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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年代以來廣東地方詩歌的生態場

地域空間與文學生產的關系向來相互纏繞，并引發了中外諸多探討，遠至南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物色篇》，即有江山之助的慨嘆，“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近人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專以地理為據來辨別文學之南北；西人丹納的《藝術哲學》亦將地理環境視為決定藝術特質的三大要素之一，斯達爾夫人則指認歐洲南北的地理差異乃是19世紀歐洲文學的變化動因；由此可見，古今中外文藝批評者均認為文學擁有與植物類似的特性，基于地緣而形成的文化空間會生長出具有地域特性的文學藝術，而獨特的文學藝術會相應促發、引領地域文化自我主體性的生成；更何況，在全球經濟文化趨于一體化的后工業時代，地域文學的自我確證有著糾正全球化之弊端的功用，文學的地理辨析能夠有力地打破線性的敘述霸權，離析出當代史上更為豐富多元的文學景觀。

廣東位于南方之南，負五嶺而面大海，游移于中原文化之邊緣，而多與外來文明相激相融，加之歷來為貶謫之所，各類異端叛逆流寓于此，廣東自古便形成了包容、開闊的地理文化品格，這一地域性的歷史文化生態如同適宜的氣候催生了富于變革意識與創新精神的文學書寫，丹納有言，“自然界有它的氣候，氣候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植物的出現；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氣候，它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藝術的出現。”[1]作為改革的熱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廣東已發育成中國當下數一數二的詩歌大省，不僅詩人數量龐大、詩歌活動頻繁，而且產生了一批富于影響力的詩人與詩歌事件，廣東詩歌的身影由此勃然而大。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當代新詩的生長脈絡與新時期的詩歌發展線路并不同步，它有著自身的運動軌跡，較之八十年代即已旌旗招展、風生水起的北京、四川等地的詩歌生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廣東詩壇相對沉寂，本土詩評家向衛國指出，“整個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廣東的詩歌事件唯一可記取的似乎只有1986年的詩歌大展,因為它起于深圳(主要組織者是來自東北的詩歌評論家徐敬亞)，但是它的主要參與者都是“北方”詩人。…………然而, 20世紀90年代后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真正的多元時代開始了。因為廣東詩歌的迅速崛起,詩歌的南北格局發生了顯著的偏移”[2]，的確，八十年代的廣東作為諸多弄潮兒與淘金者蜂擁而至的改革熱土，人們似乎還處于市場經濟的眩暈與震動之中，來不及關注高蹈的詩歌美學。而自九十年代伊始，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的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則是中國最先啟動的經濟地域群，消費經濟與工業文化的發展以加速度的方式拉開了與內陸城市的距離，構成了中國具有范式意義的社會場域，出現了當代詩歌史上重要的詩歌現象，有以鄭小瓊為代表的打工詩歌，有以楊克為代表的都市抒情詩，有以黃禮孩為代表的純詩創作等，他們的詩作成為時代敏感的指針，生成了消費社會最具時代創造性與現實意義的詩歌形態；總之，九十年代以來的廣東仿佛一塊厚積薄發的文化沃土，吸引了無數南下的詩人，也催發了本土詩人的批量成長，并爆發了一系列震動詩壇的重要詩歌事件。目前，廣東當為詩人數量最為龐大的區域，并擁有一批重要詩人，如王小妮、楊克、鄭小瓊、黃禮孩、東蕩子、世賓、黃金明、楊子、凌越、馬莉、杜綠綠、馮娜、舒丹丹、老刀、盧衛平、夢亦非、宋曉賢、吳作歆、浪子、陳陟云、陳會玲、郭金牛、游子衿、唐德亮、林馥娜、譚暢、阮雪芳、嘉勵、丫丫、方舟、汪治華等（界于篇幅與目力，還有眾多優秀詩人難以顧及），這些詩人有南下的異鄉人，也有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土者，他們交相融匯，共同構成了廣東詩歌天空的瑰麗風景線。

充滿活力的詩歌場下，各種詩歌民刊、詩歌選本以及詩歌獎等作為重要的文化志，也充實著廣東詩歌史的自我生成，并讓曾為中心的北方詩壇錯愕而震動。1986年，《面影》作為廣東詩歌民刊的先行者創刊于廣州，隨著詩人江城的加入，《面影》發育為廣東詩歌的一個強大的孵化器，從中成長了大批重要的青年詩人；隨后，梅州詩人游子衿懷揣對現代詩的熱情，于1998年創辦了民刊《故鄉》；1999年，詩人黃禮孩憑一己之力創辦了有“中國第一民刊之譽”的《詩歌與人》，以持續的激情關注并介入當代詩壇，先后推出“70后”、“中間代”、“完整性寫作”等詩歌概念，被諸多學者視為活的當代詩歌史與精神史。另外，1988年即創刊的《女子詩報》隨著主編曉音遷居廣東，亦成為廣東一份重要的詩歌刊物；2000年，“詩生活”作為國內首家擁有獨立服務器的詩歌網站在深圳創辦；2001年符馬活主編的《詩江湖》以其先鋒性讓詩壇眼前一亮；除此之外，《行吟詩人》《趕路詩刊》《中西詩歌》《打工詩人》等刊物也以彌散的方式活躍于廣東詩壇。

民刊之外，廣東還有如下重要的詩歌事件值得銘記：1999年,楊克主編的《中國新詩年鑒》在廣州出版，它秉持“真正的永恒的民間立場”，每期對中國新詩進行年度總結，并推陳出新，發掘了一批詩歌新人，被公認為中國詩歌的權威年度選本；2006年，黃禮孩編選的《出生地》和《異鄉人》可謂廣東詩歌史上標志性事件，《出生地》以本土詩人為大宗，重在表現廣東本土文化內部恒久不變的部分；《異鄉人》則聚集了眾多外來者詩作，展示了廣東變動不居的詩歌形態。除了詩集的編選，各類詩歌獎項與詩歌節也若繁花滿枝綻放于嶺南一隅，黃禮孩創辦的“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自2005年以來，延續數十年，飲譽中外；2002年，由南方都市報與廣州珠江地產聯合主辦的“珠江國際詩歌節”已成為輻射全球、頗具活力的國際詩歌大節；2014年，由世賓、黃禮孩于創立的東蕩子詩歌獎，以其民間立場與純詩理想，正成長為頗有分量的民間詩歌獎項；2019年，何光順主編的《南方詩選》具有作史的雄心，清理了1990年以來廣東新詩的精神結構和發展線索，具有一定的詩歌史料價值。更值一提的是2013年伊始的廣州新詩年會，它以溫煦的詩歌之光鍍亮了嶺南的文化空間，成為廣州市民的年度文化盛會。稍作上述粗疏的掃描，我們便可窺廣東詩壇盛況之一斑，廣東不僅是經濟大省，也不愧為詩歌大省、文化大省，廣東詩人并未被商品經濟、消費文化的浮云所困擾，他們堅定地追逐著繆斯的足音，擔當起詩歌書寫的時代道義。

二、時代經驗的凸顯與加深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生成了迥異于內陸都市的文化場域與生存空間，它最先經受了資本與消費的全面洗禮，從炫目喧嘩的現代性都市到機器轟鳴的世界工廠，一種基于工業、資本的物質新時代最先降臨于這片熱土，商業經濟與消費文化在消解慣性詩意的同時也呈現出它無與倫比的龐雜性與創造性，并呼喚一種新的抒情方式來應對這份泥沙俱下的時代經驗。楊克、盧衛平、黃金明、鄭小瓊、郭金牛等詩人的創作從不同面向切入九十年代以來的都市社會，對其進行深描與反思，呈現了立體多維的時代面影。他們或如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漫游人，穿行往來于廣州、深圳的繁華空間，或以釘子的形態埋首于東莞、中山等工廠的鋼鐵機器之間，以見證與批判的方式凸顯并加深了當代詩歌的時代經驗。

楊克自九十年代初南下廣州后，便開始了都市詩歌的規模化書寫，如《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廣場》《經過》等一系列篇章，勇敢地刺入了都市消費的生存經驗之圈，以精敏之詞捕捉當代消費社會具有震顫性的符碼與碎片，生成了一種具活力與穿透性的抒情方式。《在商品中散步》可謂作者如何形塑時代的一個總體隱喻，消費時代的詩意形態被重新發明，《在商品中散步》的最后一節，楊克挪用了基督教的宗教語匯進行了高強度的抒情。

現代伊甸園 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聆聽福音 感謝生活的賜予/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我由此返回物質 回到人類的根/從另一個意義上重新進入人生/懷著虔誠和敬畏 祈禱／為新世紀加冕／黃金的雨水中 靈魂再度受洗”

上述具有圣歌氣息的詩句作為全詩的收束從“物感”的微醺中乍然起身，發出高亢的祈禱詩般的抒情音調，商品與技術構筑了新的神殿，它所帶來的福音讓詩人陷入宗教性迷醉之中，勢能升騰的詩歌表層儼然是一曲商品的禮贊，然而，作為修飾語的“現代”的強調，以及“拜物”一詞的引入，則制造了反對這高勢能抒情的障礙，指向了悖論式的空洞內部，如弗里德里希所言“自波德萊爾以來，抒情詩就轉向了技術文明的現代性。這一轉向始終具有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既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3]正是在否定性的障礙之詞的指引下，詩中“虔誠”“敬畏”“受洗”等神圣的大詞雖然構建了肯定性的強度抒情模型，但并沒有帶動詩歌朝向圣詩的飛騰，光輝絢爛的詞語能指反而暴露了其所指的空虛，作為實體的商品物質成為被蝕空的黑洞，其勢能是反向下墜的，因而，詩歌肯定性抒情軀殼與的否定性的內部之間發生了悖論式錯位，針對商品拜物教的譏諷音色從過度抒情的聲調背后響起，形成了既加冕又脫冕、既擁護又去魅、既肯定又否定的反諷性的抒情形態，精準地呈現了詩人對消費時代的辯證思考。可見，消費、都市等現代事物在對傳統抒情美學加以壓制的同時，也可能解放了慣有的抒情方式。

如果說楊克以既投入又疏離的方式抒寫新時期洶涌而至的商品社會與都市生活，那么盧衛平、老刀、黃金明等詩人則從對抗的角度對都市生活展開了深度批判，在他們看來現代都市是壓制性的龐然大物，是人類主體趨于空洞的表征。盧衛平的詩歌沉著、樸實，他游移于鄉村倫理與都市生存場域之間，始終秉持鄉村的精神尺度對都市文明加以審視，《在水果街碰見一群蘋果》《我拿著一把鐮刀走進工地》等詩以并置、對比的方式創造了攝人的詩歌意象，蘋果與鐮刀作為富于象征意味的鄉村符號，被放置于粗糙、堅硬的現代都市空間，其形成的反差與錯位使得都市文明的病灶得以驟然現形。黃金明的詩集《時間與河流》則可視為對現代都市的另一向度的反思，他以調頭的姿態將緬懷的目光投向了芬芳的大地、靜謐的村莊、風中奔跑的少年，它們都在時光流轉間一一消逝，詩人對于自然風物、村舍籬落的頻頻回顧，對于現代工業機器溢于言表的反感，讓我們讀到了詩人對于工業污染、都市文明的詩意反抗；更重要的是，其復雜而立體的書寫背面有著對于現代性霸權更為深刻的心靈體察，他指認進化光譜下層出不窮的“創新”因“無力控制”而化為雅思貝斯筆下的“刺激”，只瞬間呈現意義而不擁有終極價值，“你像一個深淵，一個無底洞，一個有入口/而沒有出口的迷宮”，從古典總體性崩散下暴露出來的現代時間，由此成為一個沒有出口的巨大迷宮，成為被技術理性與物質欲望所敗壞的客體。

九十年代的廣東因全球資本、技術的涌入而一度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重要基地，由此崛起的打工詩歌亦凝聚為當代文學史上一種重要的詩歌類型。“打工”作為一個進行時態的歷史語碼，潛隱了時代的情感波瀾與精神秘密，作為改革開放以來重要的社會現象，有關論述可謂連篇累牘，只是對于它的外在表述多為自上而下的掃描、概括，諸種定義與呈現難逃各類權力話語的粗暴塑形，抑或疊化為智識階層自以為是的社會想象物，而以鄭小瓊、郭金牛為代表的打工者詩歌是生成于打工群體內部的精神結晶，脫胎于個體的血肉經驗，見證性的在場書寫為我們建構了宏大敘述之外被隱匿的社會精神史。

鄭小瓊從江水浩蕩的四川南充來到工廠麋集的東莞，她漂浮于各類機器轟鳴的車間內部，“在機臺，圖紙，訂單”的負重下無待地書寫，于“鐵”“水泥”等冰冷之物上提煉詩意，從時代邊緣的幽暗處生成了一個混沌而蓬勃的詩意空間。《打工，一個滄桑的詞》《生活》等代表作以粗礪的、挾帶了速度與力量的語言呈現了打工者掙扎的生活圖景與精神折磨。

你們不知道，我的姓名隱進了一張工卡里/我的雙手成為流水線的一

部分，身體簽給了/合同，頭發正由黑變白，剩下喧嘩，奔波/加班、薪

水……我不知道該如何保護一種無聲的生活/這喪失姓名與性別的生活，這合同包養的生活 ——《生活》

“我”是一個輾轉于肉身漂泊與精神痛楚間的抒情主體，掙扎于幽遠理想與卑微現實的裂縫間，向著虛空中的傾聽者訴說無盡的悵惘。密集的情景轉換、連綿的情感起伏展現了鄭小瓊精敏的感受力，當然，這種生存之痛的感慨與抒發，在其他詩人身上也能找類似的強度，但鄭小瓊的力量在于她的詩歌從個人處境出發，又超越了狹隘的個體悲歡，于私人經驗之外還展現了普遍性意義，隱喻了現代語境下個人肉身與資本控制之間的異化關系，成為現代性暴力的一個有力指證。其2012年出版的詩集《女工記》讓我們看到，鄭小瓊擁有了更為開闊的視野、更具包容度的溫情，在個體與社會之間建立了更為廣泛的倫理維度。

人至中年方為人知的郭金牛，一直漂泊于廣東的深圳，長期默默無聞，卻從未懈怠過詩歌技藝的自我訓練，他的詩作聲音清冽，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詞語陡峭，意象清奇，精妙的語言外殼包裹著凌冽的精神火光，《十支朱紅》《花苞開的很慢》等詩以克制的抒情、簡潔的言說敞開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經驗世界，以輕靈的語言承載了一種的沉重的現實，其詩作宛如古典白描，寥寥幾筆，舉重若輕，卻直抵一代打工人生命的痛處。

馬歇爾.伯曼曾說波德萊爾體現了現代英雄主義，因為他在反田園詩的現代淵藪內部發明了現代詩歌，而在我看來，廣東的打工詩歌也呈現了我們當代社會的英雄主義，它們呈現了時代幽暗處的傷口，釋放了階層底部的能量，對壓迫性的現代符碼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其書寫不是來自懸浮其上的外部，而是來自時代壓力的最深處，張力之下更能綻放出炫目的生命能量與美學經驗。

三、高蹈的精神突圍

曾幾何，源于四溢的商業精神與強大的市場輻射力，廣東的經濟光芒有力地屏蔽了它的文化生長，廣東一度被人視為文化沙漠，這類符號化甚至帶有污名化的稱呼很長一段時間讓人們對廣東文學藝術的精神能量視而不見，與此同時，并不擅長自我言說、自我宣傳的廣東文人特別是詩人們似乎也并不在乎名實的分離，只問耕耘，少問收獲，由此，當代廣東詩歌（除了已然標簽化的打工詩歌）難以引起評論者的關注，更難以被納入主流文學的敘述框架之中。然而，當我們認真審視九十年代以來的廣東詩歌，我們看到一批詩藝精湛的書寫群體仍以罕見的純粹堅持詩歌的精神性，強調詩歌的倫理承擔意識。從王小妮的內傾性思考，到“完整性寫作”詩人群的觀念敘述與詩歌實踐，廣東詩歌不僅面朝現實、呈現了時代的見證，而且展示了其高蹈的、逆潮流而上的理想主義的精神色澤。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即遷徙至深圳的王小妮，宛然孑然而立的孤鶴，奇異地包裹了自身，她不僅遠離深圳熱火朝天的經濟漩渦，而且遠離喧鬧跌宕的詩歌現場，她遁身于深圳高樓大廈之間，自覺堅持邊緣化書寫，保持對純凈精神世界的固執追求，她認為“只有邊緣，才是稀有的、獨立的，沒有被另外的東西干擾影響。”[4]王小妮仿佛獨自在時代的隧道內部挖掘精神石脈的礦工，其寫于深圳的一系列詩歌構建了獨特的個人經驗體系，輕盈的文字羽翼上承載了沉重的歷史寓言，平實的日常表層總豁現陡峭的奇思。

2003年，東蕩子、黃禮孩、世賓在彼此的詩歌碰撞中提出一個新的詩歌主張：“完整性寫作”。東蕩子將“完整性”視為人性臻于完善的內在追求“我愿望在詩歌之中消除自身的黑暗，從而獲得完整性”[5]；在綱領性的詩歌宣言《完整性詩歌：光明的寫作》中，黃禮孩以信徒般執著的語氣如是說，“詩歌是一門偉大的藝術，它除了技術上達到渾然天成，精神上更應成為人類的明燈。”[6]完整性詩學群渴望在逐利的、分崩離析的技術社會重新恢復詩歌與人的尊嚴，其代表作有東蕩子的《杜若之歌》、黃禮孩《誰跑得比閃電還快》、世賓的《伐木者》、浪子的《無知之書》等。

黃禮孩視詩歌為一種絕對性的精神信仰，在有關良知、承擔、意義等終極性追問與思考中，呈現了一名詩歌朝圣者的書寫倫理。《誰跑的比閃電還快》道出了一種平靜又高傲的精神自況：遠離時代的侵蝕，通過決絕的生命實踐來對抗人類生活的順流而下。《窗下》一詩則勾勒了一種明亮而輕盈的精神維度，“這里剛下過一場雪/仿佛人間的愛都落到低處…………你象一個孩子/一無所知地被人深深愛著”，落到低處的雪化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讓滯重的精神訴說在隱喻中變輕、變神秘，從而抵達詩歌豐富的隱秘地帶，并從澄靜的詩意內部傳達了戰栗于細膩情緒之上的有關愛與奉獻的抽象思考，瑞恰慈強調所有細膩的情緒都需要隱喻的傳達，在我看來本質性的精神勾勒更需要這類精微的隱喻傳達。黃禮孩這些有著圣詩氣味的詩作，不僅在精神線條上與之有著相似性，而且在詩歌的存在方式上，也有著與之類似的輕盈性，他善于消除語言重量，將內在體悟與外在世界、個體想象與客觀事物有效地編織于自由漂泊的語言之中，在能指與所指、本體與喻象之間輕巧滑動。不過，一個有抱負的詩人總不畏懼打破光滑而鮮明的過去，從《條紋襯衫》開始，黃禮孩的詩歌變的更具重量與力度，他提純了富于現實穿透力的意象，在不斷的追問、辯詰間意圖沉重地撞擊世界的真相，顯然，黃禮孩正在自覺地進行詩歌變法，他要從輕盈的精神漫步走向復雜、滯重的現實荊棘路。

英年早逝的東蕩子早年四處漂泊，但動蕩生涯與邊緣生活不僅沒有讓詩人陷入碎片化的生存狀態，反而在始終如一的精神堅守下生成了一個更為確定的抒情自我，相對于遭損毀的外在現實，詩人更關注的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更愿意展示精神平原的廣袤與美，為此，詩人展開了想象的羽翼，將這一漂浮于現實之上的光明世界不遺余力地展現出來，“那里有參天的樹木和純潔的鳥群，那里金色的屋宇/閃耀著黑暗的光明，那里王與臣民平等而友好/那里的道路向上，平坦而驚奇，猶如下坡一樣輕松”(《卑微》)這是由詩人精神之光所締造的烏托邦世界，糅雜的外部經驗在他詩歌中如樹葉般一一落去，夢想中的存在物閃爍著詩人賦予它們的意義而自在自為，詩人因此獨踞于自我世界的山巔，吟詠從這些純粹象征物之上所呈現的人類綿延不絕的愛欲生死。

與黃禮孩的“詩歌信仰”類似，在世賓諸多詩篇中，“詩”化身為“光”的肉身，成為世俗世界高懸天穹的發光體，彰顯了詩的神性維度；《在我和詩之間》詩與光合二為一，詩擁有光的基本質地，成為光的一種，“我知道你的存在：明亮而寬闊/在我和詩之間，隔著千山萬水 我聽見你在召喚，隔著千山萬水/你如此清澈、深沉，像高處的光。”清澈、深沉如光的詩歌從世俗化、技術化的泥淖中卓然上升，被賦予了終極性的意義線條，成為詩人眼中的恍然神祗的“召喚者”。詩歌不僅如光一樣在高處閃耀，而且俯身人世，從庸常生活中伸出了它的拯救之手，可見，“光”是世賓“完整性”詩學理想的核心意象，它是一個召喚，也是一種救贖，它讓詩人避免陷入動蕩的分裂，成為超越了時代碎片的獲救者。

四、斑斕的詩學景觀

縱覽當代詩歌地圖，不難發現，北京、四川以及其他詩歌大省擅長祭出詩歌大旗，熱衷于實行眼花繚亂的詩歌實驗，他們渴望登高一呼，贏者云集，要在當代詩壇霍霍確立自我身份。比較而言，廣東的詩人們無疑如散兵游勇，大多踽踽獨行，碎片般漂游于詩歌之海，他們可能會因為詩歌的某個原因而乍然漂聚一起，飲酒談詩，然后相忘于江湖，總之，他們各據自身的天賦與愛好寫作，極少開宗立派的欲望；他們率真、自由，擁有沒有被詩歌小團體所規訓的個體美學特質，如漫天繁星、遍地嘉木，倔強地閃爍著自身的光華。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專注于口語書寫的廣東詩人，其代表者有老刀、宋曉賢等，他們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堅持本真的口語寫作，強調呈現新鮮的生活經驗，這類書寫意識與八十年代南京的“他們”、四川的莽漢主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口語寫作更類似一種針對意識形態籠罩與話語規約的詩學反叛，一種策略性的詩歌運動，而廣東的口語詩人更多緣于個體詩歌美學的自我選擇，多以沉默而分散的方式進行口語詩的書寫實踐。老刀的詩有本能的平民意識，語言平實、不事雕琢，卻能機敏地于日常事物間探查內在的悖論性糾纏與意義裂縫，《北部灣》《疑》《樹》等詩以家常話語展開詩歌形態，卻指向形而上的思考，為日常生活賦予了哲學維度。宋曉賢的詩有著刻意的樸素，它平常如話，甚至有清澈見底的淺白之嫌，然而，淺白的詩歌表象下包裹了作者沉重的思考與尖銳的批判鋒芒，《一生》《如果》等詩，如閃著寒光的匕首，讓讀者在平白如話的詩語敘述間難免悚然。

與口語詩苦心經營的隨便相對照，陳陟云、夢亦非等則對詩歌技藝與形式有著高度自覺。陳陟云的詩風可用顧隨的“氤氳”來形容，深婉華麗，既精心錘煉詞語，又讓詩詞避免了千錘百煉的硬態，而于情感的柔性流溢間煥發出夷猶之態，當然，如果能拋棄某些慣性的滑詞，在抒情層面更克制些，詩歌會爆發出更強烈的勢能。如果說陳陟云是古典的筑夢人，那么，夢亦非則近于后現代嬉皮士，他一次次變換詩歌面具，展開冒險的書寫之旅，既創造了長篇大幅的《兒女英雄傳》，嬉游于文字符碼的糾纏之間，著意考驗讀者的智力和耐力，挑戰當下詩歌消費的傳統胃口，也寫下不少如《素顏歌》《詠懷詩》一類凝煉、充滿了內在爆破力的短詩，但毋庸諱言，夢亦非的某些詩作過于專注詞語煉金術的炫技，難免走火入魔，但我相信詩人總有一天會在眼花繚亂的技巧訓練中尋找到那條能讓他終于安靜下來的林中路。

近年來女性詩歌的命名與概念一直眾說紛紜，引發學界不少爭論與辯詰，但這辯論在呈現問題復雜化的同時也表征了當代女性詩歌的蓬勃生長，豐碩的詩歌文本與詩意、詩藝層面的倔強突進已經讓女性詩歌無疑成為當代詩歌批評的焦點之一，與之相應，廣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也出現了一批有著強勁創作能量的女性詩人，如王小妮、馬莉、鄭小瓊、馮娜、舒丹丹、阮雪芳、林馥娜、杜綠綠、陳會玲、譚暢、謝小靈、月芽兒、布非步、旻旻、嘉勵等，她們的詩或敏感細膩，或善于締造奇異的想象空間，或勇于面對沉重的現實世界，女性詩人的標簽已不足以覆蓋她們的書寫，更難得的是，她們大多從閉抑的個體轉向，直面歷史與現實，有效勾連了自我與世界的現實關系，可以說，她們在創造自身的同時，也超越了被固化的女性詩歌的藩籬，介于幾位女性詩人前面已有論述，所以下文就幾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詩人作一簡單論述。

馬莉是廣東的資深詩人也是一位頗有創造力的畫家，不同藝術方式之間的切換、交融讓她的詩作更能掙脫詩歌體制的慣性羈絆，擁有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氣質，她的不少詩作如《裂開的縫隙》《神引領了窗前的月亮》等，可謂詩中有畫，與后現代派的印象畫一樣飽含張力，富于視覺沖擊性；詩人以專制的幻想力對客觀對應物進行變形，使之成為詩人情感的承載體，并以物我相激相蕩的方式營造了情緒與理性相交錯的詩意空間。

林馥娜亦在廣東詩壇默默耕耘多年，她的詩磊落、自然，毫無“女性”的性別包袱，面對經驗世界，她堅持追蹤其精神脈象，始終保持了對形而上世界與生活本質的深刻渴望；林馥娜的詩歌是有光的，她不懼于朝向深淵的俯就，承認并接納人世間的黑暗與不堪，也絕不沉淪于這暗地，她要“不衰老不昏聵不易轍/矢志奔向清明之境，曠遠之鄉”，以個體的德性來溫暖這個四處透風的人世間，因而，她的詩歌在堅硬的河床上流淌著遼闊的悲喜。

舒丹丹的詩沉靜、內斂，富于書卷氣，詩人神游于他者與自我之間，于恍然間閃現隱匿的精神亮光，《路遇收割后的稻田》《深秋的橘子》中的稻子、橘子是詩人凝視下的精神投影，它們在展示自身秘密的同時也給予詩人以啟示，更難得是，舒丹丹在凝視并觸碰事物秘密的同時不斷返回內心，與抒情自我展開了理性的盤詰，豐沛的詩意內部自動生長出哲思的骨骼。

馮娜是當代詩壇的新銳詩人，她的影響力已溢出廣東地域，引起不少評論者的矚目，目前，她又榮獲第十二屆駿馬獎詩歌獎，更顯示了她強勁的詩歌能量；在我看來，馮娜詩作的誘惑性并不依賴于對邊疆等特殊題材的占有，而是其感同身受的領悟力、創造性的個人化書寫構成了其詩歌文本的內在魅力，她總能展開靈敏的情感觸角接通現實存在，善于恰到好處地控制詞語與接觸物之間的限度，在她富于曲線與轉折的詩作間游走著與生俱來的靈性。

陳會玲宛然一株靜默卻生命力充沛的植物，無待地寫作，適當地分泌詩歌的汁液，她的詩作數量不多，卻均具有相當的水準。她的詩中總浮現一個敏感、不安的抒情個體，時時折返于回憶與當下之間，追溯、尋覓，卻又保持了清醒的節制；陳會玲的詩還常常閃爍著奇警的語句、善于詩句間的轉折勾連，展現了純熟的詩歌技藝。

當然，廣東值得論述的女詩人還有很多，譬如譚暢詩歌的堅硬與濃烈、阮雪芳詩歌的空靈與柔軟、杜綠綠詩歌的夢幻與奇詭等，除此之外，諸多優秀的男性詩人限于篇幅都無法在此一一闡述，他們風格鮮明的詩歌書寫共同構筑了廣東炫目的詩歌版圖，也呼喚著更多評論者的關注與研究。

對廣東新詩的回顧與管窺，不僅為了部分地促進保存當代廣東地方文化圖志，展示廣東的文學實績，也為了從地方路徑出發勘探中國當代新詩的變化軌跡，從而打破一體化的線性的詩歌史敘述模式；因此，本文對廣東新詩的概述并非為了拘泥一隅、獨標高格，對其深描始終置放于當代詩歌的整體發展態勢之中，期冀能在廣東詩歌形態的描述中尋求到其內部所包含的當代新詩如何自我嬗變、擴充的重要經驗，從而更為深入、細致地理解中國當代新詩的復雜面向。

注釋：

[1]【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2]向衛國：《世紀之交：廣東詩歌崛起的文化生態考察》，《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

[3]【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現代詩歌的結構：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抒情詩》，李雙志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頁。

[4]王小妮：《今天的詩意—在渤海大學“詩人講壇”上的講演》，《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5期。

[5]東蕩子：《消除人類精神中的黑暗——完整性詩歌寫作思考》，《王冠》，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6]黃禮孩：《完整性詩歌：光明的寫作》，《詩歌與人》2003年7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