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戰爭究竟能給一個人——一個極其平凡的、默默無聞的市民——的生活和精神帶來多大、多深刻的改變。”在《棄貓——當我談起父親時》的后記中，村上春樹如此交代自己寫作這本小書的目的。

這是一篇有關親情的文字，但文章想要傳達的價值又超乎親情之外。翻譯成漢語不過3萬多字的散文，飽含作者對于命運、戰爭等宏大母題的思考。

東方文化常以動物比喻人的情感，同屬東亞文化圈的中國讀者很容易理解“棄貓”的寓意：家里收養的一只流浪貓，肚子漸漸大了，父母擔心日后照顧不了它生的小崽，于是決定把它帶到離家兩公里的海灘遺棄。沒想到的是，村上春樹和父親剛從海灘回來，發現那只貓先他們一步回到了家里。

村上春樹成為職業作家以后，有二十多年沒有和父親見面。即便對于個人家庭生活時常存在各類矛盾沖突的作家群體而言，村上與父親的家庭關系也堪稱極端個例。直到父親臨終之際，兩人才再次面對面交流，達成一場“笨拙的和解”。

不同于一般的親情寫作，父親參加侵華戰爭的歷史，占據《棄貓》篇幅中很大的一部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村上春樹都以為父親曾隸屬于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日軍第二十聯隊無疑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最早攻占南京的日軍作戰部隊之一，并參與實施了隨后的南京大屠殺。著名的《東史郎日記》作者東史郎也曾作為這支部隊的一員，目睹了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毫無人性的燒殺淫掠。

作為堅定的反戰人士，村上春樹相信這支部隊的所作所為“充滿了血腥”。因此，在調查父親從軍歷史的過程中，他充滿了抵觸心理，以至于遲遲沒有向父親打聽戰爭時的故事。直到下定決心了解父親的過往，村上才發現父親實際上隸屬于輜重部隊，并沒有直接參與前線作戰。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村上春樹的父親毫無戰爭責任，在村上年幼時，父親僅有一次坦白他所在的部隊處決中國戰俘的情景——無論是親自動手，還是僅僅在一旁目睹，戰爭的記憶都是村上的父親不愿回憶的，但村上認為，這件事父親無論如何也想以某種形式講給繼承自己血脈的兒子。

作為戰后出生的一代，村上春樹本人并沒有直接的戰爭記憶，也沒有創作常規意義上的戰爭文學，但對戰爭的反思貫穿于村上創作思路的始終。

在其為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而發表的著名演講《雞蛋與高墻》里，村上春樹這樣說：“若要在高聳的堅墻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在同一篇演講詞里，村上也提到了自己的父親：在父親的晚年，時常以兼職佛教法師的身份，替死于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喜歡村上春樹的中國讀者，多半會遺憾他沒有到中國參加讀者交流，與村上有過直接交流的中國人更是寥寥無幾——這對于愛旅行且身體健康的村上來說很難讓人理解。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村上還沒有現在這么知名的時候，他曾有段中國之行。這段旅行被記錄在游記《邊境 近境》中，他并非為了到知名景區“打卡”，而是來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左旗的諾門罕。

1939年5月，關東軍在中蒙邊界的諾門罕挑動邊界沖突，結果在蘇軍機械化部隊的反擊下一敗涂地，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此后，關東軍不得不收斂進攻蘇聯的野心。這段歷史，后來成為村上春樹小說《奇鳥形狀錄》的軸線。

村上對南京大屠殺的殘暴向來直言不諱。他在《奇鳥行狀錄》中就借人物之口說：“在南京一帶干的壞事可不得了，我們部隊也干了。把幾十人推下井去，再從上邊扔幾顆手榴彈。還有的勾當都說不出口。”

在近年的代表作品《刺殺騎士團長》里，村上春樹再次提及南京大屠殺：“日軍在激戰后占領了南京市區，在那里進行了大量殺人，有同戰斗相關的殺人，有戰斗結束后的殺人。”他還不無尖銳地向右翼分子質問：“有人說中國死亡人數是40萬，有人說是10萬，可是40萬人和10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呢？”

作為一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并不是一個熱衷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但是，對戰爭的反思貫穿于其創作的始終。批評戰爭對無辜平民的傷害，反思戰爭的殘暴本質，無疑是其創作的動力和源泉之一。

在《棄貓》里，村上春樹毫無保留地表達了這種反思，展現了戰爭之于個體命運的荒誕：正因為父親沒有參加日軍在二戰后期的作戰，沒有被送到慘絕人寰的滇緬戰場，這才“撿回一條命”；與之相反的是，村上之母曾有一個未婚夫，不幸在戰爭中殞命。自然，如果沒有這樣的傷痛與別離，村上的父母就不太可能走在一起。

父母因戰爭經歷的陰差陽錯的命運，“幸運”地讓村上春樹得以誕生；在文學意義上，離開了父輩的這段往事，就無法造就這名偉大的作家。但是，就戰爭造成的巨大傷害而言，人們有千千萬萬個理由反思和悲慟，而絕沒有一個理由遺忘、逃避或僥幸。

在《棄貓》一書的結尾，村上又講了一個孩提時代關于貓的故事：一只小貓爬上了家中院里的松樹，卻不知道怎么下來，這給他留下了“下來比上去難得多”的教訓。最后，他留下了一個令人回味無窮的哲思：“結果可以輕而易舉地吞噬起因，讓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這有時可能殺死一只貓，有時也可能殺死一個人。”

我們無從得知，村上春樹最終與父親達成了何種程度的和解，或許這和解本身依然充滿著父子之間的別扭與尷尬。但是，“我拼了命把它寫了出來，作為寫作之人的職責”，村上春樹這份真誠對待血緣與歷史的態度無不令人動容。

面對家庭的曲折往事，面對歷史的詭譎云涌，一個寫作者始終如一地真誠以待，坦然自省，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