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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運熙（1926-2014），江蘇金山（今屬上海市）人，古典文學研究家。194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1年起擔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十余年直至退休。曾先后擔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三、四屆副會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第三、四、五屆副會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第二、三屆會長，中國李白學會第一、二、三屆副會長，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第一、二屆會長等職務。專于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尤長于六朝、唐代文學和《文心雕龍》的研究。著有《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王運熙文集》（五卷本）等，主編有《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等。2008年獲得上海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

在古典文學園地，漢魏六朝唐代文學是歷代文史學家們“競相出入”的領域，前有梁啟超、魯迅、劉師培、黃侃、聞一多、陳寅恪等前輩學者，后有一大批后起之秀，而著名古典文學專家王運熙便是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耘者之一。王運熙年少成名，早年以樂府詩研究在漢魏六朝文學領域中奠定學術地位；而后，他的研究轉向唐代文學研究，以李白研究著稱；隨后從文學史轉向批評史研究，參與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著有《文心雕龍探索》等。在古典文學園地里耕耘60多年，王運熙為后人留下了諸多學術研究的里程碑。

在大師云集的研究領域里占據一席之地，王運熙的治學奧秘卻是一個字：“平”。他以治學平實而著稱，他的文章從不作驚人之語，他始終以求真的精神，力求還原研究對象的真實面貌。也正因為如此，盡管研究旨趣幾經轉向，但他總能在新領域中做到“個中翹楚”。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允吉曾這樣評價：“王先生是一位性格沉靜的學者，也是一個溫慎篤厚的長者。他作風樸實，胸無城府，在一般人看起來，似乎身上多少帶有一點不諳事務的書生氣。但唯其如此使他能夠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從不計較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和得失，而對學問和事業始終保持一種難得的熱忱。他數十年來所走過的，是一條看來似乎平靜實際上卻十分艱辛的道路……他只是依靠自己的勤奮和努力，老老實實地逐步向前摸索，從而把自己深沉的腳印留給后學者。”（陳允吉，《王運熙教授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史研究》）

20多歲時以樂府詩研究蜚聲學界，其學術高度國內外至今沒人能超越

1926年，王運熙出生于江蘇省金山縣（今屬上海）。他家離杭州灣只有幾里路，幼時的他常跟大人到海濱去玩，在沙灘上拾貝殼，聽漲潮時海上奔騰的聲音，這段寧靜而美好的時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記。他的父親是中學語文、史地教員，喜歡寫舊體詩，關心鄉邦文獻。受家學的熏陶，王運熙從小就愛好古典文學，熟讀經史子集等文史古籍。只是，平靜的生活很快被戰爭打斷——1937年冬，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王運熙一家倉皇逃難，房屋被焚毀，家中不少藏書也付之一炬。不久，他們搬家到上海，一家七口寄居在一間二十平方的房間內，非常擁擠。

淪陷時期的上海，時局動蕩，人心惶惶。但王運熙沉浸在《詩經》《楚辭》《左傳》《史記》這些古老的文獻里——晚年他對學生們回憶：“我對其他活動沒興趣，沒能力，就是喜歡讀讀書。”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看來，這或許解釋了他性格里安靜的緣由：“我想他更愛好歷史中的寧靜；文史的學問于他即是很好的精神避難所，同時他也由研究學問選擇和承擔了自己對社會與民族文化的責任。”（駱玉明，《王運熙先生》）

1943年，王運熙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由于家學打下的深厚根基，大學學習對他而言是輕松的，王運熙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于閱讀課外書，他的興趣比較廣泛，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哲學書籍，都涉獵一些，還喜歡寫短篇小說，效仿的是魯迅和契訶夫的文風，后來自覺生活經驗少、缺乏創作才能而放棄。4年后，21歲的王運熙以名列文科畢業生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并留任助教，成為陳子展先生的助手。陳先生兼通新舊文學，學問淵博，“每次到他家里，總是口若懸河，上下古今地縱談各種文史知識。他勉勵我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學者，不要做一個僅會教一般課程的教師。”在陳子展的鼓勵下，王運熙正式開始了他在古典文學園地的耕耘。

受陳子展啟發，王運熙研究文學史的起點是漢魏六朝文學，其中他對樂府詩尤為關注。陳子展認為，研究文學離不開歷史，建議他系統閱讀史書，并要他從《八代詩選》末尾的“雜體詩”一卷中做些挖掘——陳子展覺得這些詩歌雖然是游戲文學，但反映了當時文人的藝術愛好和創作風尚，值得深入探討。王運熙接受了這一意見，他從六朝樂府民歌入手，在1948年至1950年的兩年內寫了七篇論文，后結集為《六朝樂府與民歌》一書；而后又將研究視野擴大到漢魏樂府，以其中的相和歌辭為重點，耕耘的收獲，是論文集《樂府詩論叢》一書。

其中，《六朝樂府與民歌》以六朝清商樂中的吳聲、西曲為研究對象，這些作品多寫男女之情、歌辭俚俗，長期以來為學者們所輕視。“五四”以后，學者們雖然日趨重視，但也將其視為純粹出自下層的民歌，同當時貴族文人的生活和創作沒有多少聯系。而王運熙通過窮盡相關材料，以及審慎嚴密的考證，證明現存作品大抵出自貴族文人之手；并對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地域、淵源也都進行了詳細考證，解決了樂府研究史上諸多懸而未決的疑團。

值得一提的是，以樂府詩研究蜚聲學界、奠定學術地位之時，王運熙還只是一個20多歲的青年——但他在那個年紀作出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至今難被超越。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在一篇文章里所說：“他在上世紀50年代出版《六朝樂府與民歌》、《樂府詩論叢》，成就可與前輩余冠英、蕭滌非相頡頏。近年首都師大吳相洲教授成立樂府學會，主辦《樂府學》，閑談中說到王先生漢魏樂府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國內外還沒能超越。”（陳尚君，《學問是天下最老實的事情》）

但對王運熙本人來說，早年的樂府詩研究只是他眾多學術成果中的“冰山一角”，而后，盡管研究旨趣幾經轉向，但他總能在新領域中做到“個中翹楚”——20世紀50年代中期，王運熙轉向唐代文學研究，曾主編《李白研究》與《李白詩選》，這兩本書被學界譽為“李白研究中的重要收獲”；他還連續發表大量學術論文，或是對某一作家、作品的微觀考證，或是對某一時期的創作風格作宏觀研究，許多見解都是發前人之未發。從60年代初開始，以參與劉大杰先生主編的教材《中國文學批評史》為契機，王運熙的研究重點從文學史轉向批評史。上世紀80年代，他與顧易生先生共同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歷時十余年完成，被譽為“代表了當代中國批評史學的最高水平”，其中，由他親自執筆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更是在學界廣受贊譽，《文學遺產》主編徐公持將《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列為“學科成熟的標志性成果”之一。此外，對于這一時期的許多重要文論家和文論著作，他都進行了深入的專題研究。如劉勰的《文心雕龍》，他幾乎能全文背誦，并前后共發表過二十余篇單篇論文，后匯集為《文心雕龍探索》一書。

據學生回憶，王運熙一生喜歡寫論文，也擅長寫論文，一次填表格，他在“有何特長”一項，填入“寫作論文”。晚年他也曾這樣總結自己的著述特點：“我一直喜歡寫單篇論文，不大喜歡寫有系統的素材一類的著作，因為前者便于以較精煉的文字發表自己的見解，無須為了表述得全面系統，說許多人家已經說過的話。”正是這樣的學術態度，讓這些文章成為相關研究領域后來者繞不開的經典之作，也讓王運熙在學術史上占據了自己獨特的位置。

畢生的研究宗旨是“求真”，他的文章從不作驚人之語，也因此經得住時間的淘洗

談起從事文學史研究的方法，王運熙曾說：“‘五四’以來，中國文史哲研究界從治學態度、方法看，有所謂信古、疑古、釋古等派的區別，我比較贊同釋古一派的做法，學風也與其相近。”他把《禮記》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和《史記》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作為自己治學的座右銘。

王運熙曾這樣概括自己的研究特點：“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包括古代文學創作和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一貫的宗旨是求真，從大量文獻資料出發，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地進行考訂和分析，力求闡明所研究對象的真實面貌。”這在他的研究中很容易找到例證：正如有學者指出，他早年的樂府詩研究就顯現出鮮明的史學考辨色彩——他將相關的材料一網打盡，除了讀正史中的《音樂志》外，還讀了政書、會要、類書中的音樂部分和若干古地理志，并從漢魏六朝的古小說里尋找線索；再如他的李白研究，李白的詩歌有兩個面相，有關懷民生疾苦的一面，也有遺世獨立的另一面，后人常常只看到其中一面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而王運熙通過對其全部作品的全面考察及結合后人的不同評價后，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

也正因為如此，“求真即創新”，王運熙對學術創新有這樣獨到的見解。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明曾這樣總結：“先生告訴我們，做學問當然要追求創新，但創新是為了求真。必須盡可能廣泛地占有原始材料，并且一字一句地精讀深思，準確理解，才能獲得新知。若抓住一點隨意發揮，過度闡釋，或是削足適履地牽和于某種時髦理論，那樣的‘新’并不可取。”因此，在許多學者看來，王運熙的文章從不作驚人之語，但那些初讀時覺得過于平淡無奇的結論，回過頭來看卻往往是最正確的，經得起時間的淘洗。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黃霖曾這樣評價，王先生的研究成果達到了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最高境界：“平”。“《文心雕龍》曾指出，文學研究者‘務先博觀’，即充分、全面地掌握材料，又要‘無私于輕重，不偏于境界’，一切從事實出發，才能達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的境界。王先生就達到了這一境界，他的研究成果不故弄玄虛，不嘩眾取寵，‘論議正平’，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黃霖，《平實治學，平和為人》）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王運熙對《文心雕龍》的研究。

《文心雕龍》這部偉大的古典巨著在學術界一直被視為古代文學概論，但王運熙在通觀全書、認真辨析后指出：“應當說它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學概論一類的書籍”，“它的宗旨是通過闡明寫作方法，端正文體，糾正當時的不良文風。”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低估《文心雕龍》的價值，他認為，由于全書廣泛評論了歷代作家作品，涉及不少重要文學理論問題，論述系統而深刻，使得該書具有重大的理論批評價值。不過，與一些學者對《文心雕龍》毫不吝嗇溢美之詞的評價相比，王運熙將該書定性為“寫作指導”的結論雖似平淡，但這一觀點后來為學界廣泛接受，認為它更接近劉勰的原意，也更能體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色。

此外，在對《文心雕龍》中“風骨”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上，王運熙也提出了自己平允的見解。據楊明介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骨”的含義曾引發學界熱烈討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受文學藝術是為政治服務的文藝觀影響，學界普遍認為“風骨”的內涵包含著內容思想的純正、教化作用等。但在王運熙那里，所謂“風”，是指思想感情表現得明朗；“骨”，是指語言質素精要而勁健有力。合起來，就是指一種鮮明生動、精健有力的優良文風。他特別強調，無論“風”還是“骨”，都不是就思想內容的高下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藝術風貌、表現效果而言。“王先生當年提出自己的觀點，幾乎是‘孤軍奮戰’，但先生一以貫之，從未有過改變。”（楊明，《忠于學術，典范長存》）

在駱玉明的印象里，“王先生看上去很文弱，說話慢聲細氣，與世無爭，其實他很明白，很自信，很穩定，也很強韌。”為堅持客觀公允的治學立場，王運熙難免會與其他一些學者觀點產生矛盾，有時也會與許多名家意見相左，但他向來是不懼權威的——31歲那年，王運熙發表《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系》一文，就相關問題與鄭振鐸、陳寅恪兩位前輩商榷。鄭振鐸認為“傳奇是古文運動的一支附庸”，而陳寅恪則強調傳奇對古文運動的作用。這兩種意見王運熙都不茍同，他用史實來說明“唐傳奇的文體是在漢魏六朝志怪小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傳奇不是古文運動的支流。古文運動也不可能依靠試作傳奇成功而興起。”文章在當時引起不少爭議，但王運熙仍堅持己見。在黃霖看來，類似的這些挑戰“完全是以事實為基礎，用平視的眼光、善意的態度，和風細雨式地進行的，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王先生平實治學的風范”。

這樣的治學態度也詮釋了其學術成果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正如駱玉明這樣回憶：“陳允吉先生曾經鄭重其事地跟我說起過：王先生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發表學術論文，數十年間，不管哪一時期的，現在拿出來都有用，可以坦然地編入文集。幾年前我和楊明、陳尚君一起在先生家中談一些話題，陳尚君也曾特地問起：‘先生的文章后來結集、重印時有沒有改過？’王先生明確回答：‘沒有改過，我的文章發表后沒改過。’”

“學問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事情”，這是對學生的告誡，亦是他一生的寫照

盡管王運熙在多個學術領域頗有建樹，在諸多學術團體中身兼要職，但和他筆下的文字一樣，他的為人平實如水、淡泊名利，始終保持著學者的本色。對他來說，學問不是工具，帶給他的是真正的人生滿足。直到逝世，王運熙始終住在上世紀70年代末遷入的舊居中——房子不大，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間堆滿了書櫥書箱，也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地裝修過，但他毫不在意，在此完成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及一系列其他研究著作。窗外是火車站車水馬龍的熱鬧，是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但王運熙如同一個隱士一般，始終與時代的喧囂保持距離。盡管看不到海，他還是給自己的書房取名為“望海樓”，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懷念幼時去海濱游玩的時光，“寄寓懷舊之情”。但駱玉明這樣理解：“‘海’是先生內心深處的遼闊與寧靜，而‘望海’正是一個走出塵世喧囂的姿態。”

“做一件事要專心，不要像三腳貓。”這是王運熙常常掛在嘴邊的話。據學生們回憶，王運熙經常跟他們談起自己的一段經歷：1947-1948年間，物價飛漲，他曾在私立學校兼職教語文課，收入不菲，陳子展知道后，竭力阻止他去兼課，因為出去代課，經濟上暫時富裕了，學術上卻會長期貧乏。“二十多年前，市場經濟大潮洶涌而來，人心浮動。父親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不要心猿意馬，更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要持之以恒地將一件事情做好。”兒子王宏圖也這樣說。受父親的影響，王運熙的兩個兒子也都走上了學術道路。長子王宏圖在復旦中文系研究比較文學，次子杜巨瀾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經濟學。盡管專業方向不同，但王運熙對學術的熱忱仍讓兒子們備受感染。

在古典文學園地里勤懇耕耘60多年，王運熙著作等身，但這些學術成果，卻是在有效工作時間比常人少一半的條件下完成的。王宏圖說：“父親體弱多病，特別是眼部血管很細，視力很弱，從二十多歲起就只能在白天光照充足時讀寫，一到晚上便無法伏案。”每每談及此事，王運熙也總是掩不住的失落和嘆息：“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應該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為了爭分奪秒地工作，王運熙幾乎足不出戶。對于社交性質的活動，他一概謝絕。王宏圖曾經問父親：“那么多邀請你出席的活動，為什么一個也不去？”王運熙微笑回答：“一次兩次不去，就不會有人叫你了，省下來的時間實實在在多做點事。”

但眼疾也絲毫無損王運熙在學術上的“較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鄔國平至今仍對他協助老師審稿的一段經歷記憶猶新：“王先生視力不好，看書時鼻子貼著書本，經常使用放大鏡，七卷本批評通史寫出后，審稿對他來說相當艱難。先生讓人給他念稿子，逐字審讀……書稿引文很多，我問先生引文是不是可以跳過去不念，先生說不行，那樣會影響對分析文字的判斷。他聽得非常仔細，有一次我念到毛聲山曲論的一段引文，不知怎么跳了一二行，自己還沒有察覺，王先生示意停一停，問我前后文為何連不上。”（鄔國平，《王運熙先生主編文學批評史》）

在學生身上，王運熙也從不吝嗇自己的時間。有學生回憶說，因看不清手寫體字，王運熙要求學生將寫好的各篇文章從頭至尾讀給他聽，有問題，他總能當場指出。凡有人寫信來求教，王運熙只要精力尚可，總是在早上就把信件回了。他悉心培養了一大批學生，其中許多都成長為學界的中流砥柱。“種樹類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這是王運熙懸掛在客廳的一幅對聯，也映照了他教書育人、追求真知的一生。

2014年，王運熙與世長辭，享年88歲。陳尚君在為悼念先生而作的文章里這樣寫道：“在王先生身上，我始終感受到學術的莊嚴和真誠，體會到學術是天下最老實的事情，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作假，也不應有任何的矯情與夸張。”“學問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事”，這是王運熙留給學生的告誡，亦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