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王堯不僅有著宏觀的學科研究能力，展開對作家作品的研究，他還以散文的形式，寫實的筆觸和大量真實的材料，重回歷史的場域，呈現(xiàn)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與時代的關系，表達他對歷史、現(xiàn)實與人的理解。這也是他面對時代完成自我的精神建構。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散文寫作，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審視與探尋著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學術論文與散文隨筆對于王堯來說，這兩種文體又內在地融合于文章。文章是他的一種內心情結，更是一種融合能力，其接續(xù)著中國古典文化的傳統(tǒng)和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

關鍵詞：王堯 精神自敘傳 個體與時代 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

其實無論是對王堯的評論，還是對其散文的關注，都與他說過的一句話有關：“在很大程度上文學研究也是研究者的精神自敘傳。”①

一

王堯一直在高校中教學和研究，在學術體制的規(guī)范和磨煉中，沒有鈍化他對寫作的敏感，他也沒有滋長理論的教條。他有著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入的分析能力。他既有宏觀的學科研究的能力，展開對當代文學史的論述，也有對作家作品研究的興趣，進入當代文學的現(xiàn)場，對重要的文本，作出及時性的闡釋。他在文學史的學科研究中，關注著將當代作家作品歷史化、經典化；他在對當代文學作品的批評與闡釋中，又參照著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

他的這兩類論文，關于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我都讀過不少，在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中，如《作為方法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歷史與常識 ——關于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若干思考》《作為文學史研究過程的“歷史化”》；在他對汪曾祺、莫言、賈平凹、梁鴻等作家的研究中，如《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關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記》《關于〈山本〉的閱讀筆記》《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都給我留下的很深的印象。他不做驚人之語，不做高蹈之論。他是注重材料的，他在選擇與梳理材料中，在認識與分析材料中，呈現(xiàn)他的發(fā)現(xiàn)與判斷。他也是深入思考的。

梳理出這些論文，似乎為了證明王堯以思想澆筑的學術論文是如此硬核，其實思想并不是論文的專利，那種引經據(jù)典的論文僅僅是思想的一種形式，而散文隨筆可以沿著自我情感的流向，直接地展現(xiàn)各種思想發(fā)現(xiàn)，讓思想抵達感性的表述同樣吸引著王堯。他用散文的形式，重回歷史的場域，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與他們展開心靈的對話，表達他對歷史、現(xiàn)實與人的理解。

忽然覺得我應該用一種什么方式，和戰(zhàn)時重慶相遇，和戰(zhàn)時知識分子相遇。蘇州小巷的梧桐葉年復一年地長出，再落下。我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來也若隱若現(xiàn)。②

終于，王堯將多年來心中盤桓不去的念想呈現(xiàn)于文本：《收獲》2018年的專欄“滄海文心”，《鐘山》2019年的專欄“日常的弦歌”。

當他在寫作中，與重慶戰(zhàn)時知識分子“相遇”的時候，我們也在閱讀中與他們“重逢”。全國抗戰(zhàn)烽火漫卷的時候，“陪都”重慶云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知識分子，成為抗戰(zhàn)文化的中心。

從前言簡短有力的語言節(jié)奏中，文氣沛然的音聲韻律中，分明感受到王堯內心的激越，這一代知識分子在他的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他在《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中表示，“我很想像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學院知識分子那樣，教書、研究和寫作，寫論文、寫散文、寫小說。這個理想中，當然也包含著以專業(yè)的方式介入現(xiàn)實的念頭。我一直以為，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著述，還在于他們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③。

這段內心告白不僅表明了他心儀的治學的方式，也陳述了他向往的人生境界。顯然，無論是他的理性選擇，還是一種內心情結，都與那一代知識分子有關，或者說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為他示范了一種生命的形態(tài)，治學的方式，人生的意境，讓他心向往之。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者，他不僅僅將他們的著述作為研究的對象，同時關注他們的心路歷程，并且將兩者互為對照，形成血脈相連的有機整體。

在專欄文章“滄海文心”與“日常的弦歌”中，王堯重回歷史的場域，走近他們的身旁，重溫他們的歲月，注視著他們在黑暗與炮火中，在貧困與艱辛中，輾轉著前行。在《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jié)》《“寒夜”里的“清油燈”》《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中，我“重逢”了他們，老舍，巴金和朱自清……

逃難，警報，炮火，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無法躲避的沉重情節(jié)。逃難，如同鏈條一樣，一節(jié)又一節(jié)在夜與晝中循環(huán)；警報，如同黑影一樣，投影在一頁又一頁稿紙上，寫作成為他們留在紙上的呼吸；轟炸，在漫天火焰后，留下廢墟，血淚與灰燼。他們的日子就在日軍的炮火中，一天又一天地頑強度過，他們的人生就在生死一線間展開。

在城市淪陷，鐵路被炸，舟車時常停運的時候，當他們的旅程在輾轉中漂泊，當他們的人生面臨著生死攸關的時刻，“氣節(jié)”不僅僅是一個詞語，而是影響和決定著他們每一天的行動。

炸彈多次落在他的附近，老舍在轟炸揚起的沙土和灰燼中，抬起頭來，他在《八方風雨》中如此描述自己，用了五個關鍵詞訴說他的十四年抗戰(zhàn)：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

1938年3月27日，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在漢口總商會禮堂成立，老舍當選為理事。4月4日，‘文協(xié)’第一次理事會在馮玉祥將軍寓所客廳召開。老舍當選為常務理事，被推為總務主任。此后數(shù)年，老舍和‘文協(xié)’成為抗戰(zhàn)詞典中的關鍵詞。④

王堯以日記、書信等具體的材料，以日常生活的遭遇，勾勒出在烽火硝煙的戰(zhàn)亂年代，他們在顛沛流離中，砥礪前行的身影，他們作為獨立的個體的承受與抉擇。

二

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匯聚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而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是又一個戰(zhàn)時知識分子云集的中心。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朱自清較長時間主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辦系方針是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創(chuàng)造新時代文學。

王堯在《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中，以超長的篇幅描述著朱自清的精神肖像，他是大時代中的“這一個”，也是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這一個”。在沈從文的記憶中，朱自清的土耳其式氈帽和灰棉袍，是西南聯(lián)大同仁記憶中最深刻的東西，而從朱自清在西南聯(lián)大的生活、工作、處境、研究和心境中，也涉及了西南聯(lián)大的教師們教學與生活的細節(jié)。我們看到了戰(zhàn)火蔓延中，朱自清離開北京清華園，赴長沙，再到昆明，南渡北歸的旅程。又是日記、散文、書信等第一手資料，讓我們靠近了朱自清的生活，更貼近了他的內心。

西南聯(lián)大的日子是具體的，喜憂困苦也是具體的，教師宿舍的安排，研究治學的壓力，胃病眼疾的困擾，經濟拮據(jù)的煩憂等等，當然在艱苦生活中，還有友情的溫暖和鼓勵。朱自清參加諸多聯(lián)大同仁聚會，還有他與沈從文、葉圣陶、馮友蘭、聞一多、吳組緗等交往中的細節(jié)。

朱自清和聞一多兩人的個性迥然不同，王堯的文中引用了馮友蘭對他倆不同風格的點評，寫得生動有趣：“一多弘大，佩弦精細。一多開闊，佩弦嚴謹。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雖不同，但結合在一起，有異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⑤1948年的6月，朱自清簽名拒絕領取美國援助面粉，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在辭世的前一個月，還抱病參加聞一多死難二周年紀念會，報告聞一多全集的編纂經過。可見朱自清做事為人的情義與厚道，風骨與擔當。

如果說《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以朱自清為主體的細節(jié)豐富的油畫，那么《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無錢買酒賣文章》猶如一幅知識分子群像的速寫。王堯以費正清先生從昆明飛往重慶的線索，讓我們看到了這一批文人學者在戰(zhàn)時的生活狀態(tài)。

1942年9月25日費正清從昆明飛往重慶。在昆明等待航班的那幾天，費正清去了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和重慶，他既看望了老朋友，也結識了新朋友。梅貽琦校長比費正清記憶中的形象更加消瘦，衣著破舊，為人依然熱情；老朋友梁思成激動地握著他的手足足有五分鐘……空中，敵機不時扔下炸彈；地上，嚴重的通貨膨脹，物資匱乏。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們，嘉陵江畔的文化人在嚴酷的生存境遇中掙扎著，喘息著。貧困讓他們不得不以典賣家具、衣服書籍等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包括梁思成等名教授的日常生活也極度清貧，費正清“極為震驚”， 同時又被新老朋友們不屈不撓的精神所感動。離開昆明到達重慶后，費正清又應邀參加了郭沫若的五十歲生日宴會。他又結識了茅盾和陶行知、周揚等。

我很認同王堯的想法：那一代知識分子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著述，還在于他們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他可真是寫出了他們身處那段歷史中，如何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他悉心收集重要的真材實料是緣于內心對那代知識分子的情結，而我投入地閱讀著，沉浸在這段歷史場域中，梳理著眾多場景中，他們真實的人生經歷，也是緣于我對他們的牽掛。從我在青澀年少的大學時代閱讀他們的著作開始，到現(xiàn)在人到中年閱讀他們人生的文本，伴隨著我精神成長的過程。

如果我在大學時代讀到這些隨筆，也許我沒有耐心細讀，不會從真實生活的艱辛窘迫中，體會他們精神的艱難跋涉……早歲那知世事艱，我在學生時代閱讀他們的作品，是對現(xiàn)代文學的研習，了解他們的生平是為了更好地進入和解讀作品，而在經歷了人間冷暖的中年，一次次與他們“重逢”，從他們的作品與人生的相互關照中，更理解了他們作品中的愛與痛，他們個人與時代的關系，他們的心事與選擇，更感受了他們的精神高度，更貼近他們的心靈世界。

王堯寫作這些隨筆是展開自我內心情結的過程，是對那代知識分子著述和人生的理解與闡釋，我想，這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過程，也是精神歷練的過程，是不同代際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的鏈條中尋找自我認識自我完成自我的過程。

三

1990年代中期之前，王堯曾經長時間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他在《中國當代散文史》的結語部分，對散文境界有過如此描述：“寬松的文化氛圍、多樣的藝術選擇和自由的主體精神是中國當代散文久久期待的境界。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將在此重寫，一個民族的審美創(chuàng)造力將在此復活。”⑥

這是他對散文境界的理解和闡釋，也是期待與追求。散文是最寬松的文體，也最貼近作者心靈，散文如水般隨物賦形，可以萬馬奔騰，驚濤拍岸，也可以涓涓細流，潤物無聲。可以潛入歷史的深處，也可以成為文化的先鋒。可以生動地流露作者的內心情感，生活雅趣，又可以承載重大的主題，敘寫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體現(xiàn)民族的審美創(chuàng)造力。

無論是研究散文，還是駕馭散文，王堯在理解中呈現(xiàn)，在闡釋中抵達散文的境界。他的散文寫作以主體的探索精神，觀照自我的成長軌跡，敘寫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紙上的知識分子》出版于2013年，是他的散文名作。收入其中的散文，有25年的時間跨度。卷一：紙上的知識分子，寫于2006年；卷二：一個人的八十年代，寫于2009年初；卷三：日常生活的修辭，寫于1980年代中期，體現(xiàn)了他對小品散文興趣盎然。

卷一“紙上的知識分子”聚焦了那個特殊年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生存狀態(tài)：在1960、1970年代，在時代風浪的裹挾之下，他們從城市被挪移到了鄉(xiāng)村，他們經歷了物質與心理的雙重困境，他們的心靈之舟跌宕起伏，這是充滿艱辛和曲折的歷程。在命運強大的籠罩之下，他們以詩歌的曠達來抵抗內心的緊張，以守護自己的性情來表達生存的信念，以精神上避開險境來堅守人格。

卷二“一個人的八十年代”，從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展開， 8萬字的篇幅中，有著中年對青春的回望，城市對鄉(xiāng)村的回望，老師對學生的回望。“以前，文明的路程是離開鄉(xiāng)村，現(xiàn)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鄉(xiāng)村，這中間應當有太多的環(huán)節(jié)，但在成為一個城市里的知識分子后，我也和別人一樣，省略了中間的環(huán)節(jié)。”⑦

這些都是王堯回望與審視著時代演進中，個體的成長過程。1980年代對“我”的塑造，也是時代對“我”的塑造，“我”對1980年代的回溯，也是在時代之變中呈現(xiàn)個體之變，更重要的“一個人的八十年代” ，是一個成熟學者對自我成長的追述，也勾勒出自己同代人在時代發(fā)展中的精神軌跡。他在《作為學者和思想者的丁帆》中表明，“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有沒有接受80年代的思想啟蒙，或者說有沒有真正理解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家以及其他界別的知識分子在90年代以后的思想脈絡和參與現(xiàn)實、反思歷史的方式與特征”。這也是王堯對“同時代性”與“同時代人”這一阿甘本之問的理解和認識。“我們在風云激蕩的80年代成長，那是思想的年代、啟蒙的年代、文學的年代。這樣的經歷讓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文學研究也是研究者的精神自敘傳。”⑧

散文集中的卷二和卷一，猶如音樂作品的獨奏與協(xié)奏，在對比中融合于同一個音樂主題：時代與個體，對自我與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的關注與敘寫。

從“一個人的八十年代”到“滄海文心”，從“紙上的知識分子”到“日常的弦歌”，從對自我在1980年代人生經歷的回溯，到對知識分子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生命境遇、生存方式的呈現(xiàn)，王堯將對關注自我人生歷程的個人敘事與觀照不同歷史階段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的宏大敘事融合起來。在王堯的寫作中，文學的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不是對立的，而是融合的，融合的起點在于他的內心情結，“回到五四、重讀魯迅，賡續(xù)傳統(tǒng)、吸納西學，是延續(xù)至今的脈絡。在這樣的脈絡中，五四和‘八十年代’成為我和我們這一代批評家最重要的思想資源”⑨。

他貼近歷史的方式不是概念、理論、主義的凌空高蹈，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以寫實的筆觸敘寫那一代知識分子透著生命溫度的人生經歷，他們艱辛跋涉中的疼痛，他們抵抗絕望后的堅韌，他們以生命相守的氣節(jié)。

關注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歷史階段：193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面臨著不同時代風云的心路歷程，呈現(xiàn)自我和他們過往的人生經歷，這是王堯進入歷史進程中，在自我審視與書寫中，呈現(xiàn)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與時代的關系，思索五四那一代人作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意義與啟示，探究著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成為歷史進程中的環(huán)節(jié)，這也是他面對時代完成自我的精神建構。

無論是王堯的學術研究，還是散文寫作，他始終關注著不同歷史場域中的知識分子，凝望著時代處境中的個體。我想這種內心的情結，這種融合的能力，最后都指向：一個知識分子的當代存在感。

四

王堯不是一個單向度的人，不是只有著“鏗鏘有力”的一面，也有著“氣韻生動”的一面，他的擅長書法，喜好美食，在文壇有著不同版本的故事。記得有位作家直接用《成為王堯的朋友是一種幸運》為題，寫了一篇鮮活的王堯印象記，對于他的為文與為人是溢于言表的肯定。而王堯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評論家，面對贊譽和聲名，不見他志得意滿，而常聽他如是說：不要放大了自己，縮小了世界。在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他接受記者采訪時，專訪稿將這句話用作了標題。在《別了，瓦爾登湖》 一文中，王堯反省過這樣的問題：“和梭羅，和魯迅相比，我們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簡單、大度、獨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貧弱（不能完全說沒有思想能力），足以讓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貧乏。”⑩這也標識著這一代學者清醒的自省能力。

在會議中相遇王堯，往往是倉促的，而在閱讀中展開我的想象是從容的。我想象他有著兩個世界，或者說是平行宇宙：白晝屬于現(xiàn)實，屬于學者和教師，開展教學和研究；暗夜屬于歷史，屬于獨立的自我，穿越時空的隧道，以思想的光亮，回望1980年代的自己，不同歷史場域中的他們。對于王堯來說，往事并不如煙，歷史并未遠去，歷史與現(xiàn)實，時代與自我，文學研究與生命體驗相互交匯構成思想的場域，文學研究和散文創(chuàng)作是以不同的方式審視與探尋著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對于現(xiàn)代文體分類而言，學術論文與散文隨筆顯而易見是兩種不同的文體，而對于王堯來說，這兩種文體又內在地融合于文章。

文章內蘊豐富，形式多樣，可說是對傳統(tǒng)中國文學之文的一種廣義概括。以為文章是性情的、才氣的，論文是學術的、思想的，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王堯并不認同，他主張賡續(xù)和恢復文章傳統(tǒng)，他說“長期以來，在做學術的同時，我一直心儀博大、悠久、渾厚、美麗的中國散文傳統(tǒng)，迷戀文章”11。他以文章來整合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是一種內心情結，更是一種融合能力，接續(xù)著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五四新文化的傳統(tǒng)。

注釋：

① ⑧⑨11王堯：《關于文學批評的閑言碎語》，《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②王堯：《“寒夜”里的“清油燈”》，《收獲》2018年第1期。

③王堯：《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揚子江評論》2018年第1期。

④王堯：《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jié)》，《收獲》2018年第2期 。

⑤王堯：《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鐘山》2019年第1期 。

⑥王堯：《中國當代散文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頁。

⑦王堯：《紙上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版，第167頁。

⑩王堯：《別了，瓦爾登湖》，《讀書》2011年第1期。

[作者單位：文匯報社 上海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