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錢玄同

錢玄同手跡

（上）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起點。錢玄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作為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今文經學學者崔適的弟子，作為教育部國語統一委員會主要成員及北大、北師大文字學教授，其對共和思想價值觀和五四民主科學精神的堅守，對“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國語改革方向的執著，對重估一切價值，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學術現代化目標的孜孜以求，對擺脫古文今文家法、超越漢學宋學眼界，以科學精神治學的身體力行，在五四時期學術路徑的選擇、學術范式的轉換、學術體系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具有典范的意義。錢玄同在五四前后學術選擇與轉換過程中所體現的學術精神與學術品格，是中國現代學術中特立獨行、頗具個性思想色彩的思想文化遺產。

一、 善變與堅守

相對于五四新青年而言，梁啟超是維新變法時代的前輩。對于梁啟超這樣一位思想與文學革命的前輩，五四新青年群體，大都持諱莫如深的態度，而錢玄同卻是個例外。錢玄同對梁啟超晚清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貢獻，多有稱贊之語。其1923年3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又買了一部洋裝的《飲冰室叢著》，共四本。社會上罵梁任公的人很多，我是不罵他的，我而且認他為在過去、在現在的中國思想界、學術界上都是極有功的人，他和適之兩人的造福于中國青年人，真可謂后先輝映，我極希望兩賢不要相厄才好。①

以“造福于中國青年人”的標準，將近于明日黃花的梁啟超與當下如日中天的胡適相提并論，希望“后先輝映”而非“兩賢相厄”，字里行間，顯示出錢玄同的真誠與善意。此前一年，胡適《中國哲學史》出版，梁啟超連續兩次到北大做學術講座，評論胡適的哲學史著。錢玄同兩次均到演講現場，胡適第二次到場。錢玄同在《日記》中記載了此次難得的學術交流。錢玄同對梁啟超指出胡適著作中諸如老子的生活年代早于孔子、孔子殺少正卯等史料運用的錯誤，深以為是。錢氏1922年12月30日的《日記》,在年末歲尾之際，檢討20年來的思想變化，引梁啟超之“善變”之說，為自己的思想見解多變辨解：

我想我二十年來思想見解變遷得很多，梁任公所謂：“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我比他有時還要利害，而且前后往往成極端的反背，試舉數事：

一、一九〇三以前，尊清。一九〇四以后排滿。

二、一九〇八——一三，主張復古音，寫篆字，做顧炎武和江聲第二。一九一八以來主張用破體小寫。

三、一九一五——一七，主張以《廣韻》為標準音，謂國音音宜繁多。一九二〇以后極力提倡國音，謂國音宜簡少。

四、一九〇八——一五，主張保存漢字，極端排斥國語改用拼音之說，一九二一以來主張國語非改用拼音不可，極端排斥漢字保存論。

五、一九一二竭力反對漢字改寫橫行。一九一七以來竭力主張漢字改寫橫行。

六、一九—二——一五，主張復漢族古衣冠。一九一六以來主張改穿西裝。

七、一九〇九——一五，主張遵修古禮。一九一六以來主張廢棄古禮。

其他如對于文學藝術，對于清代樸學，對于今文經說，大都是“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者，所以我對于梁任公這句話，不但不嘲笑他，而且深以他為然。這似乎是為自己解嘲，但我的意見，實在覺得一個人的前后思想變遷，雖未必一定是好的，亦決不能說一定是壞。故我終不以為我之善變，自認為不應該而內疚神明也。②

1922年底，對于善變的錢玄同，是個重要的關節點。在此之前，是陳獨秀將《新青年》遷址上海。《新青年》這一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大本營，經歷了從思想投契而結伙，到主義有別而散伙的痛苦過程。錢玄同作為《新青年》團體的一員猛將，目睹、親歷了一代名刊和一個生氣勃勃的思想陣營的分化與分裂。失去了《新青年》的北京，進入后五四時代。胡適、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在京的《新青年》成員，借助大學的講壇講席，著述為文，堅持把民主科學、重估一切價值的五四精神，貫穿到公共事務的評價和學術研究的領域，把建立現代社會和現代學術與知識體系作為自己的責任和自覺。胡適1923年1月發表《〈國學叢刊〉發刊宣言》，堅持在輸入西洋學術思想，反對孔教復興，堅持語體文字使用傳播的前提下，研究整理國學。錢玄同1922年把中華書局在上海辦的《國語月刊》移到北京來辦，他本人與黎錦熙擔任主編。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第7期“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漢字革命》一文，決心掮起漢字改革的大旗，把新文學運動確立的國語改革的事業全面推進；此年前后，錢玄同選擇“疑古玄同”為個人的別號，提倡從辨古書之真偽，審史料之虛實入手，研究經史子集，點燃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古史辨”的烈焰野火。

20余年間思想與學術多變的錢玄同，在后五四時代，對反五四的文化現象保持著高度的敏感。他在1923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昨天和（夏）宇眾談及近日政界，覺得魑魅魍魎，白日現形，真可謂晦盲否塞極矣。宇眾因謂教育界亦極可悲觀：南開主張讀經，東大有《學衡》和《文哲學報》。這都是反六七年來新文化運動的現象。我覺得這種現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這種現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凱稱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釘牢了一點；張勛干了一次復辟的事，中華民國的國基就加了一層鞏固：這都是很好的先例。

滿清政府殺了譚嗣同等六人，便促進了變法的事業，它又殺了徐錫麟諸人，便促進了革命的運動。照此看來，凡革新事業，多一個犧牲的人，在時間上便可提早實現。那么，我們若肯為了“綱倫革命”和“漢字革命”而犧牲，甚且至于流血，則新家庭和拼音新文字必可提早實現。這種犧牲是最值得的。我于是便問我自己道：“玄同！你肯這樣光榮的犧牲嗎？”但答案卻是“……”！③

錢玄同雖然以省略號代替了自己是否愿意為“‘綱倫革命’和‘漢字革命’而犧牲”的自我提問，但他堅定的信念和猛士的行為，繼續顯現著新青年時代的銳氣鋒芒。其本年4月1日的《日記》中反省道：

今年以來，我頗覺內心有修養的必要，事功有看重的必要，歷史尤有研究的必要，故最近一個月中，常常翻閱王守仁、黃宗羲、顏元、費密、章學誠、宋衡（初名恕）諸人的著作。近來覺得王學、顏學的精神，的確遠勝于讀死書的朱學和所謂“漢學”。在承平之世，專事個人的逸樂，放棄對于社會的職務，已經不為社會出力，惟知獨善，已經極不應該了。若正逢亂世，盜賊出沒于里閣，餓殍充斥于道路，自命為有知識的人，還要以無為為當然，以不問政治為名高，實在等于沒有心肝。我近來大有所感，覺得魏晉的清談、宋明——大部分——的心性，現代的文藝，真是誤盡蒼生，害死自己的惡魔。④

1923年之后，錢玄同以《京報副刊》、《語絲》、《國語周刊》為發文平臺，用《新青年》“隨感錄”的格式與激情，打了幾場維護共和政體、維護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立場的大仗：

一是從維護共和體制的高度，支持驅逐溥儀的北京政變。1924年11月，發生了馮玉祥率國民軍逼宮，廢除溥儀皇帝封號，逐出故宮，故宮古物歸北大保存的“北京政變”事件。對這一事件的是非得失，政界與社會各界人物，爭論甚多。錢玄同是馮玉祥驅逐行為的支持者。其接連在新創刊的《語絲》上發表《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步》、《告遺老》等文章，對逐出故宮的溥儀，錢玄同在《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步》的文章中，尚能做到“恩威并用”，祝賀溥儀脫離帝籍，成為具有人格人權的國民。而在《告遺老》中，則警告對借溥儀逐出故宮說三道四的遺老們，要認清共和的意義、平等的真理，不要用專制時代的舊道德束縛壓迫共和時代的國民，動搖共和時代的國體。

稍后，錢玄同又在孫伏園的鼓勵下寫作《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態度底變遷》的長文，從個人的遭際感受敘述與一個王朝的關系。《變遷》所講述的故事，真實還原了錢玄同1922年底《日記》中所言的“尊清”到“排滿”的思想過程。其自敘大意如下：

錢玄同“尊清”與“排滿”的變化約在1903、1904年之間。年十六、十七歲的讀書少年，初讀譚嗣同的《仁學》，被其中的排滿言論所激怒，曾經撕毀過一部《仁學》。1902年，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創刊于日本。錢玄同在《新民叢報》的夾縫中知道其前身《清議報》，設法買來幾本殘缺不全的《清議報》，為其中的保皇言論所吸引。時時高聲朗讀梁啟超《愛國論》中的“吊形影于瀛臺，髀肉蹉跎，寄牧芻于籠鴿。田橫安在”一類的文字。既折服于報章文體，又同情被囚困的光緒。第二年《蘇報》案發生，清政府做了原告，控告《蘇報》勸動天下造反。章太炎、鄒容被逮，蔡元培、吳稚暉逃亡。住在吳興的錢玄同，只能看到支持清政府行為的報道，因此“尊崇本朝”的心理沒有變化。變化起于1903年末。錢玄同在朋友手中得到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尊清的見解逐漸動搖。尤其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提到《公羊傳》中“復九世仇”之類的話，才恍然大悟滿廷宰害漢人的罪惡。之后又陸續看到《浙江潮》、《舊學》、《黃帝魂》、《警世鐘》之類的讀物，遂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1904年，讀了讀章太炎《訄書》及劉師培《攘書》，自作主張，剪掉辮子，以表示“義不帝清”之意。當年辦了個《湖州白話報》，不肯在封面上寫“光緒三十年”字樣，而以干支紀年寫“甲辰年”，表示不愿遵循清代的“正朔”。

上引1922年《日記》中被錢玄同列為第六、第七條有關古禮古衣冠轉變，也可以從《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態度底變遷》中找到佐證。錢文把—九〇三年《革命軍》出版到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義八年半之間的排滿革命書報分為三派：甲派是以章太炎、劉師培及《國粹學報》為代表，它們的內容，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提倡保存國粹以發揚種性；鼓吹攘斥滿州以光復舊物。”因為偏重在“光復”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頗有復古的傾向。乙派是“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宋漁父諸先生主撰的《民報》等等”。汪精衛時期對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兩主義有所發揮，章太炎主編后更偏重“民族”主義了。丙派是“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諸先生主撰的《新世紀》等等”，排滿的色彩非常地強烈。在三派中，錢玄同將自己歸入甲派陣營：

丙派和甲派的主張，在排滿問題上毫無不同；惟有絕對相反之一點，甲派懷舊之念甚重，主張保存國粹，宣揚國光，丙派則對于舊的一切絕對排斥，主張將歐化“全盤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暉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

……老實說罷，我那時的思想，比太炎先生還要頑固得多。我以為保存國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復舊物；光復之功告成以后，當將滿清的政制儀文一一推翻而復于古。不僅復于明，且將復于漢唐；不僅復于漢唐，且將復于三代。總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漢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漢族的都是好的，非與政權同時恢復不可；而同是漢族的之中，則愈古愈好。——說到這里，卻有應該聲明的話，我那時復古的思想雖極熾烈，但有一樣“古”卻是主張絕對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時對于一切“歐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態度；惟于共和政體卻認為天經地義，光復后必須采用它。⑤

……我從前是主張光復以后應該復古的，所以我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中，參考《禮記》、《書儀》、《家禮》，及黃宗羲、任大椿、宋綿初、張惠言、黃以周諸家關于考證“深衣”之說，做了一部書叫做《深衣冠服說》。我自己照所說的做了一身。一九一二年三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當了一名小小的科員，曾經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帶”，上辦公所去，贏得大家笑一場，朋友們從此傳為話柄！⑥

錢玄同描述的在共和之后，自導自演了一場恢復漢家衣冠的行為藝術，雖然稍顯荒誕，但證明在錢玄同這里，“共和政體是天經地義”的觀念與恢復漢家威儀復古之想是混搭在一起的。擁護共和，反對復辟，是新青年團隊的思想基礎，也五四倫理革命提出的現實基礎。對北京政變，錢玄同認為：溥儀免去皇帝稱號，被逐出故宮，是罪有應得。1917年張勛、康有為擁溥儀復辟，已經在共和體制下犯了叛逆之罪。這次被逐，即體現對共和體制的衛護。

溥儀被廢一年，錢玄同對此事要說的話意猶未盡。其在1925年11月5日的《京報副刊》發表《十一月五日是咱們第二個光榮的節日》一文。錢文認為1912年10月10日，推翻清廷，1924年11月5日，令溥儀出宮，都是起“震古鑠今”的壯舉，都應該成為中華民國的節日。“因為這是咱們做‘人’的紀念，咱們‘蕩滌舊污’的紀念。” 辛亥革命后，住在故宮的溥儀，與張勛1917年7月圖謀不軌，因而才有被逐出的結果。“中國從有史以來至污極穢罪大惡極之‘皇帝’二字，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居然扔下毛廁去了。”⑦因此值得立為紀念節日。

二是怒懟“支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升級后五四時代打孔家店的方法與策略。五四時期，陳獨秀與胡適是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旗手。陳獨秀有《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申明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的因緣，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基本的觀點。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因阻礙新思想新文化的自由發展，而受到新青年群體的攻擊。吳虞因為五四時期在《新青年》發表《吃人與禮教》等文而被胡適稱為“支手打孔家店的英雄”，紅極一時，吳虞也因此從成都到北大任教。

進入人生的巔峰狀態的吳虞很快跌入低谷。1924年4月，北大教授吳虞在報上發了27首狎娼詩，受人譏評。錢玄同在“晨報副刊”刊載《孔家店里的老伙計》一文，大罵吳虞發表這樣的肉麻歪詩“痰迷心竅”，德不配位。接著正面闡述了后五四時代如何打孔家店的宏旨正論：

孔家店真是千該打，萬該打的東西；因為它是中國昏亂思想的大本營。它若不被打倒，則中國人的思想永無清明之一日；穆姑娘( Moral)無法來給我們治內，賽先生(Science)無法來給我們興學理財，臺先生（Democracy)無法來給我們經國惠民；換言之，便是不能“全盤受西方化”。如此這般的下去，中國不但一時將遭亡國之慘禍，而且還要永遠被驅逐于人類之外！

孔家店要打，是因為它“不能適用于現代生活”，它的存在，阻礙民主科學與新道德的傳播：打孔家店，需分清“老店”與“冒牌”，依靠“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思想”，清理“老店”，打擊“冒牌”：

真正老牌的孔家店，內容竟怎樣，這是很不容易知道的。我完全沒有調查過它，不能妄說。不過這位孔老板，卻是紀元前六世紀到前五世紀的人，所以他的寶號中的貨物，無論在當時是否精致、堅固、美麗、適用，到了現在，早已蟲蛀、鼠傷、發霉、脫簽了，而且那種野蠻笨拙的古老式樣，也斷不能適用于現代，這是可以斷定的。所以把它調查明白了，拿它來摔破，搗爛，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這是極應該的。近來有些人如胡適、顧頡剛之流，他們都在那兒著手調查該店的貨物。調查的結果能否完全發見真相，固然不能預測；但我認他們可以做打真正老牌的孔家店的打手。因為他們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他們調查貨物的方法是很精密的。

怎樣的思想才算是清楚的思想呢？我毫不躲閃地答道：便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思想。惟此思想才是清楚的思想。⑧

真正老牌孔家店，需要有科學精神和方法的胡適、顧頡剛之流去做整理國故的工作。而“冒牌孔家店”，充斥著諸如“古文，駢文，八股，試貼，扶乩，求仙，狎優，狎娼”等光怪陸離的貨色。“這一類的孔家店，近來很有幾位打手來打它了，如陳獨秀、易白沙、胡適、吳敬恒、魯迅、周作人諸公之流是也”。“狎娼，狎優，本是孔家店里的伙計們最愛做的‘風流韻事’。”⑨因此，熱衷“狎娼”且作艷詩刊布報端的吳虞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計。他不配“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稱呼，也不配擔負打孔家店的重任。

錢玄同這篇摘奸發伏，拆穿“沒有新思想”且著文“文理欠通”的“老英雄”欺世盜名西洋鏡的文章，極具有殺傷力。吳虞匆匆作了一次無力的辯白后，便狼狽離開北大。錢文對“老牌”孔家店以科學的方法整理祛魅，對“冒牌”孔家店的污泥濁水繼續予以清除的態度，顯示著后五四時期一代學人的思想堅定與成熟。

三是面對1923年前后政界、學界晦盲否塞的反新文化運動種種亂象，及進行中的科學與玄學的辯論，錢玄同旗幟鮮明地希望請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參與建國，盡快實現與歐洲人“并轡前驅，笑語徐行”的理想。

因為是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所以在后五四時代感受到提倡讀經、反對白話文、及其余民國絕不相容的三綱五常殘渣泛起時，錢玄同石條壓駝背的激烈情緒又被喚起。他1923年7月及8月與周作人信中分別寫道：

我近來耳聞目睹有幾件事，覺得梁啟超壬寅年的《新民叢報》雖然已成歷史上的東西，而陳獨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議論，現在還是救時的圣藥。現在仍是應該積極去提倡“非圣”“逆倫”，應該積極去鏟除“東方化”。總而言之，非用全力來“用夷變夏”不可。我之燒毀中國書之偏謬精神又漸有復活之象。⑩

我近來覺得這幾年來的真正優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卻只有二人：①吳敬恒，②陳獨秀是也。雖然他倆在其他種種主張上我們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是將東方化連根拔去，將西方化全盤采用這一點上，我是覺得他倆最可佩服的。關于這一點上，梁啟超固然最昏亂，蔡元培也欠高明，胡適比較的最明白，但思想雖清楚，而態度則不逮吳、陳二公之堅決明了，故也還略遜一籌。?

錢玄同對引發、參與1923年開始的科玄論戰關鍵人物的評價是饒有意味的。梁啟超之所以“昏亂”，是其《歐游心影錄》，持歐洲科學破產論，將歐戰以來世界文明的希望寄托于東方文明。胡適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盡管預測趨勢清晰，但不及吳稚暉、陳獨秀“將東方化連根拔去，將西方化全盤采用”的態度堅決明了。錢玄同發表上述議論后，胡適、陳獨秀的《科學與人生觀序》面世，直陳己見，加入科玄論戰之中。在論戰中，梁啟超是張君勱自由意志論的支持者，其肯定科學的作用，但不承認科學萬能。而胡適是丁文江科學論的支持者。胡適1923年11月作《科學與人生觀序》，認為中國還不曾享受科學的賜福，中國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因此不必菲薄科學。胡適隨即又有《孫行者與張君勱》一文，文中拋出人生觀是孫悟空，科學是如來佛，人生觀無法逃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的著名比喻。與胡適同時，陳獨秀也應邀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陳超越科學派與玄學派，標榜唯物史派。陳獨秀以為“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科玄論戰是后五四時代東西方文化本位的論戰，它與中國前途與命運的選擇息息相關。

在救亡革命孰亟孰緩、東西方文化何者本位的辯論中，錢玄同提出“革命優先”和“歐化中國”概念：

我的謬見：對于帝國主義的壓迫是絕對應該抗拒的，但同時更絕對應該“要針砭民族（咱們的）卑怯的癱瘓，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這是啟明的話）。亡清末年，鼓吹排滿的兩派報紙：一派是痛罵滿清政府而謳歌漢族文化（如《民報》，《國粹學報》）；一派是痛罵滿清政府而同時并排斥漢族文化（如《新世紀》）。現在抗拒帝國主義，與十幾年前排滿有些相類；這時候對于“國故”（最廣義的），我主張取后一派的態度。

我也很愛國，但我所愛的中國，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樣，實際上尚未有此物，這便是“歐化的中國”這句話。?

《新世紀》1907年由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主辦。吳稚暉與錢玄同是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成員。因為追求“歐化的中國”，1925年前后的錢玄同與1907年前后吳稚暉排斥漢族文化的立場漸趨接近。吳在1923年開始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中是“科學論”的擁護者，被胡適譽為科學派的押鎮大將。胡適、吳稚暉對科玄論戰的觀點，影響著錢玄同的持論。而錢玄同所采用的表達方式，更近于吳稚暉的激烈路線。這也是錢玄同以王學、顏學坐言起行精神自勵的結果。

錢玄同1925年4月20日在《語絲》發表《回語堂的信》中，有一段革命優于救亡的宏論：

從前提倡革命的人們（孫中山、吳稚暉數先生除外），其目的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極應該的，但革命的目的決不在此。以此為革命的目的，實在是根本大錯誤。……我以為現在的中國，無論國強國弱，國危國安，國存國亡，革命總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總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國人為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

“以中國人為根本敗類的民族”本來是錢玄同引林語堂之言，用于說明“革命”與“改造國民性”的迫切性。通過思想革命與國民啟蒙，促進國民的現代化，是維新變法以來先進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但林語堂、錢玄同用“根本敗類”的字眼描述民族性，還是讓人感到刺激與沖擊。錢玄同認為五四前的三十年間，中國人思想覺悟的進化，一直沒有走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怪圈。直到五四倫理革命，批判孔教與三綱五常，動搖了“中體”，才引起“頑固黨與維新黨，亡清遺奴與西洋博士”群起而攻之。“一個民族的生活樣法，彼此或是明約，或是默契，定了許多條目，如所謂道德、彝倫、禮樂、刑政等等。……因為生活的改善和知識的進步，覺得這些條目有毛病了，不適用了，或更有獨夫民賊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來欺侮大眾，那便須用嘴、筆、槍、炮，把那些坑人的條目撕破、踐踏、摧燒，這也是革命。”?中國眼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革命，就是通過歐化的途徑，追趕現代化：

所謂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條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謂“惟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非歐人所私有，不過歐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到趕上了，然后和他并轡前驅，笑語徐行，才是正辦。萬萬不可三心兩意，左顧右盼，以致誤了前程，后悔無及。?

在錢玄同看來：現代化既然是人類社會的必經之路，歐洲人先走了幾步，我們拼命追趕就是了。追隨世界文明步伐，與先進者“并轡前驅，笑語徐行”，才符合中國國家民族與每個國民的根本利益。錢玄同20世紀20年代，對現代化的認知，是深刻而具有世界眼光的。其“并轡前驅，笑語徐行”的描述，更容易為中國人所理解所接受。

在保衛五四思想革命、文學革命成果及東西方文化本位的論戰及中，錢玄同在繼續著五四時期“悍”味十足的作風與做派的同時，又思考謀求新的策略。其1926年4月在與周作人的信中說：

我們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來作“訑訑”之相了。前幾年那種排斥孔教，排斥舊文學的態度狠應改變。若有人肯研究孔教與舊文學，鰓理而整治之，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與舊文學，只是所佩服的確是它們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當，狠應該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與舊文學，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會——波及社會，亦當以有害于社會為界——也應該聽其自由。此意你以為然否？但我——錢玄同——個人的態度，則兩年來早已變成“中外古今派”了。可是我是絕對的主張“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換言之，“受過今外洗禮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總承認“古中”決非今后世界之活物。?

這是一段非常值得重視的話。在經歷了五四時期“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排他式強硬”之后，新青年團隊開始用“共生式寬容”的態度看待孔教與舊文學的研究者、愛好者的行為。但作為五四扎硬寨、打硬仗的急先鋒，其對“古”與“中”的期待是“今化的古”與“外化的中”，即經過現代化改造的“古”，是與歐化體系接軌的“中”。國門打開之后，現代中國已經失去在古代中國的基礎上自然生成的條件，它需要經歷一個掙脫古代、融入世界的過程，“古與中”需要經受“今與外”的洗禮。這樣人們爭訟不已的“中西古今”問題，便轉化為“古今”問題。錢玄同相信：不經改造的“古”、未經接軌的“今”，很難成為世界的活物。現代中國學術需要經歷“歐化”，經歷掙脫古代，融入西方的再造文明的革命。

從事文字音韻教學的錢玄同，稱自己是“不幸不懂今外”之人，其1925年8月17日發表在《語絲》上的《廢話》一文，又為自己作如下畫像：

我是一個中年的學究，新知識新思想，我雖然對它垂涎十丈，可是我跟它分隔云泥，它成日價滿天飛著，可恨我的腦殼盡往上頂，壓根兒沒有碰著它；所以我發的議論，不是淺薄無聊，就是謬誤可笑，真叫做不值得一說。然而我是一個不肯藏拙的人，忽然心血來潮，便要拉起筆來亂涂一陣，這當然是廢話了。?

錢玄同自稱為“廢話”的話，正是他對新知識新思想的企盼。1930年12月17日，胡適40歲生日。胡適的學生魏建功作《胡適之壽酒米糧庫》一文，魏文由錢玄同手書，作為賀禮。魏文評價1923年胡適所發表的《國學叢刊宣言》，以為《宣言》提出三個方向來勉勵治學的同志，意義在“辟出辨偽研究的大路，開發實地考古的先聲”。“走慣了磨磐路的中國學術界，這才緊趲了一程。”魏文把1917年開始的五四時期稱為“思想和文學改革的時期”，把1923年開始的后五四時期稱為“學術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胡適都是新文學新學術的舉旗人，而錢玄同同樣充任著“扎硬寨”、“打硬仗”的開路先鋒。在后五四時代，錢玄同對共和體制、五四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成果堅守，敏銳而真誠。他與全世界之現代文化，“并轡前驅，笑語徐行”的理想，承載著后五四時代一代學人的文化與學術想象。錢玄同致力于文字革命、疑古辨偽的學術研究方面，收獲甚多。他區分真假孔家店，以“共生式寬容”替代“排他式強硬”，將中西問題轉為古今問題的韜略智慧，顯現出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范。錢玄同及其一代同人的善變與堅守中，蘊藏著中國學術現代化轉型的艱難與努力。

二、文學革命與文字革命

錢玄同1887年出生于蘇州。其出生時，身為蘇州書院山長的父親錢振常已六十二歲。因為是庶出，其父為他取名師黃，比之于黃庭堅庶出之子黃相。此年，錢振常嫡出之子錢恂，已三十二歲。長兄如父，錢恂在錢玄同讀書與成長經歷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913年8月，27歲的錢玄同隨錢恂來北京，任教國立北京師范學校歷史地理部，兼任師范附中國文、經學與北京大學預科文字學教員。1916年30歲時啟用“玄同”之名，此年的《日記》中始有閱讀《新青年》的記載。1917年1月，蔡元培長校北大，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錢玄同以為得此二人為大學之幸。同年秋被北大聘為國文教授。后長期在北大、師大等校任職。錢玄同在京25年的學術生涯，可以用從文學革命的先鋒到文字革命的主將予以概括。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拉開文學革命序幕。錢玄同自2卷6號起，有6封致陳獨秀的信在《新青年》刊出。分別是《贊文藝改良附論中國文學之分期》、《反對用典及其他》、《關于西文譯名問題》、《論世界語與文學》、《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6篇文章中，第一、二兩篇是對文學革命的呼應。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錢擁護白話文，而以“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指代舊體散文中的駢文派與古文派，錢玄同創造的稱呼，窮形極相，極具有殺傷力，遂成為五四時期舊文學的代名詞。錢文認為：胡適提倡白話文的“八不主義”中，反對用典之論最精。“用典”實為舊文學窳敗的主要特征。文學之文如此，應用之文也如此。以桐城巨子選學名家相標榜的文人，“自命典贍古雅”，又鄙視小說戲曲，?成為創造新文學的障礙。第三、四兩篇，是關于譯名統一與提倡世界語的意見。中國文字讀音的特點，使譯者在翻譯外國人名地名時，困難甚多。錢玄同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是中學以上的書籍，用外語原文，不復譯音。二是如用譯音，“務求簡單易記”，且求譯定一致起來。[21]世界語1887年問世，在歐洲傳播日盛。吳稚暉等人謂中國文字艱深，當改用世界語。“今日遽欲廢棄漢文而用世界語”，未免過早，但可以考慮自高小起，加學世界語。“世界語文法簡單，發音平正，從無例外之文發音。以兩年之力記生字一萬，則雜志書籍無不可看，豈非極有益之事。”[22]講完對世界語的提倡，錢玄同又對陳獨秀倫理革命的提倡予以聲援：“先生大著《吾人最后之覺悟》—篇所陳之義，弟以為于今月為最要之圖。否則盡管掛起共和招牌，而貨不真，價不實，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壯丁。此種國家，固斷無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紀之理。”[23]

第五篇文章是《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錢玄同1917年1月1日的《日記》認為：陳獨秀、胡適二人倡文學之文改良之論，以他們對歐西文學的研究，一定可以開始一個新的文學世紀。應用之文的改革，二君所未措意，我們這些素乏文學知識的人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24]發表在1917年7月1日《新青年》上的《論應用文之亟宜改良》專談應用之文的改良。文中提出應用文的改良有十三件事要做：用白話，用最常見字，數字表述統一，制定文法，稱謂簡化，不用典，通俗讀物注音，使用標點符號，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數目字改用亞拉伯碼號，紀年統一，改直排為橫排，印刷體規范。這些應用技術性的改革都與文學革命有著緊密的聯系。錢玄同的應用文十三事是對胡適文學改良八事的一個補充，一次拾遺補缺。第六篇文章《〈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就是希望橫排先從《新青年》做起。《新青年》思想、文學革命與使用白話、橫排、使用標點符號等形式改革完美結合，才共同成就了一代名刊。錢玄同所說的應用文革命偏重于文體、文字、印刷等方面的一攬子改革方案，為國內其他報刊效仿使用時，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錢玄同以通信方式發表的六篇文章，已出任北大文科總長的陳獨秀給了五次回復。陳獨秀歡迎錢玄同為《新青年》寫文，聲援討論思想革命、文學革命：“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25]陳獨秀主張戲曲小說應升堂入室于文學家族：“國人惡習，鄙夷戲曲小說為不足齒數，是以賢者不為，其道日卑。此種風氣，倘不轉移，文學界決無進步之可言。”[26]對用白話、閱讀物橫排、世界語代英語及譯文中的人名地名直用原文等建議十分贊同，具體到《新青年》用稿，社友中有不能做白話文章的人，也可偶用文言。陳獨秀以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元明以來的詞曲小說，可以研究，但不可“當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學”。“普通青年讀物，自以時人譯著為宜”。“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針，就要多多夾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純然白話不同。俗話中常用的文話（像豈有此理、無愧于心、無可奈何、人生如夢、萬事皆空等類），更是當盡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語，語求近于文’， 然后才做得到‘文言一致’的地步。”[27]

錢玄同與胡適的交往，是從討論明清以來白話小說開始的。錢玄同與陳獨秀的第二封信《反對用典及其他》中稱贊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義之精美，而尤以不用典之論最精。由文學之文的用典說到應用之文的用典，說到清代的傳奇小說，錢玄同有以下議論：

傳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價值。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今世小說，惟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三書為有價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云之《老殘游記》，胡君亦頗推許，吾則以為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為佳，其他所論，大抵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黃，尤足令人忍俊不禁。[28]

胡適1917年5月10日《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信中部分回應了錢玄同關于小說的議論，以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29]今人小說在敘事結構上有變化。得到胡適的回復后，錢玄同寫作《論白話小說》一文，以與胡適書信的形式在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上發表。文章高度贊同胡適關于文學革命的言論：

文學革命之盛業，得賢者首舉義旗，而陳獨秀、劉半農兩先生同時響應，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狀。[30]

玄同對于用白話說理抒情，極端贊成獨秀先生之說，亦以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于迂謬不化之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因此輩對于文學之見解，正與反對開學堂，反對剪辮子，說洋鬼子腳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見解相同。知識如此幼稚，尚有何種商量文學之話可說乎？惟玄同對于先生之“白話詩”，竊以為猶未能脫盡文言窠臼。[31]

錢玄同把自己放在文學革命大旗下“出其一知半解，道聽途說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的“響應者”的位置，又贊成以陳獨秀“不容討論”、“不容匡正”的“悍派”態度對待舊文學，最后委婉指出胡適白話詩未脫盡文言窠臼。

1917年9月10日胡適回到北京，入職北大，錢玄同有了多次與胡適當面交流的機會。但胡適還是著文回答了錢玄同關于白話小說的信，回信刊載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1號。胡適以為：錢不喜《三國》，讀《三國演義》痛恨曹孟德，可知小說的魔力之大；錢和陳獨秀看重《金瓶梅》，胡適不表贊成，以為《金瓶梅》“全是獸性的肉欲”，“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錢屢稱道蘇曼殊小說，胡適認為蘇曼殊小說不及《聊齋志異》之百一，無價值可言。接著又發表關于“白話”的界定并解釋自己的白話詩摻雜文言問題：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集》之類皆是。其后忽變易宗旨，以為文言中有許多字盡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干干凈凈沒有堆砌涂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先生說：“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舊污，于進行方面，很有阻礙。”我極以這話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32]

錢玄同、胡適、陳獨秀對明清及近代的白話小說的爭論，見仁見智，體現著學者之間的尊重平等。確立白話標桿有利于新文學創造，對明清以來白話小說的評論是以青年宜讀與否作為導向的。錢玄同回復胡適此文：

且我以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紅樓》《水滸》，亦非青年所宜讀；吾見青年讀了《紅樓》《水滸》，不知其一為實寫腐敗之家庭，一為實寫兇暴之政府，而乃自命為寶玉、武松，因此專務狎邪以為情，專務“拆梢”以為勇者甚多。我現在要再說幾句話：中國今日以前的小說，都該退居到歷史的地位；從今日以后，要講有價值的小說，第一步是譯，第二步是新做。[33]

在錢玄同“第一步是譯，第二步是新做”的主張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陳獨秀與錢玄同通信中“普通青年讀物，自以時人譯著為宜”影響的存在。而“中國今日以前的小說，都該退居到歷史的地位”的話語，又潛蘊著后五四時代將經史子集皆視為學術史料的那種截斷眾流的力量。胡適對錢玄同意見和地位的看重，還體現在他請錢玄同為自己的《嘗試集》作序。

錢玄同的《〈嘗試集〉序》寫作于1918年1月，發表于1918年2月15日的《新青年》：

適之是現在第一個提倡新文學的人。我以前看見他做的一篇《文學改良芻議》，主張用俗語俗字入文；現在又看見這本《嘗試集》，居然就采用俗語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話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則，做社會的先導。我對于適之這番舉動，非常佩服，非常贊成。

但是有人說：現在中華的國語，還未曾制定，白話沒有一定的標準，各人做的白話詩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采用方言土語，和離文言太遠的句調；這種情形，卻也不好。我以為這一層，可以不必過慮。因為做白話韻文，和制定國語，是兩個問題。制定國語，自然應該折衷于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至于現在用白話做韻文，是有兩層緣故：(1)用今語達今人的情感，最為自然；不比那用古語的，無論做得怎樣好，終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為除舊布新計，非把舊文學的腔套全數刪除不可。至于各人所用的白話不能相同，方言不能盡祛，這一層在文學上是沒有什么妨礙的；并且有時候，非用方言不能傳神；不但方言，就是外來語，也可采用。[34]

錢序稱贊胡適作白話詩，知行合一，敢為天下先的同時，提出國語制定的方向：折衷于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而國語形成的基礎除了白話文言的結合外，還需要方言和外國語的參與。文白脫離是歷史形成的，也有“獨夫民賊”與“文妖”的作祟，選學與桐城派即在“文妖”之列。言文合一，確立白話的正宗地位，是文學革命的重要目標：

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對于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凈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35]

提倡質樸、老實的白話文，像提倡不摻雜文言的白話詩一樣，是文學革命初期改革者小心翼翼的詩文目標。兩個月后，胡適在《新青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全面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文學革命目標。這是升級版的《文學改良芻議》，被鄭振鐸稱之為“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36]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中國之文學》中簡化為五個字：“國語的文學”。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中又概括為“活的文學”，與周作人“人的文學”并列為“文學運動的中心理論”。從上述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五四新青年團隊開誠布公、平等補臺的討論切磋，是文學革命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

錢玄同對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熱情、偏重應用文改革的價值取向及不容匡正、率性偏悍的表達方式，使他很快在《新青年》作者群體中脫穎而出。自1918年1月第4卷第1號起，錢玄同與陳獨秀、胡適、沈尹默、李大釗、劉半農，輪流編輯《新青年》。錢玄同1918年《日記》記載編輯稿件的過程如下：

1月2日 星期三 午后至獨秀處檢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歸我編輯，本月五日須齊稿，十五日須寄出也。與獨秀談。移時，叔雅來，即在獨秀處晚餐。

1月3日 星期四 攜《新青年》四卷二號之稿至家中檢閱，計可用者不及五十Pago，尚須促孟和、獨秀多撰，始可敷用。

1月12日 星期六 獨秀交來《新青年》用稿一篇，題為《人生真義》，約干八百字左右，做得很精，又李守常《論俄國革命與文學》一稿，可留為第三號用。

1月 13日 星期日 下午作致陶孟和信，論Esperanto，寫至十時許始完，但寫的甚不愜意，腦子甚亂，即再做也做不好，就是這樣罷。又答李錫余信，約四百字，《新青年》四卷第二號之稿齊矣，明日當交與獨秀。[37]

由上引文，我們可以大致了解輪流編輯的基本過程。因為輪流編輯需要組稿，錢玄同希望更多的北大同仁及社會賢達成為《新青年》的作者，主動去游說動員住在紹興會館正在抄寫古碑的周樹人發出毀壞“鐵屋子”的“吶喊”，于是有了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的作者署名為魯迅的《狂人日記》，成為文學革命的重要成果。而魯迅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創造了現代文學史的輝煌。

魯迅小說首發的前兩個月，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號，錢玄同、劉半農籌劃了著名的雙簧信。在《文學革命之反響》中，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拘守精神、物質文明均為西方所不能及之論的遺老迂儒的口氣，攻擊《新青年》所倡導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尤把攻擊舊文學的目標集中于翻譯界的大腕林紓。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的名義寫作復信，以為“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38]現在有遺老出馬挑戰，就將《新青年》挑戰孔丘、反對舊文學的道理逐一說來。“雙簧信”的做法在當時的學術界褒貶不一，但引發的震動卻是巨大的。“雙簧信”之后，林紓有小說《荊生》、《妖夢》攻擊陳獨秀、錢玄同等人，又有《致蔡元培函》謂：“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均可用為教授矣。”[39]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的回函，申明大學“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于思想自由主張為界限。提倡白話的教授，舊學均有根柢，非以白話藏拙者：

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于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于《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于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40]

除“雙簧信”外，錢玄同的言行議論引發社會異議與激烈反響的還有“廢除漢字說”。而“廢除漢字說”又與提倡“世界語”密切聯系。在1917年6月錢玄同與陳獨秀通信形式發表的《論世界語與文學》一文中，錢玄同以為“昔年吳稚暉先生著論，謂中國文字艱深，當舍棄之，而用世界語。章太炎師曾著論駁之。弟則以為世界未至大同，則各國皆未肯犧牲其國語，中國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廢棄漢文而用世界語，未免嫌早一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可？”[41]主張在小學開世界語而代替英語。陳獨秀回復道：“世界語猶吾之國語，謂其今日尚未產生宏大之文學則可，謂其終不能應用于文學則不可。至于中小學校，以世界語代英語，仆亦極端贊成。吾國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當使歐美人震驚失措。且吾國學界世界語果然發達，吾國所有之重要名詞，亦可以世界語書之讀之，輸諸異域，不必限于今日歐美人所有之世界語也。高明以為如何？全部《十三經》，不容于民主國家者蓋十之八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廟不毀，共和招牌，當然掛不長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懷復辟。其有不心懷復辟者，更屬主張不能一致貫徹之妄人也。”[42]受陳獨秀信中激憤之詞的影響，錢玄同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以致陳獨秀信的方式，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提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是“推翻孔學，改革倫理”：“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43]廢除漢文后的替代者是世界語。此論一出，語驚四座，爭論攻訐也隨之而來。

在關于漢文興廢，用世界語的爭論中，錢玄同又有《答陶履恭論Esperanto》、《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答孫國璋論Esperanto》、《答朱經、任鴻雋》、《關于Esperanto討論的兩個附言》、《對于朱我農君兩信的意見》、《答姚寄人論Esperanto》、《答胡天月論Esperanto》、《答區聲白論Esperanto》、《關于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Esperanto與現代思潮》討論回答世界語與漢字存廢的文字在《新青年》發表。錢玄同的主要觀點如下：

至于玄同雖主張廢滅漢文，然漢文一日未廢滅，即一日不可不改良，譬如一所很老很破的屋子，既不可久住，自須另造新屋；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舊屋之人自不得不將舊屋東補西修以蔽風雨？但決不能因為舊屋既經修補，便說新屋不該另造也。[44]

我個人的意見，以為中國文字不足以記載新事新理；欲使中國人智識長進，頭腦清楚，非將漢字根本打消不可。但文字易廢，語言不易廢；漢語一日未廢，即一日不可無表漢語之記號。此記號，自然以采用羅馬字拼音為最便于寫識。我一年前也有此種主張，后來因為想到各方面困難之點甚多，恐一改拼音文字，反致意義混淆，于是改變初衷，主張仍用漢文，而限制字數，旁注“注音字母”……中國今后果能一面采用一種外國文，作為第二國語，以求學問，一面將中國語改用拼音，以適于普通說話，粗淺記載之用，則教育上可謂得到很好的一種工具了。[45]

則我以為今后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智識，文學，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人。既然如此，就應該學外國文，讀外國書。那固有的漢語，因事實上不能立刻消滅，只好暫時留住一部分勉強可用的，——把那不適用的都送進博物院去，——以為短時間內交通之用，但與學術無關。至于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語，較之舊日之言文不一致者，已可便利許多。在書寫方面，則應復用草書，或兼采古體俗體之筆畫簡單者，……聲音難明者，則注以注音字母。如此將就行去，也可勉強敷衍十年廿年。[46]

除去一些激憤之言外，錢玄同所思考的文字改革思路，在不斷的修正中，逐漸趨于清晰：文字簡化，向口語靠攏；漢字加注拼音，便于識讀；書寫用草書、簡體；選擇一種外國語，作為第二國語。錢玄同在后五四時代的文字革命中基本遵循上述思路。

錢玄同是廢漢字與“雙簧信”風波的主要參與者。從積極的方面看，擴大了思想革命、文學革命與社會的聯系，使《新青年》藏在閨中人未識的新思想傳播到社會民間，引起更多的社會關注，五四新青年團隊也在爭論中逐漸清晰了方向、完善了思路。五四新文學運動與晚清梁啟超文學界革命的不同即在于五四是團隊智慧，晚清是領袖操作；五四是文學改革、語言改革兩個車輪并行不悖，晚清是文學改革在我，語言改革向他，未及相向而行。廢漢字與“雙簧信”風波，因為態度與表達“過悍”，也產生許多不滿和誤解。就世界語而言，新青年團隊也意見各異，錢玄同主張：如果是建設性意見，盡可見仁見智：

適之先生對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贊成的（此非臆必之言，適之先生自己曾經向我說過），所以不愿大家爭辯此事。然玄同以為，此數次的爭論確乎有點無謂。因為意見本是兩極端，即孫芾仲先生所謂“本無可討論”者也。我的意思，以為區聲白、孫芾仲兩先生今后當用全力提倡此語，玄同亦愿盡吾力之所能及，幫同鼓吹。此外如劉半農、唐俟、周啟明、沈尹默諸先生，我平日聽他們的言論，對于Esperanto，都不反對，吾亦愿其騰出工夫來討論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陳獨秀、百年兩先生都以為“世界語”是該有的，但Esperanto未必就能當“世界語”，吾亦愿其對于“世界語”的問題討論討論。[47]

錢玄同所表現的正是一種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探索精神。學界平等的爭論應該接受，而惡意的攻訐則必須反擊。陳獨秀1919年1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把“非難本志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愛護者，提出完善的意見；一種是反對的，非難《新青年》破壞舊倫理舊文學：

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 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象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什么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48]

錢玄同“用石條壓駝背”戰術的形成，有其性格與做事風格的因素，也有社會麻木不仁環境的刺激。其《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一文中夫子自道說：

鄙人雖抱有改良文學之宏愿，然因受四周圍不新不舊之惡濁空氣壓逼之故，終覺持論不免“涵蓄”，不能斬釘截鐵，“以盡誘導青年之天職”；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后主張，自當益求“進銳”，切戒“退速”，以副雅意。若一班“古今中外派”之涼血動物，以鄙言為“激烈”，為“駭人聽聞”，或“斥”，或“詬謾”，則鄙人不但不以為忤，且甚為歡迎；因此輩“古今中外派”之涼血動物，本與純潔之青年為絕對不能相容之一物，此輩若以鄙言為非，則鄙言或于青年尚不無裨益也。[49]

魯迅對錢玄同五四時期“用石條壓駝背”的激烈，是多一重理解的。其1927年2月18日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無聲的中國》的演講時說：

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就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文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50]

魯迅把錢玄同“廢止漢字”的主張，看作是很平常的文字革新，是一種革新的探路，一種路徑的探尋。魯迅的評價是過來人的還原復真，是同一戰壕戰友的同情深知之語。

在思想革命、文學革命日益深化的同時，《新青年》自身的改革也在悄悄進行。《新青年》在成為北大教授廣泛參與、近于同人雜志之后，自1918年1月的第4卷1號起，原來付作者稿費的《新青年》改為“不另購稿”，即不再支付稿費。同期《新青年》改為白話，運用標點符號，原來習慣文言寫作的作者都經歷了胡適所講的“裹了腳的女人要放腳”的過程。在《新青年》應用文體的改革與推廣方面，錢玄同是重要推手。他1919年1月15日發表的《橫行與標點》一文，在回答陳望道催促《新青年》盡快實現橫排時說：“《新青年》雜志本以蕩滌舊汙，輸入新知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天即有人實行。”（51）橫排的困難在需要印刷系統技術配合，標點符號的困難在社會共同認可遵守。1919年11月，胡適、錢玄同等六人聯署《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請求北洋政府推動全社會標點符號的標準化與規范使用。同是本年11月，錢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6號上發表《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歷紀年》一文，在皇帝紀年、孔子紀年、黃帝紀年、周召共和紀年的種種方案中，錢玄同主張“中國應該爽爽快快用世界公歷紀年。”理由是“可是從現在以后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國人，是世界上人類的一部分。”（52）橫排，使用標點符號，公元紀年，這些五四時期語文改革，影響深遠。

通信是《新青年》重要的文體形式，它創造了一種讀者與作者平等對話的文體與平臺，五四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是通過通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展開的。《新青年》還有一種獨特文體形式，就是《隨感錄》。《隨感錄》是一個時事性、文化性評論欄目，供新青年同人就時政與社會文化現象發表評論，長短不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錢玄同文集》第二卷收入錢玄同發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5月到1919年3月的《隨感錄》共15篇。錢玄同的《隨感錄》，主要是批評社會諸如迷信靈學扶乩、迷戀駢文古文，提倡女人貞節，追求“老譚”“梅郎”等所謂“國粹”沉渣泛起的種種現象，指出這些現象與科學民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格格不入，且相違背。鼓勵青年看清世界與中國的大勢，拋棄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學，追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學：

青年啊！如其你還想在二十世紀做一個人，你還想中國在二十世紀算一個國，你自己承認你有腦筋，你自己還想研究學問；那么，趕緊鼓起你的勇氣，奮發你的毅力，剿滅這種最野蠻的邪教，和這班興妖作怪胡說八道的妖魔！（53）

中華民國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滿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該把四千年的“國粹”也同時推翻；因為這都是與帝制有關系的東西。

民國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愛，斷斷沒有什么“忠、孝、節、義”之可言。（54）

新文學以真為要義，舊文學以像為要義。既然以像為要義， 那便除了取消自己，求像古人，是沒有別的辦法了。（55）

錢玄同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扎硬寨、打死仗的先鋒。他對破舊立新的積極態度和行動能力，他在文學、文體、文字改革方面所體現出的智慧與所策劃的方案，都使他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胡適1935年寫作《〈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時多次提及錢玄同的貢獻：

例如我們那時談到“不用典”一項，我自己費了大勁，說來說去總說不圓滿；后來玄同指出用白話就可以“驅除用典”了，正是一針見血的話。（56）

所以我在民國七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把文學革命的目標化零為整，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這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大旨。這時候，我們一班朋友聚在一處，獨秀、玄同、半農諸人都和我站在一條路線上，我們的自信心更強了。獨秀早已宣言……玄同也極端贊成這幾句話。……我受了他們的“悍”化，也更自信了。（57）

所以那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初看去好像貌不驚人，此實是一種“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太陽中心說代替了地中心說，此說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變色；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用白話正統代替了古文正統，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從那七層寶座上倒撞下來，變成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這兩個名詞是玄同創的）從“正宗變成了謬種”，從“宇宙古今之至美”變成了“妖魔”“妖孽”，這是我們的“哥白尼革命。”（58）

1919年10月5日，錢玄同應陳獨秀函約，下午三時在胡適家商量《新青年》第七卷以后的編輯辦法，商議結果是“仍歸仲甫一人編輯。”11月3日，錢玄同編校完《新青年》第6卷第6號的通信欄目，也結束了《新青年》的輪流編輯制度。《新青年》從1919年12月到1920年的5月在暗流涌動，上海北京兩棲狀態下完成第7卷的出版，已于1920年2月到上海的陳獨秀4月26日給《新青年》在北京的李大釗、胡適、張申府、錢玄同、顧孟余、陶孟和、陳百年、沈尹默、嚴慰慈、王星拱、朱希祖、周作人等12同人寫信，提出是否接續出版？如接續出版，編輯方式選擇在京同人輪流、在京一人、在滬陳某自任哪一種方案？這是一個面臨分裂危機情境下痛苦的抉擇過程。1920年5月11日，胡適約大家到中央公園商議。此時，陳獨秀、李大釗已見過共產國際代表，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在上海成立。陳獨秀與胡適不談政治的約定已經無法在《新青年》中落實。胡適將《新青年》自第9卷起移到北京來辦的想法也缺乏實施的可能。分裂已不可避免。錢玄同1921年1月29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與其彼此隱忍遷就的合并，還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來，大家感情都不傷，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傷，還是不移而另辦為宜。至于孟和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以為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不辦。（59）

北京同人在被迫退席后，胡適、周作人還時有小文章在《新青年》刊出，錢玄同1920年起，已經不在《新青年》上發文了。錢玄同的發文陣地轉至《語絲》、《京報副刊》、《國語周刊》。在后五四時代，錢玄同對五四思想革命文學革命成果的捍衛，仍是赤膽忠心，不退半步。其在反對章士釗宣言上簽名，痛斥教育總長章士釗及其《甲寅》媚段復古、反對新文化與國語的行為，對“三一八慘案”中的死難學生深報同情，支持溥儀遷出故宮，驅逐吳虞等種種表現，決不是鄭振鐸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中所言：新青年社轉變成一個急進的政治的集團后，“初期的為白話文運動而爭斗的勇士們，像錢玄同們，便都也轉向的轉向，沉默的沉默了。”（60）錢玄同后五四時代從事的整理國故與文字革命的工作，分別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繼續。

五四文學革命在文學與語言兩個領域推進，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方針，包含著對兩者關系的描述。國語形成的要素首先要統一，涵蓋所有人群，不分我們他們；涵蓋口語書寫語，真正言文合一。其次是要有活力和表現力，適應口頭交流與文學應用文體表情達意的需求，國語應成為滿足國民一切表達的良好工具。再次，國語改革要解決好與國民教育的銜接，國語應成為最貼近民眾、最簡便易行的教育工具。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導言》中，首先分兩條線索追溯描述文學革命的背景，一條是曾國藩、梁啟超、嚴復文學變革的線索，一條是王照、勞乃宣拼音文字改革的線索，在文學革命沒有發生之前，兩個變革的潮流始終沒有合攏：

他們把整個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了：上等人認漢字，念八股， 做古文；下等人認字母，讀拼音文字的書報。

他們全不了解，教育工具是徹上徹下，貫通整個社會的。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

一個國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種，不可有兩種。如果漢文漢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們就應該下決心去廢掉漢文漢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須是一種拼音文字，那么，全國上上下下必須一律拼用這種拼音文字。如果拼音文字只能拼讀白話文，那么，全國上上下下必須一律采用白話文。（61）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推進，使兩條線匯攏在一起。文學革命的目標是言文合一，國語運動的目標是國語統一。二者相向而行，形成合力，文學革命因為國語運動獲得推進抓手，國語運動因為文學革命獲得社會能量。在白話為正宗與國語統一的合流中，錢玄同成為文學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國語運動的核心人物。

晚清國語運動的興起與近代中國救亡啟蒙運動有關。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國語改革走過了艱難曲折的統一與現代化之路。黎錦熙1934年修訂完成的《國語運動史綱》把戊戌變法以來到20世紀三十年代的國語運動以十年為一段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898年后的十年，為切音運動時期。有感于漢字難識難寫，盧戇章等人著書，研究切音之法，意在學習日本，創造切音文字。第二個時期是1908年以后的十年，為簡字運動時期。國語改革的主角是王照、勞乃宣，制定官話字母，推行簡字拼音。第三個時期是1918年之后的十年，為注音字母與新文學聯合運動時期。國語運動的主角是隸屬于讀音統一會、國語研究會、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吳稚暉、錢玄同、黎錦熙等人。第四個時期是1928年以后，為“國語羅馬字”與“注音符號”推進時期，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致力于“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制定與《中國大辭典》的編簒。

1917年，錢玄同一只腳踏進《新青年》，成為主要編輯者和撰稿人；一只腳踏進國語研究會，逐漸成為研究會的“掮旗人”。國語研究會成立于1916年，成立時有各省代表200余人。研究會的宗旨是“研究本國語言，選定標準，以備教育界之采用。”1917年在北京開第一次大會，蔡元培選為會長，錢玄同成為會員。錢玄同在《新青年》中，談思想革命文學革命，但又以研究側重于應用文改革自任。《新青年》率先改為白話，使用標點符號，使用橫排，使用西歷紀年，都有國語運動的思想成果在其中。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文學革命的十字方針何嘗沒有國語運動的靈感？而國語運動借助思想革命文學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在確立了“白話正宗”的目標之后，國語統一路徑變得異常的清晰和觸手可及。文學革命向文學語言的思想功能方向開拓，國語運動向文學語言的工具功能延伸，在文學革命的旗幟下得以最大程度的結合與釋放。與國語運動前兩個時期沒有走出深宮大院、沒有走出研究者書齋的局面大不相同，國語改革以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做了前人所沒有做的事情。在文學革命的裹挾下，國語運動飛速推進。全國國語研究會會員，1919年達到九千八百余人，1920年增加到一萬二千人。同時，政府也以積極的態度支持國語運動：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頒布了《國音字典》。1920年明令廢止全國小學的古體文而改用語體文，把“國文”科目改為“國語”。這個勝利對國語運動的倡導者與新文學的倡導者來說，都是一個來得突然的好消息。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共同在國民教育的環鏈上，打開缺口，初現曙光。

文學革命階段，錢玄同在《新青年》團隊中的努力與貢獻，使他成為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一員“悍”將。后五四時代，錢玄同在整理國故方面繼續保持著思想革命的鋒芒，在國語改革方面則繼續開拓著文學革命的疆域。在國語統一的事業中，錢玄同在“文學革命，現在已經不成問題”的判斷下，以學術研究做根柢，致力于漢字革命，謀求通俗教育的方便，中國文學的改良。其1922年10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演講中說：

我們主張文學革命，不是嫌古文太精深，乃是嫌古文太粗疏；不是單謀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方便，乃是謀中國文學的改良。我們不僅主張用白話文來做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書，尤其主張用彼來著學理深邃的書籍。（62）

1922年9月12日，是錢玄同36歲生日。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深刻反省自己，確定從今以后應該努力的十件事情，其中第二、第三件事情是：“對于我的職務——學校的功課，‘國語統一籌備會’的事務——務必盡忠竭力，不可稍存玩視之心。”“我志愿要做的兩件事——整理國故和改革漢字——務必努力做去，不可盡著遷延了。”（63）錢玄同從國文進化的高度看待國語改革，以為文學革命以后，許多漢字改革的措施要緊跟上來。漢字改革應該志存高遠，國語運動也需往深廣處行。

錢玄同和黎錦熙主辦的《國語月刊》第一卷7號是漢字改革專號，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論及漢字必須改革的理由說道：

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做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于國語故。（64）

關于漢字革命，錢玄同認為有三件事要做：一是漢字改革，將國語改用羅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二是漢字改良，推廣使用簡體字。三是漢字改換，用注音符號。

首先進入操作的是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制定。錢玄同在1923年教育部國語會第五次會議上，提議成立“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會員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周辨明、林語堂、汪怡等共十一人為委員。劉半農回國后，又有“數人會”研討國語羅馬字方案，議定由趙元任主稿。開會20余次，九易其稿后，1926年9月，方案在“數人會”投票通過。因教育部不愿以部令方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方案》在錢玄同的建議下，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名義發布，1928年10月由南京的中華民國大學院公布。

國語羅馬字方案，錢玄同認為這是“太平世”所要辦理推廣的事情。中國還處在離不開漢字的“升平世”，仍需加緊做漢字改良和漢字改換的事情。錢玄同在1922年6月8日的《日記》記下自己關于漢字改革的學術感悟與思路：“漢字變遷有二條路：—，由假借而趨向音標一途；二，由隸草趨向破體小寫一途。”（65）前者是如何讀，后者是如何寫。方向是簡便易行。所以在1923年宣布文字革命，啟動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同時，也啟動了簡體字方案與拼音文字方案。錢玄同負責簡體字，黎錦熙負責拼音文字。

錢玄同提交國語籌備會的《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認為：“現在減省漢字筆畫，應該根據現在通行于民眾社會的簡體字。這種簡體字，十有七八都是從宋元時代流傳下來的。”（66）經研究分析，大致有八種構成的方法。“這種通行于平民社會的簡體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賬簿、當票、藥方、小說、唱本……上面，謂‘不登大雅之堂’者。我們現在應該將它竭力推行，正式應用于教育上、文藝上，以及一切學術上、政治上”。“我們不認它是現行漢字的破體，認它為現行漢字的改良之體。正如我們對于白話文學一樣，不認它是比古文淺鄙的通俗文學，認它是比古文進化的優美文學。”這種簡體字，“從學校教科書首先改用，次及于新書新報。以后重印古書，也應該一律改用簡體字。”（67）

黎錦熙提交國語籌備會的《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大意是完善拼音方案，呈請教育部明令，自小學、初中、高中，以至大學文科，逐漸改用拼音文字。錢玄同在通過黎案時，提議加上“獨用實驗”和“試代漢字”等環節，以求實施的穩妥。

除制定上述三套漢字改良、漢字改換、漢字改革的方案外，宣布文字革命后，錢玄同帶領的國語籌備會做的另外兩件大事是：編成《國音常用字匯》，替代《國音字典》；成立《中國大辭典》編委會，著手《中國大辭典》調查編寫。

《國音字典》由吳稚暉主編。民國初立，教育總長蔡元培聘吳稚暉為讀音統一會籌備人。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成立。吳不久辭職，根據讀音統一會代表專家表決的字音自編《國音字典》。1918年冬，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且在京組織專家審讀《國音字典》。錢玄同對注音字母的意見已在《新青年》上發表，審讀《國音字典》時與吳稚暉爭論頗多。但考慮社會急需，仍順利通過。《國音字典》作為全國文字讀音標準凡12年，直到1932年《國音常用字匯》的出現。1923年，文字革命宣言發布后，錢玄同組織了一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1925年推舉錢玄同、黎錦熙、王璞、趙元任、汪怡、白滌洲為起草委員會，逐字逐音修改，錢玄同最后審核，合計一萬二千余字，歷時十年，1932年由教育部公布，同時廢除吳稚暉所編《國音字典》。錢玄同作《〈國音常用字匯〉的說明》指出此字典的特點：用國音字母與國語羅馬拼音兩式注音；以現代北平音為標準，列陰平、陽平、上、去四種聲調，入聲分配在四聲中；宋元以來通俗的簡體字適當收入，以示提倡；確認中國字典，以依音排列為唯一合理的辦法。

《中國大辭典》的編纂處也是在宣布文字革命后的1923年成立的。1927年，錢玄同、黎錦熙、吳稚暉聯名向中華文化基金會申請款項，著手搜集資料。黎錦熙作了一個龐大的計劃書，分五部十五組，號稱建設中國新文字的總糧臺。錢玄同雖然覺得規模與攤子鋪得過大，但受“總糧臺”說法的鼓舞，竟有了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平起平坐的想法。因政府南遷，原政府所在地空置，錢玄同向戰地政委會請求在原中海大總統府所在地設立編輯處，居然也獲批準。居仁堂西四所成為《大字典》編纂處所。錢玄同《日記》中常常提及的“到某海”，即是指到此處公干。

處在國語統一、文字革命創造中的錢玄同是充滿激情的。有了《國語月刊》后，1925年6月錢玄同又與黎錦熙共創《國語周刊》。其所親自寫作的《〈國語周刊〉發刊辭》云：

我們相信這幾年來的國語運動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藥，因為有了國語，全國國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們的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達。

我們相信正則的國語應該以民眾的活語言為基礎，因為它是活潑的，美麗的，純任自然的，所以我們對于現在那種由古文蛻化的國語，認為不能滿足；我們要根據活語言來建立新國語。

我們相信中華民族今后之為存為亡，全靠民眾之覺醒與否；而喚醒民眾，實為知識階級唯一之使命。

世界上沒有兩個人的思想絕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沒有兩個人的臉生得絲毫無二的一般。同是主張國語的人，對于國語上的問題，當然有種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見解。我們希望大家都把它發表出來，并且愿意兩方面都在這兒吵嘴打架。（68）

這是一個承載民族理想、有明確學術追求的專家團隊，一個協商共事、求同存異的學術同人隊伍。黎錦熙在《國語運動史綱》中曾以“兩綱四目十件事”來概括錢玄同領導的“文字革命”的總體輪廓，大致有如下內容：

第一綱：國語統一

第一目：統一

第一件事：推行國音字母。兒童及一般民眾用注音符號，高小教育以上添用國語羅馬字。

第二件事：傳習國語的標準語（如北京音）、國語文（白話文）。

第二目：不統一

第三件事：添制方音符號。

第四件事：調查方言。

第五件事：征集改進方言文學。

第二綱：國語普及（言文一致）

第三目：普及

第六件事：提倡漢字注音。

第七件事：通行國語標音字（國語羅馬音）。

（以上兩事，通過編譯讀物，譯西為中，譯古為今實現。）

第八件事：建設國語的新文學。

第四目：不普及

第九件事：整理國故。

第十件事：編纂大辭典。（69）

十件事中，列入“統一”與“普及”部分的，面對全體國民；列入“不統一”與“不普及”部分的，是專家的學術空間。國語統一，言文一致，是中國語言現代化邁出的重要一步。以錢玄同為代表的國語運動的推動者，在文學革命興起后，繼續為建設國語的新文學做學術的探討，做社會的推廣，體現了學以致用、以學術救國的理想。《國語羅馬字方案》公布后，缺乏實施的環境，被“堅壁清野”。《簡體字方案》收字一千二百余字，部長圈定三百二十余字。其方案于1935年8月21日公布后，因有爭議，又在1936年1月被緊急收回。黎錦熙主持的《注音漢字方案》也于1937年停頓。《中華大辭典》規模龐大，原計劃1948年成書，30卷，后因戰亂紛仍，1937年到1943年由商務印書館易名為《國語辭典》出版。平裝八冊的《國語辭典》出齊時，錢玄同已經去世五年。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推廣普通話、漢語拼音及漢字簡化三大社會任務，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合若干高校專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文字改革研究會，研究實施方案。在專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下，終于產生了通行大陸的簡體字系列與輔助現代漢語普通話應用的漢語拼音符號。晚清以來，特別是錢玄同主導的國語運動以來的國語統一成果，在1949年以后潛移默化地進入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并影響著全世界。

注釋：

①②③④??（63）（65）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18—519、490—491、494、524—525、296、326—328、433—434、416頁。

⑤⑥⑦⑧⑨??????（53）（54）（55）《錢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4、116—117、221、58—59、59—60、128、151、151—152、155、196、280、11、14—15、26頁。

⑩??（59）《錢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5、75—76、97頁。

?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51）（52）《錢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4、21、24、2、11、41—42、8—9、47、43、50、54—57、52、84—85、90、121、20—21、25、162、198、212—213、220、211—212、190、289、309—310頁。

?（56）（57）（58）（60）（61）劉運峰編：《1917—1927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7、20、19、37、12頁。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74、271頁。

?《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頁。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頁。

（62）（64）（66）（67）（68）《錢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62、89、91、156—157頁。

（69）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第2011年版，259—260頁。

（下）

三、疑古與祛魅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記述：

錢先生有兩句名言：“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我常舉以告學者。他之所以比專門“考古求真”的學者偉大些，宏通些，就在他還有這第二句；他對于這第二句的貢獻，就在“國語運動”。①

“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這兩句原文，未曾見于錢玄同的著述之中。黎錦熙傳記中引用之后，常被人用來轉述以概括錢玄同的學術精神。“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學術精神背后的學理支撐是尊重科學與實事求是。漢字漢語的改革，只有堅持自然進化、便利通行、自由表達的方向，才能適應現代生活，才能為語言的使用者所喜聞樂見，才具備走向規范與統一的基礎。黎錦熙在國語運動的艱難實踐中，體會到錢玄同堅持“致用務求其適”的寶貴。而在錢玄同五四之后所從事的經史研究中，則體現出“考古務求其真”的學術精神。

錢玄同的經史求真是從疑古與辨偽開始的。1921年新年伊始，錢玄同在《日記》中開啟新年反思模式。此年反思的主題是自己“專發破壞之論”，當予糾正。因為“殺機一啟，決無好理”，有悖學術自由學術多元的原則。如以寬容寬厚的態度看待學術界，則“彼研饋故紙，高者能作宋明儒者、清代樸學者，亦自有其價值，下焉者其白首勤劬之業，亦有裨于整理國故也。”②1月11日，購《崔東壁遺書》讀過，以為崔述“此書實與《新學偽經考》同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亦同有學圣之病。”③錢玄同把讀崔述之書的心得寫信告之于胡適：

你說崔東壁是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這樣的意思。我以為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左傳》之事實為實錄。康有為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于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者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繼起而干他們之蠱的，我以為足下頗具此資格。若足下做上幾年“仿泰西新法，獨出心裁的新國故黨”，我敢預言必大有造于國故界也。④

錢玄同此信中包含一個重要判斷和一個重要主張：一個判斷是崔述、康有為在經史辨偽方面各有大功，也各有局限。局限在于辨偽一書的同時，輕信其他古書；一個主張是呼吁“仿泰西新法，獨出心裁的新國故黨”出現。“仿泰西新法”，是五四之后一代學者超越前代學者的優勢與憑籍所在，也是胡適、錢玄同心中的學術目標。1月28日，胡適致顧頡剛信，傳遞“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古史觀。⑤次日，胡適將錢玄同《論崔述書》附寄與顧頡剛。此時，剛剛畢業到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工作的顧頡剛，在胡適的指導下，計劃編輯《辨偽叢刊》。以“疑古”為突破口的國故整理的風暴在悄悄聚集之中，始作俑者是胡適，主將是錢玄同、顧頡剛。1921年2月，錢玄同復信顧頡剛談自己的經學觀變化的過程：

我對于“經”，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頗宗今文家言。我專宗今文，是從看了《新學偽經考》和《史記探源》而起：這兩部書，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康氏之《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于天帝。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自從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為劉歆偽作，則至今仍依康崔之說，我總覺得他們關于這一點的考證是極精當的。我現在以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真相的，兩者都難憑信，不過比較起來，還是今文較可信些。⑥

此年9月18日，錢玄同與胡適在中央公園論學，其當天的《日記》記載談話要旨如下：

我和他談到經典。我以為章炳麟師治經，篤信劉歆之偽古文，固非，但是他的治經的方法甚為不錯。他只把經典當作一種古書看，不把彼當做甚么圣經看，他對于經典持批評的態度，不持崇拜的態度，這都是很正當的。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用漢學家的考證方法，攻駁劉歆之偽古文，方法謹嚴，證據確鑿，我至今還很佩服此書。至于《孔子改制考》，則理宜分別觀之，他說晚周諸子都托古改制是不錯的，但如孔孟之“言必稱堯舜”，自然可以說托古……胡君以吾說為然。⑦

以上兩段引文，內涵十分豐富。首先是錢玄同本人的學術思想的變化過程：1906年前后先隨章太炎學古文經學，1911年又從崔適學今文經學，五四時期認識到今古文經各自的局限。但在辨偽發動這件事上，得力于今文經學者居多。其次是對三位前輩的評價：章太炎與康有為是曾經風云一時，至今健在，尚有較大影響的今古文學兩大學術流派的代表。崔適是以今文經學的繼承者自居的一介書生，此時同在北大任教。章太炎治經史，遵循古文家路徑，好處是把經典當作古書，不頂禮膜拜；壞處是不辨劉歆之偽古文。康有為倡維新，從今文經學說立場出發，證明古文為劉歆偽造，此舉在學術史上有特殊的價值。儒家托古改制，言必稱堯舜，多出于政治理想構建的需要，不足作為古史根據。崔適考辨精良，但純粹守家法，“篤信今文過于天帝”。對于在“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旗幟下聚集起來的“新國故黨”來說，章太炎把經典當古書，康有為以經書非信史、崔適所持考而后信的學術精神，都值得繼承與發揚；而他們篤守家法，畫地為牢的局限，又值得引為鑒戒。錢玄同深諳中國學術史，在評論各位經學大師路徑得失的同時，在“仿泰西新法”外，為“新國故黨”超越前輩、創新國故整理尋找到第二件法寶利器——超越舊學，擺脫“家法”，不以門派自限。“新國故黨”進行的整理國故事業，需要以現代人的眼光，依據現代科學的方法，適應現代人的閱讀需要。

為了標志自己新的學術方向確立，錢玄同自1921年起，開始使用“疑古玄同”的名字。此后數年，錢玄同在與顧頡剛討論古書“辨偽”時，在切磋磨洗的學術討論中，確認了第三件可供新國故黨使用的法寶利器——國故整理從辨偽入手，“經”之辨偽與“子”同等重要，或且過之：

先生說，因為要研究歷史，于是要搜集史料，審定史料；因為要搜集史料，審定史料，于是要“辨偽”。我以為這個意思是極對的。我并且以為不但歷史，一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以辨偽為第一步。⑧

我以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么，總要征引它，信仰它。⑨

研究經史整理國故，從辨偽入手，經子同辨；擺脫“家法”，超越今文古文派的眼界軫域；仿泰西新法，獨出心裁；三條在討論中形成的定理，構成了錢玄同整理國故思想的核心。錢玄同1923年1月21日《日記》記載與日本學者今關壽麿談話要點：“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我們只認方法，不認家法。”⑩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回憶錢玄同學術主張對自己的影響時說：

玄同先生，我雖在《新青年》上久讀他的文字，又同處在一校，可是沒有認識；自與適之先生計畫《辨偽叢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贊同而相見面。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于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但我雖讀過幾部經書，也略略知道些經學的歷史，并且痛恨經師的曲解已歷多年，只因從來沒有把經書專心研究過一種，所以對于他所說的話終有些隔膜。到這時，在《詩經》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從前人所作的經解真是昏亂割裂到了萬分，在現在時候決不能再讓這班經學上的偶像占據著地位和威權，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謬妄的經說。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給我一封長信，論經部的辨偽。我和他已經一年不相通問了，忽然接讀這一封痛快淋漓的長信，很使我精神上得著一種興奮。我就抽出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寫了一通復書，除講《詩經》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想不到這一個概要就成了后來種種討論的骨干！四月中，適之先生到上海來，他編輯的《讀書雜志》需要稿件，囑我趕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經寄了兩個月，還沒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對于我的意見究竟作何批評，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鈔出寄去。這文在《雜志》第九期中發表之后，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長的回答：他贊同我的對于古史的意見，更把《六經》的真相和孔子與《六經》的關系說了許多從來未有的實話。?

1923年2月，錢玄同寄顧頡剛的信，題為《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文中稱贊顧頡剛關于《詩》的研究甚為精彩，希望此類“離經叛道”、“非圣無法”的論文分些給胡適任主任編輯、錢玄同、周作人等任編輯的《國學季刊》，免得它漸漸地“遺老化”。然后再次強調辨偽群經比辨偽諸子更為重要，“離經叛道”的責任更重：

我以為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經”中有許多偽史這個意思說明，則周代——及其以前——的歷史永遠是講不好的。?

顧頡剛1923年5月發表在《讀書雜志》第九期的論文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論文“把一年來所積的古史見解寫出了一個大概”，提出著名的“古史層累說”：

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古史層累說”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理論基石。“古史層累說”的發表，在當時的史學界，是一種石破天驚的歷史觀，也是古史探源操作性很強的思想與方法。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講述：“層累說”的靈感來源于中國考古學的成就，來源于中國學界辨證偽古史方面的努力。錢玄同看到顧氏“古史層累說”，非常高興，遂于5月25日復信顧頡剛給予高度贊揚：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為證，我看了之后，惟有歡喜贊嘆，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廓清云霧，斬盡葛藤，使后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所蒙。?

錢玄同的復信發表在《讀史雜志》第十期上。1923年提出“古史層累說”的顧頡剛31歲，畢業剛剛三年。錢玄同時年37歲，在北大任教10年。錢對學生輩分的顧頡剛，總以先生相稱。這種禮遇與尊敬的背后，顯示得是一種敬重學術的價值觀。《錢玄同日記》1923年3月22日記載讀顧氏《<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的感受：“頡剛之疑古的精神極熾烈，而考證的眼光又極敏銳，故每有論斷，無不精當之至，尚在適之、任公之上。此等人材極不易得，若設法使其經濟寬裕，生活安全，則以彼之天才，對于整理國故，必有絕大之貢獻。”?志同道合的學者之間的砥礪激勵，往往擦出思想的火花。而胡適、錢玄同的耳提面命與青睞褒揚，也是顧頡剛脫穎而出的學術環境條件。

錢玄同在上述與顧頡剛的信中，還詳談了他對六經的認識。其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六經于孔子無涉。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六經并稱，“當在戰國之末”。“六經”之名，初見于《莊子·天運篇》。二是托古的偽書偽解，也極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不可一味罵倒。“至如《易》之《彖》、《象》、《系辭傳》，如《小戴禮記》中之《禮運》、《中庸》、《大學》諸篇，如《春秋》之《公羊傳》與《繁露》，如《周禮》，這都是極有價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價值便說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說是無價值。”?今人辨偽，學習姚際恒、崔述、康有為那樣“疑古”的求真態度，而不必像他們那樣一味痛罵偽書。三是中國經學史，漢代經學研究最為混亂：

二千年中的學者對于“六經”的研究，以漢儒為最糟。他們不但沒有把真偽辨別清楚，他們自己還要作偽。他們不但沒有把文句解釋明白，他們自己的文理大都是不通的。無論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什么禘袷、明堂、封建、井田、宮室、祭器等等，人各一說，而且一個人還要自相矛盾，這可見他們全是望文生訓，閉眼胡說。清儒以為漢儒去先秦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于是專心來給他們考證疏解，想出種種方法來替他們圓謊，其實是上了他們的當了！毛亨(?)的文理最不通，鄭玄的學問最蕪雜，他倆注《詩經》，鬧的笑話真是不少。鄭玄以后直到賈公彥、孔穎達諸人，不過將廢話越說越多罷了。中唐以后，曙光漸見，如李翱、韓愈之于《論語》，啖助、趙匡、陸淳之于《春秋》，劉知幾之于《尚書》、《春秋》，都能不為舊說所蒙，開宋明以來疑經的先路。宋儒所言經義，大都是將他們自己的學說套在古經的身上，無論好壞，總之十有七八非古經所本有。但如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諸人的辨偽，成績卻是很大。他們還有一種好處，是求文理通順；不但朱熹注《四書》很講究文理，就是被大家目為“陋儒”的蔡沈和陳澔，他們注解《尚書》和《禮記》也比“偽孔安國”和鄭玄要通得多。從清初到現代，既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章太炎師諸人講通文義，又有閻若璩、姚際恒、崔述、康有為諸人的推翻偽經，這幾部古書（“六經”）的真相漸漸地可以撥云霧而見青天了。但以前的學者無論如何大膽疑古，總不免被成見所囿。先生說，“崔述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們的圣道王功，辨偽只是手段”，真是一針見血之論。姚、康諸人也是這樣。所以他們總要留下一團最厚最黑的云霧，不肯使青天全見的。我們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將這團最厚最黑的云霧盡力撥除。?

秦、漢是中國經學史發展的重要時期。清代乾嘉學術，崇尚古訓，尤其是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在“凡漢皆好”的信仰下，一切務在恢復漢人的說法。錢玄同從辨偽入手，宣布漢代經學最為混亂，不辨真偽，還有意作偽，對流行于清代學界宗經尊漢的學術風氣，是一次否定和清理。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自我學術定位是“研究戰國秦漢思想史和學術史”，“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在錢玄同、顧頡剛手中，辨偽依然只是手段，是一種撥除云霧、打破舊學格局、去偽存真的國故整理，當然也包含建立新史學新學術的積極愿望。錢玄同在辨偽中證明六經與孔子無關。總圍繞著“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判斷；顧頡剛在辨偽中爬梳古史的線索，力圖讓世人明了“古史靠得住的有幾？”辨偽者企望在能夠建構起充滿科學精神與現代意識、足以和西方學術接軌，承載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需要的新學術、新史學、新文學之前，做一番破壞與清理工作：打破數千年以經學為核心、以孔子為教主、今古文畫地自守、師說家法陳陳相因的思想體系與學術格局，把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之書，還原整理成有價值可使用的磚瓦石料，以待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者出現。辨偽者擔任的是清道夫職責，辨偽的主要學術職能就是存真祛魅。

十年后的1931年，顧頡剛的《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三冊。顧氏作《〈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云：

這第三冊《古史辨》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討論《周易》的，下編是討論《詩三百篇》的；多數是這十年來的作品，可以見出近年的人們對于這二書的態度。其編纂的次序，以性質屬于破壞的居前，屬于建設的居后。于《易》則破壞其伏羲、神農的圣經的地位而建設其卜筮的地位；于《詩》則破壞其文、武、周公的圣經的地位而建設其樂歌的地位。但此處說建設，請讀者莫誤會為我們自己的創造。《易》本來是卜筮，《詩》本來是樂歌，我們不過為它們洗刷出原來的面目而已；所以這里所云建設的意義只是“恢復”，而所謂破壞也只等于掃除塵障。此等見解都是發端于宋代的，在朱熹的文集和語錄里常有這類的話。我們用了現代的智識引而伸之，就覺得新意義是很多的了。?

把《周易》從伏羲、神農的“圣經”的地位拉下，還原其卜筮的地位；把《詩》從文、武、周公的“圣經”的地位拉下，還原其樂歌的地位。學術建設的意義是恢復本面，破壞的意義是掃除塵障。許多見解發端于古人，辨偽者以現代的知識整理與點化，便賦予舊說以新的生命。在上述的三層意思中，拉下神壇是“祛魅”，掃除塵障“是存真”，以“現代的智識引而伸之”，則是“輸入學理、再造文明”的嘗試。在此序中，顧頡剛還有幾個方面的基本表述可以讓我們對“古史辨”學者以更多的“同情性理解”：

學問之大像一個海，個人之小像一粒粟……處于現在時代，研究學問除了分工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研究史學的人，應當看一切東西都成史料，不管它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間接的經過精密的審查，舍偽而存真，何嘗不與直接的同其價值。況且既有間接的史料存在，而我們懶于收拾，擱置不談，無法把它使用，也何嘗是史學界的光榮？[21]

我們一方面要急進，一方面又要緩進；急進的是問題的提出，緩進的是問題的解決。[22]

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的的出現，是中國史學界的一股旋風。它所顯現的“重新評定一切”的學術力量，掀起了影響深遠的學術風暴。其學術結論，可以存疑商榷。但其學術精神，卻是活力四射的。自1912年共和肇始，蔡元培做教育總長時取消經學科后，在現代學科增殖分化十分迅速的情況下，處在舊時代學術中心的經學，經歷了主體瓦解，向史學、文學、哲學等學科開枝散葉的過程。許多有關中國學術的專門史出現，但均與經學纏繞。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時，胡適以明變、求因、評判概括哲學史研究的目的。而達于明變、求因、評判學術目的的基礎是述學。述學的過程，經歷搜集史料、審定史料、貫穿領會、有條理的系統表達等階段。史料辨偽是學術研究最初最重要的一步。由于經學在傳統學術中的中心地位，經的面目更加復雜，經的辨偽就顯得更為重要。這是錢玄同在辨偽之風初起，多次提醒顧頡剛重視經學辨偽的原因所在。

同樣是十年后的1931年，錢玄同為方國瑜標點本《新學偽經考》作序，重提辨偽在歷史學科中的重要性，重提在經學的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破除“師說”、“家法”：

凡治歷史科學，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審查史料的真偽”，簡稱可曰“辨偽”。要是不經過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則結果盡可鬧到“下筆干言，離題萬里”，說得“像殺有介事”，其實“滿不是那么一回事”。

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也者。所以無論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無不宗經——宗《十三經》。他們盡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經”。因為信任“經”的緣故，于是認為“經”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實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學的，對于《尚書》的《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認為真是虞代文學了；對于《五子之歌》，認為真是夏代文學了。又如治歷史的，什么伏羲畫八卦呀；什么堯舜禪讓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認為是古代的真歷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對于《周禮》，認為真是周代的官制；對于井田，認為古代真有那樣的田制。其他如風俗、禮儀、神話、圣跡，凡“經”中所有的，或解經的先生們所說過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盡力采用。——這種情形，不但過去的學術界是這樣；你看，現代新出的書，關于國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種特別的，能根據甲骨刻辭、尊彝銘文，及新發掘得的古器物來講古史外，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不是依然大談其《五子之歌》嗎？一般的《中國歷史》不是依然談三皇五帝，談周公作《周禮》嗎？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對于治國故的人們，應該供給他們許多辨偽的材料；而辨偽“經”的材料，比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材料，尤其應該特別注重。[23]

我以為我們今后對于過去的一切箋、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說或古文說，漢儒說或宋儒說或清儒說，正注或雜說，都可以資我們的參考及采取……我們今后解經，應該以“實事求是”為鵠的，而絕對破除“師說”“家法”這些分門別戶，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見！[24]

把經史子集，箋注解疏，都看作研究史料，超越師說家法，以“實事求是”為鵠的，重新評判，重新發現，這正是后五四時代新一代學者的學術價值觀。辨偽十年，但真正改變學術界陳陳相因的風氣，仍是任重道遠。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三冊自序》結語處說道：

十余年前，初喊出“整理國故”的口號時，好像這是一件不難的工作，不干則已，一干則就可以干了的。我在此種空氣之下，踴躍用命，也想一口氣把中國古史弄個明白，便開始從幾部古書里直接證明堯、舜、禹等的真相。現在看來，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近年每逢別人詢問“你的研究古史的工作怎樣了”時，我即答說：“我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幾部古書上。”實在，這并非膽怯；如果，不自認定了一個小范圍去做深入的工作，便沒有前進的可能了！我自信，這一種覺悟是有益的。

我們雖只討論古書和古史，但這個態度如果像浪花般漸漸地擴大出去，可以影響于他種學術上，更影響于一般社會上。大家不想速成，不想不勞而獲，不想一個人包攬精力不能顧注的地盤，而惟終身孜孜于幾件工作，切實地負責，真實地有成就，那么，這個可憐的中國，雖日在狂風怒濤的打擊之中，自然漸漸地顯現光明而有獲救的希望了！[25]

十年中，以辨偽為突破口，以為中國學術謀解放為目標的國故整理，影響深遠。在五四以后紛至沓來的新思潮的推動下，中國的現代學術轉型大大加快：史學、文學、哲學、考古學、政治學等學科分類，代替了經、史、子、集的四庫分類，中國學科體系的初建悄悄萌生；由社會閱讀和大學教育需要而產生的以明變、求因、評判為學術目標自成系統的述學之作，數量上越來越多于序、跋、箋注、評點的著作，新的知識體系和學術體系在中國的學術經驗學術土壤上緩緩生長；北大、清華、師大、燕大等高校培養的新生代學者紛紛涌現。他們如顧頡剛所希望的“認定了一個小范圍去做深入的工作”，在新辟學科的的各個領域學有專攻各有建樹。進入30年代，國故整理由一種思潮運動，回歸到正常的分工合作、日積月累的學術研究狀態。我們讀錢玄同30年代《日記》中關于新生代學者如過江之鯽拜訪請益的記載，我們就可以知道“整理國故”的接力已經在運轉之中。而新生代的出現和成長，使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初現輪廓。

四、敬業與忠事

在一般人的閱讀經驗中，錢玄同是一個態度激烈、立論偏頗之人。如五四時期，其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的通信中有“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一類的話；[26]五四后整理國故，又有“舊文化雖然不必一定把它的全數扔下毛廁，卻總應該把它的極大多數束之高閣”的宏論。[27]1934年，錢玄同有詩賀周作人五十歲生日，詩中的頸聯頷聯云：“腐心桐選祛邪鬼，切齒綱倫斬毒蛇。讀史敢言無舜禹，談音尚欲析遮麻。”[28]詩中自嘲并不回避個人與世俗的忤逆。與錢玄同交往最多的周作人認為；錢玄同是一個為人善良和平，辦事頗得要領的人。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一文中回憶說：

因為據我所知道，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中間，主張反孔教最為激烈，而且到后來沒有變更的，莫過于他了。思想既然如此“偏激”，這是他自己所承認的，那么他的脾氣一定很是乖僻吧？可是事實乃大大不然。他對人十分和平，相見總是笑嘻嘻的。誠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氣，假如要他去叩見“大人先生”，那么他聽見名字，便會老實不客氣地罵起來，叫說話的人下不來臺。若是平常作為友人來往，那是和平不過的。他論古嚴格，若是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

玄同所主張常涉兩極端，因為求徹底，故不免發生障礙，猶之直站不動與兩腳并跳，濟不得事，欲前進還只有用兩腳前后走動。他的言行因此不免有些矛盾地方。如他主張廢漢字，用羅馬字拼法，而自己仍舊喜歡寫“唐人寫經”體的字。他的性格謹嚴峻烈，平易詼諧，都集在一起。雖然這里他有自己人與“不相干”的人的區分，但或者也可以說是一例。他的性情奇特，因此常被人誤解，或加以謾罵攻擊。[29]

論古嚴格，涉今變通。敬業于教職、忠事于師友，錢玄同是一個性格謹嚴峻烈，做事執著堅韌，富有事業心與親和力的學者。我們可以從師輩、友輩、后輩的學術交往的特殊角度，更進一步窺知錢玄同的學術路徑、學術境界及學術品格。

錢玄同尊為老師的兩位人物，是章太炎、崔適，兩位均出自俞樾門下。錢玄同1905年12月隨兄錢恂全家到日本東京，次年入早稻田大學師范科。此年，章太炎到東京辦《民報》。錢玄同讀章太炎文章，甚為佩服，以為“《民報》自太炎來后，固大放異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30]錢玄同1907年加入同盟會，并在章太炎處認識劉師培。《錢玄同日記》1908年3月22日有“上午與未生至太炎處。意欲請太炎來講國學（先講小學），炎首肯”[31]記載，應是正式從章氏學的開始。4月11日起，章太炎的講習活動由清風亭改在大成中學進行，課程主要有音韻、《說文》部首、《莊子》、《文心雕龍》、《文史通義》等。稍后，章太炎長婿龔寶銓出面與章太炎商談，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希望另設一班。章太炎答應在其《民報》寓所另設講壇，7月11日開講。聽講者有周樹人、周作人、許壽裳、錢家治，原來在大成中學聽講的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朱宗萊也來《民報》班聽講。共8人，周日上午為講學時間。講授功課《說文》外有《漢書》、《文心雕龍》、《文史通義》。10月底，《民報》被封，章太炎強爭無果，索性以講學傳道疏解郁悶。

錢玄同在日本期間，是章門弟子中與章太炎來往甚為密切者。時常幫老師印書抄書，偶爾夜宿章家，《日記》中有多處與章氏討論學術的記載。吳稚暉在“蘇報案”中，與章太炎有過節。錢譏笑吳在巴黎所編《新世紀》主張用萬國新語代漢字，是發瘋可笑之事。[32]又稱贊章太炎《四惑論》，“此文若出，足箝《新世紀》諸獠之口矣！”[33]錢評論同在早稻田大學學習的張繼，其與太炎的信中，心醉歐風，是狗屁不值的東西。[34]平日交往，師生意見相同時候，則其樂融融：“午后，至師處，談及中國文學史中有價值能獨立之文人，都計得一百九十人（目另列）”。[35]錢玄同的主張也常常被章師糾正。如與章太炎論文字書寫，“主張廢楷用篆說，炎師不甚許可，意其難行也。”[36]“與師言禮儀必須復古，師言惟祭禮則今日萬不能行，蓋房子構造法大異也。又如士相見禮，虛文太多，可從省。”[37]又留心記述太炎講學的精彩之處：如記太炎講敘錄之學時，把千年古籍傳播之功歸孔子、劉向、馮道三人，有“今世四部不能返為七略”的論斷。[38]又記章太炎為朱希祖篆書《說文序》，“頗改本字”，錢甚為狐疑。章告之“許氏書彼既以正名自任，不應俗借雜糅”，[39]故可代其改本字。錢玄同恍然大悟，思忖如自己做字典，也可以循此辦理。

1908年3月至1910年3月的兩年間，是錢玄同一生中與章太炎相處的最長時段。源于個人學術興趣，加上章師耳提面命的學術指引，錢玄同1909年初，在《日記》中大致確立了研求國學的學術志向：“余今年廿三歲。回憶自十二歲喪父以來，忽忽十年，所作所為，無一是處。今幸迷途之未遠，迷陽之可復，故今歲以后，當壹志國學，以為保持種性，擁護民德計。其有余暇，或治他國文字。”[40]次年9月14日《日記》，又有“我所喜者固在小學”的表述。[41]在異國他鄉但國學氛圍十分濃厚的日本，錢玄同這一時期的《日記》及與友人書中集中表達了如下學術思考：

一、如何以學術保教保國？錢玄同與友人論世界文明古國，以為歷史莫古于中國，文明莫備于中國：

然聲名文物，一壞于唐，再壞于宋，沿及元、明，逮至本朝，雖中經乾、嘉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復古，且髡發左衽，形式已變，故學術雖復昌明，而仍無裨于實際。十稔以還，東西留學生，上海僮仆，學堂洋奴，相繼輩起，首倡廢國文，廢舊書之論，而退率遂大劇。近來莘莘髦士，試作便條且多不通者矣，此誠可嘆，亦可見文化之易移乃如是也。愚謂立國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學術修明，必賴文字正確，士生今日，誠能潛心正名之事，實為扼要之所在也。文字一滅，國必致亡。借觀印度、波蘭，可為殷鑒。若云文字縱亡，語言猶生，未易廢也，此亦不然。今之語言漸不典則，猶賴有文字以匡之。若棄文存語，是無皮之毛，無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務，實在復保氏之教為最要。[42]

錢玄同鄙夷地把主張文法、詞語的更新使用，以日本為師者，稱之為“東學黨”：

故今后童子宜將古書多讀。至歐洲之學，宜徑用原書，萬勿乞靈于日籍也。日本之學多屬稗販，東涂西抹，有何足道！思之以益重我學拉丁文之心矣。余以謂欲學歐文，必從拉丁入手，始為有本之學。[43]

中國古書每每不施句度，此實最不便者矣……愚謂今后刊書，無論自作、刊古，概當施點。惟濃圈密點則必當禁絕，此實批時文之法以及東洋小鬼之刻書耳，必當禁絕之也。[44]

錢玄同認為：乾嘉學術，意只在考古，不在復古，弊在無裨于實際；風水輪換，當下流行的廢國文，廢舊書之論，則蘊含著民族文化危機。對這種危機，錢玄同有“文字一滅，國必致亡”，“棄文存語，是無皮之毛，無往不可附也”的判斷。[45]這一判斷，與五四時期錢玄同“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的言論，大相徑庭。五四時，錢氏把“廢漢文”作為“廢孔學”前提條件，更近于一種激憤之辭。而錢玄同的其他設想，如“欲學歐文，必從拉丁入手”的想法，在“國語革命”的拼音方案得以落實；古書施以句讀，禁絕濃圈密點，也在五四后漸成圖書規范。

二、如何兼通今古文學？清代學術，乾嘉時期有漢學、宋學壁壘，漢學中有分吳派、皖派之分，道、咸之后又有今古文迭興代起。建構現代學術體系，首先是決意走出師說家法的軫域，其次才能超越舊說舊學的視野。錢玄同隨章太炎學古文經，知古文經有訓詁名物之長，也知古文經缺通經致用之力。錢玄同對劉逢祿、龔自珍的今文經學有興趣，在章太炎處得今文經學者皮錫瑞《經學歷史》讀之，《日記》中遂有“章師尊崇古文，于皮書眉端多駁斥語，要之亦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語”的感嘆。[46]錢氏認為：今文經“通經致用”的學術精神被康、梁運用到極致，不能說不是今文經學的長處。作為光宣年間治故籍學術者，需見賢思齊，兼及今古文法。錢玄同這一時期，別出心裁地表彰“通知兩漢師法”的鄉先賢戴望：

戴子高有詩云：“巨儒二百載林立，吾獨傾心大小莊，亦有北方顏李學，天衢朗朗日重光。”蓋戴先生為陳奐、宋于廷弟子，通知兩漢師法，知素王改周受命之說，欲明孔門微言大義以致之用故云。然吾意莊、劉之學詮明圣義，顏、李之學實明圣事，蓋此皆孔學之真傳也。戴氏獨能窺見，不特為吾鄉之巨儒（迥非嚴元照、俞樾之僅知訓詁名物者比矣），亦國朝三百年來獨見圣學之全者歟？（顏、李與莊、劉皆各得其半，先生出，乃集其大成云）。漢、唐訓詁，固為詮釋古書，然所明者，經訓而非經義。吾謂誠有人等，合乾、嘉諸儒之經訓，今文學派之經義，而以顏、李之毅力行之：則圣學昌明不難復睹矣。

顏氏生當明季，實學久淪，復不肯看書，此是其失。至謂“堯、舜諸圣人所據何書”，殊不知堯、舜為制禮、樂制度之人，前此草昧未開，自我作古也。若吾儕今日既欲學堯、舜之學，烏可不治古書乎？特不可沉溺于典籍而不從事實習耳。[47]

博取古文經訓詁名物之長，今文經通經致用之長，顏元、李塨知行合一之長，是初入治故籍之道的錢玄同心中的至境。治古書，不沉溺于典籍，重視從事實習，讀此《日記》，可以知道其“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學術精神的根據和來源。已回家鄉任教的錢玄同在1912年11月10日的《日記》再記對顏、李的敬重及個人為人立世的行為準則道：

余生平極服膺顏、李學說，昌明禮教。顧聞章先生之言日：丁亂世，則放棄禮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禮教者，當如顏、李，不可飾偽；放棄禮法當如嵇、阮，不可嫖賭云。丁茲亂世，余固以服膺顏、李者，舉止輒如嵇、阮也。[48]

修明禮教，當如顏、李，不可飾偽；放棄禮法，當如嵇、阮，不可嫖賭。這種勵志式的修身法則，也基本被錢玄同身體力行于事業與社會生活中。

1910年2月，錢玄同決定回國。回國前，參與陶成章主辦、章太炎主稿的《教育今語雜志》的創辦。錢玄同用文言作《刊行<教育今語雜志>之緣起》，提出“本雜志以保存國故，振興學藝，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為宗旨”，[49]用白話作《中國文字略說》一文，后發表在4月29日發行的《教育今語雜志》，被收入《章太炎的白話文》中。3月4日《日記》記載與章太炎告別的情況道：“訪師，請其書字，因書近作詩二首，并寫扇面一頁。”[50]結束了與章太炎密切相處說學請益的時光。回國后，錢玄同先后任教于海寧中學、嘉興中學、吳興中學。為了兼得今文經學的學術精髓，1911年2月，錢玄同在吳興拜訪崔適。其1931年《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記述崔適學術路徑及拜師請益過程：

在三十年前，對于《新學偽經考》因仔細研究的結果而極端尊信，且更進一步而發揮光大其說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師崔觶甫（適）先生一人。崔君受業于俞曲園（樾）先生之門，治經本宗鄭學，不分今古；后于俞氏處得讀康氏這書，大為佩服，說它“字字精確”，“古今無比”，于是力排偽古，專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甘五日第一次給我的信中說：“《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謁崔君請業，始得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于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玄同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證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國二），此三年中，玄同時向崔君質疑請益；一九一四年（民國三）二月，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51）

喜小學，兼修今古文、學顏、李而不飾偽，學嵇、阮而謹修身。好像一切的準備剛剛就緒，錢玄同便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1913年9月，時年27歲的錢玄同隨錢恂來到北京，開始了在師大與北大的教書生涯。章太炎1911年11月從日本回國，周旋于政治漩渦之中。做了袁世凱政府東北籌邊使官職很快辭去。后因以大總統勛章作為扇墜大鬧總統府而被軟禁于北京，長達三年，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軟禁中的章太炎可以著書講學。錢玄同1915年1月12日的《日記》記曰：“至尹默處，復至章師處，師謂擬編《群經大義》數篇入《訄書》。《訄書》體例為談經、說史、論政諸文，其論小學、論文學、論玄學則為式相輪奐云。”（52）1月17日記曰：“晨訪崔師，旋至章師處，見警確已撤去。師今日欣然起床。旋夷初來，談至傍晚始歸。”（53）崔師即為崔適。崔適1914年起到北大中國哲學門任講師，講授公羊學。錢玄同1914年9月18日《日記》記崔適言：“《左氏》不特書法全非，即事實亦不足信”。“春秋以前，《詩》《書》《禮》《樂》皆古書，為孔子所修，非孔子所作。孔子果作，何以三百篇非一律？康門以三代事實為依托，實中西學之毒。”（54）9月19日記讀崔適《春秋復始》的收獲，1915年1月4日《日記》稱贊崔適“群經皆有古注、今注，凡成一家言者，必有極是之處，亦有極不是之處，互相比較，是非立見”為通人之論。（55）1916年1月6日《日記》比較廖平、康有為、崔適學術之長，自言“余平生于學，喜言通。士生今日，貴乎擇善而從，惟求其是，故不可暖暖昧昧守一先生之說也。”（56）

1920年北大以公羊學不足以列入哲學系科目，將崔適解聘，改任預科國文教員。1924年8月崔適在貧困中死于湖州會館。錢玄同幫助籌錢辦理后事，并謀由北大出版遺著。1932年3月，章太炎避滬難來北京，師生已分別16年之久。錢玄同3月2日《日記》記曰：

午回家，飯畢，即訪幼漁，與同至花園飯店訪老夫子，別來十六年矣。近來態度如舊，益為和藹，背頗駝，惟發剪極短，與當年披發大不相同。季剛亦在，檢齋亦在。政客一大幫，與辛亥冬與哈同花園時頗相像。詢知師實避滬難而來也。四時許，朱、馬、錢、黃、吳、師六人乘汽車逛中南海公園。六時雅于大陸春。（57）

此后，眾弟子安排章太炎到師大、北大演講。時章太炎鼻病已重，在京盤桓兩月有余后，5月21日返回南方。章太炎返回南方的消息是吳檢齋寫信告知錢的。而此次師生分別，競成永訣。章太炎離開北京后，錢玄同、吳承仕發起，章氏學生集資刊刻《章氏叢書續編》。1936年6月14日蘇州來電告太炎去世，馬裕藻、許壽裳、吳承仕、周作人、沈兼土、錢玄同共同送挽幛，排名嚴格依年齡為序。挽聯書為“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達人。”9月4日上午，借孔德學校與章門弟子、再傳弟子召開北平追悼會。追悼會由朱希祖主持，錢玄同略述章太炎文、史、儒、玄四學之要點。

錢玄同在兩個老師生老病死的事務處理過程中，體現出“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忠事品格。其在《新青年》編輯和國語運動中，同樣表現出合作敬業的精神。在《新青年》時代，陳獨秀、胡適是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旗手，錢玄同加入新青年團隊投名狀，是在與陳獨秀的通信中，擁護思想革命、文學革命。錢的通信與陳獨秀談孔教與倫理革命，談應用文、翻譯文體的改革；與胡適談反對用典，討論明清白話小說價值。參與《新青年》編輯后，是回復讀者來信最勤的記者。為擴大雜志的影響，錢邀請周樹人、周作人給《新青年》寫稿，以“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冠名文學革命的對象，策劃“雙簧信”引起更大的社會關注。這些舉動都體現出錢玄同的團隊配合與打硬仗的精神。錢氏過激言辭的背后，陳獨秀認為是“石條壓駝背”的策略，胡適認為和陳獨秀同是一種“悍”的做派，魯迅則看做是白話文“圍魏救趙”的戰術。沒有錢玄同，《新青年》沒有那么多膾炙人口的故事，沒有那么多脫穎而出的鋒芒，沒有那么多對陳、胡兩位主將倡言的唱諾與響應，沒有那么多諸如應用文、標點符號類拾遺補缺的方案與細心。《新青年》改辦方案在陳、胡短兵相接時，錢玄同寫信給魯迅：“我對于此事，絕不愿為左右袒。若問我的良心，則以為適之所主張者較為近是。”（58）以胡適主張為是，是因為胡適不同意《新青年》成為一個談政治的雜志。而輪到錢1925年以后因溥儀遷出故宮而批評復辟復古大談政治的時候，又深感陳獨秀當年批孔教的話沉著痛快，鞭辟入里。對胡適1919年《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1923年《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倡以“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為標志的尼采思想，錢玄同是心有靈犀的。他領導的國語運動，他身體力行的以辨偽為切入口的整理國故，是他心心念念要做的新文化事業，也是對胡適后五四時代主張的一種落實一種響應。錢玄同1925年與胡適的信中，說起吳宓等人在《學衡》上發表的文章思想混亂的情況，有了一段“咱們”、“我們”、“他們”的區分，有了一段對胡適恨鐵不成鋼的埋怨：

我知道你老先生對于這類文章一定又要起“不值得一駁”底心思。但我覺得它實在有些陷溺人心底功效；我是時時刻刻希望你來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針和消毒針。雖然我們（不是咱們，所以是指“我們”和“他們”而言，而“你”不在內）近來所發表的文章不能使你滿意，但我們實在希望你也來做“思想界底醫生”。我底意思，也不至于如吳老先生那樣激烈，以為“整理國故”便不應該。但我對于你確有些“不足”（不是“不滿意”）之想，便是好久不看見你做“思想界底醫生”了。我希望你做《中國哲學史》、我希望你做《中國佛學史》、我希望你做《國語文學史》，但我尤其希望你做《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科學與人生觀〉序》這類性質底文章。錢玄同是“銀樣蠟槍頭”，心有余而力沒有（還配不上說“不足”），盡管叫囂跳突，發一陣子牢騷，不過贏得一班豬玀冷笑幾聲而已，所以不得不希望思想學問都很優越的人們來于一下子。魯迅、吳稚暉諸人以外，我總還希望有胡適之其人也來出馬也。（59）

錢玄同的團隊精神，使他有著敏感的“我們”、“他們”的意識。錢對于胡適做“思想界底醫生”、寫作多種著述的希望，是盼望更是信任。而胡適不久也由“不談政治”走向“參與政治”，留下半部哲學史和半部文學史，成為學術史上的遺憾。

錢玄同與周氏兄弟的交往饒有意味。錢玄同的父親錢振常舉人出身，曾任禮部主事、紹興書院山長。蔡元培在紹興書院讀過書，很得錢振常的賞識。錢玄同的夫人徐綰貞為紹興人。這一切都在無形中拉近了錢玄同與周氏兄弟的距離。錢玄同1908年在日本參加《民報》講習班上與周氏兄弟結識。民國初年以后，魯迅、錢玄同、周作人陸續到北京，分別供職于教育部與北大。周氏兄弟住在紹興會館。于是有了1917年8月錢玄同與魯迅在S會館關于“鐵屋子的對話”，于是有了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署名為“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周作人有條不紊地做著翻譯的事情，與魯迅、錢玄同一同批評舊劇，寫作隨感錄。陳獨秀1937年11月寫作的《我對于魯迅之認識》評價《新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云：“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60）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后，錢玄同與兄弟二人均保持聯系，共同支持“語絲社”。其中，與周作人交往密于魯迅。錢玄同與周作人見面多在周家或聚餐的場合，與魯迅交集晤面僅在北大。其1925年4月24日記：“魯迅所辦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魯。據別人說，他近來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61）在女師大風潮與反章士釗的立場上，錢玄同與周氏兄弟一致，并以辭去女師大教職表示抗議。魯迅離開北京后，聯系漸少，但1927年以前，錢玄同言行中一直對魯迅保持稱贊與友好的態度。1929年5月，魯迅回北京到孔德學校，與錢玄同有一次不愉快的偶遇，事情的經過，錢玄同在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后所寫的《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中有詳細記述。1932年11月7日錢玄同《日記》始有“購得魯迅之《三閑集》與《二心集》，躺床閱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的文字。（62）這些文字表明兩個昔日的朋友漸行漸遠。錢玄同與周作人的個人關系一直很好，在留京的文人中近于惺惺相惜，相濡為沫。錢玄同1939年1月去世，周作人1939年年底出任偽職。錢玄同不死，可能是唯一能改變這一事件發生的人選。但歷史無法假設。

錢玄同的領導力與學術親和力，還表現在國語運動同人的學術合作中。據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回憶，錢玄同初應北大之聘，見胡以魯開出“國語學”課程，不以為然，怒曰“國語學算什么功課？”（63）但不久便從善如流，1917年成為國語研究會會員，擔任編輯主任，參與編寫國語教科書。1919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成為1920年教育部把小學“國文科”改為“國語科”的推動力量。1918年，在北京審查吳稚暉《國音字典》方案，錢玄同雖認為字音規定的太俗而不合于古，但不固執其見，《國音字典》得以通過。《字典》公布后，東南教育界持有不同意見，錢玄同堅持通過后就不可變更，而稍后著手又另起爐灶，編輯《國音常用字匯》。此《字匯》完全改用北京字音為標準，比《國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吳稚暉編的《國音字典》1920年實施，12年后，錢玄同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取而代之。《字匯》完全改用北京字音為標準，比《國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體現出“致用務求其適”價值取向，也體現出國語運動建設中國新文字的宏偉志向。錢玄同1923年宣布“文字革命”后，還極力推動文字拼音化，制定國語羅馬字。其依靠的工作平臺一是教育部國語會，主要參與人有錢玄同、黎錦熙、汪怡等。每年召開工作會議，每人提出工作議案，通過后實施。其《日記》記1931年1月4日第9次常會情況如下：

開第九次常務委員常會，七個委員（錢玄同、黎錦熙、汪怡、魏建功、陳懋治、沈頤、白滌洲）和兩個 （蕭家霖、趙元任），除趙以外全到，開會已十二時，報告經濟狀況未畢，即至大陸春聚餐。我去年年底有四個提案：（一）辦《國語》（旬刊），由白主持。（二）改《國語旬刊》為《國語研究》，仍由魏主持（月刊）。此二皆由京華出版。（三）改國音字母講習所為國語講習所，略如十年前的辦法，二個月畢業。（四）設國語文獻館作為編《國語運動史》之準備。于席間通過。（64）

這種工作制度運用于辦理文字革命事宜，民主高效。錢玄同也與上述數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相互間拾遺補缺、相互配合，形成國語改革的學術高地。1925年劉半農從歐洲回國后，又有“數人會”，專談語言音韻問題。每周聚餐，輪流主席。國語羅馬字問題就是在數人會上議論20余次，指定趙元任主稿而成的。意見分歧時，票決決定。用羅馬字母形成中國字的拼音文字，也是錢玄同五四時期提倡“世界語”方案感到難以實施之后的一次改弦易張。“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蔡元培領導的大學院公布后，因缺乏實施的條件而被擱置。錢玄同、黎錦熙又去分別研究簡體字和注音漢字，錢認為簡體字和注音漢字是推進教育、喚起民眾的兩個車輪。1934年，劉半農、白滌洲相繼染病去世，錢玄同甚為悲痛，有詩記曰：“二子雖早逝，猶有著作遺；研新或理舊，于世良有裨。人生若朝露，為學貴及時。逝者長已矣！生者當力追。”（65）以后眾人繼續編輯可以全面體現文字革命的思想成果《中國大辭典》。為集中精力做辭典，錢玄同甚至有辭去北大教職之想：

近日滿腹傷感，頗思辭典處若能弄到一筆錢，讓我得一大學教授之俸金，專事編纂形音一方面，而將師大之某職竟辭去，至少教四小時書，北大不教，如此則于人于已兩尚有益，因固定時間當淺近，恐不能矣！編字典雖用心，但可以躺臥而為之，且不拘時間，較教書為好些也，但不知辦得到否耳？（66）

從事以學術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工作，在錢玄同時代，是本職工作之外的費心費力自討苦吃的事情。不避艱難，求有所成，完全出于對國語統一推廣事業的追求，出于民眾教育民族強盛的家國情懷。錢玄同的文字革命事業，不為學院派大佬所理解，于是有了與同門黃侃當著老師章太炎的面而發生的一場沖突。錢玄同1932年3月12日的《日記》記載如下：

大風竟日。午回家，即至幼漁家，他約叔平與我同訪太炎也。三時往，又是賓客滿堂。我忽與季剛齟齬，因他稱我為“二瘋”，問我近治音韻有何心得，我答以無（我們的新方法，審音，實事求是而不主宗主，皆與季剛不合者，如何可以對他說！）。他忽然不耐煩的說：“新文學，注音字母，白話文，屁話。”我聞“屁話”二字大怒，告之日：“這是天經地義！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必談。”喧嘩了一場，殊可笑。（67）

爭吵在章太炎的干預下終止。錢、黃爭吵有同門相輕意氣用事的原因，也因學院派與國語運動參與者學術價值取向的差異所致，即錢氏所言“道不同不相為謀”者也。

黃侃與錢玄同同是章太炎在日本的學生。但黃侃未曽參與講習班，是以文與章太炎相識結交。章太炎《新方言》1908年出版時，請劉師培、黃侃作序，此后黃侃位列章氏門墻，執弟子禮。1919年劉師培去世前不久，黃侃因向劉問經學，劉師培主動策劃拜師之禮，黃又成為劉師培“年相若”的學生。黃侃1935年10月去世，章太炎為黃墓志銘稱其“尤精治古韻。始從余問，后自為家法。”黃生前，章太炎借太平天國諸王號分封弟子，錢玄同1935年6月30日的《日記》有如下記錄：

黃侃——天王

汪東——東王（楊秀清）

錢玄同——南王（蕭朝貴）

朱希祖——西王（馮云山）

吳承仕——北王（韋昌輝）（68）

章太炎此弟子名單，除朱希祖從事史學外，均在各大學從事文字音韻教學研究。錢玄同1935年后，重新確定以小學為主業，經學、疑古為副業的專業研究方向。其1935年4月12日《日記》中所記向教育部提交的“教員研究題目”共8項，前六項為文字聲韻的研究，后二項今文經學及經真偽研究。（69）1938年10月23日《日記》記載：“近兩旬來，時時翻閱段《說文》、朱《說文》、王《廣雅》三書，此三書置床頭。昨日又翻《字詁》及《文府》，吾自此決以釋?為業矣。至于餅齋及疑古兩學，當以為副業。”（70）

收入《錢玄同文集》中的學術論著共四種，分別為《文字學音篇》、《國音沿革六講》、《說文段注小箋》、《說文部首今讀》。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中記述前兩本音韻學著作的情況道：

文字音韻之學，在錢先生自是中心的“本行”，尤其是音韻學，章、黃沒后，已成國中唯一的靈光，可是他的專著極少，民六在北大初教此門，編的兩大冊《音韻學講義》，排比舊說，略加評按，他早已不要了；后來節編為《文字學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滿意，常說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終于沒有動手；民九在教育部國語講習所編有一部《國音沿革六講》（排印本），也不是他的定本。他教授音韻學二十年，參稽甚廣，剖析極精，酌古準今，日新月異，所以十余年來，索性不編講義，只印制幾種重要的表，以便隨時演述其所新獲與其創見；最后幾年，連這些表也不要了，全憑口說，任人筆記。

他治文字音韻學的根柢，固然是從他章老師處培植得來的，但我以為若編一部《語文學案》，《余杭學案》系統下的錢玄同，定須另辟《吳興學案》，因為他確能自創系統，青勝于藍。（71）

黎錦熙總結錢玄同音韻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是將現代語言理論方法引入古音沿革變化描述，力圖建立上推周漢、下核現代方音的大時代的音系系統，使這一系統既能據后推前，理清古音變化；又古為今用，指導國語定音。清初學者如顧、江、段、戴、孔、王等，根據《廣韻》考察古韻，其貢獻在于考明音類；清末學者鄒漢勛、黃以周、章太炎、黃侃諸氏，漸知各據自己方言，其貢獻在借漢字來譬況古代的音讀；五四后汪榮寶、林語堂、魏建功、羅常培、李方桂、王靜如諸氏，多能根據發音部位說明聲音轉變之路徑，用音標標識音讀。上述西方語言學描述方法的參與，可以使古韻的描述更加準確，也可以糾正前人的古韻音讀、古韻分類的訛誤。錢玄同1934年12月17日在《師大月刊》發表的《古韻廿八部音讀之假定》，吸收晚近學術界研究成果，成為最早利用國際音標，建立了自己的古音韻音讀分類的一次嘗試。黎錦熙評價錢玄同方案說：“韻部”、“聲紐”、“聲調”三種成分，要合起來才算一個字“音”的全體，每種成分在古音的研究上又各有“類”與“值”兩方面，錢先生是窮“類”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據后推前，率爾猜想“音值”的，雖也確有承于師，有徵于友，而其才力獨到處，可以自創師傳矣。在逐步確認建立古韻音讀分類的基礎上，研究區分聲鈕、韻母，區分“四呼”“四等”，錢玄同的國語團隊結合國語推廣工作，嘗試用音標標示古音，以代替《廣韻》的反切識音。借鑒西方語言學理論與方法，集思廣益，團隊作戰，用前人沒有使用的方法，到達前人到達的學術領域，把書齋的古音韻研究與社會的國語革命的目標結合，錢玄同獲得了“一覽眾山小”的自信與底氣。

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錢玄同把清代學術中的“小學”，即中國語言文字學，分為聲韻（即音韻）、形體（六書）、義訓（訓詁）、文法四個部分。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國音沿革六講》講音韻，《說文段注小箋》、《說文部首今讀》則為研究形體之作。錢玄同關于“六書”的見解，未及成書，其思想成果多次在與黎錦熙的“雅談”中披露：

他專用歷史的態度，既不“泥古”，亦不“蔑古”，真“疑古精神，“考古求真”之成績也。可是他又只有說無書，連論文都沒有發表過。（民二十二，他的《〈說文〉部首今讀表》和《〈說文〉音符今讀表》都已成稿，可惜沒有付印，因為他要自己謄寫作景印本也：這兩表是他對《說文》“致用求適”方面的成績。）他和我“雅”談十年，此學亦是談資，我眼見他日有進境，因為他見聞廣博，新發現的實物和時賢的新說，他都能得風氣之先，而又能定得失之準。他的新獲與創見實在太多，“雅”談的最后年余，我常給他作系統的歸納，遂商一種“六書新說”，一切例證，由他充實：分析條理，我任參訂。但他總不能執筆（他說一動手就頭暈），其時《國語辭典》要出版了，我就先把這六書新說的綱要寫在序里（文云：“舊時所謂‘六書’，今當據漢字演進之歷史真相而定一新說：一日指事，二曰象形，三日會意，此皆圖象文字，是主‘形’的，故這三‘書’可統于‘象形’：四日假借，五曰轉注，六日諧聲，此皆音標文字，是主‘音’的：故這三‘書’可統以‘假借’，‘假借’者，假借字形以表語音者也。析之則六，統之則二，曰‘象形’與‘假借’而已。”六書新說的特點，只在“轉注”的新說，只有一句話：“轉注”就是“諧聲”。不過這兩種造字法的手續不同：①就“假借”字加上表意義的“偏旁”便是“轉注”，（關于這一點，錢先生在甲骨銅器文中搜舉例證甚多。）這種“偏旁”，就可叫做“注義符號”；②就“象形”字加上表聲音的“音符”（即舊所謂“聲母”）便是“諧聲”，此即“諧聲”舊說，但這種音符。也可叫做“注音符號”，不過比現在注音符號用拼音制度的不同而已。這樣的“轉注”新說，《國語辭典序》中說得較詳，但例證全在錢先生腦子里，嗚呼！不可得矣！（72）

黎錦熙盼望錢玄同闡釋其“六書新說”時候，錢玄同的健康已經每況愈下。1935年1月22日，錢玄同在《日記》中記載：下午一時到西車站送黎錦熙、汪怡去南京教育部遞送《簡體字表》，然后到琉璃廠購物，忽覺心慌意亂，右眼看不清東西。（73）《日記》中所記這次病變，后診斷為網膜炎，加上血壓居高不下，錢玄同看書寫字變得日益艱難。其后《日記》中關于“精神不振”、“頭有眩象”、“身甚憊，竟逛不動廠甸”的記載越來越多。這些標志著錢的生命周期已進入到多事之秋。此時，大辭典的編寫還遠遠沒有成功，“簡體字”方案需要修改，《章氏叢書續編》的事情，老夫子還在頻頻催問。在病疴沉重、諸事鞅掌的情況下，錢玄同卻出人意料地接手了一件勞心費力的事情：編輯《劉申叔先生遺書》。

編輯劉師培遺書的事情起于1934年。山西籍官僚南桂馨與劉師培為舊好，擬出資出版劉氏遺著，委托鄭裕孚代理。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記述其事道：

到民廿三，有南桂馨先生發起編印他的老友劉申叔師培先生的遺書，和我接洽，我急報告錢先生請其參加搜輯，他慨允，豈料后來竟是錢先生給他一手編成的。因為除《國粹學報》、《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儀征劉家征得的遺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錢先生舊存與逛廠甸陸續得采的材料。我于“七七”事變后離平時，《劉申叔先生遺書》只差兩三種未印成，而錢先生所編全書的日次，體例精嚴，曾與我幾經商改，算定稿據最近張餅家先生的報告：“未印竣的有一種是講三《禮》的，為了此書，他翻閱三《禮》一類的書來校訂原稿上的錯誤，這位時常患血壓高的錢先生，在情緒極形惡劣之下，還如是之孜孜不倦！”劉先生是四代家傳治《春秋左氏傳》之“古文”經學家，是清末的革命黨，又轉變為清臣端方的偵探，入民國又為擁袁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當五四運動時沒于北大教授任內；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舊交，是黃季剛先生“年相若”的老師。而錢先生這幾年病中還如此出力給這位故友編校遺書，就可見他不分門戶，不計短長之純粹的“文獻”精神了。（74）

《錢玄同文集》中有近70封書信是寫給鄭裕孚，均涉編輯遺文之事。最后一封寫于1938年3月1日。此時距錢玄同去世僅有10個月。鄭裕孚請人代筆寫作《劉申叔先生遺書》的跋文，跋文描述錢玄同與劉師培的關系用了“服膺”、“拜見”等語，為錢玄同所不能接受。錢玄同要求改易。其申述理由如下：

弟與申叔，朋友也，非師生也，亦非前輩后學也。少讀其文，固嘗受其影響，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國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對于申叔之學，說老實話，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節有虧也，實因其思想守舊，其對于國學之見解與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來，弟讀書稍多，不特對于申叔所論，不同意處甚多，即對于先師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茍同者矣。

近二十年來，國學方面之研究，有突飛之進步，章劉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間，實有重大發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過。三十年前之老輩，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進步，最可佩服，其他則均已落伍矣。（75）

為避免社會誤讀，錢玄同抱病寫作《劉申叔先生遺書序》，3月底初稿，12月續寫，未及補充原稿闕處而于1939年1月17日腦溢血去世。錢氏序文有三個要點：

第一要點是論述最近五十年學術變遷。錢氏認為：最近五十余年，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于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于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于1884年，此年康有為著《禮運注》。第二期始于1917年，此年《新青年》在北京編輯。第二期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為精密，研究之結論更為正確。第一期國故研究，旨在邃密舊學，深沉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可稱為黎明運動。在此國故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有康有為、宋衡、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計十二人。錢玄同1937年3月12日《日記》初選為十五人，定稿成文時去掉了黃遵憲、唐才常、皮錫瑞。

第二要點是概述劉師培學術貢獻。劉師培在黎明時期12個學者中，最為年輕。其著述主要在1903—1919年間。劉師培十數年著述生涯，以1908年為界限，“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于戴學，后期以篤信古義為鴿，近于惠學；又前期趨于革新，后期趨于循舊”。劉師培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事：“一為論古今學術思想，二為論小學，三為論經學，四為校釋群書”。（76）劉君論古今學術思想之文，皆前期所作。其論“最能綜貫群書，推十合一，故精義極多”。“劉君于聲音訓詁，最能觀其會通。”前期研究小學，揭橥三義：（一）就字音推求字義。（二）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古代社會之狀況。（三）用古語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語。此三義皆極精卓。關于文字應用者，“劉君以為宜減省漢字點畫，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適用之舊訓，宜提倡白話文。凡此數端，甚為切要，近二十年來均次第著手進行，劉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見到。”至于后期，亦揭三義，多與前期相反。一是“對于《說文》，主張墨守，毋稍違叛。”二是“對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張于《說文》中尋求本字。”三是“對于新增事物，主張于《說文》取義訓相當之古字名之，而反對添造新字新詞。”劉君于經學，“雖偏重古文，實亦左右采獲，不欲專己守殘也”。“蓋劉君前期解經，喜實事求是，喜闡發經中粹言，故雖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漢儒經說，實亦不專以此自限也。逮及后期，篤信漢儒經說甚堅。”（77）

第三要點是申明自己的學術經歷及對劉師培學術的取舍。錢自述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學及經學。然“對于學術思想之變遷，實茫無所知也。”讀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夏曾佑的書，始知國學梗概。梁、章、夏皆為前輩，錢與劉年相近，且有世誼。但與劉談論，獲益甚多，劉前期著作，錢嘗盡讀。錢玄同對劉師培前期的小學三義的功課，校釋群書的垂范，及其古今學術思想的論述，均感精義甚多，間有不同意者。唯錢氏論經學，則與劉君所見絕異。原因在于錢氏堅信所謂古文經典悉為劉歆所造之贗鼎。又以為唐宋以來不用漢儒舊說而自創新義者，其見解勝于漢儒者甚多。此意至今猶然，且持之益堅。所以對劉師培以古文家立場解經及貶斥宋元明儒的話，“皆不謂然”。（78）

此文甚為重要，原因在于它是錢玄同精細的辨章學術之作，也是他生命最后階段的卒章顯志之作。其對劉師培學術的評價，言簡意賅，切中肯綮。對自己從劉氏學術中得到的教益及個人與其學術旨趣的不同，坦率陳言，真實可信。更重要的是錢玄同對中國晚清到民國學術思想的革新做了一個明確的階段劃分：1917年前，是十二位第一代學人引領學術革新潮流的黎明運動時期，他們“方面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1917年以后，國故研究運動進入第二個時期。第二期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為精密，研究之結論更為正確”，且“方在進展之途中”，（79）其收獲與前途無量。與黎明運動中的十二位前輩相比，1917年之后國故研究的后生，擁有更多的科學精神與重估一切價值的勇氣，經歷過更多的現代學術訓練，具備更多的解決學術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就是在如此后浪推前浪中得以推進發展的。

結語

錢玄同52年的生命歷程，從前清走到民國，生活在新舊大時代的交替之中。風云變幻，白云蒼狗，其一直被時代的潮頭所裹挾，從未退后，從未缺席。由辛亥革命前同情維新，保皇復古的思想，一變而為五四新思想新文學的擁護者參與者，再變而為后五四時代共和體制與價值觀的維護者捍衛者，思想隨時代進步，學術引領著學界。錢玄同在日本留學時讀書立志，以為“丁茲亂世，余固以服膺顏、李者，舉止輒如嵇、阮也。”（80）服膺顏、李，勤奮做事；效仿嵇、阮，清峻做人。錢玄同“丁茲亂世”中種種選擇，履行了所立志向。錢玄同1933年寫信與黎錦熙、羅常培，驚嘆國難深矣，吾輩只能以學術報國，自勵自警。信末引清初劉獻廷的話：“‘人茍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吾當以此為座右銘。”（81）斡旋氣運，學術報國，成為錢玄同身丁亂世做事做人的標桿。錢玄同生命的最后幾年，有無法擺脫的病痛伴隨，也有無法擺脫的炮火驚夢。1933年2月熱河淪陷，錢玄同曾把眷屬送到上海，自己也做好南下的準備。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師大西遷，錢玄同因病留在北京。是年春，恢復舊名“錢夏”以名志。與流亡中的黎錦熙信，表示“錢玄同決不污偽命。”（82）學者的風骨氣節，可觸摸，可想見。

在學術上，錢玄同也處在代際交替中。按照其《劉申叔先生遺書序》的分期，錢玄同屬于1917年以后登上學壇的學人。1917年后引領學術風氣第二代學人，大多有留學的經歷，接受過西方學術的觀念方法，同時在國故研究方面也深受第一代學者學術思想的影響。錢玄同喜小學，在日本從章太炎學，是一種幸運。而讀書過程中，覺今文經學學理可彌補古文經學不足，因而又有拜崔適為師的行為。第二代學者大多在大學任職。大學知識傳授的方式與師徒傳授不同，大學意義上的“師門”與師徒傳授的“師門”也多有不同。隨著知識傳授與學術轉型的需要，加上五四“重新評價一切”價值觀的濫觴，打破師門家法，破除尊經征圣傳統，重估國故價值，建構知識體系與研究體系，成為第二代學人必然所面臨的問題。錢玄同以“辨偽”為入手處的經史子集研究，以音韻文字沿革研究為入手處的國語統一目標，都構成了中國學術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節點，構成了思想與學術祛魅、語言現代化等民族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黎錦熙用“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概括錢玄同的學術精神，是十分妥帖的。國故整理中的求真，國語推廣中的求適，體現著清儒以來“實事求是”的學術精髓，也透露出五四時期“再造文明”的宏大格局。

錢玄同是五四時期及后五四時代現代學人的重要代表。這個時代和晚清一樣，波瀾壯闊。知人論世，在理解與同情的基礎上，重返歷史的現場，一定會有更大更重要的學術收獲。

注釋：

①?（63）（71）（72）（74）（82）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8—21、43、79、86、78、60頁。

②③⑦⑩?????????????????????（52）（53）（54）（55）（56）（57）（61）（62）（64）（66）（67）（68）（69）（70）（73）（80）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70、378—379、505、522、89、123、130、133、137、180、145、159、185、155、145、174、187、211—212、213、187、210、204、236、217、278、279、274、277、285、849、634、889、780—781、1071、851、1111、1093、1359、1066、236頁。

④⑥⑧⑨??????（51）（76）（77）（78）（79）《錢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5、224、228、233—234、235、249、249—250、135—137、217—219、133—134、319—321、322—325、326—328、319—320頁．

⑤《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頁。

????????顧隨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顧頡剛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41、222、224、228、228、229、227頁。

?《錢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

???（65）《錢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325、312、302頁。

（58）（59）（75）《錢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115、299—300頁。

（60）《陳獨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頁。

（81）《錢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頁。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