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文學作品曾一度因“掉書袋”而缺乏審美情感為人詬病。但是也不應該忽視文學作品中“書袋”的價值。如果文學作品沒有適當的“書袋”也就蛻變為缺乏厚重底蘊的膚淺寫作，成為主體情感無節制宣泄的自我疆場和僅供讀者怡情悅性、消遣娛樂的對象。要重估“知識”在文學創作中的價值，王堯的“知識”書寫以準確、詳盡、可靠的“知識”作為文學作品的“骨骼”，以獨特的審美情感作為作品的“血肉”，將 “骨骼”和“血肉”有機結合，充分展現了莊嚴、厚重、博大的文學精神。

關鍵詞：王堯 “知識”書寫 知識分子精神 西南聯大

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王堯是為數不多的對“散文” 這一 “冷門”體裁進行系統、深入、持續研究的學者之一。其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以及后來出版的《鄉關何處——二十世紀中散文的文化精神》《詢問美文——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經典書話》等學術著作至今依然是研究當代散文和指導散文創作的優秀理論成果。正如范培松先生在王堯《中國當代散文史》的序言中所說：“他堅持寫散文，欣賞散文，真個是愛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藝術感悟力都傾注到散文的研究中。”①

同時，王堯也是為數不多的將自己的散文研究成果自覺運用到散文隨筆創作實踐中的學者之一。他在《散文寫作為何離散文遠去》一文中認為：“這些年的散文寫作缺少與讀者的對話關系，缺少與現實的對話關系，而寫作者疏于和自己心靈的對話更是一個普遍的狀況。在這一松散的狀態中，散文不乏優秀之作，文體有嬗變，技巧更成熟，但疲軟之態始終未有大的改觀。”②正是認識到當下散文創作的瓶頸，王堯帶著這些問題進行了他的散文創作實踐。這種實踐，既有出于自我情感表達的需要和彰顯知識分子精神操守的意圖，也有復興當下散文創作式微態勢的努力。

因此，王堯的散文是有目的、有“規矩”的書寫，這種“規矩”并非教條式的循規蹈矩，或者呆滯的生搬硬套，而是表現在書寫過程中對立題命意、內容取舍、行文布局、遣詞造句的有法可循，這也是其長期研究散文、欣賞散文以及散文寫作訓練成果的集中展示。尤其是在其創作的有關現代文學史上的“知識分子”的系列篇章中，王堯將學者的理性與作家的感性有機融合，以出于史，入于文的創作手法，在“我注六經”的文獻考辨和“六經注我”的情感體悟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散文創作風格。研究王堯的“知識分子”系列的散文隨筆作品，我們嘗試從“知識”書寫與精神重塑兩個維度展開，并借此探討其創作的藝術手法，以期對當下的散文創作提供經驗和參考。

一、“知識”書寫：重建散文的效用和審美雙重職能

如前所述，王堯研究散文，也創作散文，是典型的“兩棲”知識分子，除了上面提到的有關散文的學術專著外，還陸續出版了《把吳鉤看了》《錯落的時空》《脫去文化的外套》《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紙上的知識分子》等多部散文隨筆集，在文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近些年又在《南方周末》《讀書》《收獲》《鐘山》等多家報刊開設專欄，相較其學術研究，似乎散文創作的勢頭方興日盛。他曾說：“我并不認為我是個有才情的人，或者是文字修養怎樣了得的人，但長期以來，在做學問的同時，我一直心儀博大、悠久、渾厚、美麗的中國散文傳統，迷戀文章。相比之下，我寫文章的興趣遠遠高于做學術論文。”③通讀王堯的散文隨筆作品，不管是對鄉愁的詩意表達還是對現實的尖銳批評，不管是對道德尊嚴的捍衛還是對文化現狀的反思，都體現出一個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的強勢介入和熱情關注，正如陳霖所概括的：“王堯的散文,即使是最日常生活、最個人表達的篇什，也與知識分子密切相關,更不要說文人故事、讀書筆記這類以談論、勾畫和思考知識分子的精神活動為樂事的文字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王堯的散文寫作理所應當的是‘知識分子寫作’。”④這里的“知識分子寫作”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即寫作者本身是具有良好學養和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另外，其散文寫作對象選取的大多是彪炳現當代文學史冊的“知識分子”。

當然，寫好這些“知識分子”必須要有“知識”， 如何在具體的創作中恰到好處地使主觀審美情感與客觀文獻史料得到有效平衡，從而形成“無縫對接”、文質彬彬的效果，即中國古代文論中所講的“質”與“文”的關系問題，這正是大多數學者進行文學創作時所面臨的困境所在。

長期以來，學者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曾一度因“掉書袋”而缺乏審美情感為人詬病。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學者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而形成的理性思維有關，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視文學作品中“書袋”的價值，因為文學作品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普及知識。如果文學作品沒有“書袋”，也就蛻變為缺乏厚重底蘊的膚淺寫作，成為主體情感無節制宣泄的自我疆場。吟風弄月固然有佳作遺留史冊，但是，沒有“專業知識”承載的作品，只能成為人們怡情悅性、消遣娛樂的對象而已。試想，假如《紅樓夢》中沒有藥方、酒令、園林、繪畫、書法等“專業知識”充斥其中，這部作品就不可能贏得“百科全書”的美譽。而閱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讀者除了傾心于精彩的故事外，也因作者闡述巴黎圣母院的歷史以及專業的文化遺產保護知識而大開眼界。就歷史題材的書寫來說，準確、詳盡、可靠的歷史知識是這類作品的“骨骼”，而作家獨特的審美情感是“血肉”，只有“骨骼”和“血肉”有機結合，才能充分展現莊嚴、厚重、博大的歷史精神。

就此，洪子誠先生認為：“‘學者散文’在風格上大多較為節制，通常會以智性的幽默來平衡情感因素，學理知識的滲透，也使其具有特別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⑤當然，這也是我們所希求的“知識”書寫的理想品質。而在通常情況下，“知識型”作品書寫的問題也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史料知識豐富而情感投入不足，給人一種生搬硬套的堆砌感，有“掉書袋”之嫌。第二，因為主觀情感的過于充沛而有解構史實之弊，給人一種毫無節制的宣泄感，有飚才情之疑。如對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洪子誠先生就批評說：“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達有時過于夸張。”⑥

而作為一位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有精深研究的學者，王堯必然掌握了豐富龐雜的文獻史料知識，這一點，只要我們梳理王堯的學術研究歷程就能得到充分的證明，尤其他對“文革文學”的研究以及對“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的各個時期的 “關聯”研究，體量之大、跨度之長、成果之豐碩，在國內少見。當我們回過頭閱讀作者創作的“西南聯大”時期 “知識分子”的系列作品時，就會發現，他在創作中充分利用學術研究過程中搜集、查閱、整理到的很多當事人或者相關人的文集、選集、傳記、回憶錄、日記、筆記、書信以及文件、條例、方針、講話、報告、會議紀要和報刊、編輯、出版等第一手資料。這些龐雜而細微的文獻資料在助推學術研究向縱深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其文學創作素材的不竭之源，這也就不難理解其文學作品中涉及到的大到一個事件，小到一個時間為何都有據可依，都能經得住檢驗。王堯的這些以史料知識為基礎創作的篇章，所使用的是情感飽滿的文學語言，但每一句話卻都落到實處，化掌故于無形，行云流水而又新見迭出，這足見作者對“知識”和散文隨筆創作技巧的嫻熟程度。

當然，要想處理好“知識型”作品中 “知識”與“情感”的關系，不僅要占有豐富的文獻史料，并對史料中歷史人物的行動軌跡、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如數家珍，還要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的膽識和勇氣以及“考之行事”的眼光和能力。除此之外，搜集同時期與之相關的人物對曾經某一事件、人物的論述也同等重要。在這方面，王堯完全發揮了作為現當代文學史家的優勢，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感受到其扎實雄厚的文學史料功底以及精讀深掘這些知識分子文集檔案的耐心和志趣。這是其散文首先從內部能“立”起來的重要原因。

此外，作家獨特的情感體驗也是平衡“知識”與“審美”的重要因素。王堯對“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群像的成功書寫，除了借助大量遺存的文獻史料外，作者還多次重訪“西南聯大”遺址進行現場體會。而在寫作的過程中，作者始終保持一個歷史的觀察者和思考者身份，用情感體悟的方式，在歷史和現實、文獻與遺跡中剖析、解讀、體認著“西南聯大”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信仰、情懷、人格。如在《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中，作者先從“黃昏，老舍提著一只小箱子走出了濟南的家門”起筆，然后順著老舍凄苦的流亡蹤跡，在逃亡之苦和講學之樂相互映照中展現其貧寒、曲折的人生遭際。（老舍的“流亡”是一種“天下有難，匹夫有責”式的自我“流亡”）當這些歷史的場景從故紙堆里展現在我們面前時，還不足以讓我們更深刻地體會主人公在歷史境遇中的情狀，而王堯又將自己從歷史的旁觀者和解說者轉化為現實的體會者，他說：“幾年前，我曾去尋訪西南聯大舊址和教授們的足跡。在西南聯大的教室里，我想象自己坐在下面聽大師們講課。我想到的問題之一首先不是我們為何產生不了大師，而是如果時光倒流，我們能否像他們那樣生活，那樣工作。”⑦這一“轉化”，將情感體驗融入歷史敘事，在斗轉的筆跡中，讓讀者也從觀看者轉變為沉思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那一時期知識分子對相關事件“個人化”、自傳式的記錄中，為了使事實“保真”，王堯在寫作時進行了 “人稱”轉化：將第一人稱轉化為第三人稱，在語言的表達上，將作家本人在不同文本中的直接用語轉化為間接用語。通過這種轉化，有助于客觀“事件”在保持其傳達信息的準確性的前提下提高整篇文章敘事的連貫性和閱讀的審美性。例如《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中對老舍的書寫，作者主要參考了《老舍自傳》中的第四章——《八方風雨》，將《八方風雨》中的敘事拆卸、打亂，然后析出其中的具體事件、地點、人物、事件，再結合自己的創作主題、敘事邏輯和情感立場將這些具體的元素重新組合，從而產生化“典”于無形但有“據”可依的效果。可謂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二、精神重塑，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修為、操守、性情、人格提供參照

探討王堯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知識分子的精神”問題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當他從散文研究轉移到“文革文學”研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這個問題始終貫穿其中，在蔡翔、費振鐘、王堯三人關于《文革與敘事——關于文革研究的對話》中，王堯坦言：“我自己有意識地從文學拓展到思想文化領域，拓展到知識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來。”這種“拓展”，既體現在其學術研究中，也延伸到他的文學創作領域。如果說王堯在其“文革文學”的系列論文⑧中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的精神”是什么的話，那么，在散文隨筆的創作中，他回答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怎么樣的問題。王堯以散文隨筆的方式再現知識分子的精神，根本目的就在于為當下知識分子的思想境界、精神操守、人格修為、性情志趣提供參照。從這個角度出發，重塑當代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這是王堯以“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為對象進行系列創作的題中之義，與其以往的思考主題一脈相承。他曾說讓“和戰時重慶相遇，和戰時知識分子相遇”變成一種情感的相遇，心靈的相遇。那一代“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和專業融合在一起”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行為舉止必然會彌補當下這個“有缺失的人文中國”這樣那樣的問題。

王堯之所以選取 “西南聯大”時期一部分典型的知識分子為創作對象，主要是因為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們之所以成為歷史人物，不僅因為著述，還與他們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有關”⑨。大師牽動著歷史，從他們身上我們能窺測到歷史的鏡像。此外，就創作的主題角度看，作家本人選取的寫作對象往往在內部精神上一定與其有共通之處，這也能讓我們從側面透析出作家本人的人格追求和修持路徑。這一點，從王堯給房偉短篇小說集《獵舌師》所作的序言中得以證實：“房偉既批評又創作，是我理想中的現代文人的最佳狀態，我曾經多次談到，我期待自己像現代史上許多文人那樣，在大學里教書，寫作，寫論文，寫小說，或寫其他。”⑩可以說，現代史上的那些文人，尤其在西南聯大這個特殊時期展露出的性情、“趣味”、精神自由，成為促使王堯文學創作的內在精神標桿的同時，也感召著作者用文字向他們靠近、看齊。

打開王堯在《收獲》（雙月刊）“滄海文心”欄目發表的六篇文章：《“寒夜”里的“清油燈”》《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曾經滄海曾經火》《無錢買酒賣文章》《幽谷中的郭沫若》，單就題目，我們便能體會到作者對筆下的知識分子獨特而光輝的人格魅力的欣賞和敬仰。黃平教授認為：“和王堯以往的論述相比，這組文化散文抵達了一個藝術和思想的高峰。在散文這種文體中，王堯更為流暢地展現出他的思考。”11這六篇文章以一段“前記”引起，渾然一體，在戰時“西南聯大”這一特定時間和空間坐標上，展示了 “知識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歡樂、卑微、高貴、創造、選擇”讓“綿延數千年的文脈得以延續并出現新的景象”。閱讀這些篇章，我們在王堯的文字鏡像中領略到了云集在“戰時‘陪都’重慶”的 “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精神骨像和使命擔當。

我們遵循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留存在歷史現場的只言片語和行為舉止，看到了身處滄桑歷史中的他們顛沛流離的人生蹤跡和以此而展露出的家國情懷與光輝品格。他們終究成為我們仰望的精神界碑。

王堯書寫抗戰時身處重慶的知識分子，在寫作策略上首先選取某一代表性人物，然后在歷史環境的大背景中，聚力凸顯其品格操守，如《“寒夜”里的“清油燈”》中巴金在炮火連天的“大轟炸”日子里的執著堅守和凄清浪漫。《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里老舍摒棄黨派之見，在東奔西走的流亡中甘愿忍受酸苦貧寒的煎熬，僅憑一介書生的“氣節”，不屈不撓地為抗戰登高大呼、搖旗助力。《幽谷中的郭沫若》中郭沫若在這一段特殊的歷史中并不僅僅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出現，而是更多地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抗日報國的憂思、凝重、感傷、惆悵的情懷以及在著書立說中進行精神和思想雙向突圍的艱難歷程。從《曾經滄海曾經火》路翎和胡風亦師亦友的交往中，我們看到了哪怕在戰爭的硝煙彌漫中也有對人性的良善和純真的不懈持守。《無錢買酒賣文章》以“酒”和“文章”串聯起生活在嘉陵江畔因“通貨膨脹，物資短缺”而掙扎和喘息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如張開沅、陽瀚笙、梅貽琦、吳祖緗、曹禺等，他們物質上的匱乏并沒有導致精神枯萎。相反，生活的極度困頓更加激發出他們積極樂觀、寵辱不驚的精神面貌和苦澀浪漫、幽默風趣的儒雅風度。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寫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作家也沒有了，而我們在戰時的重慶又看到了超脫于物質生活匱乏的“名士”們“師心使氣”的魏晉現象。

王堯堅持對當代文學進行“關聯研究”，通過“關聯”的思維，他對“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八十年代文學”“九十年代文學”以及新世紀文學都有新見，成果斐然。而在散文創作中，他將這一學術研究方法順利引入到散文隨筆的書寫中，通過讓人物與人物、人物與時代、人物與歷史等“關聯”，以此拓寬敘事視角，讓人物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由、立體展露其思想品格和精神操守。

如果用中西方繪畫的表現手法來說，王堯對“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的書寫，單篇主要使用了焦點透視法，而將這一系列作品結合起來看就是散點透視法。具體策略就是，先將“代表性人物”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勾連同一時期的不同人物，在歷史的橫切面上重返歷史現場，再現歷史景象。如在《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中，老舍以他的 “氣節”匯集了一大批與之“氣味相投”的人，他像粘合劑一樣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的身份神奇般地將政界、軍界、文藝界以及不同黨派、不同階層的人聯合在一起，正如周恩來在這次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所說：歷史上很難找到這樣的大團結，因為文人相輕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們和和氣氣地坐在一堂，連抗日的大將也是我們的一員。之后，因為“愛國、人緣好、無黨無派，肯吃苦，在文壇有威望”12，老舍當選為“文協”總務主任。“名豈文章著？”老舍一邊寫文章，一邊處理“文協”的繁雜事物，異曲同工，一切目的都是為了抗戰。

在炮火連天轉戰各地的奔波中，我們看到了馮玉祥將軍在生活上對老舍熱情、細致的照顧。楊振聲、沈從文、聞一多、卞之琳、陳夢家、朱自清、羅膺中、魏建功、章川島、錢端升、蕭滌非、王了一、徐旭生等一批西南聯大貧困潦倒的老朋友給老舍的溫暖。而在北碚“老舍舊居”陳列室在渝的友人介紹中，有馮玉祥、郭沫若、茅盾、沈鈞儒、冰心、胡風、陽瀚笙、太虛法師、羅常培、吳祖緗、臧克家等，王堯說：老舍的這一朋友圈，頗能反映戰時重慶的“文化版圖”。而老舍在與林語堂、張恨水、梁實秋等人的交往以及對周作人的言辭中，我們不光看到了老舍凝心聚力、團結合力抗戰御敵的良苦用心，也從側面反映出在國難當頭時，不同人表現出的不同態度和心性志向。

客觀講，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中，老舍這樣身份的人必然要與不同的階層的人產生“關聯”，但是王堯在處理這種“關聯”的時候，主要通過老舍這一中心人物的光輝品格—— “氣節”使其與這一時期的不同“名人”產生聯系，在鮮明的對比或者相互映襯中突出這一光輝品格的同時，也盡可能在“氣節”的高蹈氣魄中，全面展示不同人的文化精神圖像。

文人必有文章，在王堯以“文人”為中心展現出的歷史中，我們了解到那些現當代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的創作背景。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和批評傳統》中將文學分為四個要素：世界、作品、作家、讀者。我們通常在文學研究的過程中，更多傾向于探討世界對作家的影響、作品對世界的反映以及讀者對作品的解讀進而引起的對作家和世界的關注等“外部研究”。而較少探討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以及創作者當時的遭遇和心境等因素。其實，當我們了解了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以及作者當時的遭遇和心境后，就會對這部作品的透析產生全新的認識和解讀視角。我們暫且可以將這種方法稱之為作品史研究。

看王堯創作的“知識分子”散文系列，其中涉及了很多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篇名，如巴金的《無題》《還魂草》、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墨子的思想》《秦楚之際的儒者》《述吳起》、曹禺的《雷雨》《家》《橋》、老舍的《蛻》《四世同堂》等，如果結合這些作品的創作背景以及作者當時的生活處境，必然會對這些作品的藝術空間中的人物、情節、感情、思想有更深入的解讀。而由此生發出的問題域，或許就是王堯創作的這類“史實”散文帶給我們的另外的學術價值。

三、鮮明的語言風格與“套娃”結構藝術特色

清末新興啟蒙思想家嚴復在《天演論》中的“譯例言”講道: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13這里的“信”指譯文的意義與原文不悖，即是譯文要尊重原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準確，客觀；“達”指不要完全拘泥于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雅” 則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古雅，追求文章本身的簡明優雅。

其實嚴復對譯文語言的要求也對散文的語言表達有啟發，“信、達、雅”與其說是散文語言的三個方面還不如說是三個層次。我們在散文創作過程中，語言在發揮敘事、抒情的功能時，首先要 “信”，也就是說，把話說對是基礎，然后在此基礎上講求“達”和 “雅”。直白一點說，就是在把話說對的前提下，通過文學修辭把話說好，說妙。從語言的使用看，相比較王堯對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人的“記”系列散文表現出的輕松、詼諧、幽默，在對有關“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記述的散文在語言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沉穩、嚴肅、思辨。這種語言上的差異與寫作對象的獨特性和創作者的學者思維有關，也與作者對這一特定人群的體悟、情感有關。例如在寫到閻連科時，他用這樣的語言敘述：

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學，閻連科說：“上帝是公平的，王堯雖然口才好，但他的普通話不是那么標準。”閻連科現在不這樣說了，因為他不覺得我和他同場演講會影響到他演講的效果。14

而在寫巴金時，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在沒有空襲的日子里，巴金房東家的院子很靜寂。在他的筆下，這個院子里的五瓣白色小花寂寞地開著，陽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樹上，在寂靜中，他能夠聽到洋鐵瓦溝上兩只松鼠溜下來的聲音。15

相對前者的風趣詼諧，后者更多的是沉重收斂。前者通過幽默、調侃的語言拉近了我們對閻連科的了解，而后者則通過嚴肅冷靜的筆調“推遠”了巴金與我們的歷史距離，在歷史的縱深處，生動表現出巴金在炸彈轟炸重慶時的孤寂心境和無畏精神。

王堯深知“知識型”散文書寫的關鍵在語言，語言是作品形成風格的重要表征，在《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一文中，王堯說：“毫無疑問，一個作家的語言與天賦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討論作家語言風格的形成變得很有難度，但語言的文化性是在后天逐漸養成的，并在字里行間彌漫著個人的氣息。”16拋開其1990年代中期在閱讀了大量現當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佳作后其著述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不談，單就堅持30多年閱讀被其稱為“文章家”的汪曾祺文學作品的經歷來說，哪怕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對汪曾祺所有作品的研讀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王堯散文創作時對語言的審美追求。

散文的語言要“有趣”，“趣味性”其實就是漢語寫作的傳統，王堯曾多次談到我們的寫作要回歸到這一傳統中來：“文章可以保留和呈現個人的趣味………我們這代人缺少寫文章的訓練和意識，受西學的影響甚大，長期在理論體系中徘徊，這可能會讓我們不斷疏遠我們的傳統，而且也會不斷背離漢語寫作的文字、性情、趣味、格調等因素。”17從文學接收的角度看，毋庸置疑，具有審美性的語言會增強讀者對作品的認識和理解。在“知識分子”系列作品的創作中，王堯試圖用溫情靈動的詩性語言“軟化”晦暗生澀的歷史事實，運用文學性的語言對客觀史料進行“情化”處理。通過文學的“情”語，將板結成一塊而又成碎片化的歷史事件黏連、縫合在一起，從而達到既賞心悅目又尊重歷史、普及知識的三重效果。具體方法就是首先帶著個人情感細讀文獻史料，身臨其境地體會文獻記錄中的歷史人物在特殊環境中的命運遭際和情感態度，讓這些處于歷史中的人物的“神情”在文獻資料中鮮活起來，然后根據人物彼時的態度、情感、思想、處境、場景將其進行“人稱”轉化和“情節”移接，從而整體凸顯這一歷史時期的某一知識分子的鮮明特性。

例如，巴金在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居住時，王堯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

巴金常常去小販那里買炒米糖開水，再小心翼翼地穿過馬路，回到書店。或許，就是在過馬路時，巴金聽到了空襲警報，然后躲警報。緊急報警發出后快半點鐘了，天空里隱隱約約地響著飛機的聲音，街上很靜，沒有一點亮光。他從銀行鐵門石級上站起來，走到人行道上，舉起頭看天空。天空灰黑，像一塊褪色的黑布，除了對面高聳的大樓的弄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見。他呆呆地把頭抬了好一會兒，他沒有專心聽什么，也沒有專心看什么，他這樣做，好像只是為了消磨時間。18

這一段文字，很有汪曾祺語言的特色：以短句為主，畫面感很強，富含詩意和韻味。歷史事實化解于文學化的語言表達中，通過閱讀這一段文字，我們深刻體會到戰火硝煙下，一個偉大靈魂的孤寂、無助、彷徨與堅韌。

從行文特點分析，王堯習慣使用夾敘夾議，這種敘事方式的優點在于保持敘事的連貫性的基礎上，能帶給讀者更多反思歷史的空間。在敘事的過程中也反思著歷史。例如在說到有關胡風的“恩怨”時說：“在時代、歷史中理解個人的悲劇命運，是胡風那一代在宏大歷史中成長的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方式，在懺悔和寬恕中，個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消弭了，歷史脈絡和肌理沒有淹沒在個人恩怨的口水中。”19

在分析巴金時作者這樣說：“巴金對自己與胡風關系的認識，特別是對自己的過失，有最坦率、真誠的解剖。我甚至認為，巴金在這方面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毫不遜色于反省和懺悔不斷的周揚，三四十年代的重慶，作家雖然未必心心相印，但大致有些相對的‘文人圈’，在民族大義面前，信仰和價值取向不同的‘文人圈’也能求同存異。”閱讀這些鑲嵌在敘事中的論說，王堯始終是冷靜的，他沒有因為自己的歷史情感而厚此薄彼，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作者對歷史人物寬容、公正、理性的態度。20

王堯的散文隨筆主要聚焦的是戰時重慶的知識分子，展現人物所使用的是影視中 “短鏡頭”和“長鏡頭”相互結合的方式，在敘事過程中，長短鏡頭伸縮自如，視角不斷變化。具體來說， “長鏡頭”主要呈現所寫人物在西南聯大時的生活、工作場景，綿密而細致，而“短鏡頭”通常在文章的結尾使用，坦緩而疏朗。例如，在《“寒夜”里的“清油燈”》這篇文章中，第一、二、三部分，用密集的“長鏡頭”掃視巴金輾轉多地后走向重慶以及在重慶的生活場景。而第四部分，敘事節奏和情感節奏趨于舒緩，主要使用 “短鏡頭”，概括總結式地呈現巴金與曹禺的友情往來，最后以“握住巴金的手”收筆。全文敘事脈絡清晰，長短鏡頭的靈活使用以及視角的不斷變化，讓我們從巴金的境遇中看到了滄桑歷史中云蒸霞蔚的詩意景象。“江安房間里那盞油燈微弱的光一直在巴金的記憶中亮著”，這一盞“油燈”也在歷史的深處跳躍著照亮了世道人心。

就藝術手法而言，王堯在“知識型” 散文、隨筆的創作過程中使用了 “套娃”結構的結文方式。“套娃”是19世紀90年代在俄羅斯出現的一種玩具，它將款式相同、尺碼不同的空心彩繪像具按照大小依次嵌套，目前已發展成集觀賞性、趣味性、娛樂性為一體的世界性工藝品。王堯散文、隨筆中的“套娃”結構就是以人物或者歷史事件為中心，通過勾連與中心人物或者事件相關的記錄，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飽滿、歷史事件更加準確。最后又將這些人物和事件置于歷史的大背景中去審視和考量。這種層層疊加，步步相連的敘事手法很容易將人物或者事件穩妥地放置在一個確定的歷史坐標中，整體看，就會清晰發覺濃縮于這些人物和事件中的歷史含義。排列出來看，就會認識到在歷史現場人物的言行舉止或者事件的細枝末節對歷史本身的影響。

在《曾經滄海曾經火》一文中，王堯的“套娃”結構具有代表性。文章先將路翎設置為中心人物，從其“遲鈍少語”展開，然后分別寫胡風、梅志、冀汸、牛漢等人眼中的路翎。為了進一步探究路翎 “幾乎像一塊巖石，沒有任何表情”的原因，作者將視角投向1940年代路翎的生活、創作、婚姻以及糾結在歷史中的恩恩怨怨。文章層層展開、步步推進，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帶給歷史的欲說還休和滄桑圖景。

王堯這類散文的“套娃”結構比比皆是。“套娃”結構讓文章主題思想的表達產生以小見大、知微見著的效力，這是王堯對紛亂復雜史料的一種梳理策略，也是對這類文章書寫經驗的創新探索，這無疑對于當下歷史類作品對歷史的有效書寫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結 語

綜上，王堯的史實性質的散文隨筆系列，通過聚焦西南聯大時期的知識分子，依托詳實的文獻史料和自我的情感體驗，鏡像展現出那一代人的精神風貌。他們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表現出的信仰、人格、操守、氣節、樂觀等優良品格，永遠感召和啟迪著當代人良善情感的發育和精神格局的形成。

歷史是定格的現實，現實是延伸的歷史，有志向的文學創作，就應該從歷史中發掘富有張力的精神文明資源，為當下的現實生活發展提供參照。正如王堯在《散文寫作為何離散文遠去》中所說：“歷史敘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種種形態………歷史的所有問詢其實只是探究我們精神來龍去脈的一種方式，歷史的敘事同時應當是寫作者關于自我靈魂的拷問，關于生命歷史的考證，關于精神家園的建構。”21關注現實、關注靈魂、關注生命，這才是散文歷史敘事的題中之意和職責所系。王堯作為現當代文學史家，憑借占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的優勢和獨特的審美體驗，以“潤物細無聲”的效力成功再現了“西南聯大”時期知識分子的精氣神，旨在與當前知識分子的精神疲軟之勢形成鮮明對照。為知識分子當有的家國情懷、蒼生意識、儒雅品行提供重塑參照和修為典范。

作家對散文語言的審美追求以及精巧的結構設計，給我們當下的散文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是 “套娃”結構的使用，為散文的歷史敘事提供了極具啟發的表現方式和書寫經驗。

注釋：

1王堯：《中國當代散文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②21王堯：《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46、250頁。

③17王堯：《關于文學批評的閑言碎語》，《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④陳霖：《互文空間里的追問與體認——王堯散文的知識分子氣質》,《文藝爭鳴》2010年第19期。

⑤⑥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379頁。

⑦⑨12王堯：《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收獲》2019年第2期。

⑧這些論文除了王堯完成博士論文后主編的12卷“‘文革文學’大系”外，還有在《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等學術刊物發表的《“文革”主流文藝思想的構成與運作——“文革文學”研究之一》《“文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浩然創作的演變》《“非知識分子寫作”：“文革文學”的一種潮流和傾向》等十多篇關于“文革文學”的系列論文，這寫論文討論的核心主題依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問題。

⑩房偉：《獵舌師?序》，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11黃平：《“90年代學人”：以王堯為對象》，《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13參見嚴復《天演論》，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14王堯：《記閻連科》，微信公眾號：“讀書郎閑筆?文壇邊緣記欄目”。

151820王堯：《“寒夜”里的“清油燈”》，《收獲》2018年第1期。

16王堯：《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

19王堯：《曾經滄海曾經火》，《收獲》2018年第4期。

[作者單位：蘭州文理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