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學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兩大變化：一是不斷增強關注、把握現實的力度，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更深刻體認文學“經世”的價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學術積淀中變革創新，反思文學研究的方向調整、邊界拓展、視域融合、史料挖掘等問題，以反映和應對復雜多變的文學現象，在理論和實踐的互動中尋求問題解答和方向引導。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到來之際，總結文學研究的寶貴經驗，展望未來，對于民族文化傳承、時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體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一、年度重要學術現象

國家層面對于學科發展的戰略規劃、文學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圍的疫情暴發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深刻影響2020年文學研究的學科方向、問題關切、生產與傳播方式等。

國家政策引導影響文學研究學科發展方向。國家教育部2020年1月發文，決定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的“強基計劃”。其中涉及的文科學科主要包含歷史、哲學和古文字，傳統文科的文學被摒棄在外，引發了傳統文學是否屬于基礎學科及是否應當加強建設的熱議。8月，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決定新增“交叉學科”作為學科門類。11月，教育部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學科建設將給未來的文學研究、文學教育帶來深遠影響，文學研究者結合學科現狀積極探討政策性變化帶來的機遇挑戰，《中國社會科學報》為此組織了“數字人文視域下的新文科建設”特別策劃等。

文學研究學術生產、傳播方式新變加速。一是疫情影響下，傳統的線下聚集式的學術交流、傳播方式，加快向線上以及線上、線下結合的云端交流傳播方式轉變。二是原有學術成果的發表方式、評價方式、學術秩序加速變化。預發表、開放獲取、交互平臺等，將成為未來學術成果發表、評價的重要渠道。網站、微信公眾號、微信群等具有即時評議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準推送與交互式閱讀更為便捷。一些學術公眾號如“中國學派”“學術派”等在學界影響較大。學術批評的時效性大為增強，如圍繞“清平樂”讀音等問題，學者通過各種新媒介平臺參與討論、回應學術爭論，形成新的學術熱點。學術傳播在普及化、大眾化的同時，也出現扁平化的傳播趨勢。這無疑推進了文學研究的生產和傳播。

文學研究者群體代際更迭漸趨明顯。以“70后”“80后”為主的學術群體，通過舉辦讀書會、組建學術微信群、組織專欄文章、論文結集等學術活動，凸顯作為新生代學術力量的問題意識和自覺反思。“從藝術哲學到藝術媒介”跨學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學者詞學研討會”等一系列以青年學者為主體的學術活動，呈現出小而精的特色。繼《文獻》雜志推出“文獻學青年談”專欄后，“書目文獻”公眾號推出“青年學者說文獻學”專欄。這些都體現出新生代文學研究者主動參與議題設置、引導學術潮流的努力。

學術紀念活動引發對文藝經典學術問題的重新討論。2020年適值恩格斯誕辰200周年、錢鍾書誕辰110周年等，有關的經典學術命題被重新討論。學者們提出應重視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說構建的巨大貢獻，而對錢鍾書等的學術紀念活動，則引發文學研究具有范式意義的問題探討，學界再議“回歸文學本位”、“詩史”與“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等話題，反思文學研究中思想性、文學性缺乏的問題。

二、年度學術發展方向

處在變化生長期的中國文學研究，一方面在豐厚學術積累基礎上不斷深化已有學術議題，努力完成歷史化、經典化的發展使命；另一方面回應諸多新的文學現象和現實挑戰，不斷尋找新的學科生長點，固本開新、轉型拓路。

1.面向“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

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文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文學研究中的指導作用，創造性地將之與中國文學實踐相結合是核心要義。

在研讀經典中把握馬克思主義文論精髓。只有通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才能更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精神實質和意義價值。“回到馬克思”、回到經典文本、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理論體系被學界不斷重申。孫文憲認為，馬克思對文學藝術問題的闡釋往往夾雜在非文藝問題的論述中，要有機把握其文論話語特有的互文結構。姚文放通過解析經典文本，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考量馬克思對藝術本質的認識。

在體系建構中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形態。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建設，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引下的當代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文學實踐的有效結合，因此，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形態是中國文藝理論走向體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亞敏認為，中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價值重建應堅持人、社會和審美的三個維度。季水河認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出現，改變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

在文學實踐中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知識界立足當代文藝發展實踐和中國文藝歷史傳統，共同努力得來的智慧結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當代文藝事業繁榮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理論指南。白燁強調文學的人民性立場。丁國旗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文藝的系列重要論述，體現出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具體化的方法論特性。張清民比較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認為兩個講話體現了黨領導文藝的內在思想邏輯。程國君、李繼凱提出應重視延安革命家詩詞研究。

2.面向“現實”的文學研究

2020年，隨著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文學介入現實的功能再次得到強調，彰顯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的人民性價值內涵，以及研究者對文學社會影響力的重視與思考。

表現抗疫和脫貧攻堅等重大事件的文學創作成為研究熱點。研究者關注迅速反映現實的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及通過微信、微博、微視頻等新媒體平臺傳播的文藝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光明日報》《文藝報》等開設專欄討論這些作品。吳思敬對抗疫詩歌、丁曉原對報告文學、趙稀方對港臺文學、朱壽桐對澳門文學、王光東對生態文學的研究，都體現了文學研究關懷現實的巨大熱忱。一如歷史上文學匯入時代“大合唱”的特殊時刻，人們更看重文學發揮見證歷史、激勵人心的作用，以及這背后所蘊含的精誠品格和民族情懷。研究者也對作家的現實關懷提出藝術性要求。

面對現實與文學何為的理論訴求及歷史梳理備受關注。“文以傳道”“詩言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價值承載和功能傳承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在當下時代語境中，文學研究從歷史傳統和思想資源上再次探討文學的價值、功能問題。疫情促使學者反思研究的價值意義。在“面對災害，文學何為”的問題反思中，劉躍進認為古代文學對自然的敬畏、國家的認同和民族強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詮釋；王立等對明清避災驅疫、御災敘事、應災心態等作了探索。陳曉明張揚當代英雄的精神氣節。一些學術會議則以主題聚焦形式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家國情懷，如“中國新文學的現實關懷”學術研討會聚焦中國現當代文學現實關懷這一傳統的發展與演變，思考當下應如何深入理解“現實”概念。

3.文學研究基本問題再思考

理論、歷史與經典的學術三分對應于文學研究即是文學理論、文學史與文學批評，這是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關于文學本質與功能、文學研究對象與方法、文學史書寫、文學經典、文體與文本等的探討，一直都是學界關注焦點。

推進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在新時代語境下，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當代學術的發展方向。無論是文學研究的理論體系還是話語體系研究，均呈現出向中國文學傳統、文化資源回溯的趨向。南帆提出，當前文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應回歸中國的文學傳統，將文化結構、現代性、審美與文學傳統四因素之間的互動納入視野。丁帆強調文學的“當代性”概念。董學文認為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的當代構建，要破除“唯洋是從”的思維定式和“以洋為尊”的話語模式。高建平認為美學研究要既依托藝術又突破藝術。曹順慶、李偉昉聚焦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建構。黨圣元、張晶等認為，“詩話”“文話”“詞話”“小說話”等中國傳統批評文體研究應成為填補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之間鴻溝的積極嘗試。關鍵詞研究受到關注，金惠敏、高玉從方法論角度強調關鍵詞對于文學話語研究的樞機性意義，《中國文學批評》等組織專題文章對“意象”“文心”“文德”“詩興”“事象”等文論關鍵詞展開討論。張永清主張從語境化和知識化視角，透視審美反映論問題。

省思文學研究方向。在文學研究經歷了方法論熱潮、文獻考證熱此消彼長的研究局面后，近一兩年來，一些學者不約而同發問，文學研究未來走向何在？文學究竟該怎樣研究？有感于文學研究“非文學化”趨向的日益嚴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獻擠壓批評、以考據取代分析、以文學外圍的論述置換對作品體悟解讀的現象，張伯偉提出要回歸文學本體研究，提倡語文學與文學理論結合下的文學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學研究要堅持文學本位、堅持文學—文化—文學的研究路線。陳思和強調對文學與人生的關注。劉勇重視文學的文脈譜系研究。張清華提出如何將現實經驗升華為精神性命題，均是文學創作反映時代的關鍵所在。李建軍認為文學是對人和生活態度的反映，倡導積極意義的寫作。賴大仁認為有必要對文學理論研究的觀念與方法進行多層面總結反思。

拓展文學研究邊界。社會生活的加速變遷正在重新定義文學，文學的邊界和內涵不斷拓展豐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因史學化傾向的加強向傳統經典文學“歸隊”，網絡文學正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一些網絡小說的點擊率和銷售量遠超傳統經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編后的影視、網絡游戲等，它們正成為今天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存在之一。邵燕君認為，在以互聯網為媒介的新消遣文學中，個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間的文學原則。陳定家認為應重視網絡文學獨特的敘事模式，周志強認為網絡文學應面向精神史寫作。與網絡文學類型、題材等常規性研究內容相比，網絡文學場域諸要素越來越得到學者重視。學者認為，網絡文學研究要在產業、技術、管理、輿論、消費等場域要素的復雜互動中建構新的批評話語。隨著文學邊界的拓展，圖像、聲音、影像等也都成為文學研究的關注對象。趙憲章、龍迪勇等繼續推進“文學與圖像”研究，傅修延探討聽覺對文學敘事的影響。

更新文學研究方法。20世紀以來的文學理論體系不僅源于批評實踐，更吸收文學之外其他學科理論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學科帶來的科際整合，讓文學研究的生態和形態大為改觀。學者不斷從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角度深入文學研究，打開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連接通道”。張福貴認為技術分析法指向了文學史研究中新的理論生長。蔣承勇提倡文學研究在學科間性基礎上的跨學科互涉與對話。《文學評論》推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筆談”，提倡文學研究的整體性。家族文學、都市文學、社團文學、民間文學等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地從歷史活動場景理解文學的發生、接受與影響。文學研究地理空間視角的轉向，引發了文學研究“地方路徑”的思考。張光芒主張從“地域文學”到“地方路徑”思維的轉換，葉舒憲、王明珂、徐新建等強化文學與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話，封宗信探討文學批評的轉向與語言學范式轉向之間的關系，聶珍釗強調從倫理學視角認識文學的倫理本質和教誨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須建立在有效的文學史實踐基礎上，且應與社會歷史語境形成密切互動。

再議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關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對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之間的隔膜表達了擔憂和不滿。這一方面表現在批評缺少理論支撐，缺乏理論深度，未能給理論研究提供足夠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表現為理論研究一定程度上脫離文學實踐，從理論走向理論，過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論體系建構。研究者多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一些病相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反思。吳義勤、孟繁華、賀紹俊等認為，文學批評要有關懷與夢想，更要增強批評的理論深度和現實向度，在實踐中真正發揮文學批評闡釋當下文學的有效性。

加強文學闡釋學研究。文學闡釋學研究依然延續了前幾年的熱度，受到文學研究界持續關注。繼“強制闡釋”“公共闡釋”“構建中國闡釋學”主題討論后，闡釋學研究從各方面深入推進。闡釋的本質是什么？闡釋為何而生、因何而無窮？張江認為，在心理學視域下，闡釋的本質為“自證”。自證貫穿于言說、說明、翻譯等全部闡釋功能之中，不斷更新人類知識系統，建構獨立意識主體的認知圖景。以闡釋本質為起點的心理學與闡釋學研究具有廣闊的理論前景。《闡釋學學刊》《探索與爭鳴》等刊物組織了多期闡釋學研究的專欄文章，周憲、張政文、李春青、王寧、程光煒、曾軍、傅其林、張跣等圍繞闡釋的有限與無限、公共理性等話題展開多維度、開放性的深度討論。

深化文學史寫作研究。文學史寫作的興起是現代學術體系的產物，“五四”以來的種種文學史敘述，已基本形成縱向以朝代進行歷史分期、橫向以文體類型和作家作品分類的整體框架，這既為學科發展提供相對穩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學研究創新的藩籬，當下文學實踐的闡釋要求正在倒逼文學史研究更新。李楊認為有必要重審以“純文學”為對象、“四分法”為基本架構的“文學史”體制和觀念。一些學者在原有文學史敘述基礎上，探討長時段、多角度審視下文學史研究的可能性。從長時段歷史視野出發，將宋代文藝置于“唐宋變革”與“宋元近世”交集的歷史演進視野進行考察受到關注。在文學史寫作實踐基礎上，顏水生、賀仲明、陳培浩等對于文學史意識形態屬性、審美屬性、知識屬性等的再思考，也體現了學界對于文學史本質屬性的理論關懷。文學史經典作家、作品的解讀及演變研究，依然是學界的主攻方向。孫郁、郜元寶、王堯、王彬彬、譚桂林、喬以鋼、宋劍華、王澤龍、羅振亞、張潔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吳周文、陳劍暉、王兆勝、陳亞麗等的散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等組織的路遙專欄，以及葛曉音、郭英德、左東嶺、錢志熙、陳文新、戴偉華、徐興無、劉寧等對于古代經典的解讀，袁行霈、陳尚君、莫礪鋒、周裕鍇等對古代文學經典的普及，都凸顯經典研究之重要意義。《文學遺產》組織的七十年分體文學學術史的專欄論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學史和“文獻中的文學史”的關聯和區別，探究“文獻背后的事實”。有關文學史寫作的探討，既是近些年“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延續，也體現了文學研究界在新的時代語境和文學場景下，以歷史化方式對思想文化進行敏銳觀察，重建整體性文學史的努力。

重視文學史料學研究。文學史料學建設受到重視，研究呈現豐富樣貌。一是文學研究史料利用范圍不斷拓展。黃發有、何平認為，應關注報紙、邊緣刊物、內部資料、作家和批評家關于文學話題的書信、讀者來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學研究在傳統史料外，重視新材料如出土文獻和域外漢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的出版引發了學界關于安大簡《詩經》文本性質、文字訓釋、文本次序、早期《詩》學傳授等問題的熱議。對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東亞漢文化圈的域外漢籍中新史料的持續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學者提出的以漢文化圈為單元的古代文學研究成為可能。二是文學史料研究視角不斷豐富。吳俊從文獻學、國家文學制度、網絡新媒介等多維視野考察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為文學史料研究開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價值追求應該倡揚。學者認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應體現相應的邏輯、觀念和理論系統，呈現學術價值思考的深度。當下技術進步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帶來極大便利，但也產生泛濫、碎片化傾向等負面影響。

4.數字人文視野下的文學研究

盡管數字人文的發展依靠現代技術，但它絕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而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新研究范式。

數字人文的研究實踐。文學研究界積極圍繞數字人文新變，推動文學研究的科學化、實證化發展。數字人文視野下的文本挖掘、語言計算、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社會網絡與地理信息系統等，都進入文學研究者視野。《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數字人文》等刊物都發文分析數字人文在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研究實踐中的現狀和前景，如王兆鵬以唐宋、六朝文學地圖平臺建設為例探討數字人文的研究實踐，劉石探討大數據技術在古代文學經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應用，劉耘華提出建構遠程閱讀時代詩學對話的方法論。王賀分析數字人文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趙薇借助計算批評發現“文本”生產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邏輯，徐永明探討數字人文的可視化實踐。

數字人文的理論創新。數字人文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不僅是解決文學研究的具體問題，更應在實踐研究基礎上面向未來，提煉出影響、改變或引導新時代文學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論話題。數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類狀況成為本年度文藝理論研究的熱點話題。劉方喜認為，當下需要超越觀念論舊范式，揚棄生產工具與主體對立的二元論，構建AI時代的文化哲學新范式。單小曦提出必須從再現論、文本論、接受論向超人類文化視野下的媒介論轉型。王曉華認為，后人類美學是一種涵括了人類、機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學。鄭永曉重申創建“數字文獻學”、張三夕呼吁古籍研究應建立“數據思維”等。以上都反映了學界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維方式所進行的積極探討。

如何看待傳統研究與數字人文之間的關系，將數字化研究方法與純理論的演繹方法相結合等，需要在大量實踐基礎上進行深入探討。客觀來說，目前數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術很多還停留在嘗試階段，但文學研究必須直面新媒介技術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以積極主動姿態完成傳統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機融合，推動學科研究方法的更新與轉型。

三、今后文學研究展望

在現實圖景、文學場域和學科轉型的變化中，中國文學研究因應時代需求夯實發展根基、建構思想體系。今后的文學研究將繼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刻把握學術演進的歷史譜系和當代語境，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和創新。

推進回應時代、視域廣闊的文學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文藝現象、文學思潮是時代社會現象、社會思潮中最生動、敏銳的組成部分。以文藝之筆真切反映新時代偉大歷史變革的風云際會，文學從來不只是時代的理性“觀察者”，更是時代的熱情“參與者”。如何回答時代問題，突破當下反映現實力度不夠的藝術困境和“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的理論困境？文學需與時代相鉚合，超越個人視野、學科內部“知識空轉”的局限，更關注與國家、人類發展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秉持更寬廣的社會歷史視野和更高遠的人文理想。在創作與研究的互動中，從審美、情感、意義層面更好發揮文學共情溝通、介入現實、引領時代風氣、建構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功用，邁向更廣闊、深沉、多高峰的文學世界。

推進融會貫通、整體觀照的文學研究。在日益規范的學科建設中，文學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學科體系，但也出現條塊分割、壁壘森嚴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以及文學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對變動不居、互聯互通的文學本身以及文學邊界的不斷拓展，這樣的研究格局顯得比較滯后。面對日新月異的文學現實，應將文學研究與歷史、哲學、社會等相結合，突破學科壁壘，打通古今中外，樹立面向未來的“大文學”觀。這種追求整體性視野的多學科互涉研究，將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論、方法和視角，將文學研究置于人類精神文明一體化中進行系統把握，更準確認識符合文學發展實際的歷史樣貌，更好體現文學研究本應具有的宏大視野、理論高度和思想深度。

推進更具活力、創新發展的文學研究。思想匱乏與創新意識缺乏的具體表現是研究的模式化與形式僵化，這種現象阻滯了文學研究的活力激發和創新發展。文學研究需跟從文學發展實踐步伐不斷創新發展。首先，面對新科技發展的革命性力量，積極探索數字人文視野下文學研究的觀念更新和方法創新。其次，面對新媒介發展導致的文學新變，積極探索文學研究的邊界擴展與方法融合。再次，面對“五四”以來形成的現代學術觀念，進行新時代背景和思想資源下的批判性問題反思和理論建構。如反思西方概念、術語、體系割裂中國文學史與錯置文學現象的問題，現代性概念的價值重估與重建問題，“人的文學”思想傳統與理論局限的問題等。在對中國社會歷史深刻洞察和整體把握基礎上，鼓勵基于不同視野、理論、方法的創新研究，既致力尋求共識，又擁抱多樣性，將有助于建設更具主體性、文學性、審美性的中國文學研究，開創生機盎然、百花齊放的文學研究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