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從接受效果看知識與理想建構

我們必須正視當代大學生關于文學接受的兩個有趣現象：一個是關于《平凡的世界》的接受，另一個則是對劉慈欣科學幻想小說的接受。在當代大學生的接受視野中，路遙與劉慈欣的寫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們時代文學接受的兩個獨特景觀。在多所著名大學的圖書館排行榜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的年借閱量，總是排在接受的第一位。與此同時，劉慈欣的寫作，隨著電影《流浪地球》的傳播，許多大學生極為關注，也引起了包括趙汀陽等眾多哲學寫作者的高度肯定。路遙與劉慈欣的創作接受現象，確實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

其實，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并不為學院派批評家看好，他的粗糙的語言敘述，老套的故事結構模式，無法直接激起批評家的閱讀興趣。對于經歷過路遙生活時代的讀者來說，路遙的創作并不特別深刻。同樣，劉慈欣科幻小說的寫作也并不符合學院批評家的接受期待，因為他的文學性弱于科學性。但是，他們卻超越了批評家的影響，長時間地引起大學生的廣泛關注。這兩個接受奇觀，可能為我們正統的文學批評與文學接受所無法理解。在批評無法解釋真實的文學接受現象時，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即當代文學在知識解放與思想解放的時代，如何建構“知識與理想”的價值？

當代作家的寫作，正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對于素有經驗的老作家來說，這種挑戰變得尤為激烈。他們仿佛只能在同溫層找到安慰，并且與年輕一代讀者形成巨大的隔膜。例如，當代作家的網絡化寫作不斷引發巨大爭議，傳統的社會批判寫作模式已經式微。廣大接受者面對傳統，形成了水火難容的兩極批評。老一代作家，在社會批判式價值信仰上，雖然依然自信，但是，他們無法理解為何那么多年輕讀者拒絕他們的寫作。年輕一代作家，雖然在網絡世界找到了巨大的讀者群，但是，他們寫作語言的網絡化與寫作題材的非現實化，幾乎受到傳統文學批評的致命敵視。年輕作家似乎不在意正統文學批評對他們的漠視，或者說，他們完全無視學院派批評家的批評。

有一點值得注意：兩代作家在面對批評時，都喜歡以“你以為你是誰”反擊。人們似乎可以隨時反問：“你以為你是誰？”這是一種自以為有理與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他們都以為擁有真理而不允許批評。在“知識與理想”的拷問下，接受者不再輕易迷信。作家失去了個人化寫作的特權。作家的個人化寫作，如果經不起“知識的檢驗”，那么，這種寫作就失去了價值。同樣，我們依然渴望文學寫作能夠給予生命理想啟迪。如果沒有理想的支撐，僅有知識的傳達，我們依然無法達到“知—信—行”之間的自由過渡。傳統的“知行二元論”之間，必須加入“信念”這一思想中介。沒有信念與理想，知識無法指導行動。因此，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現時代幾乎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挑戰。

回顧我們所經歷的文學時代，魯迅的創作、王蒙的創作、莫言的創作、張承志的創作、張煒的創作、賈平凹的創作、王安憶的創作、余華的創作等等，都曾引發了巨大的文學好評。但是，在今天，即使是這些優秀的作家，也無法為青年讀者普遍接受。其實，僅有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間隔，難道這些曾經的優秀文學作品都失去了自己本有的價值？我們到底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理解我們的文學呢？

文學家曾經以完全個人化的感性抒寫或獨特的個人經驗為依據，強調寫作的獨立性，哪怕是胡思亂想，都可以在這種感性的極度自由中找到“生存的理由”，甚至可以作為創造性證明的根據。今天，我們會問：作家的奇思妙想或胡思亂想，是否具有知識與理想依據？假如你的寫作無法提供真正的生命知識，那么，我們憑什么為你的主觀臆想叫好？如果你的寫作完全沉浸在黑暗中并且把我們帶入仇恨之途，那么，憑什么要求我們這樣對待世界？有人說，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那么，你今天依然在還原仇恨與丑惡，憑什么要求我們在喝狼奶的時候可以富有“人道與自由的理想”？因此，我們確實需要追問一個嚴肅的創作理論問題：我們的寫作，到底依賴什么才能贏得時代的真正尊重？

這里，我們必須追問：作家是否能夠提供科學知識的未來想象？作者能否解決我們在信息技術時代的生存困境或異化問題？作家能否真正探索青春的理想？回答我們青春時代的奮斗、愛情與信仰等等最現實的關切？這就是說，我們的語言寫作，到底如何才能捍衛漢語的優美與純凈的想象力以及知識傳達的真理特性？或者說，我們的苦難敘事模式與批判現實主義寫作模式，如何才能超越簡單的國民性批判并能不斷提供新鮮的經驗？

這實際涉及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作家的知識能力與知識背景是否真正優秀？作家是否有能力將自己的創作建立在堅實而深刻的知識背景上？無論是歷史知識還是科學知識，無論是現實生命存在的知識還是神秘生命存在的知識，作家能否保證知識傳達的深刻性與準確性？如果作家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知識或深入獨特的知識，那么，作家僅憑膚淺的個人經驗或想象性虛構而創作，如何能夠贏得接受者的真正尊重？第二，我們的歷史現實生存記憶，是否只有批判現實主義的視角或現代主義的視角才能成為真正的文學寫作方式？那些樸素的青春創作理念，是否值得我們尊重并要求我們對此保持創作信仰？我們是否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學理想與生命理想？或者說，無論現實如何黑暗或現實如何異化，我們能否堅守最美好的青春理想？

按照我們對魯迅、王蒙、莫言、張承志、張煒、賈平凹、王安憶和余華等優秀作家的創作理解，他們的創作的現實歷史主義批判敘述與形象建構，在漫長的中國苦難生活體驗中，仿佛最能代表我們對“苦難中國”的深刻理解，仿佛最能安慰苦難中國與苦難人民的心靈。問題在于，在高度工業化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物質生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滿足的時代，或者說，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所展示的苦難生活已經消逝的時代，我們的青年人已經具有了別樣的知識要求與理想期待，我們的作家如何面對這一嶄新的現實境遇？基于此，我們的文學，如何提供真正有益的生命知識，我們的文學如何探索古老而年輕的生命理想，就成為創作的“新思想任務”。當代文學早就進入大眾接受的時代，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馳名中外的作家，似乎在當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們激進的現實歷史主義批判寫作，仿佛根本無法激勵當代大學生的閱讀激情與美學期待或生命想象。

我們已經超越了文學的神話時代，寫作不再是神圣的事業。許多作家在我們廣闊的語言審視與思想審視中顯得極端平庸，不少作家的生命知識、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乃至文化知識已經顯示出從未有過的平庸。如果作家只能還原平庸的日常生活知識，甚至可能只會歪曲社會生活知識時，那么，這種不健全的知識，如何能引導人們認識“生命的真理”？為此，我們要對寫作者推崇的那種極端偏頗的感性知識提出挑戰。

必須承認，張承志與張煒，在獨立的文學寫作中，并非依賴于自己的感性經驗或純粹個人性的胡思亂想，而是依賴可靠的歷史知識與生活知識進行書寫。他們在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方面，曾經付出了巨大而艱辛的努力，因此，他們的寫作，無論是從純粹的歷史知識的高度還是從生命知識的高度，都能經受住知識的考驗。雖然他們的特別知識并不能為大學生所普遍理解，但是，通過文學寫作重構這種知識的價值必須得到肯定。與此同時，他們一直都在探索生命的自由理想。雖然他們可能也陷入知識的片面理解中，但是，他們力圖在歷史知識或生命知識尋求“真正的理想”。從這些成功的文學范例來看，無論作家的創作是否能夠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必須承認，“知識的確定性”與“理想的確定性”，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作家的個人化書寫，不再被認可為文學的真正生命知識，更不會被認可為生命存在的真理。個人化寫作，必須經受知識的嚴峻考驗。個人生命理想，必須通過文學想象來張揚。當我們有著廣泛而自由的接受選擇時，我們對寫作的知識與理想要求就變得極其重要。

二、文學寫作慣性與對象世界建構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滿足知識的深刻要求與理想的自由探求。“知識與理想的探求”，其實就是指導作家寫作的“導航標志”。作家的世界建構并不是簡單的事情：有些東西是永恒的，并不需要太多的變革，只需要永遠的堅守。對象世界建構，是我們永恒的任務。你建構什么樣的世界，就可以體現出怎樣的思想尊嚴。建構對象世界，需要我們的知識。我們的世界，已經被切割成了無數的知識。無數的專門知識者仿佛都變成了知識的怪獸，在信息爆炸的世界里，我們知道此而不知道彼。在知識面前，我們仿佛都是無知者，蘇格拉底的“我知道我無知”似乎具有了別樣的意義。事實上，我們只有有限的知識。然后，只能通過這些有限知識建構我們經驗的對象世界。

我們時代的作家寫作，在苦難的歷史中國社會的情感要求下，曾經形成了兩個極端對抗的文學創作傳統：“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與“先鋒主義的文學傳統”。作家建構對象世界，往往按照創作慣性或創作的先鋒主義原則來進行。在這種創作慣性中，當代中國作家，一方面堅持魯迅所引導的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寫作傳統，另一方面則是最大限度地遵循先鋒主義文學創作傳統，并以先鋒主義姿態看待現實生活與生命存在的歷史。

按照現實主義的文學立場，當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魯迅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我們今天閱讀魯迅，不一定要選擇《魯迅全集》式閱讀模式，我們可以把魯迅的文學寫作與他的雜文寫作分隔開來。例如，我們可以選擇魯迅作品“德漢對譯本”的閱讀模式。外文出版社的魯迅作品集，只有五個小冊子。這些文本，都是魯迅的純粹文學作品，包括《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編》。魯迅的純粹文學寫作，在這五個作品集中得到了充分顯現，我們可以在德漢語境中來理解魯迅的文學創作。顯然，魯迅這五個作品，依然閃耀著自己的時代創作光芒。我們把這個五個作品作為整體閱讀，也許可以超越魯迅作品文學接受的單純漢語理解。魯迅的這些作品，顯然具有自己的時代特點。這就是：他對自己所處的絕望時代的極端否定以及對改變這個絕望時代的希望的極端迷茫。魯迅的激進批判現實主義的寫作，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激烈否定，完全建立在現代化民族國家的物質生活貧乏與精神生活停滯的現實基礎之上。“極端的貧困”，造成了國民精神的根本異化。“極端的社會停滯”，造成了社會的極端愚昧和社會批判的完全合法性。從社會批判意義上說，從國民性改造意義上說，這些作品具有永久的文學價值與思想價值。

必須承認，在中國人的物質主義生活處于極端貧困的時代，我們不可能有更好的國家想象方式與國民認知方式。只有魯迅這種苦難絕望的敘述模式，才能契合我們的心靈。但是，在物質生活的極大改善與技術主義主宰的時代，僅有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模式，顯然，是不夠的。我們對曾經的批判現實主義寫作模式的崇拜，受到情感與現實的極大挑戰。我們需要重新反思并評判這一寫作傳統，或者，我們要尋求讀者對這一傳統的嶄新理解。

不過，現代主義或先鋒派的文學創作傳統，在現代科學技術與政治經濟主宰的物質生活條件下，創造性地建構了人的生存境遇的異化體驗。這種先鋒的知識體驗與生存的高度異化，造成了世界的分裂與世界的隔閡。作家的世界建構，很難擺脫時代的孤離主義要求，即文學創作的現代主義要求或先鋒主義要求。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要求，肯定不是網絡文學時代的歷史虛構游戲，也不是劉慈欣的科學幻想主義寫作。在物質生活貧困的時代，這不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文學思潮。在那個時代，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寫作是最時尚的寫作模式。人的異化處境與人的孤獨體驗，無疑是最受重視的“寫作姿態”。卡夫卡的寫作、福克納的寫作，乃至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是那個時代文學激進主義的寫作理想與信念。在當代科學知識異化與政治經濟極化的時代，人類生活被置入更加特別的生存處境之中。在這兩種不同的生存知識中，我們需要新的理想，我們需要拯救異化時代的國民生活與國民情感，建立新的生存信念與生命理想。

從中國文學意義上說，作家建構對象世界，必須遵循理想的生命德性原則與生生不息原則，以此弘揚生命自由的力量。作家的世界建構，是作家永遠的寫作任務。你建構什么樣的世界，你能建構什么樣的世界，這個任務幾乎是“作家的天命”。同樣是苦難敘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為何能打動青年的心靈？我們已經說過，路遙的敘述語言的粗糙以及敘事方法的單調，在他所處時代，都是敘述形式與敘述話語的落伍者。那時，現代主義的文學敘述方法或者古典主義的敘述方法，都在大行其道。路遙的語言敘述，不僅無法與張承志、張煒、莫言和余華等相提并論，而且無法與賈平凹和陳忠實相提并論。但是，路遙的作品，卻能夠在不同世代的青年心靈中扎根，其中，必然有著最深刻的緣由。我們作為批評家，可以不斷確證藝術的偉大，但是，任何批評家都無法真正左右文學的接受。最樸素的文學接受，一定有著最為深刻的民族國家情感認同與生命理想認同。這并不是說，激進的批判現實主義與異化的先鋒體驗，就一定可以左右文學的接受！事實上，你可以從《木蘭辭》《孔雀東南飛》《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中找到“永恒的信念”。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用來思考三十年來《平凡的世界》的文學接受奇觀。《平凡的世界》展示了苦難時代青年人的生命理想與心靈希望。孫少安與孫少平兄弟，在那個苦難的年代，并沒有被苦難壓倒。他們始終都在探索美好的生活，他們胸懷著對愛情的純真信念，他們用自身堅韌的生命實踐，捍衛了樸素而永恒的理想價值。也許，這正是《平凡的世界》感動青年人的地方！

作家的世界建構，自然不能從外在生活法則出發，我們不能為了文學的模式而寫作。作家的世界建構，只能出自作家自身最深沉最內在的信仰。我們無法虛構我們的生命世界，我們的世界建構必定出于我們至深的寫作信念。作家建構對象世界，必然按照歷史知識與生命知識的探索，建構屬于我們時代的生存理想與生存信念。基于生活與歷史的知識，作家需要不能拓展自己的生存經驗。作家的世界建構，離不開我們的生存經驗與歷史經驗，離不開我們生存境遇與現實生存的情感體驗。

我們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樣的？我們到底應該如何面對我們的世界？在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很多作家相信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按照批判現實主義原則，從人民性立場出發，對苦難的表現，就是對社會不公的批判和探索，就是對詩性正義的弘揚。在現代社會中，專制社會的世襲制度或專制的等級社會早就不存在。雖然依然存在官僚主義傾向，但是，我們需要按照全新的公民社會觀念來理解現代中國社會的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是在新的社會正義理念下的現代社會變革要求。由于階級觀念的消解，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的觀念已經不存在。貧富懸殊雖然依然存在，官僚主義雖然依舊存在，但是，我們可能更多需要面對的，不是政治經濟文化運動，而是新型社會形態下的人性抗爭。因此，我們必須擺脫極端的批判現實主義寫作模式，必須擺脫官民沖突的二元論社會結構模式，回歸人性美丑的視角探索現代社會的尖銳矛盾與情感沖突。

基于科學的知識原則，作家的世界建構，必須是為了理解我們“共在的世界”。例如，我們正在面臨的世界，需要科學主義的想象。對于許多作家來說，這個世界的建構，是他們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他們的傳統寫作習慣與文學信仰，恰好缺少科學主義的視野與科學主義的想象力。許多作家面對科學主義的世界，似乎處于完全無知狀態。在對科學主義完全無知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想象科學的生命世界？這就給當代作家提出了全新的思想挑戰與想象力挑戰。我們的文學理論視野，在思考我們的世界建構時，必須面對這一事實。我們正處于政治經濟全球化與科學技術信息化的生存語境中，我們完全無法回避科學主義與技術主義帶來的巨大挑戰，我們必須在科學主義中重新思考和建構我們的現實世界與未來世界。這是當代作家最緊迫的思想任務與知識學任務，這是任何以人性與人道或永恒的人性問題探討為創作任務時也無法逃避的事情。

通過知識建構對象世界，是文學的現代思想責任。如果我們長時間停留在自己的狹隘經驗中，就不可能真正建立理想的世界或新知識經驗的世界，因為世界正在快速地發生變化。當代作家的傲慢與自信，在新知識面前，有可能顯示出特別的愚昧與荒唐。不過，文化傳播還是可以操縱人的情感與日常情緒，因為焦點事件往往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與普遍憤怒。奇特的傳播操縱，可能讓人們長期停留在惡心的文學事件與文學形象之上。這就需要我們作家進行新的世界建構，也需要我們進行新的理想與知識表達。傳統的世界建構方式或知識和理論固然存在，但是，我們還必須有新的世界建構方式。全新的綜合的世界建構方式，或者歷史現實的建構方式，可能是作家的必然選擇。問題在于，我們的作家在提供歷史世界建構法則或觀念時，是否能夠提供給讀者真正的科學知識與生存理想，幫助接受者真正認識中國社會？顯然，只有新的科學知識與新的生命理想，才能充分激發我們時代文學創作的嶄新激情。

三、文學形象創造與對象世界建構

通過文學形象建構對象世界，這是文學藝術的古老傳統。“活著的藝術形象”，有助于對象世界或生命世界的建構。對象世界建構，無論你采用什么樣的方式，我們都必須真正回到文學形象建構上來。這一問題，在現代文學理論建構中已經被耽擱許久了。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文學理論界一直熱衷于討論“文學形象問題”，特別是關于典型形象理論的探討，但是，90年代之后，文學理論建構突然發生了轉向。隨著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批判，文學理論探索并沒有回到文學意識形態問題，也沒有回到傳統的文學政治問題，而是回歸中國文學理論與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重新估價之中。文學理論家強調文學理論問題的辯證研究，他們系統探討文學語言問題、文學形式問題、文學敘述問題以及文學價值問題。但是，有一個文學理論現象必須引起重視，這就是：傳統的“文學形象問題”，不再成為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在對象世界的建構中，“文學形象建構”必須成為藝術最核心的理論問題。

文學形象建構的直接功能，就在于它能夠最大限度地最生動自由地建構對象世界。從創作理論的轉向來看，我們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形象問題與圖像學研究問題以及語圖關系問題，開始成為文學理論的流行性思潮。作為形象建構的純粹技術問題與形象建構的功能價值問題，在當代文學理論中獲得了內在的統一。這就是說，“中國形象”不僅是文學理論問題，而且是政治學與傳播學問題。從政治學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形象大多是落后的貧窮的形象。中國鄉土社會，曾經給西方人留下了無盡的貧窮落后印象。“中國形象”，長期被人理解為“阿Q形象”“祥林嫂形象”“孔乙己形象”與“許三觀形象”。必須承認，這是苦難的中國國民形象！后來，現代中國形象建構的社會主義變革，往往被西方傳播者顯現為“愚公移山”與“改天換地”的木版畫中的勞動者形象。1980—1990年代，中國電影為世界所接受的，也只是那些鄉土中國的苦難生命形象或者中國傳統歷史生活敘事的俠義形象。例如，《黃土地》《老井》《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現代中國的文學形象，通過政治傳播的方式，通過電影藝術直觀的方式，傳播到“另外的世界”。

20世紀80年代，我們的文學形象與政治形象建構，并沒有找到理想的敘述模式。即使是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形象”，也只是停留在“改革開放”與“四個現代化”的理念上。這個現代化的形象與改革開放的形象，并沒有變成中國形象的直觀建構。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等西方社會比較易于接受的政治學觀念，并沒有成為中國形象建構的核心詞語。此時，美術學意義上的圖像學建構，在羅中立的《父親》以及后來的現代主義藝術試驗中得到了證實。圖像學理論，將美術創造本身轉換成純粹的圖像問題。我們可以不必評價主題、色彩、形式等具體技術問題，只需要讓一切回到圖像學自身。我們可以從圖像中找到怎樣的美術意義與生存象征意義，就成了美術理解的核心問題。圖像學理論，將中國形象的建構轉變為形象直觀問題，為知識與理想表達提供了最直接的圖像建構或形象建構。這種圖像建構，顯示出特殊的文化意義與政治社會意義。

中國電影藝術還沒有自覺地把“中國形象創造”看作是電影藝術的最核心問題。在電影的圖像演進中，改革開放的意識或現代化表達問題曾經主宰了電影主題敘述。例如，社會的變革圖像，社會變革的歷史對比，社會變革的創新律動，都是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態度的體現。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國形象”？我們的電影藝術家似乎還沒有真正思考這一問題。基于知識與理想的內在規定，“文學形象建構”必須建基于歷史生活文化知識的深刻洞察之上。形象學理論的回歸，為中國形象與形象學再建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契機。那么，什么樣的思想與圖像建構才是“中國形象”的自由表征？這個問題的提出，不僅是政治學問題，而且是藝術學問題，或者說，只有以藝術學的方式回答政治學的問題，才能顯現形象建構的特別重要意義。

從政治學意義上，“中國形象”不僅是新聞傳播學問題，不僅是視覺圖像傳播問題，而且是藝術學的自由創造問題。中國文學藝術形象建構，包括文學、電影和美術，都應該對中國形象形成歷史縱深的認識。中國形象的建構，既需要知識又需要理想。“中國形象”，不是固定不變的。我們不應把中國形象固化為丑陋的中國人形象，也應該探索變革中的中國人形象。中國人古老的生生信念，古老的生生之德原則，都可以構建自由的生命理想。中國人始終強調生命自由力量，是在天地宇宙中的浩然之氣的融合。這種精神理想，必須得到自由表達。中國人在古老的變易思想中，推進了自己的思想與技術。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民間生活與民族生活理想中顯示出極其強大的力量。當現代化的革命理想成為中國人的普遍價值信念之后，“工業化革命”帶給中國人全新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中國人的精神價值也發生了重大革命。真正的中國形象，必須在這種新的價值觀念下才能自由創建。

從藝術學意義上說，中國藝術家必須從形象學建構回答中國形象問題，也必須回到中國公民形象的現代創造上來，必須回到中國價值的自由建構與中國自由形象的審美建構上來。中國藝術家必須給世界貢獻中國形象創造的智慧，這可能是寫意的生命理想藝術形象，也可能是鳳凰涅槃下的民族精神意志形象。它不僅需要全新的知識想象與知識建構，而且需要審美理想與生命理想的持久表達。

事實上，文學的生命理想決定了文學形象的建構。同樣，文學形象建構有助于文學理想的自由表達。在文學藝術形象建構中，作家必須基于自身對世界的生命知識與科學知識和文化知識，胸懷審美創造的理想與自由生活的理想，建構屬于我們時代的“新的生活形象”。至少，從價值觀意義上說，我們不能過度強調丑惡與仇恨，我們更需要在公民生活意義上想象全新的公民國家生活與公民生命自由。公民社會需要建立的，不是仇恨的敵意的人際關系，而是溫暖的美好的人際關系。它需要公民的平等合作，更需要公民之間的寬容與友愛。這是超越現實生活的理想，也是自由生命理想的想象性建構。如果我們過于強調現實生活的異化世界與異化觀念，那么，我們的文學就永遠無法超越現實生活束縛，永遠不能自由地展望美好生活的可能。

文學形象建構，作為知識與理想表達的重要問題，它最直觀地回答了文學的價值與生存的意義問題，最直觀地展示了生存的價值與信念。文學形象建構是藝術的目的，藝術的全部意愿都必須通過形象回答。可能有的人會說，“情感表達”才是文學的目的。不過，這個文學目的，只能通過文學形象的建構才能完成。從目的論意義上說，“生命情感的表達”，是文學的根本目的，但是，從本體論意義上，“文學藝術形象建構”才是文學的本體存在形式。沒有文學形象的建構，文學的情感表達就會成為無源之水。

因此，我們必須重估文學形象問題，或者說，“文學形象建構”必須成為對象世界建構最直接的方式。科學幻想小說的科學理念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科學幻想的生存形象。一切新的科學理念，必須通過生存者形象的建構才能完成。形象的建構以及形象背后的生命建構，比科學的先鋒理念以及科學的未來圖景更加重要。沒有科學幻想的生存形象建構，科學幻想作品將失去了真正的文學意義。因為沒有形象的科學幻想藝術，就變成了通俗的科學傳播作品。純粹的科幻作品，只有科學知識學意義，并沒有文學形象學建構的生存論意義，這也是劉慈欣的系列作品給予我們的創作啟示。

四、知識與理想建構及文學的敬重

按照知識與理想的原則，我們的文學必須探索生命存在的理想，必須提供生存想象的科學知識與歷史知識。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我們時代的生存理想，建構屬于我們中國人的青春激情與生命激情。這不僅是我們面對苦難生活真正應該有的生命激情，也是我們面對物質主義生存時代應該有的生命激情。我們必須重拾真正屬于青春生命的文學理想，這可能比科學主義的文學想象更加重要！為此，我們必須重估《平凡的世界》這一文學接受現象引發的新文學理論問題。路遙創作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他在苦難體驗中從來沒有失去理想的信念。他相信，理想的生活與理想的人性，可以戰勝生活的黑暗與苦難。如果說，孫少平代表的理想充滿了生存的探索性，那么，孫少安所代表的理想則充滿了生存的現實感。在孫少安那里，最樸素的生活理想，就是讓大家過上幸福富足的生活。這種生活理想逐漸變成了“社會的現實”，這正是路遙所展望的“美好生活未來”。同樣，孫少平的愛情生活選擇與樸素的愛情理想，充滿了最友善最深情的人性溫度。

在知識與理想的雙重要求下，純粹的苦難敘述，已經無法滿足我們的知識要求與理想渴望，我們必須思索苦難背后的根本生命存在問題。作家必須想辦法解決現實生存問題，不能陷入科學主義匱乏的自怨自艾之中。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那個極其痛苦與壓抑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進行屬于中國形象建構的“新生命展望”。

我們發現，作家的德性實踐決定了寫作的價值。作家在探討德性時，足以保證文學的德性價值。從德性意義上思考生存問題與形象建構問題，我們就必須回到“理想自身”。現實的生存方式，必然要求我們認同現實的生存法則，無所謂德性與美丑善惡判斷。現實的準則，決定人們總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人性的丑惡與殘暴，很可能成為現實生活的強者法則。理想的生存方式，則必須探討生存的正義與生命的勇氣。理想與德性，必須成為生存的根基性法則。此時，一切關于人性與生活的美好想象，就會主導形象的敘述與生命的自由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許并沒有真正理解魯迅的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的意義，也許沒有真正理解魯迅的狂人、涓生、魏連殳和過客的意義。那個人性被壓抑被侮辱被損害的時代，不僅根源于專制社會的黑惡，而且根源于科學匱乏與政治經濟的貧困。物質技術的極其不發達，始終沒有解決人們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連最簡單的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的民族國家，不可能真正具有生命自由解放的信心與信念。我們在苦難的時代唯一希望被拯救的，并不是精神的生命，而是我們饑餓的身體。人性失去了所有的尊嚴，就根源于我們的現實生活的極端貧困。這是當代大學生完全無法想象并且無法體驗的極端貧困，甚至可以說，這種貧困，對于當代大學生來說，似乎是極其古老而遙遠的傳說。其實，它就是我們正在活著的許多人最艱澀而苦難的歷史記憶。這種生存苦難，正是我們生命存在中最至深的恐懼。由于這種物質主義的極端貧困，最終導致我們精神想象上的極端貧困。貧困的生活導致貧困的文學，貧困的身體導致畸形的精神，貧困的歷史構成了貧窮而丑陋的中國形象。

我們作家的當代寫作，必須超越單純的情感記憶，在全新的知識想象中眺望生命的歷史與未來。我們需要在新的知識與理想想象中，安頓我們的生命與青春。作家如果沒有真正的知識能力，就不能在知識的時代贏得接受者真正的敬重。任何生命知識，都不是簡單獲得的通俗生存技術，而是需要長期生活實踐才能獲得的理性能力。唯有從科學主義與物質技術主義出發，才能優先解決我們的生存知識問題。雖然物質技術主義解決了我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問題，并帶給我們后現代生存的巨大困惑，但是，這種現代意義上的生存困境，顯然是比貧困的物質主義時代更深刻的人類境遇問題。這需要我們建構新的世界，尋求新的解決途徑，以知識與理性擁抱生存的現實與未來。

作家不應是客觀描寫時代真實的人，更應該成為解決我們時代苦難或生存困境的智者。我們必須在建構世界時提供新的想象，必須在建構世界時始終保持最純粹的青春信仰。無論社會多么黑暗，無論世界多么黑暗，這種藝術的初心或生命的原始信念，我們永遠無法回避。重建文學理想與生命理想，這是我們時代寫作最重要的任務。沒有理想的探索，沒有生命的理想信念，我們對生命的想象，就會變成短視的行為。

其實，知識與理想的要求，是對作家創作提出的根本性生存挑戰。它不僅需要自由的審美想象，而且需要真正的生命智慧。這種要求，不是現實性的，而是挑戰性的。它要求我們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探索，真正提供全新的生命存在智慧。作家必須始終保持對理想的熱情，生命理想是我們精神生活世界永遠飄揚的自由旗幟。唯有理想的建構，才能贏得我們時代的真正敬重。我們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信息技術的時代。很少有人可以不受到現代技術的影響，或者說，不懂得現代技術就無法自由地生存。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人面臨著全新的生活選擇與生活信仰變革。現實不再以貧窮的方式向我們的生活提出否定性挑戰，而是以技術的形式向我們的生活提出否定性挑戰。你必須接受現代技術主宰的生活，與此同時，現代技術與政治軍事意志的結合，極容易造成現代生活的悲劇。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必須具有真正的科學知識，必須對當下技術主導的生活保持清醒的認識。同時，我們也必須展望人類生命的異化悲劇，因為技術主導的悲劇與貧窮主導的悲劇完全不同。人類共有的生活處境，讓文學的知識探索與理想探索顯得更加具有普遍性。

在社會生活發展變化到了一定階段，人們希望更強烈地思考“生活的美好”。或者說，在思考希望與美好時，雖然可能與丑惡和絕望聯系在一起，但是，藝術不能陷入無限的絕望與丑惡之中，這是藝術的生命理想要求。按照文學的理想主義表現原則，“知識與理想”始終在文學的自由表達中，因此，屬于理想意義上的生命形象建構，最終會贏得我們的真正敬重。這就是說，理想主義精神讓我們敬重，友愛與正義原則讓我們敬重，反抗邪惡的創作勇氣讓我們敬重。知識與理想，必須成為我們時代文學寫作的“內在根據”。如果我們的創作無法經受知識的考驗與理想的考驗，那么，我們通過文學建構的知識與理想，就不可能獲得普遍自由的生命存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