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散文:用寫作追問世界
我到現在都還在猶豫,要不要對2020年的散文創作放寬一些尺度?因為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靈,動物、植物、風、云、雨、雷、電、雪……所有的一切,都遭受到了百年來最嚴重的傷害!這情景,怎能讓一位位作家和寫作者,閉上雙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關在房子里寫散文、搞純文學創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認真地清點下來,真沒有像2019年的《走進敕勒川》那樣直擊我心的大作品。
一
但是我當然一點兒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頑韌地努力。不僅如此,還非常感動于作家們(包括新聞記者們)的勇敢奉獻精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驗面前,他們緊跟在醫務人員的隊伍后面,奔赴第一線。很多人都是自覺自愿去的,原因無他,只是覺得對社會有著這份責任,應該去為醫學天使和戰斗在疫區的人民群眾鼓勁,并為這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作出記錄。多年的練就,已使中國作家們形成了一個光榮的傳統,凡有重大社會和歷史事件發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們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出現在最危險的前線。這種責任感已經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現了一批既很及時又很正能量,同時還很具有文學價值的散文作品,這似乎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這些作品不僅快速描寫出全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波瀾壯闊的景象,上至各級醫院、方艙醫院,中至醫生、護士、清潔工、司機、快遞小哥……下至“組織起來”的全體中國人民,在遍布城市、鄉村乃至少數民族居住的偏遠山區,都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細微地表達出中國人民在這場大戰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從最初的茫然、恐懼、緊張、害怕、悲觀,到充滿勇氣、智慧、團結、樂觀,互相鼓勵,建立必勝信心。有些作品還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領域,重讀中外關于瘟疫和災難的作品,反思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思考世界發展格局中的國家關系和人類今后的路應該怎么走。
因為單篇作品太多,此處恕不一一列舉,但我必須點贊幾本刊物:一是《美文》,賈平凹主編親自策劃和組織了“共同戰役專刊”,賈平凹、肖云儒、熊召政、遲子建、馮藝、邵麗、關仁山、劉漢俊……這些作家都寫來了文章,《美文》以相當于每期三倍的超厚篇幅,表達了中國文學界戰勝疫情的必勝信心;二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時代的生活·文學特刊”,韓少功、劉大先、王威廉、泮偉江等四位作家學者,對聚集、安全性焦慮、數字社會、生存結構、偶然偏離狀態等疫情期間產生的新問題展開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溫度也有問題意識,并提供了應對新問題的新思路,別開生面;三是《民族文學》雜志,從第3期至第11期,連續9期推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輯”,刊登了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滿族、維吾爾族等作家的抗疫散文和其他體裁作品,讓我們通過這些帶著各民族體溫的文字,看到了全國各地、遍布城鄉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團結起來,共同守護家園的努力,令人感動!
二
也許是危難當前,使人們更加重視起了親情的可貴,2020年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愛親朋的散文驟然增多。寫父母的散文是最不好寫的,尤其是中國的父母,一般都是父親寡言、威嚴,是家里的頂梁柱,父愛如山;母親則是每家的奠基石,干活兒最多,吃得最差,最為吃苦耐勞,為全家人而把自己壓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過2020年或許因為疫情下嚴峻的隔離狀態,或許因為我自己的感情變得脆弱了,還或許因為親情散文既多又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我被其中多篇燃燒心靈,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親的爆米花》幾乎就是寫天下人的共同母親,林海蓓《爸爸的背》則是天下父親的縮影。錢國丹的《父逝之傷》寫出了一對父女雖歷經苦難,然而堅持善良、清白、正義的初心一輩子沒有變。高偉的《五月墓園獨語》錐心刺血,懷念的是母親教他認真不茍地工作、奉獻他人地做人的中華品德。阿拉旦·淖爾的《父愛如山》寫的是她文學意義上的“父親”——評論家、作家閻綱,為了培養她這么一個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作家,多年來傾心地教導她讀書,傾力地幫助她成長。馮秋子的《文學,是他心里捧出的陽光》依然在懷念和總結葦岸,盡管這位優秀的散文家已經去世21年了,她還在苦苦思索他的日記,尋覓葦岸的感性與理性,甚或真實到疼痛的心靈跡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文友或認識的名字,當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情節、細節呈現出我從未能想象出來的面貌時,那種震撼和感動是加倍的強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們往往看慣了春花秋月四時更迭,而變得遲鈍又漫不經心,輕慢了大量本來應該珍視的瑰寶,對我們的父母是如此,對親人、對朋友、對鄰居乃至我們身邊的保潔員大姐、維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遞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個明朗而健康的社會里,人應該是第一位的,人的高貴心靈、人的美好品質、人的每一個微笑,包括我們自身的每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戰勝陰郁迎來光明,都是為生命增色的壯舉,都是為世界增福的善緣,都應該善待、喝彩、鼓勵、堅持。這就需要散文,這就需要文學。
三
古代有“深夜秉燭好讀書”,2020年則有“鎖身在家深思考”。往年的開會、聚談、采訪、上班、社交、娛樂,變成了獨處、深思、閱讀和寫作,喧嘩的熱鬧被靜穆的慎獨所取代,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發現,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思考并“追問”了起來。徐剛的《良渚文化:發現的歷史》以尋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問江南人脈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劍冰的《石問》問的是東北營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沒有電能和機械的原始時代,僅僅靠著人的自然力,是怎樣以命相搏搭建起來的?徐風的《黃龍山》講述了做壺大師顧景舟的軼事,訴說了一把壺背后的文化底蘊、手藝史、飲茶史、風俗史……同時發問,在長達600年的時光里,宜興憑什么把紫砂藝術做到了世界的極致?
孔見的《蛇之殤》以毒蛇喻惡人,追問蛇為什么會有毒?然后給出他自己的獨思:“就人而言,生命內部積淀的仇恨太深,又得不到及時必需的抒泄,就會化為毒素沉積下來,儲藏在臟腑里。當毒素郁積到一定數量,他就沒有了選擇的余地,要么傷害自己,患一場惡病走人;要么傷害別人,干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來。仇恨源自于傷害,受到傷害又沒有能力報復伸冤,也無從化解,仇恨就結下來了,存入增值的銀行里,生出毒的利息來。一旦社會變故,革命的暴風驟雨來臨,這些蟄伏的蛇人,就能獲得噴灑毒素的狂歡的機會。”
吳佳駿的《五種孤獨》分別以“風”“煙”“光”等章節,寫出留守老人和兒童們逼仄、孤獨的生活狀況,追問為什么非得把農村老家拋在時代列車的后面?唐朝暉的《為什么步履邁得那么艱難》記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歷程和寫作之旅,這句話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詢問,唐文原封不動拿來做了標題,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曉楓的《散文的時態》只有短短2900字,卻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創作的高地發起了革命性的沖鋒。她隱約發現了迄今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寫作的一個共同特點,即都屬于過去完成時態。為此,她大膽喊出了“以正在進行時態寫作,”因為“散文以正在進行時態來構思和描寫,就不像過去那么四平八穩,可能出現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轉。少了定數,多了變數;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懸念埋伏,動蕩感和危機可以增加閱讀吸引力;更注重過程和細節,而非概括性的總結;并且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義和多彩——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數學一樣有著公式和標準答案,而是具有難以概括和歸納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爾是唯一的,過程,依然能有多種、多重、多變的解決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點深度的作品都在思考與追問。其實都是在追問我們人類的終極原點: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每個人應該怎樣深入思考、勤奮工作、認真生活,努力過好自己短暫而又漫長的一生。
四
2020年寫古典的數篇,溯流求源,撫昔思今,都是既有書卷氣,又具當代性的錦繡文章。
神奇的是穆濤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這根“棍子”原來是“表”,也就是后來的“日晷”,是我們中國最原始的計時工具。“時間”由它開始了,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又有了春、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節氣;再然后,“時間”的概念一一完成,這根“棍子”又由“正時”變成“正事”,堯帝把它豎立在“政府”辦公地前的廣場上,命名為“誹謗木”,其作用由仰觀天象轉到向天問政、替天行道,進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陰一寸一寸過去,炎黃子孫所創建的中華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奇升華而為神圣,而我們內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從古詩詞入手,歌吟當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對今天的信心,在“懷古傷心的同時,蘊含著貫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認識:人生代謝但異代同心,因此情懷不滅。”劉瓊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以傳統詩詞為媒介,縱寫歷代文人對荷花的吟詠,盛著多少故事和載得動、載不動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陸春祥的《如鶴》寫的是袁枚,這位清代才子33歲辭官歸隱,蟄居在他的隨園里,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隨園詩話》《隨園食單》《子不語》等鴻篇巨著,如仙鶴一樣的人生,至今尚傳來幾聲清咧的鶴鳴。此外,聶作平《擊壤歌》中初民們的生死悲歡,阿瑩《綏德之丘》對一代梟雄蒙括的追悟,韋力《尋找蘇東坡》的心路歷程,張瑞田對《康有為的洛陽行》的往事鉤沉等篇,均值得細讀。
五
還要說到少數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讀了一大批各族作家的散文、紀實、非虛構,篇篇文章都寫得頗有特色,值得大書特書。
時至今日,很多人還很不了解這個群體,而且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缺漏,這是很遺憾的。如果你們能靜下心來好好讀一讀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們這些充滿了天地大美的感性又高揚著人性光輝的作品,你們一定會震驚的。
龍章輝(侗族)《被割裂的故鄉》是一道時代的思考題,以個人執著于祖輩“走出農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終于跳出了農門;后來因為修高速路、祖屋拆遷,父親也帶領全家進了縣城;但欣喜之后漸漸發現,故鄉已永久長在基因里,是無法割裂的,這種意想不到的苦悶與彷徨,使他開始思索民族傳統和倫理、道德、秩序等重要問題,而這,當然不僅是一個人、一個家族的困惑。黃立康(納西族)《風中的聲音》似一首蒼茫的古歌,從散落在云貴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鳴、象語、馬嘶、虎吼,還有是謂降調的“風吹低的草原,納西祖先出發的地方”等五種聲音中,追尋著母族的足跡,他們的現實世界和精神審美,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勇氣、力量和善意,以及他們的人性之美,正是這些沉郁渾厚的聲音,導引著一代代納西人從黑暗走向光明,更向未來挺進。綠窗(滿族)《當歸,當歸》宛如一闕鐵板弦歌,以斷腸草、甘草、五味子、蒼術、菟絲子、金銀花、當歸等一味味中藥材為引子,把一個在疼痛中生長出來的中醫家族寫得波瀾壯闊,也把對中國醫藥的神圣崇拜表達得入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鋪在田間的巨大地毯,作家著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縣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啟動了豐繁絢麗的編織,從“玄鳥化玄女,玄女化青鳥,青鳥化青稞”,到西王母瑤池宴請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路直奔時光和歷史,進入到現代大型景觀農業,在審美級農區流連忘返,飽覽著“雀鳥在麥梢上舞蹈,稞穗在飛行間比翼。從翠鳥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寶石到黃金金屬的傳奇轉型,骨骼肉身靈性蛻變的前世今生,有關古老神仙們的事跡掌故,灰線草蛇還在田里留著呢。”這一段金光燦爛的描寫,簡直又是一首美麗的詩,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動起腰肢,炫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過年關》和劉青梅(土家族)《翻埡口》都是抗疫散文,兩個土家族女作家,兩個都在武漢工作,庚子春節前回老家過年。兩個標題都用了“翻”字,前一個老家搬新屋、家里買了新汽車喜氣洋洋接她歸,卻沒回成;后一個剛剛到家,卻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離。此二“翻”,把武漢與山寨緊緊勾連起來,不僅展現出兩地(擴而大之是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情實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職業層、各年齡層人民的積極心態、堅韌不屈和戰勝一切困難的努力活化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寫的雖然是抗疫散文,但卻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在結構上借鑒了小說的敘事優長,又用散文的語言表達出來,流暢清新,好讀耐讀。另外兩位土家族男作家李傳鋒的《武漢疫情親歷》悉心記述了武漢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的點點滴滴,帶我們再回首,思考來路;徐曉華的《眺望燈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敘,寫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角,表達出愛家鄉、愛祖國、愛親人、愛人民、愛生活的人性大愛。感謝這四位作家,讓我記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從他們身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還有:王樵夫(滿族)《額吉和她的黑馬駒》,李貴明(傈傈族)《鹽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風過哀勞》,蘭柳杰(瑤族)《開滿鮮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當歌聲響起》,謝家貴(苗族)《軍人與老人》,格致(滿族)《五號鶴》,艾傈木諾(德昂族)《小鎮之金》,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瑤》,阿娜(達斡爾族)《納文江蟄記》,陸祥紅(壯族)《石橋上的緣》,馬鳳鳴(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韋曉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聳》,黃其龍(壯族)《蜜蜂飛來飛去》,朝顏(畬族)《樟樹下,外婆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達偉(白族)《高黎貢》……
為什么這么多?為什么能寫得這么好?除了“少數民族都是天然的詩人”這個語言優勢之外,我認為,還是因為“虔誠”和“純粹”。真正的文學必須是虔誠的信仰。真正純粹的文學寫作不帶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騰躍、熱血的演繹、靈魂的傾訴,既是作家一個人的表達,也是整個家族、整個民族的心聲。所以這種寫作,不是用筆(電腦)寫的,不是輕飄飄的率爾操觚,而必須用盡全身心的力氣,有點像夸父,寧愿道渴而死。正如作家卓然所說:“如果只是為寫而寫,或只是技術性寫作,那樣的小說就永遠只能是所謂的小說,散文也永遠只是文字意義上的散文,永遠稱不上是真正的文學作品。”
六
我曾問過張中行老先生,對于文學(散文)創作來說,什么最重要?行公毫不猶豫地回答了五個字:“思想最重要”。這是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窮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對于我們很多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來說,秉持的也正是這種文學觀,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認為還是思想、胸襟、境界、學識、學術、藝術合而為一的作品。
鮑鵬山的《圣賢之忍》又是一篇振聾發聵的大文,不僅把“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殘忍”“刻忍”一一講了個徹底透明,而且也把君子與小人的關系講得明白而透徹:“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盡管如此,一輩子窮困潦倒、忍饑挨餓、倍受擠壓的君子們,也得守住底線,不能墮落,變成小人。而“壞人最大的危害不是傷害了好人,而是讓好人變得跟他一樣壞”,這句話更是警鐘,揭示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對于追求世界文明高度的人類來說,必須不斷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數量,壓制和減少壞人的數量,否則社會大環境就會變得越來越糟。
賈平凹的《我與文學》太有啟迪性了,一組都不長的小文章,篇篇都是他平時在生活和文學寫作中切膚錐心的體悟,以平實得讓人感到親近的語言講述出來,不做作、不擺架勢,春風化雨,絲絲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種本事,能在人里認出哪一個是狼變的,哪一個是鬼托生,但不去說破。”“如果沒有現代性就不要寫了,盡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現實主義的元素,器量大了怎么著都從容。”“寫過那么多小說,總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風格不是重復,支撐的只有風骨……試著來做撐篙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個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韓少功的《聚集:有關的生活及價值觀》借助于對人類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面前的表現,直接批判了當代生活中的隨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費、追逐虛榮生活、追逐奢華等。是的,這么多年的光怪陸離中,一些人的價值觀確實出了問題,人類文明、中華民族的許多優秀傳統都被遺忘、被取代、被拋棄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轉,確實該是回過頭來好好思考一下了。正如韓少功所說:“虛榮終究虛,華而不炫和惠而不奢的傳統生活觀,總會在歷史的坎坷途中不時蘇醒。當生命、安全、智慧、自由、公平正義等更多價值選項擺在面前,一旦與虛榮發生沖突,很多人未必不會去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平衡,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疫情終會過去,但疫情來過了,留下了傷痕和記憶,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樣。地球人永遠面臨新的故事。”
七
站在“新的故事”即將到來的天際線上,回顧2020,猶有驚心動魄之感。這個災難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國家生命中的一根極難忘的“棍子”,分分秒秒的軌跡中,苦難多于歡樂,有數千萬人在病痛中掙扎,有數百萬人永遠閉上了眼睛,還有更多的人在戰爭、地震、臺風、水災、大火、蝗蟲、饑餓、騷亂中受著煎熬!在這至暗時刻,請讀李元勝的《春天花會開》,是的,從題目就能看出他說的是什么,讓我們像他一樣,保持樂觀,保持堅強,保持頑韌,保持強大,精神抖擻地裝備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學原野上尋花覓蝶,“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