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麻醉科護師吳映霖。 李舸 攝

2020年10月9日，從城市返回河南省信陽市東岳村里創業的劉芳（左），帶著村民直播銷售他們的自創旗袍服裝品牌和當地特色手工產品。 居 楊 攝

2020年3月25日，入境人員在新國展轉運集散地在等待辦理登記手續。 郝 羿 攝

2020年7月26日，在位于南海北部海域的勘探三號鉆井平臺上，鉆井工人在擺放鉆桿。 蒲曉旭 攝

攝影藝術經過180余年的發展，已經在“攝影式觀看”和諸多本體探索上積淀了深厚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縱觀攝影發展史上的各個時期，“觀看”的側重對象和“注目”的內容都有所不同，也正因此差異，不同時期攝影藝術的發展就會有時體現為外延的拓展，有時體現為本體的回歸，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一直以來，正是對“當時”重要事件的強烈關注和記錄的渴望，促使著人類不斷推進攝影技術的變革，從而實現某種與時代題材和內容相契合的新攝影類型的出現；而攝影新類型的出現，反過來又會加深攝影藝術對時代內容的進一步挖掘和積淀。就其發展規律而言，每當人類面對戰爭、自然災害頻仍的年份，“圖片”則常常偏向于體現對“攝影”本體的回歸并凸顯影像紀錄的價值。回顧2020中國的庚子年，人類的“大疫”之年，就是這樣。

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國各族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艱苦卓絕的偉大斗爭。醫療衛生、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學校企業、水陸交通和黨政機關及部隊等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干部群眾都投入到這場阻擊戰中，搶時間、爭速度，夜以繼日，英勇奮戰。而這一切，也都成為了這一年全國攝影人面對這場疫情盡皆關注的“對象”。攝影界積極響應習總書記關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講話和指示精神，落實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的相關部署，積極投入到紀錄這場偉大戰“疫”斗爭的工作中，拍攝了大批優秀作品，以“影像”的方式增強并凝聚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

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表示，抗疫一線的廣大醫務人員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極限壓力，很多人臉頰被口罩勒出血痕甚至潰爛，很多人雙手因汗水長時間浸泡發白。廣大醫務人員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在武漢疫情發生之后，國內十余家央級媒體記者分批奔赴一線，以影像多角度記錄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國攝影家協會受命派出以中國攝協主席李舸率領的攝影小分隊奔赴武漢。在66天的時間里，為全國各地馳援武漢的4.2萬名醫護人員拍攝肖像及各種生活情態，拍攝各條生活保障戰線上工作人員的奮戰場面。與此同時，國家衛生健康系統宣傳部門也組織了系統內全國范圍的拍攝紀錄工作。湖北省攝協和武漢市的攝影人也組織起來，發揮近距離的優勢，在較長時段多方位地拍攝了大量現場性極強的作品。以上這些攝影人的努力，都體現了特殊時期攝影人的擔當精神。此外，疫情期間大眾參與日常影像記錄的廣度和深度也進一步延伸了。最直接、最生動、現場性最強的影像常常誕生于“在場”的業余攝影愛好者。鐘南山在首次奔赴武漢的火車上憂心忡忡的照片，不少醫務人員在現場拍攝的解下口罩、露出自己變色而帶脫皮印痕的臉的照片等，都感動了很多人；疫情期間，網絡上最早傳出的影像紀錄片就是一位身在武漢的年輕人拍攝的，后來流傳很廣的一部視頻《方艙日記》也是出自武漢一位患者之手。此外，武漢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甘俊超作為志愿者，在武漢人民醫院東院拍攝的上海援鄂醫療隊隊員劉凱和一位87歲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樓下一起看夕陽的景象，也曾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成為武漢抗疫影像的代表作之一。

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各行業、各地區抗擊疫情的攝影展同時舉辦，全國性攝影組織也舉辦了相應展覽，中國攝協、中國藝術攝影學會、中國新聞攝影學會、中國女攝影家協會等，都第一時間征集會員作品進行集中展示，抗“疫”影展不斷增多。其中比較大型的展覽有12月20日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辦的中國攝影藝術節上的《見證·造像——抗擊疫情影像展覽》、9月27日于北京國際攝影周期間舉辦的“共渡——公元2020抗疫影像展”、《褶子——疫情中的自拍像》攝影展等。這些展覽作品里，中國部分令人印象突出的，有關于鐘南山等人的環境肖像，雷神山、火神山醫院的修建，最美逆行者離開駐地的感人瞬間，一線醫護人員的堅守、與病人的交流，此外還有天安門廣場降半旗哀悼同胞、過關檢疫中的排隊與等待，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狀態等；外國作品中有不少反映人們居家隔離中突發奇想式的行動。應該說，這些作品中攝影藝術所具有的技術性、客觀性、現場性、瞬間性、機遇性和選擇性等本體屬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

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目標實現之年、決戰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疫情的發生增加了全國范圍的脫貧攻堅戰難度，但并沒有阻止中國人民脫貧攻堅的腳步。貧困地區的黨政干部駐村包戶，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直接幫扶，各行各業對口銜接，全國人民齊心動員，而全國各地的攝影組織，一方面紀錄抗擊疫情過程，一方面也深入脫貧攻堅戰一線跟蹤拍攝，有的以貧困戶為拍攝對象，有的以扶貧干部為拍攝線索，有的以新村建設為拍攝內容展開觀察和記錄。一些地域的攝影人把家鄉的老照片與新影像進行同機位、同框比較，效果強烈。比如，由中國文聯和中國攝協、中國民協于2017年共同發起至2020年底結束的“影像見證新時代·聚焦扶貧決勝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駐點調研創作工程”項目，各藝術門類藝術家跨界參與，呈現手段多樣化。“聚焦希望的田野”全國脫貧攻堅攝影大展項目，主要運用新舊對比的方法，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反映脫貧攻堅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各省市攝影家協會、各攝影專業媒體也相應開設征稿、展覽和主題欄目，對脫貧攻堅的舉國行動進行追蹤報道和呈現。

二

新時代，攝影業已實現了日常化、大眾化，全國、全世界每日生產的影像數據難以計數，其中有關本次新冠疫情的相關影像，關于脫貧攻堅的影像也屬“海量”。影像的積蓄與鋪展，已成為人類認知與物理現實之間的一道玻璃墻，而數碼影像也成為了奠定人類記錄歷史的新的電子文獻之路的重要基石。未來的人們回顧歷史之時，將借助這一玻璃墻和無比浩瀚的電子化素材作出新的梳理、總結和提煉。非常時期，有意識地運用影像建構集體記憶、民族記憶和國家記憶，這是歷史的責任與使命。

然而，將社會紀實影像加以梳理所涉及的學術話題會很多，總體來看，包含影像與時間的關系問題、社會紀實攝影的價值和當代延續問題以及影像與歷史的相互嵌入和視域融合、影像生成中的意識和無意識、指涉現實與虛擬現實、攝影中的集體意識與個體意識、影像與記憶建構、影像與文本、影像與傳播等種種問題。這些討論和研究，對推進攝影藝術的學術積累大有裨益。

關于影像與時間的關系，在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進行影像梳理時，就已引起不少業界學者關注。之后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到來，又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討論。影像與時間、記憶的關系，同樣也是三年來攝影業界策展人和參與展覽出版的紀實攝影家思考的中心點。許多出生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中國人，面對眾多攝影家在今天拿出的系統化記錄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不同年代中國人的生活照片而倍感溫暖。那些面對現實生活堅持拍攝了四五十年的攝影師，用他們的影像作為“時間的遺跡”“與“曾在”的證明，成為各個年代人們共同記憶的影像“引語”。在大量相似題材的影像中，一批配有全面而準確的文字說明的影像成為這一話語體系中具有支撐性的力量。

面對來自不同“方位”的攝影家所拍之影像，對攝影者個人敘事風格的比較也是擺在攝影評論家、圖片編輯和策展人面前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影像是散碎的生活切片，同時也散發著拍攝者主觀思想的光芒。攝影對時間的“定格”常常難以系統化地說明具體事物的發生、發展過程，卻銘刻著時間的劃痕并積淀著生活的底色。在瞬間的 “光刻”和影像綿延鋪展的雙重鉤織下，“共同的經歷”也讓觀看者能更深地體悟穿透時空的影像中所透現出的中華民族砥礪前行的力量與生命存在的質感。來自現實的紀實影像具有對社會歷史的“說明性”，它連接著物質存在也連接著主觀認知；一方面有面對歷史“言說”的成分，一方面又受制于電子的物理運動或膠片的化學變化。從攝影的本體屬性來看，一個“視點”下的空間透視關系和具有整體感的主體選擇是生成影像空間維度張力的兩種決定因素；有意識的畫面營造與無意識的客觀信息流露，則形成影像美學和歷史學的敘事張力；而以瞬間的方式凝固永恒，則是影像與生俱來的在時間維度上的第三種張力。

一般而言，所謂“歷史”實質上包括關于歷史的話語體系、文本與影像；而其“意義”則來自于話語所指涉的現實。無論“歷史”多么“完備”，它與現實之間總會有“縫隙”和不能“接續”之處。藝術令這些縫隙和不能接續之處的感覺、體驗等，以情感與形式一體化的方式加以補充表述和呈現。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歷史文獻將會越來越多地借助影像與影像的說明及編輯來完成，影像與語言文字在雙重敘事中的意義“對抗”與“融合”既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技術”問題，也是有關攝影的永恒的“藝術”問題。如果將歷史看作“框架”和“主干”，那么藝術則常常被認為是“血肉”和“氣息”。因此，歷史文本與文學、影像等是互為語境的關系。從以往一些慣見的比較單一的影像的宏大敘事到大眾攝影進入“平凡”、微觀的日常生活并對社會進行“活性的”“流變式”的觀察，無疑是社會的巨大進步。那些更接近百姓內心感受的影像化的個人生活史，仿佛古代的筆記小說、稗官野史一樣，可以作為“正史”的補充，而出自大眾之手的紀實影像的價值也在于此。

三

自攝影術誕生以來，影像的生產和傳播就關乎現實、歷史的描述與大眾記憶的生成和建構。在當代中國形象的構建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書寫中，當代影像的生產和傳播是其中的重要一環。面對新時代社會的急劇變革，我們不得不面對三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文字和話語描述中的世界，還有一個則是由影像等構成的“影子”世界。這三個“平行”的世界既相互作用亦彼此影響。個體的思維邏輯越來越多地被影像敘事所替代，思維深度被觀看的速度所消解，置身現場的“自然之光”越來越多地被“屏幕之光”所替代。觀看方式在深深改變我們的同時，對于如何重新整理和編輯數不清的紀實性照片，梳理結構，以此來言說新的故事、樹立新的形象，無論對于學術探討還是實踐探索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當歷史記憶逐步演變為數字化的影像文件包，如何讀解影像的“碎片”并從中提煉與微觀個體或宏觀歷史息息相關的多元化、個性化主題，既需要大眾視覺素養的普遍提升，也需要影像編輯學和傳播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當下的網絡傳播與手機等新媒體客戶端，已讓人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沉浸”于虛擬世界。隨著面對面、手拉手的交流越來越少，記錄類的影像越來越成為提供“現實感”的來源與“依靠”。一張照片，就像楔進現實的一枚釘子，將“現實”釘牢，以幫助觀看者抵御時光流變的逝去之感。影像用光的尖刺，刺入迅速遁入黑暗的“曾在”，又仿佛一條繩索，讓我們系留住難以挽回的時空存在。以技術性連接著操控與被操控，以現場性連接著物理現實的攝影藝術，其隨機性連接著主觀與客觀的相遇，其選擇性連接著人的精神活動，而最終所有這些攝影本體屬性的凝聚，則如一枚釘子、一條繩索，抑或一道光，實現了對現實的“點亮”。從這個意義上說，2020年的現實所提供的時代背景下，影像本身已成為了最具時代性和真實感的“面孔”。回顧2020年，那一張張抗疫一線醫務人員的面龐與一個個脫貧攻堅現場駐村干部的身影，才是信息汪洋中昭示真實的擺渡舟和時光的激流迅變中或可“觸摸”的“物化石”。

就當下的攝影藝術而言，面對新時代的需要，我們在科技所拓展的新范疇里，在物性與藝術性之間，攝影藝術還需再做創新探索，在社會思想和傳播方式的激變中找到視覺紀錄與創新表達的更好方式。對于攝影而言，所有的創新都需在光明與黑暗、時間與空間、速度與深度、線索與方位、有與無、實與虛、在與不在、個人與群體、意識與存在中展開；此外，還有人與機器、約束與自由，災難與生命的對抗等等。也許，我們永遠都不能觸摸到極致，但每一個執著堅持的攝影人終將帶著各自的偏好，在這些矛盾關系中提煉出獨屬于自己的觀看與敘事方式，在逃逸、奮爭與掙脫的過程中實現影像藝術化、視覺化的升華與呈現。

面對新時代的需要，中國攝影人在滿足時代與人民群眾需要的同時，還要在增強攝影藝術的精神力量方面多下功夫。比如一方面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立體化地挖掘和展示祖國山河之美、歷史之厚與人民之善，以增加文化自信；一方面可以利用攝影藝術的客觀性、現場性，深入反映和呈現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進程和根本需要，在宏觀道路和微觀情感的結合點上找到影像切入的視角與文化母題，為人類文化的多樣化共存和文明互鑒提供更多的影像文獻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