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著社會時代環境的不斷變化，文學理論研究與批評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機遇與挑戰。細讀2020年度文學理論評論刊物文章，除卻對于中國文學歷史進程中的代表作家及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以及對當下文學現場中層出不窮的最新文本的及時評論和密切關注之外，觀念、問題與方法成為把握去年理論評論刊物學術動向的三個核心關鍵詞。

文學觀念的整合與辨析

文學概念的理清，能夠為文學理論評論研究掃清障礙。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始終涌動著重視史料的熱潮，李楊、程光煒、郜元寶、錢文亮等學者相繼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化”或“史學化”趨勢進行論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學術理解。在2020年的文學理論評論刊物文章中，始終存在著關于這種文學研究傾向的命名、內涵和外延等相關問題的持續關注與討論。

《文學評論》開設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筆談”“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等欄目，專欄文章的研究話題涉及文學作品的譯介、文藝概念的界定、文化品格的探究、抒情傳統的影響、中國文論的境遇與知識學反思等諸多方面，對文學生產理論、文藝批評標準等問題進行理論辨析，同時深入探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社會史、文化史視野的現實生態與適用性問題。此外，《文藝爭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壇》《南方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名作欣賞》《北方論叢》等學術刊物，先后推出了南帆、吳秀明、倪偉、陳培浩、羅長青、吳旭等學者的相關文章，從意識形態文學的路徑與譜系、現當代文學史的命名論爭、理論構想與實踐矛盾等面向切入，深入探討了“歷史化”或“史學化”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與此同時，《文藝爭鳴》開辟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專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開辟了“文學史寫作與文學史研究”專欄，先后刊發了程光煒、吳俊、孟繁華、付祥喜、黃發有、武新軍等學者的相關文章，通過分析現當代文學史及批評研究史的相關史料的耙梳、打撈與整理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從文學史料的學科建設、研究過程中的“窄化”現象、史識與文學史寫作實踐等多維視野出發，考察了當代文學史料以及文學批評史料研究過程的現實生態，深入辨析了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與局限。此外，王一梅的《重審“新時期文學”起源與“十七年文學”的關系——以“重放的鮮花”與舊文新生為中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周景雷的《新階段、新時期、新時代與當代文學建構的再思考》（《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等文章，從理論上努力為“十七年”“新階段”“新時期”“新時代”“新世紀”等當代文學概念理清邊界，并在此基礎上探討這些概念與當代文學理論評論體系建構之間的復雜關系。

除文學研究的整體視野與理論探索的史學傾向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學理論評論刊物在2020年度的欄目設置和選篇方面，已經開始呈現出特別明顯的建構當代文學史的學術追求，重新思考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意義與方法，并且尤為側重于對經典作品的重讀、史料文獻的整理與批評史的完善等。以《當代作家評論》為例，該刊物的“尋找當代文學經典”專欄對汪曾祺、鐵凝、梁曉聲等已被當代文學史經典化的經典作家及其代表性文本進行重新評價和闡釋；“當代文學批評家研究”專欄對洪治綱、賀紹俊等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同步成長的“50后”“60后”研究者的學術成就和理論建樹進行整體觀照；“中國當代文學再評價”欄目對浩然、張潔等作家的經典作品，以及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朦朧詩等文學現象進行重新解讀；“當代文學觀察”欄目對于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代際問題、人民性與當代價值、鄉土敘事與現代主義、網絡形式與現實主義的復雜關系等密切關注。此外，還敏銳地觀察到影視改編、文學獎項、媒介傳播等現象對當代文學評價體系的生成產生的影響。可以說，眾多文學理論評論刊物正以豐富的文本分析、全面的現象觀察、周密的史料梳理與扎實的理論建構，嘗試探索出一條當代中國文學著史的可能路徑。

學者們還積極對文體的規范進行梳理。例如，杜書瀛的《宅居談詩——詩歌現狀及發展方向問題》（《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以書信的形式談論詩歌理論問題，消解了學術論文嚴整形式帶來的嚴肅與隔膜。文章提出，相對于適應古代農耕文明經驗的中國古典詩歌語言更多“直尋性”“肉體性”而言，今天的詩歌為適應現代文明經驗中意義的多變和復雜，其語言乃至詩人對人生經驗的把握和感悟方式更突出了“分析性”“哲思性”，這在某種意義上增加了詩歌閱讀的難度。但是，不能因此強調詩一定要寫得讓人“讀不懂”。當代詩歌“分析性”“哲思性”特征與傳統詩歌“直尋性”“肉體性”特征，可以結合乃至融為一體。

新問題和新現象：地方、中國與世界

關注國際視野下的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等議題，是2020年度學術刊物中的一種較為明晰的研究趨勢。從事文學理論評論工作的專家學者們關于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這一話題的持續關注，微妙又真切地反映出中國當代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整體性焦慮。在過去的一年里，《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理論刊物相繼開設了“國際文學視野”“小說譯介與傳播研究”“當代文學譯介與傳播研究專輯”等欄目，持續追蹤國際語境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變化，先后推出了關于西方與東方對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情況、評價機制及接受效果等話題的研究和討論文章，涉獵對象包括鐵凝、莫言、陳忠實、賈平凹、阿來、劉震云、余華、殘雪、蘇童等當代作家，以及賀麥曉、千野拓政、顧彬、馮鐵等海外漢學家。

但是，自19世紀20年代末期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整體概念伊始，這一語匯所指涉的就是一種不斷動態變化的對外交流、國際文學活動生態，而非囊括全世界各種民族文學的經典文本的文學史界定。因此，想要解答中國文學如何面向世界這一問題，不僅需要以兼容并包的開放態度向外看，也需要調轉眼光向內看。與世界范圍內的他者相遇是中國自我文化發展的必要環節，與此同時，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動態變化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基于中國本土的地方經驗、空間詩學與文學地理等思維范式，采取吸納地域文化的內部視野，發現、挖掘地方路徑對于現代中國文學的特殊價值，有利于我們彌補既往文學研究中的史學思維的不足。在這方面有突出貢獻的是《當代文壇》的“地方路徑與文學中國”專欄，這一專欄在2020年度先后刊發了陳國球、張泉、張光芒、李怡、劉大先、李永東等學者的理論文章，以粵港澳、京津冀、巴蜀、江南、綏遠等“地方性知識”視野的豐富性，不斷擴充對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闡釋維度與理解深度。

同時，近年來，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等為代表的東北“80后”作家以一種有意識的共同體內部寫作，開啟了青年寫作的新的文學格局，也引發了文學研究界的密切關注。在2020年的理論評論刊物文章中，許多學者從當代“東北文藝復興”出發，對“鐵西三劍客”“新東北作家群”或“邊緣人文學”現象進行了深度分析，進而推衍至對流行文化中的東北元素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的關注，如黃平的《“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從東北到宇宙，最后回到情感》（《南方文壇》2002年第5期）、叢治辰的《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劉大先的《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以“鐵西三劍客”為中心》（《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7期）、江怡的《論“子一代”的東北書寫——以董寶石和“新東北作家群”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楊曉帆的《希望，還是虛妄？——當“東北文藝復興”遭遇“小資”讀者》（《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9期）等。這種視野一直延續至今年年初，2021年第1期的《小說評論》開辟了“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專欄，推出王德威的《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一文，呈現出從現代中國之“東北文學”到當代中國之“文學東北”的闡釋維度。由此，我們有理由期待，圍繞東北書寫展開的關于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分歧的討論，將逐漸跳脫與溢出純文學場域的視野局限，在文化與社會的雙重維度獲得超越文學的生命張力。

媒介變革之下的視野與方法

新世紀以來，媒介的更新與演進不僅改變著文學的傳播途徑，也形塑著文學的生產方式與評價體系。相較于傳統文學研究方法，在數字人文思維范式和文化視野的影響之下，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面臨著非常復雜的現實困境與潛在挑戰，同時也蘊含了豐富的機遇與可能。在媒介變革的深度影響下，2020年度理論評論刊物中的文章在聚焦當下文學現場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視野與方法。

《當代作家評論》的“當代文學觀察”欄目，關注到媒介時代當代文學生產的新概念與新方法，如自媒體寫作、人工智能時代的寫作、新時代稿酬制度以及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與價值重構等。《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刊物則先后開辟了“后人類研究”專題、“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與藝術研究”專輯以及“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專欄，對數字人文與傳統學術、人與技術的關系、文學藝術與科技的變奏、藝術批判與數據生產中的數字資本主義文化邏輯、虛擬藝術體驗中的身體及其理論等議題展開探討。部分學者敏銳地捕捉到當下文學現場中關于賽博朋克、VR技術、人機協作等新技術話題對于文學的影響，同時密切關注著關于“磕cp”“粉圈化”“彈幕”等因媒介變遷而涌現的流行文化現象與即時性符號文本和文學生態的交互關系。此外，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文壇》《文藝爭鳴》《小說評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社會科學論壇》等理論評論刊物中，雖然沒有特設相關的欄目，但也散見著邵燕君、李靜、陳舒劼、鐘舒、李彥儀、徐剛等學者關于中國現當代科幻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文章。

從文化現象和文學文本的表層深入肌理，媒介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還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文學制度的生成。在2020年的理論評論刊物文章中，有人持續關注現當代文學紙質期刊與思潮、評論共同發展的現象，如尹林的《文學期刊會議與文學評論發展》（《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5期）、黃發有的《論文學期刊與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的互動關系》（《文藝研究》2020年第10期）；也有人關注數字媒介生態與當下文學現場和文藝理論結構的滲透、交互關系的新現象，如胡友峰、朱麗的《媒介生態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小說評論》2020年第4期）、單小曦的《文藝的媒介生產——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媒介理論研究》（《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等；還有人關注到媒介變革對于當代文學評價體系的深度影響，如劉詩宇的《互聯網中的當代文學史“隱文”——從豆瓣讀書評分說起》（《長江文藝》2020年第12期）。

文學反映時代，可以采用“宏大敘事”的方法，而對與媒介嬗變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的開掘，同樣可以造就具有時代特征的優秀作品。長久以來，既往的文學研究大都偏好從宏大的文化思潮和歷史背景入手，來觀察文學脈絡的發展與變化，與此同時卻極有可能忽略了生活細節的重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尤其是下半年的文學理論評論刊物文章中，呈現出一種以微觀史的視野進入作家作品的豐富內部的研究嘗試與評論趨勢。許多研究者與評論家從“自我與日常”“生活、空間與城市”“世俗審美與日常書寫”“通俗文化、日常生活與媒介敘事”等角度出發，尋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日常生活的豐富細節與文學文本之間的微妙關系，以作家差異性的具體生活經驗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多樣藝術呈現為依托，通過歷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變遷，重新發現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的新的闡釋空間，也為解讀當下文學現場平添了更為豐富的意義可能。

承前所述，2020年度理論評論刊物文章彰顯出了研究者和批評家的學術追求和眼光，既往的文學研究理論與觀念的含混和蕪雜需要理清，當下文學現場的新動向與新問題也亟待關注和解決，而未來文學發展的路徑與方法則更值得我們持續探究和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