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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五月與阿德》（2019）在須一瓜的小說創作歷程中看似“異數”，但其實是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處理作者此前在中短篇小說中涉及的問題。要想充分理解須一瓜，這部小說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文本。小說以一種日常生活的修辭法則，呈現五月短暫的一生經歷，及其與三個男人的故事，其中涉及城市與鄉村、本土與全球等多重命題。對這部小說而言，其需要特別注意的還是這樣一個命題的提出，即在21世紀的今天，如何處理1950年代的精神遺產，以及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命題，需要不斷地被提起。就此而論，《五月與阿德》的意義不可小覷。

關鍵詞：須一瓜 《五月與阿德》 日常生活 城鄉書寫 精神遺產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于《別人》《保姆大人》《甜蜜點》《雙眼臺風》《太陽黑子》《白口罩》等小說塑造出來的須一瓜形象。《五月與阿德》（2019）的出現，可以稱得上驚艷脫俗，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如果對其創作歷程稍作梳理便會發現，暢銷書作家——這一稱呼在今天并非貶義詞——須一瓜的形象并不是她的原初定位，也并不準確；她的原初形象是由一些別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說所構筑。可以說，須一瓜小說創作的不同風格很大程度體現在篇幅的長短區隔上，中短篇小說傾向于傳統純文學的寫法，長篇小說則傾向于“大眾文學元素”①或追求情節上的驚險、離奇和刺激。當然，這只是粗線條的梳理，細細思之便會發現，須一瓜的小說，不論題材多么的迥異，風格多么的反差，其對“人的精神內在性”和“內在經驗”②的探求，卻是始終如一的；即是說，我們應該看到須一瓜小說題材差異表象下“內在經驗”的一以貫之性。就像孟繁華評價《太陽黑子》時所說：“須一瓜的興趣不是停留在對案件的偵破上，不是用極端化的方式沒有限制地夸大了這個題材的大眾文學元素，而是深入到罪犯犯案之后的心理以及在心理支配下的救贖生活。”③在李敬澤看來，這是對現代“陌生人”④的探索之邏輯使然。這種邏輯使得須一瓜的小說始終處在兩種風格的張力之間：“好看”與純粹、“超現實”與“現實”、信任與懷疑、有情與“無情”⑤，等等。“我們以為我們終于碰到了一個小說家，她對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時，我們發現，她目光銳利，她對死亡、對人的脆弱混亂有深入的興趣，她睜大眼睛注視著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絕望、受苦，她絕對不天真，偶爾，她也可以像法醫般超然無情。”⑥從這一角度看，《五月與阿德》的出現，可以說是一次全面的總結和拓展，這是作者第一次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處理此前在中短篇小說中涉及的問題，因而可以說極具癥候性。要想充分理解須一瓜，這部小說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文本。

一、五月生命中的三個關鍵時刻

小說其實是寫五月的成長故事。小說取名“五月與阿德”，只是表明阿德在五月人生成長和命運變遷中的重要性，兩人間的關系才是理解小說的關鍵之所在。五月短暫的一生，其實可以概括為塑造失敗，然后非正常死亡。再仔細點說就是，她從一個農村小丫頭，只身來到驪州，一個偶然的時刻遇到阿德，而后住進對方家里并在他的規訓下成長、結婚生子，最后跳樓身亡。社會學中有關鍵時刻之說，那是可以稱之為“具有普遍后果性”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⑦，對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的建構和命運變遷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五月的生命中，也有一些時間點，對她的人生影響深遠。

構成鄉村姑娘五月成長路上的幾個關鍵時刻，都與外來者或“他者”有關，都屬于非正常情況。比如說山貨客，在“酒心巧克力”的炫目的光耀下，五月看到的是山貨客身上籠罩的商品的“光暈”，而看不到山貨客的平庸與平常：“在十三四歲的五月眼里，連這個城里小老板抽煙的姿勢都非常帥氣。看起來他的背是有點駝，腳步也有點內八字。可是，無論如何，山貨客渾身散發著遙遠的、城里的光暈。”⑧比如說與阿德相遇，是在小巷遭到一個陌生男子侵襲，阿德挺身救美。與大麥相遇，是在其未婚妻到東方之珠來鬧事時，五月牽涉其中。這是一種典型的變遷敘事模式。大凡表現某一社會的時代變遷或人物的命運變遷，大都采取這一外來者進入的模式。“他者”的出現之于變遷，通常有兩種作用方式，一種作為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視角，一種是作為改變舊有秩序的權力或勢能。就視角而言，它改變的或者說塑造的是新的主體。原有情境下的個體，因為“他者”的出現及其產生的影響，開始重新打量自己所處情境，新的問題便會被發現，變革的需要于是乎被提出。就權力或勢能而言，“他者”可能是一個具體的外來者，也可能是一種趨勢、力量或權力。比如說《到城里去》（劉慶邦）中的“他者”就是城市化進程。五月的人生命運變遷，當然也是如此，但對于五月而言，“他者”的出現，既沒有改變她看待世界或事物的看法，也沒有形成有效的推動作用。“他者”的出現確乎帶來命運的轉折，但這一轉折之后，作用于五月的仍舊是慣性或者說“例行化特征”⑨，五月雖然被刻意塑造，但其所顯示出來的仍舊很難說是一個有意識的主體。

結識山貨客，與此后的所有相遇都不盡相同，其象征意義極為明顯。山貨客到菇窩村來收紅菇，小說這樣寫道：“八十年代末的菇窩村，和一千年前的菇窩村一樣吧，如果那時候有村莊的話。所有的新東西，都是木匠、裁縫、貨郎流動帶進去的。山貨客帶來了最了不起的東西：他給菇窩村帶來的是酒心巧克力。”這一“酒心巧克力”，與1980年代初的另一部小說《哦，香雪》中的鉛筆盒和發卡類似。但鉛筆盒和發卡帶給鄉村小姑娘的想象與酒心巧克力不一樣。香雪們是憑借鉛筆盒和發卡來想象城市，后者帶給她們的震驚效果只有短短的幾分鐘時間，而酒心巧克力則顯示出來的是瞬間的窒息和直抵內心的感覺：“舔嘗的時候，孩子們不能呼吸，不能說話，兩眼珠子都停滯了。那是令菇窩村窒息的巔峰時刻。”城市是直接以“酒心巧克力”這一物的形式，顯示在鄉村小姑娘五月的感覺中。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時間點乃“八十年代末”，而不是1990年代市場經濟進程加快之時。五月對城市的想象既不像香雪，也不像九月（關仁山《天高地厚》《九月還鄉》）。她對城市的想象僅僅限于“物質世界綺麗的魔光”，她最初并不或并沒有想到要走向城市，只是因為憑借“酒心巧克力”這樣一個吉登斯意義上的“象征標識”⑩，山貨客開發了五月的早熟的身體——誘奸了她。是這被打開的身體，使五月發現她在菇窩村已經沒有容身之地——村里人對她投以“憎恨鄙夷”的“打量的目光”。可見，對五月而言，結識山貨客的意義在于，當她被視為鄉村的異類或“他者”時，有了一個可供想象的接納之地：山貨客答應娶五月，讓她對走向山貨客所在城市——驪州——充滿了期冀。但事實上，在之前，五月并沒有來過驪州，她對城市還一無所知。她甚至不知道山貨客家的地址，只知道在“中山路后面”，她是充滿著對城市的想象來到驪州的；她也身無長技，甚至也稱不上勤快，因此五月的進城之旅注定了不堪。

與大麥的相遇構成五月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大麥的未婚妻大鬧足浴城，肆意羞辱五月要她當場同大麥做愛，這一表演情景最后假戲真做促成了兩個人。與大麥的結識，從相遇到相愛和結婚，具有一種戲中戲的感覺。入戲講求的是似真、清醒和自覺，很難說五月多么喜歡大麥，只是因為兩人處境相當：都是外地人，都沒有本地戶口，都沒有穩定的工作。五月與大麥的婚姻，是一種典型的“純粹關系”11之體現。大麥以基本的信任要求五月，五月則始終對大麥保持審視的態度，這樣一種不對等，決定了他們之間婚姻的潛在危機；當大麥得知五月瞞著他把8萬塊寄存在阿德那里時，他的決絕和毅然就顯得理所當然了。與山貨客帶給她的“光暈”明顯不同，大麥帶給五月的是一種相似處境下的平視。這里面所顯示出來的，是從一個懵懂鄉村小姑娘，到具有一定現代意識的年輕女性的轉變，其中，五月經歷了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化。都因為有阿德的存在。

遇到阿德前后，五月先后在“絲絲美”美發店和東方之珠足浴城上班。美發店時期的五月，經常遭受來自城市男性的騷擾，這是一種充滿欲望的侵占姿態，五月對這種姿態反應曖昧，因此被迫從美發店辭職。至此，不難發現，在面對城市充滿欲望的凝視時，五月還沒有充分考慮到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或態度因應。東方足浴城時期的五月，雖仍不能擺脫被欲望凝視的困擾（大麥未婚妻大鬧足浴城就表明了這點），但因為阿德的出現，這一狀況有了根本改觀。充滿欲望的凝視下，只有占有的意圖，而不可能是其他。城市之于鄉村女性，只有在擺脫了充滿欲望的凝視之后，才可能真正展開塑造。阿德恰好充當了這一角色。早年的阿德曾因腰肌損傷而導致性功能受損，但他無疑又是高傲的，因為曾有過一段充滿榮光的禮賓生涯。這是無欲的身體和具有優越感的精神的奇怪結合。在他的審視下，五月到處都是缺陷，不僅有“剃刀背”，而且舉止粗俗，因此他開始了身心兩方面對五月的全面“規訓”。也就是說，阿德想把五月塑造成一個與城里人一樣的正常人形象。

這幾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雖然對五月構成重大的影響，但只是影響了她的人生命運，而沒有影響五月的意識。五月仍舊是我行我素，即使深知阿德的嚴苛訓練，對身體的矯正有好處，也充滿抵觸心理。可見，五月并不是具有主動性的人，但也不能說五月沒有自己的意志，而只是說她始終受到一種吉登斯意義上的“實踐意識”（consciousness）所支配。“所謂實踐意識，指的是行動者在社會生活的具體情境中，無須明言就知道如何‘進行’的那些意識。對于這些意識，行動者并不能給出直接的話語表達。”12不難看出，“實踐意識”是與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其概念的闡釋力常常只能涵蓋那些反傳奇化的現實主義小說，而對那些具有傳奇化色彩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比如說須一瓜《白口罩》中的民間救援隊隊長），其闡釋力十分有限。《五月與阿德》顯然屬于前者。五月并不是一個像香雪那樣的有主體性或主體性很強的個體，她只是受本能或無意識所驅動，被現代社會的商品的“光暈”所吸引。她沒有強烈的欲望要成為一個城里人，或走向城市。如果不是村里人異樣眼光的凝視，她不一定會離開鄉村。她走向城市具有被動性。但她走向城市卻具有象征性，因為這是一個被城市文明及其代表所開發過的身體，這與那些走向城市后被城市所開發的女性形象明顯不同。在關仁山的《麥河》和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等小說中，女性是到城里后被玷污，這表明了城市的混雜性和現代文明的污濁。而五月是以早熟的身體在鄉村遭遇城里人山貨客的，因此當她走向城市的時候，已對城市滋生出免疫力，但也因此具有了魅惑力，所以在她到“絲絲美”美發店做工的時候，會在老板山雞和老板娘那里，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映：在老板眼里，五月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在老板娘那里，五月則讓人充滿警惕。

五月想做城里人，但城里人在這里只是作為現代文明的表征，而不僅僅是純粹意義上的身份。這才是最為根本的。她尋求的是城里人所代表的現代文明。這是阿德所著力塑造的，也是五月所潛意識中傾慕的。因而也就決定了當她結識大麥時，不再像初識山貨客時那樣失態，因為此時的五月經歷了阿德全方位的規訓，大麥在她眼里只是尋常人形象；同樣，當她再次看到山貨客時，也就會表現出失望了。“她心心念念的北斗星一樣的存在，原來不過是城里最普通的老男人。看上去，他不過是一只龜鱉類的快樂小動物。五月瞬間心如枯木，困惑的目光，一直僵硬木然地隨那個熟悉的背影走上三樓vip的大樓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的逆轉，是因為，第一，五月是以收銀員的身份看待山貨客；第二，山貨客的“光暈”其實是城市商品“酒心巧克力”所賦予。一旦商品的眩暈效果消退后，山貨客的本來面目——即普通老男人——即顯現出來，而這時其所顯示出來的就是本我，山貨客走向三樓，其實是尋求欲望的解決去了。

二、啟蒙與塑造主題的凸顯

五月與三個男人的關系，很容易讓人想到楊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靜與余永澤、盧嘉川和江華的關系。如果說林道靜與三個男人之間構成一種否定之否定關系的話，那么五月與這三個男人的關系也具有類似的性質。阿德的出現，讓五月對城里人及山貨客具有了免疫力，當她再一次看到山貨客的時候，表現得就很平淡，她也并不強烈地想要嫁給城里人。同樣，也是因為有阿德從旁指導，在面對大麥時，五月才會擁有自信并能以審視的目光從容對待。

阿德對五月的塑造是多方位的。既包括身體的矯正訓練，也包括文明舉止的糾正訓練。他用來啟蒙五月的是一本《世界名人名言》。他想改變五月的，并不是她的物質生活水平，因為他在這方面無能為力；他所擅長也能勝任的是改變五月的文明修養，即一整套言行舉止，名人名言就是一種切實可行也見效快的做法，因為畢竟五月文化水平有限，他自己的知識面也較窄。阿德終究不同于薛去疾（劉心武《飄窗》）。身為工程師的薛去疾啟蒙保鏢龐奇用的是西方古典名著，他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啟蒙；這種方法很有效果，但其影響常常是潛移默化和深層次的（即作用于情感結構的層面）。相比之下，名人名言顯然具有奏效快和夸飾性的特點，而且也最為符合中國人的實情。阿德要求五月的是，先背下來，不管懂與不懂或理解不理解，這就像傳統的背書的做法，“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阿德想要達到的就是這個效果。五月慢慢也從對名人名言的背誦中得到好處，她收獲了越來越多的崇拜、敬仰或迷惑的復雜眼光。但五月的學習，只是皮毛。她追求的只是實用，而不像龐奇，薛去疾在他那里收獲的是人生觀世界觀的改變。五月的學習是碎片化的，是取其所需，龐奇的改變則是整體性的，這就是區別所在。

阿德想著要從整體上重新塑造五月，但因他采取的是名人名言式的啟蒙法，其對五月的塑造只能以失敗告終。原因很明顯，名人名言雖看似富含人生哲理、頗多啟示意義，但彼此之間并無邏輯上的連貫關系，因此不能有效建構五月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五月本又混沌不明，隨意性很強，其結果是名人名言只具有具體情境的實用性。形塑五月的最強大能量，并不是名人名言，而毋寧說是日常生活的慣例和“例行化特征”13。五月仍舊我行我素，仍舊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她既沒有被名人名言所改變，也沒有沉入到商品的“光暈”中去。五月從來到城市，到跳樓自殺那一刻，都還是原樣，沒有什么本質性的改變。她的脊柱側彎變形——即“剃刀背”——也最終沒有好轉，當然也沒有太過惡化。

五月真正感興趣的是對物的想象，而不是占有。她不像香雪（鐵凝《哦，香雪》）和孫少平（路遙《平凡的世界》）對走向城市那樣有明確的目的或目標，也不像宋家銀的丈夫（劉慶邦《到城里去》）是被城市化或全球化的進程所推動；她甚至也并不貪慕城市生活的富足和享樂如許細嬌（陳殘云《香飄四季》），也沒有因為好逸惡勞而走向墮落（如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中的黑牡丹和關仁山的《麥河》中的麥圈兒）。五月走向城市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即是說，她是帶著茫然無目的的狀態走向城市的。她是一個方向感不明的人。五月的主體性因而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主體間性”。這可能就是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對大多數走向城市的農民而言，事實也可能如此。山貨客身上的“光暈”消失了，但現代文明的“光暈”本身仍舊存在，其表現在某些象征器物上，這才是城市真正吸引五月的地方。這些，在阿德的別墅這一象征物下得到一種想象性的滿足。“五月覺得，在那些技師服務生們眼里，她就是城里人！她和這些外來妹外來弟們，當然不一樣。即使整個驪州老百姓，又有幾個人家有別墅的？！真武路的好處，誰也忽略不了。”這種吸引力與全球化無關，與城市化無關，它關乎的毋寧說是文明——更確切地說是現代城市文明——或者說現代化。五月所在乎的“城里人”身份，是由現代文明的一個個具體的物件所組成，比如“進口的抽水馬桶、自動電話、各種香港電器”。事實上，其中很多物件只是出自“電影錄像里的港臺新奇東西”，即是說，這些都是五月自造的幻覺效果，有些物品在這個城市別墅里并不存在，只是她虛構進去的。不難看出，五月其實是生活在城市物質文明所營造的“光暈”里。真正吸引她的也只是這些，阿德的別墅給五月提供了想象得以施展的空間。但也止于想象，五月并沒有強烈的占有欲。她并不是一個特別愛慕虛榮的人，她的購買力所及，也只是那些外國破爛衣服。對五月而言，阿德的別墅比阿德，更具有象征意義。

應該指出，五月與阿德的關系其實是城市與鄉村之間二元論命題的獨特呈現。以前的小說寫作，大都在一種理論預設的框架內思考和表現。1950—1970年代的文學，所呈現出來的是進步的農村和保守的城市的二元性；1980年代以來，這種關系被城市化進程所逆轉，進而形成一種新的等級制度，農村青年男女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其推動下走向城市。這一等級秩序集中表現在農村青年男女走向城市這一行動的推動力上，或是被知識的占有所吸引（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和《人生》中的高加林），被商品的“光暈”所迷惑（如賈平凹《極花》中女主人公對高跟鞋的喜愛），被全球化進程所推動（曹征路《問蒼茫》）；或者表現為一種文化的優勢所制造生產的壓迫（孫頻《同體》等）；或把城鄉關系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下做一種同構性的處理（閻連科《炸裂志》）等等。這都是理論框架下的表現方式。其好處是線索分明，對于社會進程和走向能有一個明晰的呈現，極具象征性，但隱喻性的表現后面可能會犧牲掉現實生活本身的復雜性或豐富性，問題的復雜性并不能得到呈現。

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構成中，確實存在著等級秩序和不平等性，而且這種不平等中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深刻內涵，但這種不平等，并不必然生產出相應的身體和具體行動來。據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看，人的行動受到三個層次的因素影響，即“話語意識”“實踐意識”和“無意識的動機/認知”。14對現實生活中的蕓蕓眾生而言，其大多受“實踐意識”所支配；而理論框架下的城鄉敘事所呈現出來的，其行動者則大都受“話語意識”所左右（有主動走向城市的意愿和意識，比如說孫少平、高加林）或“無意識的動機/認知”（其主人公走向城市沒有明確的意識，大都被推動或隨波逐流，比如說劉慶邦《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銀的丈夫）所推動。《五月與阿德》中五月的行為所顯示出來的正是“實踐意識”層面的內涵。這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五月是一個主體性不強，或者說目的始終不明確的人，其行為表現所顯示出來的其實是“實踐意識”的強大。現代文明的“光暈”吸收著五月，但只是在特定時刻具有迷惑作用，大多數時候的五月仍舊受日常生活的“實踐意識”所支配。她比大多數農村青年男女都要更早地走向城市，至少在他們村里是如此。但她走向城市既無目的也無準備。這是一種在特定情境下的“進行”，而特定情境，某種程度上也就構成行動者的“周遭世界”15，它必須符合、適合，或與行動者的身份相匹配。五月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雙向塑造”。她既被阿德所代表的城市底層所塑造，她又用自己的人生經驗來重塑、印證阿德所呈現給她的經驗。

這種“實踐意識”的存在，使得五月的人生中雖然出現幾次戲劇化的逆轉，但并不可能出現質變式的飛躍。“實踐意識”的存在表明，一個人是生活在日常生活流之中的，所謂意外或驚喜或傳奇，雖可能出現，但不太可能真正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也意味著，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存在一種穩定性的定向關系，即只有在同一階層的人之間才會形成有效的相互性影響。五月只能是以這樣的方式被塑造，她不可能被塑造得更好，她也不可能真正改變自己的命運。五月的雙向塑造顯示出來的實際上是定向塑造。在這方面，賈平凹在《極花》中有清醒的認識和思考。他之所以沒有在小說結尾讓被拐賣的女主人公獲得解救，是因為他十分清醒一點，即，小說女主人公期待并想象房東的大學生兒子（大學生身份）喜歡上她并把她解救出去終究只能是幻想。五月只能被與她類似的城市居民塑造，她不可能被工程師薛去疾代表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被鉛筆盒所象征的知識塑造。五月的一切都處于曖昧中：作為足浴城收銀員的曖昧身份，與阿德的曖昧關系（有欲而無性）。五月缺少主動性，因此不會想著去融入城市，不會想著去適應城市，不會想著改變自己；但她又照單全收，她會容忍客人的摟摟抱抱和吃豆腐（在東方之珠上班期間），她會表現出對商品的“光暈”的癡迷，但也只是淘來外國傾銷到中國的垃圾衣服，她對金錢并沒有表現出強大的興趣。

無疑，小說除了表現城鄉關系外，還涉及幾重關系，一重是女性和男性的欲望關系，一重是正常與病態的關系，一重是全球化與地方化——即香港與驪州——的關系。但這些關系的形成并發揮作用只能是以定向方式在具體情境下完成。所以，一旦遭遇香港來的衛革，阿德的保姆小張縱使再跋扈囂張也立刻繳械投降。衛革所代表的全球化情境和香港空間，是小張所不能想象也不可能抗拒的。這一情景之于小張只具備現代性意義上的震驚效果，而不具備形塑力量。震驚效果產生形塑力量，必須是針對有自覺意識的主體，比如說高加林、孫少平、田保根（浩然《蒼生》）、涂自強（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震驚效果對大多數普通民眾，只具備震懾作用并產生行動，卻不一定改變其“實踐意識”，更不用說是“話語意識”。所以，在五月生命中的幾個關鍵時刻，雖然影響著五月的人生命運，但并不具備形塑力量。比如說山貨客，其酒心巧克力所顯示的震驚效果，推動了五月走向城市，但在物我分離后他就顯示出了本來面目。比如說阿德，一旦其別墅所能激發的想象力耗盡，他所具有的形塑五月的力量也將告終。比如說大麥，他的愛情想象在五月這樣一個不談愛情的人眼里只是利益的權衡與考量。從這個角度看，須一瓜的《五月與阿德》不可能不讓人啟發良多和足夠深刻。

結 語

盡管五月常常受“實踐意識”所支配，但阿德對她的塑造，仍舊具有隱喻和象征意義。這種隱喻性集中體現在阿德與五月的年齡差所顯示出來的時代錯位上。阿德的高光時刻是1950年代的部隊經歷及禮兵生涯，腰肢扭傷構成他人生的轉折點。這一扭傷帶來的影響是雙重的。表面看起來，阿德還是那么的挺拔英武，但其實好看不中用，其最明顯的表征就是性能力嚴重受損。簡言之，他的挺拔只具有象征意義，挺拔與無能在他那里構成鮮明的反差。所以，他才會一再拒絕小姨子寶紅的大膽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色厲內荏和空皮囊的本相暴露出來；他妻子的性冷淡正好掩蓋了他的虛弱不堪。但在年輕的五月面前則不存在這一窘迫。“阿德似乎就很享受對五月的優越落差。不僅是物質性差距，更是精神性的落差。沒有對比，就沒有對幸福的確認。”在五月面前，他的虛弱不成其為虛弱，相反他的優勢卻被凸顯出來。他的虛弱和色厲內荏在老年人的身體中具有天然合法性，但這虛弱的身體卻具有精神上的崇高性：早年的禮兵經歷和挺拔的身姿賦予了這一崇高性。另一方面，城市與鄉村的等級關系，也使得阿德具有精神上的優越感。事實上，他也只有這一層優越感，他在經濟上并不比五月更寬裕（山貨客因為誘奸賠付給五月4萬元錢，這在1980年代末并不是一筆小數字）。阿德作為一個城市居民所具有的等級優勢，使他獲得一種比欲望的滿足更高的精神上的愉悅，他要以無私（不收房租）的崇高形象感動自己。但毫無疑問，阿德又是有欲望的。他雖然對寶紅的身體表現出一次次的抗拒，但他并不拒絕欲望，這種欲望在五月以及保姆小張那里得到轉移性的滿足。

在這里，兩個時代——即1950年代和1980年代末以來——的關系問題，仍是關鍵所在。1950年代是一個高揚精神而輕視物質的時代，阿德在其禮兵生涯中所收獲的正是這種精神性的崇高，這是通過拒絕物質而獲得的身份認同。但這樣一種精神認同，在1980年代末——阿德遇到五月時——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顯然遭到極大的挑戰。阿德在市場化時代無疑會被迅速邊緣。阿德的優勢變成劣勢，而他的劣勢——身體上的殘損——終究使他遠離時代和社會。這樣一種轉換，帶來的只能是阿德對其過往高光時刻的不斷回憶和對精神的執著守護。事實上，阿德除了精神上的優勢，他并沒有別的可以炫耀的。他所住的別墅并不是他家的，他家祖上只是作為房屋主人的仆人在代主人看管房屋。這樣一種代理人身份，只有在1950年代后的特定語境中才顯示出其主人翁意識和崇高色彩。他與五月，都屬于1980年代后期以來社會分化過程中的邊緣人群。阿德只有在五月那里，才能收獲認同。這是他和五月關系的實質，所以他要始終控制著五月，而不是真的想要侵吞五月暫存在他那里的8萬塊錢，從這個角度看，阿德與五月的相遇，帶有濃重的挽歌意味。他只有通過不斷向五月炫耀他的過往榮光來顯示他的存在。而也正是在這種回憶和炫耀中，他們才真正達到互相認同和互相“確認”：一個曾經擁有，一個在想象中獲得滿足。五月與阿德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鏡像關系”。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結尾五月的跳樓顯示出來的就不僅僅是阿德與五月建構彼此身份認同的失敗，更是新的命題的提出，即在21世紀的今天，如何處理1950時代的精神遺產，以及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命題，需要不斷地被提起。就此而論，《五月與阿德》的出現，其意義不可小覷。

注釋：

①③孟繁華：《都市深處的魔咒與魅力——評須一瓜的小說創作》，《時代文學》（上半月）2013年第9期。

②須一瓜：《春天的一種創作談》，《時代文學》（上半月）2013年第9期。

④⑤⑥李敬澤：《三段論：須一瓜（代序）》，《提拉米酥——須一瓜中短篇小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6、序言1-6、1頁。

⑦⑩1115[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夏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17、84、119頁。

⑧須一瓜：《五月與阿德》，《收獲》2019年長篇專號秋卷，本文關于該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該文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⑨121314[英]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11、引言11、引言11、6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