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瑣細的紀念與謹嚴的整合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編訂過程考

自1936年10月19日至今，海內外人士豐富、繁雜的魯迅紀念話語與實踐，已建構起一部綿長豐贍的魯迅紀念史，而蕭紅的長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無疑是其中一部無法回避的經典作品。有些學者甚至將其稱為現代懷人散文這個百草園中的“花中魁首”①。與此同時，在蕭紅其人其文的研究中，該文也歷來是關注的重點之一。諸多散文名作選本、蕭紅散文選集或全集、蕭紅代表作選集中，該文屢屢出現；多部《蕭紅傳》中，“回憶魯迅先生”被作為一節甚至一章的標題，這些都是其重要性的證明。然而細究起來，學界對該文的深度研究其實并未有效展開。這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界一般認為該文系作家此前所發文章的匯編，但具體整合了哪些文章，整合完成于何時，則并無系統、深入的考辨；二是不少論者認為該文中各則的順序頗為隨意，顛倒排列毫無問題，增加或刪減各則之間的間隔行及間隔標志也并無不妥。由此導致了這樣的現象：承認該文的經典地位卻對其產生過程不甚了了，承認該文的美文特質卻對其內部肌理認識不足。這無疑影響了學界對《回憶魯迅先生》的認知，影響到該文經典地位的進一步確立。

一

《回憶魯迅先生》一文，初次問世于1940年7月婦女生活社出版的同名書籍，由49則長短不一的文字構成，每兩則之間均空一行，并加有符號以示區隔②。在該書面世前，蕭紅僅在1940年6月大時代書局出版的《蕭紅散文》中收錄了《魯迅先生記（一）》③和《魯迅先生記（二）》④。不少讀者因此獲得這樣的印象：魯迅逝世后的近四年里，蕭紅的紀念文章就這三篇而已。其實，隨著章海寧主編《蕭紅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的出版，蕭紅更為豐富的魯迅紀念文獻浮出水面：除了常見的上述三篇散文，還有此前較少為人注意的散文《逝者已矣！》《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魯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詩歌《拜墓》，戲劇《民族魂魯迅》，以及蕭紅致蕭軍、許廣平、華崗的涉及魯迅的多封書信。這些文本、相關注釋加上編者精心整理的《蕭紅年譜》《蕭紅創作年表》中的相應條目，為我們更全面地梳理、考辨蕭紅撰文紀念魯迅的情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初步閱讀并梳理這些文獻后可以發現，1939年是蕭紅紀念魯迅最為重要的一年，其巔峰之作就是該年完成、次年問世的《回憶魯迅先生》。考察該文的具體生成過程，顯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厘清蕭紅紀念魯迅的有關問題。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回憶魯迅先生》中的部分文字曾在報刊先期發表，因此，不少人認為該文僅是相關文章的合編。在《蕭紅年譜》1939年條目下，與該文相關的第一條信息為：“9月22日，整理完成《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應為《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引者注），后載《中蘇文化》第四卷第三期。此后，發表多篇回憶魯迅的文字。”⑤而第二條則是：“10月下旬，將整理好的有關回憶魯迅的文字結集為一本小冊子，取名《回憶魯迅先生》。”⑥在《蕭紅年譜》1940年條目下，又有“7月，《回憶魯迅先生》由重慶婦女生活社初版”⑦的說法。在這樣的表述中，《回憶魯迅先生》似乎是以1939年9月22日完成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為基礎，并包含了該月至次月下旬前發表的“多篇回憶魯迅的文字”。查閱《蕭紅全集·散文卷》可知，與《回憶魯迅先生》密切相關的文本，除已提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外，只有《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等兩篇。然而遺憾的是，對讀這三篇散文與《回憶魯迅先生》后可以發現，后者中的很多文字并未在前者中出現。那么，《回憶魯迅先生》的整合到底依賴哪些文章？“多篇回憶魯迅的文字”中的“多篇”到底是實指還是含混其詞？

《蕭紅全集·散文卷》在收錄前述三篇文章時，都以注釋的形式說明其創作、首刊及再刊情況，《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中的《蕭紅創作年表》亦有相關說明。據原刊對這三篇文章進行校讀后可以發現，散文卷收錄的《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與初刊本僅有少數字詞、標點的差異，不會影響到文本意義，可不予細究，但《魯迅先生生活散記》《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這兩篇文章則問題多多，應逐一加以分析。

關于《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刊載情況，《蕭紅全集·散文卷》收錄該文時的注釋僅提及“首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中蘇文化》（重慶）第四卷第三期”⑧，《蕭紅創作年表》還提及該文“再刊于1939年10月14日至28日《星州日報·晨星》（新加坡）。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藝陣地》（武漢）第四卷第二期”⑨。顯然，在年表的整理者眼里，在這三地發表的是同一篇文章。然而，筆者以此為線索去查閱原刊時，卻發現了以下問題。

第一，《中蘇文化》《文藝陣地》上的確都有題為“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文章，但存在諸多不同。從標題來看，《文藝陣地》上的文章無副標題，《中蘇文化》上的文章則有副標題“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并非《蕭紅全集·散文卷》所言的“為魯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亦非《蕭紅年譜》所說的“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從篇幅來看，《文藝陣地》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共七則，《中蘇文化》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共23則，差異甚大；從內容來看，兩文中完全相同的文字僅有一則，部分相同的僅有一則。因此，這兩篇文章不能混為一談。遺憾的是，《蕭紅全集·散文卷》所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是《文藝陣地》上的七則，但注釋卻注明刊發在《中蘇文化》上，并不準確。

第二，《蕭紅全集·散文卷》所收《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注釋說：“該篇創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其實，該文正文內容最初發表于《文藝陣地》時并未標注寫作時間，“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現在《中蘇文化》上的同名文章之末，因而將1939年9月22日視為《文藝陣地》所載《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創作時間欠妥。另外，《中蘇文化》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約一萬多字，根據其篇幅之長和蕭紅此時身體之弱，她不可能于一天內寫完，因而當天更可能是其整理完成或創作完成的時間。

第三，《蕭紅創作年表》中說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藝陣地》（武漢）第四卷第二期”，除所言題目不確外，《文藝陣地》的卷期信息亦有誤：不是第4卷第2期，應為第4卷第1期。該文與景宋（即許廣平）《魯迅先生的娛樂（回憶）》、穆木天《秋風里的悲憤（詩）》、關露《魯迅的故事（詩）》、巴人《怎樣對壞人斗爭（短評）》等一起組成了“魯迅紀念特輯”。其中，蕭紅和景宋的文稿被明確標為“回憶”，景宋之文的標題字體還被特意加大、加粗，顯示出編者特別重視許廣平和蕭紅所寫的回憶魯迅的文章。

第四，《魯迅先生生活散記》一文其實刊載于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而非如《蕭紅創作年表》所言的“《星州日報·晨星》”。《星洲日報·晨星》所載文章無副標題，這一點與《文藝陣地》上的文章相同，但文章內容并非《文藝陣地》上的七則，而是與《中蘇文化》上同名文章大致相同的23則。此外，《中蘇文化》上該文一次性登完，而《星洲日報·晨星》則連載了六次，具體情況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刊載第1—2則、第3則的一部分；10月16日，刊載第3則的后半部分、第4則的一部分；10月17日，刊載第4則后半部分、第5—8則；10月18日，刊載第9—14則；10月19日，刊載第15則的大部分；10月20日，刊載第15則后半部分、第16—23則。可見，《蕭紅創作年表》對刊期的判斷也存在錯誤：《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并非刊載于《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0月14—28日，而是該年10月14日和16—20日。之所以安排得如此分散，是因為其“全文過長，一二次登載不了”，又因為其十分重要，于是編者郁達夫改變了預先的安排，將其放在醒目位置“先期披露”⑩，又在每期的題目下寫上“（本報特約稿）”字樣。郁達夫之所以如此重視該文，一方面因為它記載了魯迅晚年生活的獨特品質，“頗足以”彌補郁達夫《回憶魯迅》之不足，另一方面因為他希望“能引起其他更多關于魯迅的記述”{11}。

綜上可見，《中蘇文化》《星洲日報·晨星》和《文藝陣地》上的確都有名為“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文章，但卻是不同的三篇，不能混淆。其中，《中蘇文化》與《星洲日報·晨星》上的文章差異較小，而與《文藝陣地》上的文章差異較大。

與《回憶魯迅先生》的生產過程密切相關的第二篇文章，是《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蕭紅全集·散文卷》中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共16則，該文的注釋為：“該篇首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星島日報·星座》（香港）第四二七至四三二號，署名蕭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為篇名，再刊于《文學集林》第二輯《望——》。”{12}可見在編者眼里，《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與《魯迅先生生活憶略》內容相同而題目有異，因而收錄時文章名可用在香港發表時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而內容則可依據在內地發表的《魯迅先生生活憶略》。不過筆者校讀后發現，《魯迅先生生活憶略》其實與《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有較大差異，《蕭紅全集》編者的看法有誤。

首先，《星島日報·星座》上兩天一次、分六次連載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既不是《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的18則，也不是《蕭紅全集·散文卷》所錄文章的16則，而是19則。每兩則之間空一行，用“☆”號（“其一”“其六”上的各則間用三個“☆”號，其他四天所載各則間用四個“☆”號）區隔。

其次，《星島日報·星座》上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內容與《蕭紅全集·散文卷》所錄文章差異甚大。該文之末標有“一九三九，十月完”字樣，這是《蕭紅全集·散文卷》沒有的信息。在具體內容上，該文只有五則與《蕭紅全集·散文卷》收錄的文本相同，其余14則均未見于該卷所錄同名文章。不僅如此，該文的大多數內容，未在其他零散文章中出現過，卻與《回憶魯迅先生》一文第39—49則高度重合。

基于上述復雜情況，筆者以為，要考察《回憶魯迅先生》的生成過程，除重視《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中學生》）這篇無多少爭議的文章之外，還需重視《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蘇文化》）、《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星洲日報·晨星》）、《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文藝陣地》）這貌似相同實則有異的三篇文章，以及《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星島日報·星座》）、《魯迅先生生活憶略》（《文學集林》）{13}，必須逐一核實每篇文章之間的關系及其與《回憶魯迅先生》之間的關聯。

二

為更直觀地看出上述文章的關聯內容及關聯程度，筆者將《回憶魯迅先生》的各則內容與上述六篇文章進行了比較，整理如下：

依據上表，聯系各篇文章的內容，我們可分析出《回憶魯迅先生》的編訂時間及其主要依靠的文本。

首先，《中蘇文化》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與《星洲日報·晨星》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落款時間同為9月22日，且各則內容及順序均高度一致，唯一的不同是《中蘇文化》上的文章第11則沒有提及史沫特烈（今譯史沫特萊）。顯而易見，這兩篇發表于不同地域、不同期刊上的文章其實出自同一底稿，均完成于9月22日。這一天也就成為蕭紅1939年集中回憶魯迅的第一個時間點。此時，她完成了對魯迅生病之前的生活的描繪。

其次，《文藝陣地》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共七則，與《中學生》上的《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的前七則完全吻合，且兩文第2則末尾所寫的魯迅對珂勒惠支、史沫特烈的態度大同小異，與《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里內容相似的那一則不同。可見，《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與《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兩文的寫作時間大體一致。由于該期《中學生》雜志標明的出版時間是10月20日，考慮到出版周期問題，可以推知，雖然前者的落款為“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日”，但這兩篇文章的實際完成時間應在10月19日之前，9月22日之后。

再次，《星島日報·星座》分六期連載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在1939年10月18日發表的“其一”包括第1—5則以及第6則的一部分；10月20日發表的“其二”包括第6則后半部分與第7則的前半部分；10月22日刊載的“其三”包括第7則后半部分、第8則和第9則前半部分；10月24日發表的“其四”包括第9則后半部分、第10則和第11則前半部分；10月26日刊載的“其五”包括第11則后半部分、第12則和第13則以及第14則前半部分；10月28日發表的“其六”包括第14則最后一段和第15—19則。從“其一”的第6則最后一部分開始，文章已涉及魯迅生病，而從“其二”到“其六”，蕭紅更是全面描繪了魯迅的病況直至去世，這些都是其他五篇文章沒有出現過的內容。這意味著早在《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刊發前，蕭紅就已經完成了對魯迅生命最后歷程的記述。由于該文最初發表的時間是10月18日，而當時國內到香港的郵件需要耗費諸多時日、編者還需要編輯和排版時間，因此，蕭紅在該文末尾所言的“一九三九，十月完”中的“十月”，只可能是10月上旬。

最后，《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發表于1939年12月出版的《文學集林》第二輯《望——》，文末未標明完成時間。但因該刊第一輯《山程》出版于1939年11月，第三輯《蝴蝶夢》出版于1940年1月，可知該刊為月刊，故蕭紅此文可能投寄于1939年9月底、10月或11月，但因為時間差而沒有趕上第一輯。該文的第3、4、7、10、16、17、18則以及第12則的后半部分，未出現在《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等五篇紀念文章中，但收入了《回憶魯迅先生》，涉及魯迅的待客之道、魯迅與海嬰相處過程中的“壞魚丸”事件等，也涉及魯迅1936年春生病、養病以及趕譯《死魂靈》的情形。這些細節無疑生動呈現了生活中的魯迅，而其僅涉及魯迅春天病后情形的事實則告訴我們，該文的完成應在全面描繪魯迅秋天生病至去世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之前，即9月底至10月初。

綜上可知，蕭紅在1939年9月22日完成了最早的一批回憶文字，命名為《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分別發表于國內的《中蘇文化》和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隨后，她寫出了另外一些描述魯迅生活習慣的文字，命名為《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分別發表于《中學生》與《文藝陣地》，此時尚未寫到魯迅的病情；緊接著，她繼續追憶魯迅的生活瑣事，初步涉及他身體大不如前的情況，命名為《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發表于《文學集林》第二輯；10月上旬，蕭紅完成了對魯迅生病后的種種生活細節的描繪，直至沉痛地寫到他的去世，這就是后來發表于《星島日報·星座》上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可見，蕭紅對這些文字的整合，應發生于10月上旬至中旬期間，同時，她與許壽裳、許廣平取得聯系，將他們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書稿《回憶魯迅先生》中。10月26日，端木蕻良為已編就的整本書寫了《后記》，肯定了它“記先師魯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這一事實，卻又失望于它“或未涉及”“治學之經略，接世之方法”，希望“將來如有機會，當能有所續記”{15}。至此，書稿《回憶魯迅先生》的編輯全面完成。即是說，蕭紅的長文《回憶魯迅先生》應完成于端木蕻良寫《后記》之前，10月26日不宜也不應作為該文的成稿時間。

更進一步關注《回憶魯迅先生》的生成，我們會注意到蕭紅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編完了這部作品（“10月上旬至中旬”）。其實，根據整理出的上表可見，《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與《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的重合處僅有《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的第2則（魯迅走路輕捷）與第14則（魯迅不戴手套、不圍圍巾、穿膠皮底鞋的習慣），可以說是差異最大的兩篇。如果除去重復部分，刪掉《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最后一則的內容{16}，那么兩文順次相接，正好是《回憶魯迅先生》除第20、21、22、23、25、26、28、32、35、36、38這11則之外的38則，整個長文的主要部分已全部出現。可見，這兩篇文章有著明確的分工，更像是一篇長文的兩大部分。有趣的是，上述11則缺失的文字，恰好可以由《魯迅先生生活憶略》補齊。因此，在《回憶魯迅先生》問世前已發表過的六篇文獻中，《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與《魯迅先生生活憶略》三文尤為重要。正是它們，為《回憶魯迅先生》在短時間內編輯完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

閱讀《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與《魯迅先生生活憶略》時，我們能感覺到其內部嚴密的邏輯關系，因而它們本身就是形神皆聚的有機體。而對讀《回憶魯迅先生》，可發現蕭紅曾對它們做過精心編輯、安排以及修改，使得最終生成的文本《回憶魯迅先生》“神”聚而“形”亦不散，成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

《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是蕭紅1939年紀念魯迅的開端之作。其第1則內容如下：

魯迅先生住在大陸新村九號，一進弄堂口，滿地鋪著大方塊的水門汀，院子里不怎樣嘈雜，出入的有時候是外國人，也能夠看到外國的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著。

魯迅先生隔壁掛著一張很大的牌子，上面寫著一個“茶”字。{17}

緊跟著的第2則里，蕭紅就寫了自己與魯迅、許廣平在1934年10月1日夜里長談，出門時她被魯迅特別叮囑如何才能找到他家的小細節。這當然有凸顯魯迅細心、體貼等特點的功能，但也說明蕭紅此時留意記述的是魯迅在大陸新村9號的生活，而她的切入點是自身體驗，是她與魯迅交往的點滴往事。因此，在隨后的數則中，作家分別描述了魯迅批評其著裝、自己在魯迅家包餃子、魯迅跟她開“好久不見”的玩笑等瑣事，然后由魯迅與她的交往，擴大到魯迅與其他青年交往的諸多細節，再延及對其生活習慣的精細摹寫。在最后的第23則，蕭紅寫道：“這時魯迅先生住在大陸新村。這一切生活碎片還鮮明的刻畫在眼前，這時先生還未生病呢。”{18}由“魯迅先生住在大陸新村九號”開始，以“這時魯迅先生住在大陸新村”結束，所寫、所記因發生于同一地點而自成一體，而其描摹的細節，則因發生于魯迅尚未生病之際而充滿了明朗的色澤。與《魯迅先生生活散記》不同，《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第1則增加了關于魯迅愛笑的經典描繪，但文章的重點是通過寫魯迅的待客之道表現其個性，并引出他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的情形。在《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第1則仍是那段傳神的魯迅愛笑的描繪，緊接著寫了魯迅走路輕捷、不顧一切的特征，但第3則就轉而談到魯迅帶病校對《海上述林》一事。此后，蕭紅雖也述及魯迅在穿鞋、戴帽、待客等生活細節中透出的精神特質，但很快就提及1935年魯迅身體已大不如前，并深入展開了魯迅去世前的諸多細節，即《回憶魯迅先生》的第39—49則。由此可見，這三篇文章在各自發表時，是各有重心、自成體系而又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

在將三篇文章整合為《回憶魯迅先生》時，蕭紅不再將《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的第1則作為開頭，而將描繪魯迅先生愛笑那一則作為開端，這既可以與隨后描繪魯迅未生病時的諸多生活細節更好連接，也與她試圖呈現的是自己接觸、了解到的魯迅形象密切相關。緊接著，蕭紅用數則描寫了魯迅與包括自己在內的青年交往的故事、魯迅的待客習慣、魯迅家里的瑣碎小事等內容。然后，在第30則，蕭紅開始描繪魯迅住大陸新村9號時周圍的環境、自己與魯迅及許廣平的深夜交談，將《魯迅先生生活憶略》中的諸節插入文中，涉及魯迅家中的臥室、后樓、廚房等私密之處。最后，嵌入《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中的多則內容，描述了魯迅病后直至去世的整個過程。可見，蕭紅對這些前期文本的整合，有著自己的理性思考和行文邏輯。她最終改定的長文《回憶魯迅先生》，并非瑣碎文字的隨意堆積，而是積極建構起來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不僅如此，當我們校讀《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魯迅先生生活憶略》《記憶中的魯迅先生》與《回憶魯迅先生》時，會發現一些明顯的改動。這種有意識的改動本身，體現出作家對待寫作的嚴謹態度。

第一，《回憶魯迅先生》第30則的內容包括了《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的第1、2則。蕭紅在魯迅、許廣平家里聊天的時間，在前者中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19}，在后者中則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的夜晚”{20}。通過查閱蕭紅、蕭軍以及魯迅的相關資料可知，蕭紅不可能于1934年10月1日夜在魯迅家聊天，因為她和蕭軍于該年11月30日才與魯迅首次見面，次年11月6日才應邀去魯迅家吃飯。因此，蕭紅關于在魯迅家聊天時間的記憶，在最初寫作時出現了偏差，但在整合成《回憶魯迅先生》時，她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憑著記憶改為1935年的同一天。這雖然仍不準確，但終究更靠近歷史事實，體現了蕭紅主觀上的嚴謹態度。

第二，關于珂勒惠支和史沫特烈，除《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和《魯迅先生生活憶略》上沒有相關內容，其余各篇均有所涉及，但情況各不相同。具體來說，在最早面世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只有關于魯迅喜歡珂勒惠支的一段文字，并無只言片語論及史沫特烈，而在同時完成卻發表于《星洲日報·晨星》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的第11則，蕭紅添加了第二段：“史沫特烈，魯迅先生也講到，她是美國女子，幫助印度獨立運動，現在又在援助中國。”{21}在《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的第2則中，蕭紅在此基礎上還另起一段寫道：“他對這兩個女子都起著由衷的敬愛。”{22}在發表于《文藝陣地》上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第2則中，蕭紅將這句話改為“他對這兩個女子都是由衷的敬重”{23}。也就是說，在《回憶魯迅先生》成文之前，對于寫不寫史沫特烈、是否表示他對珂勒惠支和史沫特烈的態度，以及如何描寫這種態度，作家有些猶疑不決。而在整合這些文章時，蕭紅采用了《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第11則的處理辦法：寫了魯迅眼中的史沫特烈，但刪去他對史沫特烈及珂勒惠支的評價。

第三，《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的第12、13則內容很長，在被整合進《回憶魯迅先生》時，兩則內容被拆分為第31、32則和第33、34則，使描述魯迅家臥室、后樓、廚房、客廳等處情形的文字層次井然。而該文的第14、15則，在《回憶魯迅先生》中合并為第37則，完整呈現了魯迅校《海上述林》的忙碌以及病情惡化的情形。與此類似，《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的第7則雜糅了許廣平照顧魯迅時的各種忙碌與魯迅病后飲食的內容，第9、11、14則這些內容較長的幾則也存在不同主題混雜的情形，在客觀效果上稍欠集中、明晰，因此在最后整合的過程中，蕭紅將第7、9、11、14則的內容修改、調整為第39—45則，更為詳細、有條理地呈現了魯迅病中的各種情形。

第四，尤其應重視的是，蕭紅描繪魯迅病重至辭世這段時間的文字，分則最多，句子最短，且在最初發表和最終定型的文本之間存在較多差異。比如，《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的第12則，專門描述了海嬰向父母說“明朝會”的習慣，當他某天向病中的魯迅說此話卻得不到回應時，他開始嘮叨；受到許廣平的訓斥時，他還念叨著：“爸爸是個聾人哪！”該則最末一句，最初發表時是“魯迅先生沒有聽到這笑他的話，還在那里咳嗽著”{24}，在《回憶魯迅先生》里，“這笑他”變成了“海嬰”，情感傾向變得中立了一些，也凸顯了海嬰彼時的懵懂與幼稚。《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16、17則的內容原本是：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有人來問他這樣那樣的，他說：

“你們學著做，若沒有我呢”！

還有一樣不同的，覺得做事要多做，要快做……{25}

在《回憶魯迅先生》中，這兩則文字修改后成為第46、47則：

有人來問他這樣那樣的，他說：

“你們自己學著做，若沒有我呢！”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

還有一樣不同的，覺得做事要多做……{26}

整合前的第16、17則雖然分開，但語氣連貫為一個整體，意在呈現魯迅七月病體初愈后的兩處不同，一處是他不再詳細指導他人的做事方法，卻說出了“若沒有我呢”的讖語，一處是魯迅“覺得做事要多做，要快做”，充滿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兩則文字合起來后的情緒較為低沉，似乎預言了魯迅后來再次發病以至去世的不幸結局。在《回憶魯迅先生》中，蕭紅調整了“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的位置，使情感變得更加明朗，與緊接著的“魯迅先生以為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為魯迅先生好了。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27}，在意義上正好銜接，并與第49則所述魯迅的再次病發形成了強烈對比，蘊藏著蕭紅不勝悲愴的心境。

經過巧妙的整合，謹嚴的編輯與修改，蕭紅完成了對原本瑣細的系列紀念文章的篩選與組織，讓她以日常生活為切入點對魯迅的回憶、懷念得到完整、深入的呈現，寄托其深沉、悲痛的情感。正是這最后的整合與編排，立體、精準地塑造了生活化的魯迅形象，在眾多紀念魯迅的文章中別具一格，達到了現代懷人散文的巔峰。

結語

上述基于《回憶魯迅先生》及相關史料的搜集、梳理與辨析，或可大致解決蕭紅研究中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除1939年蕭紅發表的那六篇文章的準確信息宜引起重視外，其在創作時間、創作內容上的關聯也非常重要。由此，我們或許可以不再籠統地說蕭紅的長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整合了她此前發表的多篇文章，也能不再武斷地將其最終成型的時間鎖定于實為端木蕻良所寫《后記》的落款時間，更不必從形散神聚的角度為《回憶魯迅先生》的經典地位勉強辯護。如果說蕭紅那些瑣細的紀念文章表現了她的曠世才情，那么《回憶魯迅先生》能夠成為經典之作，還因為蕭紅在整合過程中的盡心竭力。

（作者單位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抗戰大后方文學史料數據庫建設研究”（批準號：16ZDA191）、重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項目“魯迅與戰時中國的文化復興研究”（批準號：2019WT16）成果）

注釋：

① 袁權：《蕭紅與魯迅》，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

② 其中，第1—19則各則之間的符號為“×”，第20則至文末各則之間的符號為“☆”。

③ 原名《萬年青》，發表在（武漢）《戰斗旬刊》第1卷第4期（1937年10月18日）的“魯迅先生周年祭特輯”中，收入《蕭紅散文》時改題《魯迅先生記（一）》。

④ 原名《在東京》，發表在（武漢）《七月》第1集第1期（1937年10月16日），收入《蕭紅散文》時改題《魯迅先生記（二）》。

⑤⑥⑦ 章海寧、葉君：《蕭紅年譜》，章海寧主編：《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頁，第273頁，第274頁。

⑧{12} 《蕭紅全集·散文卷》，第315頁，第322頁。

⑨ 章海寧：《蕭紅創作年表》，《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第292頁。

⑩{11} 《編者附志》，《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0月14日。

{13} 該文后被轉載于《藝風》第2期，文末注為“選自文學集林二”，但第17、18則間無區隔。其中第1—9則，又被命名為《魯迅先生生活憶略（一）》，發表于《游擊》第3卷第4期（1940年2月16日）。

{14} 該文還有第23則，但在整合時被刪掉了。

{15} 《后記》，《回憶魯迅先生》，婦女生活社1940年版，第110頁。需要說明的是，《后記》并未標明系端木蕻良所作，但讀者能感覺《后記》作者與蕭紅本人并非同一人。據《端木蕻良文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所收《蕭紅著〈回憶魯迅先生〉后記》，讀者才知道《后記》作者為端木蕻良。

{16} 該文最后一則在其他文章中均未出現。

{17}{18}{20} 蕭紅：《魯迅先生生活散記——為紀念魯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蘇文化》第4卷第3期，1939年10月1日。

{19}{26}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第25頁，第54頁。

{21} 蕭紅：《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0月18日。

{22} 蕭紅：《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10期，1939年10月20日。

{23} 蕭紅：《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文藝陣地》第4卷第1期，1939年11月1日。

{24} 蕭紅：《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其五》，《星島日報·星座》第431期，1939年10月26日。

{25}{27} 蕭紅：《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其六》，《星島日報·星座》第432期，1939年10月28日。 

（轉載自“魯迅研究動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