鎮，似乎處于一個永恒的秋天，天空的晚霞到了黃昏就被燒得焦黑；還有一條空曠的長街，一個有梨樹的小院，一些聚攏在一起又很快散掉的臉。我斷斷續續寫到第二年六月，寫了七萬字，終于寫不下去，就果斷棄了。

寫在一本教案筆記上，牛皮紙封面，紙張微黃，有紅色的橫條格子。因為我讀的是師范院校，我們用教案筆記做課堂筆記，算是提前進入角色。離開學校之后，我還是習慣用教案筆記寫東西。

這個小說，起初叫《純真年代》，不是因為伊迪絲·華頓的小說，而是因為我鐘愛的歌手孟庭葦，有一張專輯叫《純真年代》。后來，又改成《西北偏北》。但不論怎么改，我都沒法繼續寫下去。因為，經歷了養路工生涯，以及生活的炙烤之后，剛走出學校的我所擁有的那種慌亂但卻充沛的自信逐漸消失了。

那個沒有完成的小長篇，用我生活過的幾個地方作為背景，蘭州的安寧區、榆中縣，都是城市的邊緣地帶，又荒涼又生機勃勃，而且，這兩個地方沒有工廠，有河有樹，天特別藍，每到黃昏，落日的金光悍然光臨，不像城市中心那樣，常年霧靄沉沉。這兩個地方，都是對比度特別鮮明的地方。這兩個地方也造就了我，讓我對那些對比度不夠鮮明的人、事、地點，都有點不耐煩，哪怕對比度格外強的人和事往往是有害的。

在那個故事里，我、媽媽、弟弟、姨姨、姨姨的丈夫皮貨商人、皮貨商人的情婦、爺爺、瘋子叔叔、艾麗婭、小白、林、小白和林的同學左默寧，都有各自的故事。他們一度生活在這個叫華林崗的地方，最后又流散各處。故事里的我，在離開家鄉之后，“可恥地發了跡”，母親跟著她去了異鄉，弟弟則留在家鄉跑客運。

多年后，母親去世，小白也變成一個肥胖的官員，林過著平凡的日子，左默寧不知所終。她重新回到出生地青海，在那里漫游了很久。最后，在西寧，她遇到一個旅行者，在分手的那天，旅行者為她唱了一首童謠。

我對這個故事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后，我接到《小說界》的約稿，編輯項斯微老師告訴我，那期的主題是“某種愛的紀念”，我立刻想到了這個沒完成的故事。我把母親的故事單獨拎出來，用“語文史”作為一條線索，改寫成了一個短篇。雖然文字都是現成的，但我改了很久，因為，我已經不可能進入當年那種情境了。

我想寫什么呢？其實并不復雜。不管當時還是現在，我想寫的，始終就是一些畫面，和漂浮在畫面上的凄愴感，對，就是“凄愴”兩個字。北方秋天的那種凄愴，天黑后清冷的長街，木葉的苦味混合著河水的腥味，街道兩邊疏落的燈火，賣毛栗子和紅薯的小店有紅紅的火光，路邊的老房子，窗戶上映著昏黃的光。

尤其是我們這里的老工廠區西固，和安寧區，到了秋天和冬天，都特別有那種凄愴的味道。哪怕今天蓋起了那么多高樓，那種凄愴的味道還在。那是北方骨子里特有的東西，彌漫在空氣里、光線里的，是高樓抵擋不了的。

如果它需要一首主題歌，我希望是西妮德·奧康納的《A Perfect Indian》：“為何生命里那情景曇花一現，那時你們總是對我笑臉相待，現在我卻漂泊于可怖的大海，孤立無援，不得不自我拯救，長久以來我像是李爾王之女，那是唯一可以通往自由的路。”

沒有結構上的野心，也沒有特別的意味，就是想寫“凄愴”，這種凄愴如李爾王之女一樣的命運。

刊出來的時候，是2020年的9月，北方的秋天也正好來了。

給好幾個作家朋友看過，柳營的評價我很喜歡，“如此自然的‘小說’”，她給小說加了引號，因為她知道這其實不是那種披掛上陣的小說。我也希望它是自然的、九十年代的、私小說式的，希望它有一種絮絮叨叨訴說的語氣，在虛空中，指著子虛烏有的照片給人看，“你看，這是我們家的合影”，“這是爸爸二十二歲的照片”。

我知道已經沒有人這么寫小說了，連我自己，也都改弦易轍去寫高概念的故事了，所以它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特別珍貴。再也沒有那樣一種自涌般的、充沛的信心了，再也沒有那么一段時光了，悲痛都是新鮮的，還沒有爛掉，沒有真正滲入骨髓，變成實錘。

我也還沒真正領悟，“李爾王之女”的命運是一種什么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