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望和盤點散文的2020年，無疑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而在我看來，它更像一首內容繁復、結構恢宏的交響詩，其雄勁而瑰麗的鳴奏，給人們留下豐沛多元的藝術享受：一方面，許多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散文家，立足時代前沿，呼應歷史脈跳，以自覺的人民意識和濃烈的家國情懷，寫出一系列揭示人間正道，反映社會變革，表現生活美好和人性亮色的精品力作，以此構成年度散文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一些散文家遵從心靈的感悟與召喚，堅持從個性化的經驗積累與知識儲備出發，在歷史與現實相交織的巨大時空中，實施多題材、多向度和多形態的發掘與創造，捧出一系列弘揚真善美的作品，從而在展示精神與審美創造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同時，形成了年度散文的多聲部。

概言之，主旋律強勁，多聲部豐盈，是2020年散文的主要特點和基本態勢。

一

2020年，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系列關系到國家命運和人民福祉的大事情。其中舉國上下勠力同心展開的逐夢小康社會和決戰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以深遠的社會意義和巨大的歷史開創性，吸引和感動了眾多作家，逐夢小康、扶貧攻堅，成為年度散文的強大主題。

在這一主題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丁曉平探訪井岡山脫貧摘帽樣板村神山村的《可愛的神山》《那山那水那鄉愁》，潘小平記述革命老區安徽金寨實施精準扶貧的《嶺上開遍映山紅》，任林舉實錄吉林省大安市青年黨員李鴻君帶領村民拔掉窮根、改變命運的《小窩卜村的“八〇后”駐村第一書記》，等等。這些作品通過多時空、多視點的描繪，鋪開逐夢小康與扶貧攻堅的生動畫卷。它們告訴讀者的，不僅是扶貧干部的忘我工作和無私奉獻；也不單是農民群眾的吃苦耐勞與聰明才智；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先進性與優越性，以及其在中國大地上所顯示出的強大生命力。

在脫貧攻堅、逐夢小康的歷史進程中，一些作家不僅是熱情的書寫者、推助者，而且是直接的參與者、踐行者，這使得他們筆下的相關文字別有一種真切和生動。陳濤曾到甘肅偏遠村鎮掛職兩年，對今日農村情況有著深入觀察和體驗，他的《掛職見聞錄》不僅寫出了農村發生的可喜變化，而且直面農民身上尚存的某些弱點，從而為作品在樂觀之外注入了一絲憂患。女作家朱朝敏亦是扶貧工作隊的一員，她的文字更多關注貧困人群的心理困境與情感缺失，一篇《塔燈》講述丈夫幫助幫扶對象修復婚姻創傷的故事，揭示了精神扶貧的不可或缺。周偉的《鄉村詞典》和金國泉的《扶貧記》，都是作家作為扶貧干部，在脫貧攻堅現場的親歷和采錄。他們講的故事不同，卻同樣貫穿著作家剪不斷的故鄉情結和丟不掉的農村生活經驗，唯其如此，這些作品充盈著一種源于鄉村生活本身的魅力，因而也別有一種真實性和代入感。

二

與此同時，以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為精神內核的散文創作持續開展，質文兼備的精彩之作不斷涌現。丁曉平的《老漁陽里2號的百年時光》，遙望中國革命的起點，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所在。王巨才的《那催人淚目的邂逅》寫“我”瞻仰錢壯飛烈士陵園的情景，其情真意切的追思與緬懷，委實令人動容。焦凡洪的《在抗美援朝戰場與巴金相處的日子》，借助一位老兵的日記，“激活”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巴金，讓人們看到了作家同祖國和人民的命運與共。王蕓的《浩浩江流，巍巍屏障》聚焦長江邊上的抗洪戰場，擷取解放軍戰士的晝夜奮戰，告訴人們歲月何以靜好。裘山山的《靜謐的林卡》，透過“我”的遇見，凸顯高原軍人習慣成自然的忠誠與堅韌，傳遞出一種默默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劍鈞的《生命里的大河》讓“一條大河”的歌聲，在生命長旅中一次次響起，從而化作“我”對祖國的深情禮贊。這些作品因為承載著一個時代的精神原色與價值導向，值得珍視和弘揚。

三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攪擾人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同時也引發了作家面對災難的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一時間，以抗擊疫情、守護生命為主題的散文紛至沓來，成為2020年度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表達則大致呈現三種路向：

一是記述疫情之下“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所見所聞和內心世界。池莉的《隔離時期的愛與情》、葉傾城的《武漢“圍城日記”：明天是新的一天》，不約而同地鎖定疫情肆虐的武漢：困在城中的“我”和我們，固然不無抑郁和煩悶，但更多的是淡定、體諒、樂觀和感恩，從而展現出國人面對危難依舊葆有的悲憫情懷與善良品性。習習的《庚子年，春天四節氣》、爾容的《在漢口當“守門員”》，均寫到身為文藝工作者的“我”，下沉到社區幫助防疫“守卡”的情景，平實而略帶詼諧的講述，浸透了溫情和豁達，傳遞著生活美好和人間大愛。陳蔚文的《庚子：冬過春時》、范曉波的《仙境》，或訴說疫情下的閱讀心得，或表達宅居中的美景向往，都是值得靜心體味的好作品。

二是關注和贊美疫情中的逆行者。李舫的《與你的名字相遇——寫給白衣戰士》、西籬的《后方亦是戰場》，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與方位聚焦戰“疫”中的白衣戰士，那一個個臨危不懼的身影，那一幕幕救死扶傷的壯舉，連同沛然其間的崇高的奉獻和犧牲精神，編織成感人至深的英雄群像，令讀者久久難忘。

三是從歷史或文化的高度，審視或反思這場疫情。在這一創作思路上，王蒙、馮天瑜、韓少功、王威廉等作家學者都留下了啟人心智的篇章。其中韓少功的《聚集：有關的生活及價值觀》從經濟、文化、心理等多個層面，對人類社會的聚集現象作了客觀辯證的剖析，進而建議后疫情時代的人們，重新定義自己的幸福觀，可謂直面當下，語重心長。

四

以新的環保理念對話生態自然，是散文創作新的增長點。2020年不少散文家選擇生態自然作為創作題材和主題，表現生態自然的散文作品，不僅數量日趨增多，而且整體質量也穩步提高。

李青松的《哈拉哈河》和《大麻哈魚》，是生態散文的重要收獲。此二文專注北方的江河，行文落墨有形象也有故事，有觀點也有知識，有筋骨也有溫度，讓人既感受到自然之美，又懂得了生態奧妙。傅菲在《雨花》《青年文學》《湖南文學》等刊物發表生態散文，其作品多從生命經驗出發，通過“我”對天地萬物的仔細觀察和深情體味，彰顯了生態自然之美以及它對于人類的家園意義。長期致力于生態自然寫作的哲夫、郭雪波均有新作問世，前者的《大地上的風景》和后者的《阿娜巴爾》，都為讀者提供了領略大自然的新景觀和新路徑。安然喜歡在自然山水間安放身心，一篇《在深深的密林里》把這種感情和體驗詮釋得酣暢而細膩。彭程的《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原本是“我”對外國自然文學的讀后感，由于其思緒靈動，筆調柔婉，且滿載作家對生態自然的別樣理解與體認，所以同樣不失為生態文學的精品佳作。

取材的多樣化和個性化是生態散文的又一特點。蘇滄桑的《春蠶記》講述作家同養蠶專業戶一起隔空養蠶的一段經歷，文中的“我”對于蠶絲文明的漸行漸遠難免有幾分無奈，但她對蠶寶寶，對昆蟲、綠葉和大自然的由衷喜愛卻始終在場。此外，肖復興的《花間集》、趙豐的《聆聽鳥語》、張映姝的《養花記》、柴薪的《草木在左，文字在右》、東珠的《昆蟲的早餐》等，也都是人與自然對話的好作品。

五

大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和廣泛傳播相關，20世紀90年代曾備受矚目的歷史文化散文，在經歷一段時間的相對沉寂之后，到2020年再度出現興盛的跡象，成為年度散文多聲部中最富表現力的一種。

首先，一批由名家創撰、質量較高的歷史文化散文集集中問世，其中影響較大的至少有：張煒走近蘇軾的《斑斕志》（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充閭梳理國人精神文化軌跡的《文脈：我們的心靈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徐風發掘江南人文脈絡的《江南繁荒錄》（譯林出版社），詹谷豐的專注東莞先賢和歷史的《半元社稷半明臣》（長江文藝出版社），陸春祥在歷史中做逍遙游的《九萬里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等。同時，單篇歷史文化散文亦多有佳制：李舫的《南岳一聲雷》傾心對話思想史上的王夫之；楊聞宇的《重讀李清照》引入女性視角解讀李清照；劉上洋的《萬壽宮：江右商幫的精神殿堂》細致探尋江右商幫命運沉浮的深層原因，均系言他人之鮮言，具有顯見的原創性。而《鐘山》雜志的兩個歷史文化散文專欄——由王彬彬撰稿的“欄桿拍遍”和由潘向黎泚筆的“如花在野”，或重述近代史實，或新說清詞麗句，更是燭幽顯微，琳瑯滿目，幾乎篇篇精彩。

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歷史文化散文創作中，李敬澤、祝勇和李修文三位作家，似乎都啟動了新一輪探索，因而值得格外關注——李敬澤繼續編織他的“小春秋”，但在《〈黍離〉——它的作者，這偉大的正典詩人》之后，突然談起了《紅樓夢》，其相繼推出的《芹脂之盟，那幾個偉大讀者》《石頭，雪芹所在之地》，不但串聯起紅學史上的各種“橋段”，而且將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種種規律化作靈動的點染融入其中，盡顯一種雜花生樹、舉重若輕的能力。祝勇繼《故宮六百年》之后，在下半年的《當代》雜志寫起“故宮談藝錄”，其新作《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歐陽修的醉與醒》等，將古人看重的義理、辭章、考證，統籌兼顧，融會貫通，使筆下作品生出文學和史學的雙重價值。李修文在《當代》《天涯》《紅豆》等多家刊物談“詩來見我”，作家這類文字的突出特征，在于從古詩的意境里發現了“我”的在場，或者說用“我”的感受激活了古詩的意蘊，這時，作品由于實現了古人與今人跨時空連接，所以讀來自有一種深切與開闊。

六

文體探索與創新是年度散文觀察不可或缺的緯度。在這兩方面，2020年散文創作盡管不能說成就卓著，但仍然展現出扎實、積極的勢頭。一些散文家用風姿獨異的文本和別出心裁的勞作，進行了自覺開拓與潛心實驗，且不乏可喜的收獲。

劉瓊在《雨花》開辟散文專欄“花間詞外”，全年12篇作品的核心意象均取自古人的詠花詩詞，但由此展開的書寫并非單純的詩詞賞析，而是圍繞核心意象進行多路徑的疏通或輻射，其一系列旁逸斜出、旁搜遠紹，看似信馬由韁，但最終平添了作品的意蘊與生趣。黑陶的《尋訪明代鄭之珍》旨在史海覓蹤，行文卻不一味鉤沉稽古，而是將被尋訪的古人和“我”在現實中的尋訪，化作兩條線索和兩個板塊，令其穿插映襯，結果不僅避免了敘事的呆板與沉悶，而且為作品主人公建立起一種由古迄今的地理和民俗背景，便于讀者感受與認知。王蕓一向注重散文表達的新穎和有效，其再現傳統儺舞的《觀儺記》，用“現場篇”“畫外音”“采訪篇”“資料篇”等不同聲音結構全文，經過妥當的穿插調度，不僅省卻了若干過場文字，使行文趨于精練簡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作家視線的轉換與交叉，從而使對象獲得了多側面有深度的呈現。朱強擁有自覺的文體意識，泚筆為文不但在構思和布局上煞費苦心、力臻工巧，而且很注重語言修辭層面的現場感和陌生化，以及相關的知識性融入和歷史感營造。其講述一位畫家因遭遇商品規則戲弄而感到精神幻滅的新作《畫展記》，正可作如是觀。謝寶光對散文文體的探索堪稱勤勉而執著，其新作《歧路》等明顯打破了散文慣用的時間鏈條和空間秩序，而大膽引入了先鋒小說所擅長的敘事圈套，以及用描寫替代敘述等表現手法。只是這種跨文體借鑒似乎又沒有從根本上解構散文作為“自敘事”的特征，“我”的視線始終在場，唯其如此，這樣的探索更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

（作者為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