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農村新人”登上歷史舞臺的過程深切地體現出時代變遷中邊緣人向中心人物的轉換。

伴隨著時代社會的發展和農村變革的推進，符合時代新語境和新呼喚的“農村新人”必然會不斷涌現。作家作為時代的歌者，觀照和書寫這一類社會新人則是其創作的新任務和新挑戰。“農村新人”主要是指在新的農村困局或農村新一輪改革浪潮下能夠改變農村面貌的懂現代技術、懂資本運作、有知識文化、有市場意識的新型生產者，包括服務于農村基層管理的知識青年、鄉村干部和回到鄉村辦廠的生意人等。

從父輩、子輩人生道路的不同選擇看“農村新人”的合法性。傳統農民在父輩群體中不斷萎縮的同時，由于子輩無法從土地獲得生活資源和生存資本而拒絕成為傳統農民，選擇去城市打拼。基于上述因素，那些愿意從城市返回農村，或愿意投身農村建設的“農村新人”就顯得難能可貴，他們的到來為農村發展帶來了希望，改變農村現狀的使命也就落在這些新人身上。他們大多擁有著農業發展新觀念和新思維，或主動承包土地、進行規模化的農產品生產，或發展生態旅游等鄉鎮特色經濟。此外，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城市甚至鄉鎮轉移，也為農民返鄉創業提供了機遇，使得“建設新農村”成為可能。

新世紀以來，關仁山、趙德發、周大新、葉煒、賀享雍、付秀瑩、孫慧芬、羅偉章、葉鳳群等作家塑造了諸多形象鮮明的“農村新人”。關仁山《天高地厚》中的鮑真，《麥河》中的曹雙羊，《金谷銀山》中的范少山等都屬于“農村新人”的序列。鮑真和范少山以主人公姿態投身農村建設，體現出改造農村的主體性姿態和強大責任感。范少山對《創業史》的珍愛，表明其在改造農村過程中對精神支撐的找尋，梁生寶充當著其人生道路引領的榜樣。

“農村新人”書寫的背后是新時代語境下農民的精神史的新呈現。往往去城市奮斗的農村青年，對城市和農村皆留戀且厭惡。而返回農村則透露出對城市生活的悲傷，和尋求心靈安穩的渴望。其中，精神上的新價值追求和對農村的新認知，賦予著農村這片土地上生存著的可愛的人們以新姿態和新形象。如果說，高加林、孫少平試圖離開土地、離開農村是為了擺脫無法抗爭的命運的話，那么，新時代的歷史賦予了農村建設以新意義和新價值，也為“農村新人”在農村“安身立命”提供了新可能。

能夠改變農村困局的人往往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弄潮兒”，而新世紀農村、農業的發展則必然地需要“農村新人”在身份上具有多元性，舊式農民無法擔負起改變農村現狀的重任，也就很難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造福當地農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農村新人”這一符號的背后，不再受面朝黃土、天然向下的困局限制，而更多地擁有著“向上”發展的可能性，體現出職業定位和社會身份的新融合。他們在職業上依然是農民，但在社會地位上則顯然有別于過去那種單純的農民。換句話說，由于農業生產的市場化，以及區域農業發展的特色區塊劃分，“農民”的職業身份和社會身份，往往在“農村新人”這里是分離的。而多重身份的“農村新人”正是拯救農村的希望。在《麥河》中，農民出生的曹雙羊在返回農村并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時，更為凸顯的是一位農民企業家形象。

曹雙羊是復雜、多面而立體的新人，是可以進入鄉土文學人物畫廊的典型。周新民、方越指出：“關仁山筆下‘新人’形象歷史主體意識的發展在曹雙羊身上得到了深化。曹雙羊這一形象體現了關仁山對市場經濟時代中國光大農村發展道路的思考，也表現了關仁山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獲得歷史主體性路徑的洞察。”（周新民、方越：《關仁山小說中農村“新人”形象流變論》，《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03期。）

曹雙羊即為“約伯式”英雄。農村的發展，不僅需要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更需要約伯式平凡英雄，即在平凡的崗位上為自己、也為大眾默默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平凡人。畢竟農村的發展需要千千萬萬平凡的工作者。曹雙羊的三次脫變過程，體現出其逐漸走向約伯式英雄的過程。

成長視角下的“農村新人”審視。精神成長甚至逆成長是考察“農村新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生發出更隱秘的闡釋空間。青年總是通過走向生活、接受生活的考驗而完成“試煉”，曹雙羊從出走到回歸、從迷失到再次振作，體現出在不同價值觀念沖擊下的被裹挾的、城鄉觀念抵牾沖撞下的找回自我的過程。這其中有深刻的社會評價標準和道德觀念變遷對曹雙羊的“試煉”與“造就”。張光芒曾敏銳地指出新世紀以來文化邏輯和時代價值標準的變異的新趨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道德嬗變與文學轉型》，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在此階段，傳統善惡美丑判斷的認知框架已經無法解釋時代價值失范的新變：誰擁有了“成功”和榮譽，誰就擁有著真善美的發言權；客觀評價轉變為主觀化評價，運氣好的人就是成功的人，運氣不好會被說成人品不好，人品替代了主觀運氣的位置，那個原本意義上的“人品”被人們擱置了。曹雙羊從墮落到醒悟的成長軌跡，恰恰說明了現代城市環境對人的鉗制與形塑，也顯示出曹雙羊對現代城市文化、現代價值評價標準的接納之后的反省與揚棄。這就是新世紀的都市新環境對人的“脅迫”與“造就”。在劉震云《手機》中，當書寫農村時，整體基調是安寧祥和的，充滿著樸素與溫馨，主人公嚴守一也是本真的、具有充分自我意識的。一旦回到城市則一切連接著壓抑、悲傷、虛假和表演，與“有一說一”的基本宗旨相違背。曹雙羊“出走”與“歸來”與嚴守一類似，身處農村時情緒溫和，遠離農村后其行為則顯現出焦躁、殘忍甚至狠毒；在親人身邊則心底踏實，陷入都市“漩渦”則表現出本能的抗爭、攻擊意識，甚至迷失自我。

對曹雙羊這一人物形象的評價，過去往往過分關注于其對土地的眷念和對“共同體”的奉獻精神，而忽視了其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生價值實現上的追求。當我們去細致思考曹雙羊的人生軌跡，特別是覺醒和醒悟之旅時，在歌頌和贊揚其為“共同體”的奉獻觀念之外，更應看到個體意識的彰顯的情境下個人的“歸路”問題，以及個人如何與“平庸”作斗爭的問題。在主體性高揚的時代，“我首先是我自己”。曹雙羊的出走與歸來、資本原始積累中所體現出的殘酷和其進行土地流轉實驗中所體現出的熱情，皆是對超越舊自我的一種踐行，皆是內心的不平和不安定下的一種呼喚，或者，是對目前“幸福”生活的不滿足，是對難以企及的生活的冒險。

將曹雙羊與《平凡的世界》里的王滿銀作比較，更有利于獲得對“農村新人”的精神處境的譜系性認知。年輕時的王滿銀走南闖北，對傳統農村生活是棄絕的。然而，其在發現自己的皺紋和白發后突然醒悟，選擇回到農村，回到妻兒身邊。醒悟的背后，是冒險失敗后的回歸，也隱含著其對家庭、對親人未盡責任的懺悔。過去，批評者多因王滿銀身上的二流子習性而對其給予批判。然而，需要重新發現的是：王滿銀實則是世俗版、低配版的高加林和孫少平，王滿銀和高加林、孫少平一樣，身上都有著獨特的“魯濱遜氣質”，都飽含著路遙對農村理想新人的期待。單就其不甘做傳統農民、勇敢地闖出去這一點來看，其身上所體現出的現代意識恰恰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農村所急切呼喚的。即在某種程度上，王滿銀更符合當時對“農村新人”的期待。這就顯示出作者路遙對農村、農民的深刻思考。和王滿銀一樣，曹雙羊也是一個被作者注滿生命力的人物，曹雙羊具有詩人氣質，敢于冒險，其身上也體現出類似于王滿銀的懺悔與回歸：“回到麥河，回到可以觸摸和依靠的土地，陪伴著我的兒女，養一養破碎的心，安度晚年，直到化為塵土。”對曹雙羊這一個體進行聚焦和透視，我們會發現：其回歸不僅是服務于農村建設，而更多的是自我實現，追求人生的完滿。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實現自我的欲望和沖動，并通過不斷地“向上跳躍”來對過去人生道路上所經歷的創傷進行療愈。回歸是長期摸爬滾打之后，使自己的一輩子趨于圓滿的必然歸途，精神皈依是繁華落盡后的自然選擇。進言之，冒險是小人物實現人生輝煌的必然選擇，尋找未來人生意義和價值是出走與歸來的深層次動機。與其說，曹雙羊的歸來是為了扮演好自己“土地守護者”的角色，還不如說，是為了更好扮演個人人生價值實現的“心靈守護者”的角色。所謂的曹雙羊人格的升華，更多的是一種人生意義的重新塑造與定位。在孟繁華所說的鄉土中國的“超穩定文化結構”下，社會文化身份的“農民”在變遷，也在固守，固守著生養自己的土地，尋求精神棲息地以安妥自我靈魂。總之，在曹雙羊這里，追求現代生活是其權利，其出走和返回都是對現代生活的追求。

從王滿銀到曹雙羊的變遷，實則是從被拒絕、不認可的農村的邊緣人到拯救農村困局的中堅力量的轉變過程，時代的變遷導致了評價態度的“顛覆”，這或許是“王滿銀”和“曹雙羊”們自己也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