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穆旦與夫人周與良是1953年1月回國的。他們先到香港，再從廣州一路北上。在上海站下了一次車，拜訪了周與良的姑媽周蕙芳以及巴金蕭珊夫婦后繼續北上。來到北京后，他本人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一些時日，學習并等待分配工作，但據周一良的回憶，那時他也“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夜以繼日翻譯季莫菲耶夫著的《文學原理》”。5月，教育部分配他去天津南開大學。

天津是他的血地。他中學就讀南開中學，大學讀的是清華。三校南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穆旦曾在聯大讀書，畢業后又留校擔任助教，故他對南開大學不陌生。南開大學那時有鄭天挺、馮文潛等他的師長和巫寧坤等老友。據巫寧坤回憶，穆旦去南開大學，是在他的“慫恿”下接受聘書的。而我們在教育部征求他分配意向的“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工作志愿（地區）”一欄看到，天津還真不是他的首選。他填了“北京、華北地區”，北京在前，應是首選。不過，分配他去南開工作，也是他樂意的，畢竟查家和周家的根基都在天津。倒是安排他教書，他心里不免打了一個咯噔。老實說，他口才一般。故在“工作志愿”所要去的“部門”一欄，首填的是“文學研究工作”，其次才是“綜合性大學內教書工作”。

穆旦夫婦回國前在火車站與送行的同學朋友合影

穆旦擁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證書。報到后，南開給了他一個外文系副教授的職稱。大學副教授的工資不低，筆者2004年2月3日在南開東村曾采訪與穆旦共過事的老鄰居、歷史系教授辜燮高先生，他回憶：

當時教授是分級的，一二級國家聘，三級天津市聘，四級以下學校聘，我和老查都是高教六級，周與良五級，都是副教授，足夠我們坐軟臥。高教六級的工資是一百四十九點五元。

辜燮高的回憶沒錯。在一份《查良錚被管制期間主要表現情況及處理意見》（1961年11月22日）的檔案材料中，筆者看到有“查原工資系教師級6級149.5元”的記載。而同為副教授的穆旦夫人周與良，因是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被評定為高教五級，工資比起六級來就要高一些。在一份組織填寫的“解放后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調查表”中，筆者也曾看到“周與良……五級177元”的記載。顯然，周與良的工資一開始就比穆旦高一個級別，數額多出27.5元。

穆旦在南開大學外文系擔任了甲乙兩個班級的英文翻譯課，工作量不算重。所教學生的知識水平參差不齊，跟上一代的學生那是無法相比的了。而當時國家采取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外語教育中，俄語的地位早已超越英語。穆旦也懂俄語，他俄語的水平是能筆譯不能口譯，英語既能筆譯又能口譯，所以他課余選擇俄語做書面的翻譯，而利用嫻熟的英語上講臺謀生。但從他歸國后給梁再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兒）的信以及壓制時期的“交代材料”中可以知道，穆旦對教書其實并不喜歡，初試之下，即感到自己不適合吃這碗開口飯。他自謂“無英文口才”，對自己的教書能力也產生了懷疑。任教一個月后，即準備辭去教職。這事還專門向系主任提了出來。辭職原是因為他心里有了決定以翻譯文學作品謀生的打算。翻譯，出版，拿版稅，這是他天真的想法，此舉招致梁再冰等朋友的反對和規勸。但此時他已經開始大規模地翻譯普希金的詩了。顯然，他只懷著有版稅進賬，生活大致不會發生困難這一樂觀的想法，卻沒有顧及時代嚴厲的因素。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

1954年11月，南開大學外文系事件發生，此舉被認為對抗系領導。盡管南開大學最終對穆旦的處理網開了一面。但穆旦的工資顯然做了大幅度的下調。穆旦本人在“干部工資級別登記表”（1965年5月19日）中填寫他1955年也即外文系事件發生后的次年，其生活費（不說工資）只有60元。說生活費而不說工資，穆旦的表述是清晰的。

根據穆旦自填的“干部工資級別登記表”，此后，他的工資逐年有所增加。1956年，提高到行政十八級也即87元。1957年已經恢復到高教六級149.5元。（穆旦所填也并非無誤，他填“館員，6級，149元”。事實上，一九五七年他還不是南開大學圖書館的館員，他是1958年1月才調去圖書館的。此外，“149元”準確地說應該是“149.5元”。）

周與良曾在《永恒的思念》中寫到1959年開始，穆旦“機關管制三年，每月發生活費六十元”。“生活費”又來了。如果對照穆旦的自填工資（生活費）情況，60元的生活費，上面所述，他在“肅反”開始就“享受”過了，而不是開始管制的1961年。當然，從1961年開始，一直到1962年10月，穆旦一直領著這60元的生活費。這個數額，相當于國家各機關單位劃定的“右派分子”第三類人。根據當年的文件記載，這類人一般學術上有專長，工作需要，撤銷原職，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下放勞動鍛煉，每月領的生活費也恰是60元。從1962年的11月份開始，穆旦又恢復了行政十八級即87元的低工資。此時周與良仍是五級177元。兩人相加，不算少，但日常開銷仍不敷所用，原因是穆旦家庭吃口多，除了家有四個孩子外，北京還有父母和妹妹的生活費也需要他負擔。

1965年，穆旦、周與良與四個子女的合影

某些言不由衷的無恥之徒也許會說：詩人也講錢嗎！這不能不想到魯迅的著名演講《娜拉走后怎樣》：“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或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無論過去或現在，權謀者是知道錢的厲害的，暗暗使一點小手段，緊一緊詩人的口袋，迫使他臣服，壓下他那顆總伸向云端的腦袋。不過，有一段時間，穆旦確實可以不考慮工資的多少，那就是1958年之前，他有不少的版稅收入。那時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多種查譯普希金詩集，這份翻譯版稅迄今難以統計清楚，但數量巨大的印刷量，版稅一定在在不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工資下調一點，對他也確乎無所謂，不會妨礙一家人的生活。對此，好友蕭珊的看法不無道理。外文系事件后，蕭珊曾同時收到他和巫寧坤的來信。蕭珊說穆旦對南開大學外文系停辦一事根本無所謂，反之，巫寧坤就很焦急。她認為“這跟物質基礎很有關系”。但是，1958年后，穆旦的譯著已無從出版，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他的很大一部分經濟來源，后來連那份組織填寫的“解放后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調查表”中關于“生活情況如何（收入開支、有無困難）”都做了“家有四個孩子，總收入264.50元，生活不夠寬裕。每月要借用，貼補”這樣的情況說明。

1958年1月，穆旦調去南開大學圖書館，現在分析起來，這未嘗不是他的幸運。圖書館館長馮文潛，一位老資格，又是周恩來的同學，德高望重，雖然時代的語境大變，但馮先生仍秉承老輩的風范，他對穆旦是愛護和惜才的。穆旦三年監管結束，圖書館立即草擬了一份《查良錚被管制期間主要表現情況及處理意見》書，這份“意見書”主要向上呈請解決穆旦的工資級別問題，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查原工資系教師6級149.5元，管制期間只發生活費60元，解除管制后擬按原6級降至9級，約相當于行政18級發給工資，以上意見是否有當，請批示。

馮先生的惜才表現在他真真切切地考慮到了員工的生活。此外，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我館工作需要，將他（穆旦）留在我館工作”。確實，即使在穆旦最艱難的時期，圖書館也并沒有將他一把推出，而是迅速地給上級打報告希望給他增加工資。請注意，這份“意見”所具的時間是1961年11月22日，那時，離穆旦解除管制的1962年1月4日尚有一個半月呢。

針對圖書館提前打出的報告，學校人事科的批復是，于次年“十一月份起按行政18級發給工資”。圖書館的急人所急與學校當局的磨蹭拖拉，恰成一個對照，前者的溫情反襯出后者的冷漠。而敏感的詩人，他怎會感知不到這背后種種有意的刁難。

沒有資料表明，穆旦此后的工資是否恢復到了最初任教時的高教六級。一般情況下，他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

穆旦歸國后，從工作的性質上認定，他是一個單位人，做一份活，領一份工資，吃一口飯，生活的拮據在他也是常態。晚年，他的日記曾記錄一個有意思的細節。

1973年，穆旦、周與良于天津睦南道147號

1975年10月6日，芝加哥大學時期的鄰居、政治學者鄒讜攜夫人盧懿莊來天津。當日穆旦日記記載：

去天津飯店（華僑飯店）見鄒讜、盧懿莊，有何炳琳同去，下午五時到達，同到鴨子樓晚餐（每人十元餐費），后到旅社又談一小時而歸，九時歸。

在鴨子樓共進晚餐，穆旦略帶吃驚地記下了“每人十元晚餐”的細節。十元在當時確乎不是一個小數目。這頓飯算下來，若以四人計，價錢自是不菲。經濟寬裕不到哪里去的穆旦記下這一筆，應是敏感到了他與國外朋友之間經濟上的大差異。

四個月后，穆旦因病臥在家而向南開大學打了一份“申請”，申說家中的實際困難：

……我家現有困難如下：我年已五十八，最近右腿骨折，長子查英傳在內蒙插隊，次子查明傳曾因病休學多年，現在雖在上學但仍有低燒等癥，經常須人照料，女兒查瑗在工廠當徒工，除三班倒外，還擔任社會工作，很少時間在家，因此家中確有困難。

查良錚 一九七六，二月

（此據手稿圖片錄入）

這是一份筆者偶然讀到的“申訴書”的最后一頁，豎寫。前頁未見，此件是否寫到經濟上的困難，未知。推測一下，如果查家經濟狀況良好的話，不是完全可以請人來家照顧嗎？顯然，查家此時尚開銷不起這筆計劃外的護理費。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