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

2020年12月12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來自長三角三省一市的20余位專家學者以及南京師范大學學生等近百人參加了論壇。本屆論壇以“當代文學總體性下的區域文學發展”為主題，旨在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通過搭建文學互動、文化互融的平臺，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有意義、有洞見的價值理念，讓文學更好地反映時代特點，成為推動時代進步的一股積極力量。現摘編王彬彬、郜元寶等專家的主題發言，以饗讀者。

作家的原初語言與當代文學的地域性差異

王彬彬

中國當代文學的地域性差異，其實是一個頗難解說的問題。一個十分遼闊的區域內，有全國影響、有很大成就的作家一直很少，而一個不大的區域內卻一茬又一茬地群體性涌現優秀作家，這種情形是客觀存在的。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從經濟、文化的角度闡釋其原因。但這種闡釋實際上并不能十分令人信服。某些緊鄰著的地區，經濟、文化條件基本相同，但文學創作的實績卻相差很大，就證明僅從經濟、文化方面，難以說清文學創作地域性差異的原因。從作家的原初語言與普通話的關系角度，或許能夠對當代文學的地域性差異做出新的解釋。所謂原初語言，就是一個人生下來便開始學習的語言是一個人最初掌握的語言。一般情形下，原初語言就是一個人家鄉的方言，每個人都是終生用母語進行思考的。這是常識。而每個人從小習得的家鄉方言，才是他最本真最原初的母語。一個以家鄉的方言為原初語言的人，哪怕他很早就離開家鄉，哪怕他此后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的并非家鄉方言，但當他思考的時候，當他默讀的時候，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仍然使用的是家鄉方言這最原初的語言。在當代，每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都是用他的原初語言進行思考的，而每個人又都是盡量用普通話進行寫作的。除了原初語言就是普通話者，每個人都存在把原初語言轉換成普通話的問題。而當代作家的原初語言是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原初語言，或者說不同的方言與普通話之間有著不同的關系。這種不同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當代文學地域性差異的原因之一。郜元寶教授的《漢語別史》中，收錄了多篇從方言角度談論中國現當代的文章，其中的思考頗為別致。

常識告訴我們，在中國，文字幾千年前就統一了，這是使得中國幾千年下來沒有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但文字代表的只是書面語言。至于口頭語言卻是千差萬別的。沒有哪個國家在文字的統一上像中國那么悠久、堅固，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方言的多樣、復雜上能與中國相比。其實，口頭語言的統一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夢想。中國古代有“官話”，某種意義上，官話就是在一定區域內的“普通話”。民國時期則有國語運動，所謂“國語”，某種意義上便是民國時期的“普通話”。“普通話”的說法其實是在清末出現的， 1949年后的普通話運動，在有效性上遠遠超過古代的官話運動（如果有這種運動的話）和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推廣普通話絕對是必要的。當然，普通話推行了這么多年，直到今天，也還有不少人不會說甚至不會聽普通話。即便在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中，不會說普通話而堅持使用他的原初語言者也仍然有。但是，即便是不會說普通話的作家，也必須用普通話，或者說基本用普通話進行文學創作。一個不會說普通話的人從事文學創作還是可能的，而一個不會寫普通話的人則是不可能從事文學創作的。

沒有人能夠純粹用方言寫作（那種十分短小的詩歌類寫作除外），即便在古代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文學藝術門類中，戲曲與方言的關系最為密切。但即便是戲曲，也是不可能完全使用方言的。周振鶴、游汝杰所著《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中對此問題有精彩的論述。一方面，沒有方言，就沒有中國的地方戲曲，方言是戲曲的靈魂。但是另一方面，又沒有任何一種地方戲曲的語言是當地典型的口語。一種原因是因為許多方言本字不可考，即有音無字，無法把聲音轉換成文字；另一種原因則是一些典章制度方面的東西，是原來的方言沒有命名的新生事物。遇到這兩種情形，都只能用官話來表達。尤其是表達典章制度方面的東西時，必須用北方官話，因為典章制度是在北方形成的。所以，恰恰是與方言關系最為密切的地方戲曲，由于大量使用全國一致的書面語言而在客觀上對于推廣北方官話起了重要作用。周振鶴、游汝杰指出，舊時代方言區的民眾對于官話的認識、掌握，大多得益于地方戲，而又以京劇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最大。既然連地方戲曲都不可能完全使用當地方言，文學作品就更不可能了（第167—168頁）。如果有人純粹用方言寫成了一部較長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許多無法用方言表達的東西。

方言的多種多樣，意味著當代作家的原初語言往往天差地別。明白這一點，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文學的區域差異性，也可能讓我們更好地領悟某個特定作家的創作特色。每個人都必須用普通話寫作，而寫作者的原初語言并不相同，不同的原初語言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資源，意味著起點的某種“不平等”。原初語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關系，應該影響著創作的難易，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作品思想的深廣度，影響著作品的文學品格。

我們一直習慣于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解釋當代文學的區域性差異，而沒有意識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地域文化的內核。從原初語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創作，也迫使我們調整文學意義上的地區意識。前面說過，在南方地區，相隔很近甚至緊緊相鄰而方言并不相同，并不是罕見的現象。相反的情形則是，兩個在空間上相隔千山萬水的地區，方言卻基本相同。例如，西南山區的某個地方，或許說的是中原方言。這當然是歷史上的移民活動造成的。而這個西南山區說中原話的人，如果進行文學創作，就是把中原方言轉換成普通話，這就與中原地區的作家有了某種深刻的一致性，而與周邊并不說中原話的人有了不可忽視的差別。我們知道，即便在當代，還有不少人是不會說普通話的。一個不會說普通話的作家，當他寫作時，也是必須使用普通話的；其創作過程當然有著某種獨特性，而這份獨特性應該也對作品的語言風格、情感內涵等方面有著直接的影響。

當我們進行當代文學評說、研究時，作家的原初語言是一個不應該被完全忽視的問題。

文化產業時代的文學發展與前景

王 侃

今天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在談論什么？

今年疫情期間，我窩在家里寫了一篇短文，里面講了兩個故事，一個中國作家和一個英國作家的故事。中國作家是穆時英。他20歲的時候就已經是文壇偶像了，上海所有的書店在打廣告的時候都要叨光他的名字。穆時英的小說和上海之間是一個互相模仿、互為鏡像的關系，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讓自己的小說出現在小說主人公的書架上。穆時英所處的那個年代，文本內外、大小通吃，可謂風頭一時無兩。

比穆時英早100年的英國作家狄更斯，當他的小說《老古玩店》在刊物上連載時，引起了英語世界的轟動，包括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當運載刊物的客輪進入到紐約港的時候，就有成群的讀者揮著手向客輪高聲地吶喊：小奈爾死了沒有，小奈爾死了沒有。讀者都在急切地等待連載的下文。所以，1842年，當不滿30歲的狄更斯在波士頓上岸的時候，受到了如今搖滾明星般熱烈的歡迎。狄更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受到了這個地球上國王都不曾有過的待遇。

2000年12月，我在從杭州去溫州的火車上遇到了李杭育。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杭育。是年，他42歲，我32歲。他在得知我的年齡后，不無夸張地表示出對年輕的羨慕。然后他話風一轉，說：對于文學來說，其實年輕在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用了。為什么呢？他說：80年代已經過去了。只有在80年代，年輕才有意思，現在已經是2000年了，年輕已經沒有用了。然后他就開始以略帶陶醉的神情回憶了一下他在80年代所領受過的鮮花和掌聲。

2017年，有一次碰到格非，他說：他最近和余華一塊作為嘉賓參加一個網絡文學的盛典，當主持人介紹他和余華登臺的時候，臺下只有很稀落的掌聲，而當在介紹那些所謂的網絡大神的時候，臺下掌聲雷動，簡直是山呼海嘯。他說他頓時覺得他和余華在那個場合完全是多余人。

這就是為什么我在發言的一開頭要問：今天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什么？跟穆時英、狄更斯那個時代相比，跟80年代相比，今天的文學是什么？今天的作家是什么？

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當中，浙江籍作家可謂占據中國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我們有周氏兄弟，有郁達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每一個名字都響當當，都彪炳史冊。但是，如果在當下的年輕讀者群中問起今天的浙江籍作家，他們會想到誰？我猜他們多半會提到流瀲紫、南派三叔。如今浙江是網絡文學的大省，為此，浙江還建了非常氣派的網絡文學作家村。浙江正在努力往建設文化大省的路上邁進，而網絡文學更是這個文化大省的支柱性指標和構成性要素。在我的認知中，網絡文學究其實質只不過是互聯網經濟的衍生物。眾所周知，浙江省是互聯網經濟的大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浙江省成為網絡文學大省，跟浙江省是互聯網經濟大省是有著某種一脈相承的邏輯的。

當我們談及互聯網經濟的時候，有兩個詞同時降臨：一個叫技術，一個叫資本。當我們定義網絡文學是互聯網經濟的衍生物的時候，我們也就明白，網絡文學背后的終極支撐就是技術和資本。這兩個詞不需要在這里展開講，但不影響我們瞬間明白，網絡文學說到底就是文化產業的一個終端產品。我們談的文學歸屬于文學事業，而網絡文學歸屬于文化產業。這是兩個相互對應、但又充滿悖論和差異的大概念、大范疇。

德國有個研究媒體的天才學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他提出，現代以來的技術發明已使寫作的物質基礎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語言也已經退居到純粹能指的窘迫地步。技術的確改變了文學的寫作方式。今天的人們不需要非得通過吟誦唐詩宋詞來抒情詠志，為什么？因為有流行音樂。今天的人們也不需要非得在小說開創的敘事的空間當中遨游，為什么？因為他可以看電影，看電視劇，甚至可以看短視頻。曾經幾乎全由文學承擔的審美和文化功能，都可以在用新的技術手段產出的文化產品里得到替代性滿足。所以，文學在今天的局面，在文化產業的語境下，它是高度局促的。

當然我也本能地認為文學不會消亡。在文化產業時代，公眾的閱讀和我們今天談的作為“文學事業”的文學創作之間，將越來越不直接發生關系。公共的閱讀，主要與作為“文化產業”的文化產品產生關系的。但是，在文化產業運作之先或之中，仍然需要有高端的文學作品所提供高端的美學形態來為文化產品提供樣板，所以作家、文學還會繼續存在，還會繼續在某個價值鏈高端存在，為文化產業提供樣本，只是這部分的作品將越來越不會和讀者直接發生關系。

那么，作家作品在這樣的文化產業時代，它會遭遇一個什么樣的命運？我把作家們即將面臨的命運稱之為杜甫式的命運。我們都知道杜甫生前寂然無名，百年之后在韓愈等人的鼓吹之下，才享有哀榮。所謂“杜甫式的命運”，意思是：今后，作家的寫作很可能不會有現世的回報，你在世時積攢的象征資本，未必能及時地轉化成經濟資本。這就好比杜甫的詩集如今不斷地被各種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掙了很多的錢，看上去杜甫很忙，但是那些個錢跟杜甫一點關系都沒有。我想，我們未來的作家，中國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會面臨杜甫式的命運。

文學批評：世界、中國與地方

郜元寶

在中國文學與批評的語境中，世界、中國和地方三個概念總是不斷被定義，大家不斷追問著怎樣的世界？怎樣的中國？怎樣的地方？

目前全球化遭遇太多政治、經濟與文化壁壘，似乎人類走向全球村的同時，又有一股力量要返回小國寡民狀態，因此討論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就變得相當復雜。五四新文學的世界性比較單純，無非要走出幾千年“屹立中央而無校讎”的幽閉狀態去擁抱世界。1925年，“創造社”鄭伯奇、穆木天、王獨清拉著周作人、林語堂等討論“國民文學”，最后跳出錢玄同，他很憤慨，說你們搞“國民文學”就是復古和閉關鎖國。錢玄同曾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五四以后一變而為熱切的世界主義者。他絕非特例，說明世界性因素在現代文學中根深蒂固。

當然這有個前提，就是現代作家很多又是翻譯家，當代作家一般都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通常只能討論當代作家通過翻譯外國文學進行模仿，用漢語寫作“某種外國文學”，就像某些先鋒派作家。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毀譽參半，但他有個判斷不錯，他認為中國現代作家有強烈的“感時憂國”精神，心心念念想著國家，把什么都押上去了，講什么都能講到國家層面大問題。詹姆遜第三世界文學“民族寓言”也有類似判斷。但我們看西方經典，《紅與黑》《傲慢與偏見》《包法利夫人》《復活》《卡拉瑪佐夫兄弟》都沒有鮮明的國族意識。

當代作家必須先找到一個地方。沒有地方色彩的作品辨識度不高。我們習慣于使用陜軍、湘軍、豫軍或上海作家、江蘇作家等集群概念，就因為作家和地方是分不開的。1923年，聞一多批評《女神》的時代精神飽滿，卻缺乏地方性。他質問郭沫若，你的典故都是外國的，長江、黃河、昆侖哪里去了？周作人的《地方與文藝》中說，五四新文學講啟蒙很好，但千篇一律，沒有血色，因為沒有地方性。周作人的地方性不限于今天講的地域，他是要像尼采那樣“忠于地”，而不要追逐若干空洞概念。當然在這基礎上，后來鄉土文學理論又有了進一步建構。

長期依靠一種地方性，也會變得凝固封閉。比如陜西，從柳青到路遙、賈平凹、陳忠實，正好把陜北、關中、陜南都寫完了。陜西文學內部已經意識到這問題。《平凡的世界》讓孫少安去山西娶媳婦，到河南買制磚機。他姐夫還跑到上海、廣州做生意。當然生意不像樣，只能鎩羽而歸，但這至少表達了陜西文學超越地方性的沖動。賈平凹此前一直在“廢都”打轉，后來《山本》就擴大到整個秦嶺，新作《暫坐》更讓類似莊之蝶的主人公交了俄羅斯女友。小說開始寫俄羅斯女友乘飛機到“西京”，最后又寫俄羅斯女友帶著另一個女友離開“西京”回俄羅斯。這有點突兀，說明走出地方實在不易。

魯迅的《故鄉》有高度地方性，但《故鄉》是回家以后又離鄉。“我冒著嚴寒回到闊別二十年，相隔二千里的故鄉”，這“二千里”之外就是北京（你也可以想象另外一個遙遠之地）。結尾說從沒路的地方走出路來，這“路”也不會局限于故鄉，而具有更本質的世界性因素。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的根據地是蘇州，一部分家庭成員為了追求現代生活跑到南京、上海。小說前半部分寫他們在蘇州、南京和上海來回奔跑。“八一三”上海戰役后，他們沿長江往西逃，經過丹徒、蕪湖、安慶、馬當要塞、九江、武漢，最后是三峽、宜昌、重慶和重慶郊區，把整個長三角和長江流域走通了。如果路翎整天寫蘇州老家后花園，充其量只能是巴金《家》的翻版。出了蘇州和南京乃至上海，才成就了路翎。

《圍城》寫幾個讀書人從上海一路走到“三閭大學”，覆蓋中國南方各大方言區。若干人物和作者本人都是留學生，小說背景是抗戰，地方、國家和世界三要素在《圍城》中自然融合。單看語言，《圍城》就用中西合璧、古今雜糅的“現代國語”書面語成功“翻譯”了各地方言土語。除了少數作家堅持“方言文學”，絕大多數現代作家都用現代國語翻譯方言土語，只是不同地域的作家翻譯的前提不同。原初語言跟共通語之間距離越遠，就越考驗作家。對現代文學書面語貢獻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他們吃老本，方言和共通語之間落差不大，挑戰也就不大。貢獻最大的是江南作家，他們不得不跳出方言，又要保留蘊含在方言土語中的地方色彩，由此就創造了“文學的國語”。

汪曾褀寫過很多地方，昆明、張家口、上海，最多是高郵，但在以高郵為背景的故里小說中吸取了大量上海元素。汪曾祺記憶中三四十年代高郵年輕人都渴望走出高郵，不喜歡淮揚文化，也看不起一度時尚的蘇州文化。他們的眼睛都轉向上海。可惜從上海回高郵的人基本上都是壞蛋，被十里洋場搞壞了。那些善良的年輕人想著上海，又不能去，慢慢就得了憂郁癥。蘇北人到上海，又從上海回蘇北，思緒在蘇北與上海兩地飄蕩，這是汪曾褀故里小說所展開的特殊空間。

文學中的空間、思想、語言的解放互為條件。很難想象一個人始終蹲在一個地方，也很難想象一個人整天走馬觀花到處跑，整天想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學中的人物總是在地方、國族和世界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淮河文化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

潘小平

淮河全長1000公里，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山東5省，430公里流經安徽，號稱“千里長淮”。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淮河是一條被忽略的大河，說到淮河文化，人們經常會把它歸入江淮或是黃淮，把淮河看作黃河和長江的輻射區，很少有人意識到淮河對于中國社會、對于中華文明作出的獨特而巨大的貢獻。

在中國古代疆域上，具有明顯而特殊南北界限特征的河流不是長江，不是黃河，而是淮河。淮河不僅是中國大陸東部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線，還是一條自然地理的突變線和臨界線：線南為亞熱帶，線北為暖溫帶；是高粱種植的南界，竹子生長的北界；是1月的冰界，濕潤和半濕潤的分界；南方與北方、中緯度與高緯度、二級階梯與三級階梯、海相與陸相的四重過渡帶，極端的表現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反映到農業形態上，淮河以南是稻作文明，淮河以北是旱作文明。眾所周知，農作物類型和由此產生的文明形態，直接影響到人類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進而影響到人的行為和理念，影響到區域人格和區域情感。

淮河在軍事上的分界意義更是明顯，分裂時期的南北對峙，基本上都是以淮河為界：三國魏與蜀吳，東晉與前秦，北朝魏與南朝宋，北朝魏與南朝齊，北朝東魏、西魏與南朝梁，北朝周齊與南朝陳，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與南唐、南宋與金……江淮文化的沖突性和豐富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淮河所賦予的。過了淮河，便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所以無論是在戰爭形態上還是在作戰模式上，江淮之間都是一個帶有過渡性質的中間地帶，能夠在江淮之間取勝，往往意味著下一步可以直取整個南方或整個北方，徹底改變戰爭格局。歷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戰、淝水之戰，現代戰爭中的淮海戰役，等等，都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戰役。

作為河流，淮河更大的貢獻在于，影響中國社會發展、中國政治模式、中國人精神和情感的兩大哲學流派，都產生于淮河流域：老莊哲學產生于淮河的支流渦水，孔孟哲學產生于淮河的支流泗水，這絕非偶然。老子哲學是生命哲學、宇宙哲學，它賦予中國人深邃的東方思維；孔子哲學是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它給中國人以行為和道德規范。殷周以來，政治即哲學，孔子的“仁、義、禮、智、信”，韓非的“法、術、勢”，墨子的“兼愛、尚同、非攻、非樂”，均為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均不具備形而上的品質，在先秦諸子中，唯有老子哲學屬于宇宙本體論哲學。而中國社會所謂的“儒釋道”互補，也很值得商榷：“釋”從未進入到中國的政治形態和政治模式，“釋”的影響僅限于社會生活層面。

產生了支撐中國社會發展、主導中國人情感和精神的兩大哲學流派，這是淮河對于中國社會，對于中華文明的最大貢獻。

現在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在我們都認為更加重要的兩大河流長江與黃河，都沒有產生老莊和孔孟這樣的人物呢？

一個不成熟的猜想是，淮河支流眾多，成不對稱“羽狀”分布，而在上古，它是一條安靜的大水，水流遲緩，生活富足，提供了人類與宇宙對話的物質條件和想象空間。曾有過這樣一種說法：印度為什么會產生神學？因為抬頭是芭蕉，低頭是稻米，不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生存不艱難。

黃河培育了成熟的農耕文明，長江培育了浪漫主義的詩學，而淮河是一條哲學的河流，這一點十分明顯。但因為流域的苦難，多年以來，我們忽略了淮河文化對于這片土地的意義，忽略了它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獨特貢獻。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其核心是把握“合一”的理念：我們的生命觀是“天人合一”，我們的社會觀是“知行合一”，我們的審美觀是“情景合一”，而這一理念，正是產生于淮河流域的老莊哲學。1194年黃河南犯，奪淮入海，在此后的600多年間，黃河將大約700億噸泥沙帶入淮河流域，使得魯南的沂、沭、泗水不能入淮，無數支流與湖泊淤積廢棄，淮河原有的水系遭到嚴重破壞。淮河下游的地勢逐年抬高，形成“兩頭高、中間低”的奇特地形。加上明清之際,政治中心北移，京城仰食于東南漕糧，為維護漕運這一大局，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漕的舉措,淮河流域成為“被犧牲的局部”，加重了黃河奪淮給沿淮人民帶來的災難。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發生最多最頻繁且規模最大者，差不多都是在淮河流域，這和淮河的十年九澇，生態惡化，有著很內在的關聯。頻發的大水和頻繁的戰爭，加劇了區域經濟的衰敗和區域社會的動蕩，使人們忽略了上古時期淮河流域良好的生態環境，也忽略了兩大哲學流派與淮河的深刻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