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鄉愁》“進城了”
2021年元旦,《記住鄉愁》第七季岳陽古城在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首播,創下了收視率0.49%、觀眾規模1764萬的收視佳績,為同時段全國紀錄片收視率第一,足見觀眾對它的喜愛。
在中國紀錄片歷史上,《記住鄉愁》創下不少紀錄,無論是體量還是受歡迎程度,都是鮮見的。前六季340集,觀眾達170億人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贊譽它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接地氣的精品力作”。進入北師大國培班課程,被不少學校和公益課堂作為教材,被一些心理診所作為抑郁癥和焦慮癥的干預手段。尤其讓我高興的是,節目被寫入“十三五”文學成就,被列入“十四五”文學規劃。
驀然回首,我已經在這個劇組度過了7年時光。為什么對它情有獨鐘呢?在我看來,它是以電視方式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是從歷史根基、當代價值、國際視野、人類高度故事化地審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講清楚”的生動回應,是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精神力量,是中華民族電視版的“四庫全書”,是以電視方式進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時代文化的價值對接,從百姓日常層面為人類解決現代性問題做出探索。我在給《人民日報》的隨筆中寫到:記住鄉愁就是記住根本,記住鄉愁就是記住春天。7年之后,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
有意思的是,在我擔任節目文字統籌的第二年,小兒子出生了。老年得子,實在舍不得離開,但是又覺得這檔節目太重要了,就強忍著思念,投入到工作中。在我看來,《記住鄉愁》的眾多價值中,就有童蒙養正功用。一定意義上,它就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后來的家庭式熱播,證明了這一點。
節目在成長,編導在成長,兒子也在成長。
劇組的同志大多數是年輕人,給他們講傳統文化確實比較困難。加上我是編外人員,所講不能深、不能淺、不能急、不能緩,要非常恰當妥善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融到故事里去,難度極大,要“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當初,大家可能覺得我有些“迂腐”,兩年之后,編導們都說,從中受益了。讓我感動的是,監制王峰、制片人王海濤、主編周密,都肯定了我對節目的貢獻,也肯定了我對年輕編導成長的影響。
不懂歷史做不了鄉愁,不懂傳統文化做不了鄉愁,沒有家國情懷做不了鄉愁,沒有國際視野做不了鄉愁,沒有公益精神做不了鄉愁,沒有文學修養做不了鄉愁。監制王峰多次講,鄉愁編導尤其要把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吃透。漸漸的,一種不同于其他紀錄片的鄉愁體在編導心中成型,一些其他頻道的紀錄片高手,到了劇組會暈頭轉向,沒有一年的熟悉,很難一下子進入這檔節目的創作狀態。
尋找故事的文化邏輯,成了“鄉愁人”首先要練就的功夫。比如第七季嘉興古城,編導首先就要講清楚,“紅船精神”為什么誕生在這里,“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和古城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什么淵源關系。這樣的節目做多了,當我再講,共產主義為什么在中國取得成功,而沒有在德國,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跟大同理想是一致的,編導們就很認同。就這樣,《記住鄉愁》像串珍珠一樣把5000年的歷史給串了起來,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文化的一貫性。到此,編導們自然就會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要講,“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以寧夏三集為例,講講在各省市推薦目錄基礎上遴選拍攝對象的過程。
寧夏因為鮮有適合節目古建形態的村鎮,目前只拍了三集,依次為單家集、南長灘和將臺堡。這三個村鎮,如果嚴格按節目形態要求,是不達標的,但經我力薦,最終編導和制片人通過了選題。沒想到拍出來效果非常好,特別是單家集回漢團結的故事把編導和審片領導看得直掉眼淚。踩點的時候,我們被村支書單正平的故事打動。一見面他就給我們講漢族老鄉非常感人的故事,采訪漢族老鄉時他們又講回族老鄉的感人故事,講得特別自然真誠。作家的直覺告訴我,我們遇到了非常難得的大題材,但導演認為形態不達標,想放棄了。回縣城的路上,我繼續游說,從民族團結的角度,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終于打動了編導。第二天,我就帶著編導再次進入單家集采訪,終于通過了。
南長灘的規矩儀式對當今社會也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但當時采訪非常不順利。不知為何,村上最有發言權的拓校長對采訪有種本能的抗拒,編導準備的采訪提綱根本無法進行下去。我干脆繞開采訪提綱,而是從親情進入,當我問到他母親的時候,他一下子把話匣子打開了。我捕捉到了一個細節,他家房子蓋得很漂亮,但家具都是舊的。問他為什么。他說,所有的家具和物件都是按他母親在世時的格局擺放的,這樣,他就覺得母親還在。由此切入,他就給我們講了這個村子的歷史。
將臺堡鎮除了拍攝紅軍會師等重大主題,還拍攝了兩位返鄉青年。他們在外打拼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后回到家鄉,在不離鄉不離土的情況下帶領鄉親們發家致富。難能可貴的是,謝宏義把紅軍會師紀念碑旁的一個村子買了下來,建書院,續文脈,教化一方。這無疑對美麗鄉村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如果沒有一部分有識之士返鄉,空巢空村的問題將很難解決。我隨編導走過一些鄉村,發現一些新農村建得比城里的房子還漂亮,但不少院門掛著大銅鎖。如何讓這些美麗鄉村人氣旺起來,將臺堡鎮這一期節目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由這三集節目,可見前期采訪的不容易,也見編導政策水平、文史哲修養的重要,遺憾的是,由于精力有限,我不能隨編導更多地到一線采訪,只能在選題階段,給予建議。接下來,制片人聽取采訪匯報,通過后,編導撰寫選題報告,上選題會。選題會有四五位專家聽匯報。如果結構不合理,主題不到位,故事設計不到位,都要打回去。大多選題,要上兩三次選題會,少數要上四五次,還有一些,最終被否決了。事實上,選題文案已經是可操作拍攝臺本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拍攝過程高效、經濟。
第五季之后,選題難度明顯加大,多位在第一至四季的優秀編導一下子捉襟見肘,因為從村鎮到古街區古城,時空一下子擴展了很多倍,特別是到了古城,要在不到30分鐘的節目里,講清楚它的前世今生,難度可想而知。要讓編導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吃透杭州、開封這些古城,找到五六位人物、故事,真如大海撈針,一出節目事實上就是一部電影,一部電影要拍出來需要準備多長時間,《記住鄉愁》每年60集,相當于60部電影,一個電影團隊有多少人,《記住鄉愁》每出節目也就一位編導,兩位攝像,不超過10個人,工作量超大。
片子剪成之后先在小組初審,小組初審通過之后才拿到專家組進行審片,幾乎有一半片子要打回去修改。
到了第三年,編導團隊基本上掌握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時代文化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理解,制片人王海濤體諒我的家庭情況,讓我從文字統籌漸漸向策劃和撰稿過度,從微觀向宏觀過渡,讓我在北京、銀川兩邊跑。
我越做越覺得這出節目歷史意義、現實意義的重大。我常常給編導們講,如果把孔子和老子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拍下來,在今天真是價值連城。《記住鄉愁》是國寶。有了這樣的認知之后我堅持了下來。
有人問,《記住鄉愁》為什么有這么強大的生產力,我說,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王峰、王海濤、周密三人的親密狀態,那種和氣真是少見。他們的認知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高度一致。7年來,我沒有發現他們出現過價值觀和方法論裂痕。我也常常看到他們在聽選題和審片的時候,一陣竊竊私語,那肯定是心靈深處的一種默契和會意。有時,王峰也會像長輩一樣校正一下王海濤的觀點,王海濤常常是認賬地一笑。但這種校正和認賬,恰恰說明他們之間沒有生分,沒有客氣,只有和諧。
喜歡聽他們三人說選題、評節目。常想,如果錄下來,將會是非常珍貴的電視檔案,有時候,一出節目,他們會講一節課。
7年中,安徽大學的劉伯山教授、傳媒大學的沈皛教授、清華大學的彭林教授、曲阜師范大學的夏靜教授,詩人張海龍先后以專家和撰稿人身份加盟團隊,或者一年,或者兩年,從他們的發言中,長了不少見識。
30分鐘節目,坐在電視機前,會很快看完。但拍攝過程卻是千辛萬苦,需要二三百個鏡頭,每一個都要挪動機器,布置場景,甚至組織活動。
在拍天水古城的時候,我作為天水籍作家出鏡。有一天,在八卦山上拍了8個小時,結束之后,我一屁股坐在山頭再也不想起來,只想就此睡過去。站久了,只感覺腰都不存在了。我是空手配合,尚且如此,編導扛著重重的設備上山,找位置,其辛勞,可想而知。有時候為了拍落日,抓光線,根本顧不上吃飯。
不同于編導們,我一邊參與節目創作,一邊嘗試把它應用化,通過我的手寄到全國應用性平臺的光盤占了很大比例。比如經我牽線,劇組就給教育部、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和寧夏司法廳等單位捐贈了大量圖書、光盤,供他們研究和開發。
在海口電視臺錄制的52集《郭文斌解讀弟子規》中,我引用了大量《記住鄉愁》案例,隨著中國教育電視臺的播出和學習強國的推送,受益人群逐漸擴大。
尋找安詳小課堂、文明十二家等團隊,每周一集,播放節目。北京易生康集團的劉廣平到小課堂學習后,自愿向全國有聯系的學習群發送節目,每天一集,常年不斷,尤其讓人感動的是,每一集,他都要寫一篇觀后感,一集不落。要寫成這樣一篇文章,至少要把節目觀看三四遍。《黃河文學》編輯部的編輯李楊佳蓓把前四季每一集節目里的五個故事都挑出來命名,便與檢索。這些應用性價值反饋,給編導以很大的激勵,讓編導在做節目的時候,就前瞻到它的濟世功用。
我講課時常常引用四川德勝村的故事。兩青年打架,一個把另一個的眼睛打瞎了,肇事者逃逸,不想受傷者祁永兵不但沒有計較,反而去幫肇事者的媽媽種莊稼。記者問他怎么做到的?他說,心懷仇恨,他不快樂,我也不快樂,把仇恨忘掉,他快樂,我也快樂。這些年我用這個故事勸和了許多心懷抱怨的人,仇恨的人。這種鄉愁故事和電影不一樣,電影是虛構的,紀錄片是可以作為論據使用的,而且是央視這種有公信力的媒體拍的紀錄片。
廣西有個羅鳳村,每天早晨,大家在上工的時候,把要賣的菜拿到這個市場懸掛在樹上,在旁邊放一個收錢的袋子,把菜標明價格人就走了,需要買的人去把菜拿上,主動地把錢放在那個錢兜里面,也走人,就是說賣家和買家是不見面的。100年來,卻從沒有發生過誰多拿了菜,誰少給了錢的情況。它們是我們中華大地上的真實存在。我一直在講一個觀點:把《記住鄉愁》認認真真地看完,那些民族自信心的喪失者他會找到信心,文化虛無主義者他會找到真實感,那種道德悲觀主義者他會找到樂觀,那些迷茫無助的人他會找到人生方向。我們可以想象當社會上每一個村落村鎮,每一個商店社區都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就是大同社會嗎?
應該說,節目進入第七季,杭州、開封、九江、高郵這些古城展開在編導面前,除了體量變大,難度變大,編導也進入疲勞期,該用的詞都用完了,該用的結構也用完了,該用的方法論也用完了,怎么再上新臺階?我給制片人建議:一檔節目如何變成國家的剛需、百姓的剛需、文化傳承的剛需、人類走出困境的剛需,這既是堅守也是創新。就像我們再怎么創新還是要曬太陽,再怎么創新還是要吃大米,再怎么創新還是要喝水,再怎么創新還是要呼吸空氣。最重要的是守正。
創新主要是在形式感上創新,在方法論上創新,而它的精神價值一定是守恒的,這也是《記住鄉愁》和其他節目相比,能夠持久性的被觀眾認可的原因。
在今天,無論是教育,還是文化,還是傳媒,一定要走“社區推送”的道路,也即精準推送。在做節目的時候,就要想到和緣分內的受眾精準對接。對于這部分觀眾,廣告性傳播意義不大,主要靠口耳相傳,和受益性傳播。把作品變成受眾的剛需。這就需要我們對社會、對基層,特別是對當代人的心靈到底發生了什么,心靈到底需要什么作出準確的診斷、判斷、感知。所以要提高對社會的感受力、判斷力,要知冷知熱,用心體會當代人心中的坑洞和缺項。
多年的志愿者經歷讓我知道如何走進真正需要我們的受眾中間去。我發現,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特別需要精準服務,比如建群,比如線下課堂,也特別需要服務者保持定力和耐力,一場接一場的不厭其煩反復講一個觀點,反復推送一部經典,用文火,把一鍋饅頭蒸熟。沒有病的人是不會進藥店的,沒有饑餓感的人是不會進餐館的。一出節目,一本雜志,一份報紙必須走剛需路線,就是帶著問題意識,帶著前瞻性,帶著愛和情懷,精準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