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十五六歲的時候，我的人生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就是要創作。但是怎樣一種創作，甚至怎樣一種形式和載體的創作，我還不是很清楚，但這并不讓我痛苦，因為創作的愿望已經形成，我知道只要慢慢找到具體的方向即可。那時候精神狀態也是很自由，每天膨脹般自信，除了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別的都跟我沒關系，甚至它們根本和我產生不了聯系，我會覺得那算什么。

漸漸感受到這種自由不再，是二十五歲之后，但這種被束縛的感受真正在我身上產生作用，是因為二〇二〇年。這一年很多人被迫待在家里，我也是如此，以前我會覺得這種生活很開心，但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在手機上刷著各種消息。看到不好的，就渴望它們被辟謠，看到稍微積極的，又希望情況可以好轉。身邊有朋友說，其實你根本不是真的關心，只是從眾。我覺得他說的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肯定是受到了周圍環境的影響，才變得心事重重。可問題就是，為什么以前，周圍無論發生什么，我都不至于覺得跟我那么大的關系，卻偏偏在這一年，突然變了。很多我以為知道的，需要重新認識。而打開社交軟件，看到的都是人們自以為是地爭執，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應該跟何人分享。

這當然是因為事實本身的特殊，可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變化。我即使獨自待著，也知道世界上許多角落在發生的事情在怎樣洶涌而至，我知道很多聯系背后的代價，甚至能看到這種就像無數人站在對面沖著我雄辯滔滔而我卻仿佛聽不進去的景象——正因為我聽不進去，所以它們可以一點點把我覆蓋。我常常不知道我該站在哪里。或者說，怎么站著，怎么坐著，我才能沒有那么不安，才能感到平靜。最嚴峻的那一個月，我一篇文章都寫不了，只好寫了幾首可以叫“詩”的東西安撫一下自己。電視機依舊在客廳里開著，臥室里依舊傳來家人的鼾聲，來來往往的親戚有的戴著紅袖章，有的則像往常那樣來串門。大家偶爾抱怨抱怨，更常見的，是感到慶幸——為這樣一個獨特的時期，我們能待在一起感到慶幸。這些都沒有問題，可我卻一點也不自在。這種不自在不是因為我因離家太久，和這些事物產生距離所致，而是我沒辦法再像以前一樣，依舊只是做我自己的事，雖然我應該這么做。

時間就這么滑向春夏，我終于真正返回上海，在小屋里寫這篇小說。我想寫一個被迫封閉的城，以及在這個城里產生的秩序，它們和曾經那種秩序并無不同。我想寫一個循環和流動的狀態，最終只完成了循環。小說斷斷續續寫了四五個月，我腦子里的聲音，一片片在寫作中落下，我確實感受到了一些安定，但并不感到滿足，因為外面的景象并沒有真的改變。人們在習慣這種處境。那些在精神領域的界限，它們在漸漸走向我們具體的生活。討論依舊在持續，可其實除了號召人們耐心，沒有什么真的作用。我發現，原來我曾經以為十分成熟的系統和秩序，也在長久的和平環境中有些鈍掉，需要新的力量，讓它潤滑和循環起來。

可惜我沒本事去走向某種戰場，一邊做一個無辜的人，一邊又焦灼不定地完成了這篇小說。到現在我也依然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在變得豐滿，有時候依舊十分貧瘠，但這些細節都是幻覺，唯一真實的，是我知道我今后的人生，是跟各種蕪雜的事物相處，不斷相處，根本不可能遠離。這并不讓我感到絕望，盡管有時會沒有信心。也許，我也只能通過寫作，來建立這種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