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近讀人民文學出版社《錢鍾書選唐詩》，覺得該書的出版對錢鍾書整體詩學觀和整個唐詩研究裨益甚多。目前，這部書已經(jīng)引起讀者對錢選唐詩標準的興趣和討論，茲就初讀所見，略談一二。

李商隱

在《錢鍾書選唐詩》里，李商隱以58首詩排在第3位，見出錢鍾書對李商隱詩的喜愛。這個排名同李商隱在《唐詩三百首》里第4位的排序基本一致。

錢鍾書曾說起自己學詩的經(jīng)過：“19歲始學為韻語，好義山、仲則風華綺麗之體，為才子詩。”（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這里提到錢鍾書年輕時就喜好李商隱和清人黃景仁(字仲則)的詩體。錢鍾書既是才子，又是學者。就才子這一面，他喜歡“虛負凌云萬丈才”的李商隱是很自然的。

李商隱的詩歷來號稱難解。前人每說“一篇《錦瑟》解人難”“獨恨無人作鄭箋”。李商隱在詩中喜歡用典，一個典故接一個典故，一個故事連一個故事，前人稱之為“獺祭魚”。大意是說，就像獺捕捉到魚一條一條鋪放岸邊，如同祭祀陳列供品。

而錢鍾書早年的詩也是用典頗多，有時“非注莫明”。當年，由于羅家倫知遇之恩，錢鍾書進了清華大學。后來他收到羅家倫的一首新詩，即給老校長回了一封信，稱贊羅家倫詩如“噴珠漱玉之詩，脫兔驚鴻之字，昔聞雙絕，今斯見之”。錢鍾書寫了一首七絕作為回贈，另外又抄了早先在清華讀書時所作的十首舊詩，一并寄給羅家倫。

這首七絕是：“快睹蘭鯨一手并，英雄馀事以詩鳴。著花老樹枝無丑，食葉春蠶筆有聲。”錢鍾書自注：“吳蘭雪本少陵‘翡翠蘭苕、鯨魚碧海’語，自題其集曰《蘭鯨》，意謂酣放精微兼而有之。歐公云：‘下筆春蠶食葉聲’，宛陵云：‘老樹著花無丑枝’，故詩云云。”（《羅家倫先生文存》）

錢鍾書在和楊絳談戀愛期間，也寫了很多有李商隱風味的詩（見《國風》半月刊）。在敵偽時期的上海，錢鍾書寫下了：“舊詩碧海青天月，觸緒新來未忍看。”（《中秋夜月》）這里即化用了李商隱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1948年3月，錢鍾書隨文化訪問團去臺灣地區(qū)，在草山住了一個月，曾作“打鐘掃地亦清涼”（《草山賓館作》）詩句。原詩附小注：《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這是李商隱在《樊南乙集序》里的話：“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到了晚年，錢鍾書也仍然喜歡李商隱詩，比如他作于1989年的《閱世》，末句是“留命桑田又一回”。這句化用了李商隱的“可能留命待桑田？”（《麻姑》）

可以說，錢鍾書對李商隱詩的喜愛，終生未變。正如清代吳喬在《西昆發(fā)微序》里所說：“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李商隱之所以成為李商隱，在于他對心靈世界的開拓。而錢鍾書正處在“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五四”之后的洪流中，這一點與李商隱的開風氣一脈相承。

錢鍾書很欣賞李商隱的“以文為詩”。李商隱曾得到崔戎、令狐楚兩位今體駢文高手的加持，文章獨步古今。對他而言，詩歌只是副業(yè)，駢體公文才是主業(yè)，是他一生最為自負的本領。歷史學家范文瀾說過，只要李商隱的《樊南文集》能夠存世，唐代的駢體文即便全部散佚也絕不足惜（《中國通史簡編》）。

錢鍾書認為，“七言排律散體昉于義山此篇”（《宋詩選注》），指的是《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后夢作》：“初夢龍宮寶焰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擎將華岳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李商隱借夢境之變幻，比喻身世之遭逢，這是現(xiàn)實的政治壓抑在夢中的體現(xiàn)。這首詩前后文意貫聯(lián)，音韻鏗鏘，聲調(diào)合律，唯獨通篇不對偶，是以散體入律的大膽創(chuàng)新。朱彝尊曾指出這首詩體裁上的特點：“律詩而無對偶，古詩而葉今調(diào)，此格僅見。”（《李義山詩集輯評》）錢鍾書對此加以強調(diào)。

周絢隆在《出版后記》里提到了錢選王初的一首詩。這首《青帝》全詩是：“青帝邀春隔歲還，月娥孀獨夜漫漫。韓憑舞羽身猶在，素女商弦調(diào)未殘。終古蘭巖棲偶鶴，從來玉谷有離鸞。幾時幽恨飄然斷，共待天池一水干。”楊絳在這首詩旁批注：“鍾書識：大似義山，已開玉溪而無人拈出。”錢鍾書指出，這首詩風格與李商隱詩頗似，已經(jīng)開了李商隱表現(xiàn)的源頭。詩題就似李商隱的諸多無題詩題目，恰如從“錦瑟無端五十弦”中抽取前兩字為題目的《錦瑟》。

錢鍾書認為，《錦瑟》放在李商隱的詩集卷首，其實相當于一篇自序。在《錢鍾書選唐詩》里選李商隱詩中，《錦瑟》依然是第一首，楊絳抄錄時間為“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

錢鍾書對李商隱《錦瑟》做出了無以復加的評價：“李商隱《錦瑟》一篇借比興之絕妙好詞，究風騷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嘆，遺音遠籟，亦吾國此體絕群超倫者也。”“義山詩《錦瑟》一首，實已臻于詩歌藝術至高之境。”（《談藝錄》）

白居易

李商隱的詩用典頗多、晦澀朦朧。白居易的詩通曉易懂、老嫗能解。而白居易卻極喜李商隱詩，甚至說來世要托生為李商隱的兒子。他倆相識在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隱時年18歲。當時白居易剛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時年58歲。

錢鍾書敏銳地看到這一點。他舉白居易向往李商隱的例子（參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六引《蔡寬夫詩話》）認為，對一個和自己的風格絕然不同或相反的作家，愛好而不漠視，仰企而不揚棄，文學史上不乏這類特殊的事。

錢鍾書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也選了李商隱的《馬嵬》（二首錄一）。

中晚唐以后，詩人對玄宗的穢行大都諱莫如深。白居易對唐玄宗霸占兒媳——壽王李瑁的妃子楊玉環(huán)時，也是采取了為尊者諱的態(tài)度，李商隱卻偏偏把諷刺的矛頭直指最高統(tǒng)治者：“龍池賜酒敞云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白居易把安史之亂的責任歸結到楊貴妃身上，為玄宗開脫。同時的陳鴻《長恨歌傳》、杜牧《過華清宮》也是如此。《新唐書》也說，玄宗之敗是因為楊貴妃，“女子之禍于人者甚矣”。而李商隱認為玄宗才應該負這個責任：“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馬嵬》）

李商隱和白居易在佛教的見解上也不同。白居易堅信自己可以托生為李商隱的兒子，還把詩集存放在寺廟：“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洛中集》）。這是小乘佛教的見解。而李商隱從小喜歡大乘佛教經(jīng)典，特別是入川后由小乘境界趨向大乘佛法。他晚年的詩大都浸透著大乘佛教精神。正如鄭燮所說：“李義山，小乘也，而歸于大乘。”（《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錢鍾書對白居易和李商隱的詩同樣看重，這可見出他非同尋常的眼光（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在《唐詩三百首》里，白居易僅以6首詩排在第11位。曹雪芹祖父曹寅編《全唐詩》時，選了白居易2600多首詩，是唐詩人里存詩最多的。而在《錢鍾書選唐詩》里，白居易以184首詩，高居第一位。

杜甫與李白

錢鍾書從小熟讀《唐詩三百首》：“余童時從先伯父與先君讀書、經(jīng)、史、古文而外，有《唐詩三百首》，心焉好之。”（《槐聚詩存》）在《唐詩三百首》里，杜甫以39首排第一，李白以29首排第二。而在《錢鍾書選唐詩》里，杜甫以174首排第二，李白以23首僅排在詩人的第20位。

前面說過，錢鍾書年輕時喜歡李商隱和黃景仁的詩，到歐游回國后，錢鍾書詩的風格頗似杜甫和金人元好問：“其后游歐洲，涉少陵、遺山之庭，眷懷家國，所作亦往往似之。歸國以來，一變舊格。”（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在《圍城》里，錢鍾書借董斜川之口，提到的大詩人就包括杜少陵（杜甫）、李義山（李商隱）。在錢鍾書看來，只有李商隱才是真正繼承了杜甫。他在《談藝錄》里指出，惟義山于杜，無所不學，七律亦能兼茲兩體。

錢鍾書選李白的詩數(shù)量雖少，但并不代表他不看重李白。在排位第二的杜甫詩里，錢鍾書就選了5首杜甫寫李白的詩：《夢李白二首》《贈李白》《春日憶李白》《天末懷李白》。錢鍾書批評蘇曼殊對中西文學的見解只是皮相：“蘇曼殊數(shù)以拜倫比李白仙才，雪萊比長吉鬼才。不知英詩鬼才，別有所屬。”（《談藝錄》）可見，錢鍾書是認可中國文學史對李白仙才、李賀鬼才的評價的。

還比如，對詩人任華（生卒年不詳），錢鍾書給予高度關注，任華僅存三首詩全部入選。這三首詩是：《寄李白》《寄杜拾遺》《懷素上人草書歌》，而李白為懷素也作有《草書歌行》。這里或許有存史的考量？

1948年，錢鍾書出版《談藝錄》，開篇即說“詩分唐宋”，“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他認為，事實上唐朝的杜甫、韓愈、白居易、孟郊等大詩人，實是唐代開宋調(diào)的人。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錢鍾書似乎并不籠統(tǒng)地認為唐詩比宋詩好，而是更偏愛“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而“以豐神情韻擅長”的唐詩，自然是李白為最勝。但是這并不適合錢鍾書的口味。他偏愛白居易的詩，認為既能敘事井井，又會說理娓娓，和神韻派更是話不投機（《七綴集》）。

選李白詩相對較少，可能是早期選詩過嚴，故初唐、盛唐詩選的相對較少；但更可能是錢鍾書興趣口味在中晚唐詩，如他自幼喜愛李商隱詩，故中晚唐選詩甚多。這正如一個人的口味，在故鄉(xiāng)在幼時形成后，往往長大了亦難以改變。

其他詩人

《錢鍾書選唐詩》是從5萬余首唐詩中選出的。白居易的詩最容易懂，錢鍾書為什么要選最容易懂的詩？我們或許可以從《宋詩選注》時的標準側面窺見其中的秘密。

楊絳說：“鍾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錢鍾書寫〈圍城〉》）這種情結，是否影響了錢鍾書的選詩。既然是為楊絳而選，自然不同于錢鍾書之前參與的《唐詩選》，是由集體決定的。這次不用考慮到領導、市場和讀者需求。當然長遠看，也許會在這次選詩基礎上，錢鍾書再次精選作注出版。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里說，胡適認為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是根據(jù)清人《宋詩鈔》選的，“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的”。這次錢鍾書選唐詩，更注重生活本身的詩，比如他選白居易、李商隱的詩，以這兩人晚年分別在洛陽和蜀地的閑適詩居多。其視野雖然分布在全唐，但關注焦點主要在中晚唐。除盛唐詩人杜甫之外，錢鍾書關于初唐、盛唐其他詩人的論述非常少，選詩也相對較少。

對中唐詩人韓愈、孟郊、張籍、白居易、元稹、李賀，錢鍾書均有不同程度的論述。而在《錢鍾書選唐詩》中，韓愈24首，孟郊37首，張籍19首，元稹45首，李賀20首，數(shù)量都相當可觀。

除掉李商隱、溫庭筠、皮日休、陸龜蒙以外，晚唐詩人少用古典。錢鍾書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個人風格和時代風格不相一致的例子。他選了晚唐用典詩人溫庭筠31首，皮日休11首，陸龜蒙31首。

學界多把錢鍾書劃為宋詩派，認為錢主宋詩，而忽略其對唐詩的整體研究。錢鍾書著眼于整個詩歌發(fā)展的文學史觀，指出宋詩變化于唐，唐詩與宋詩只是詩歌兩種不同的風格，屬于兩種不同的審美旨趣，沒有孰優(yōu)孰劣、高下貴賤之分。這正是錢鍾書提出“詩分唐宋”真正的用意。

總之，《錢鍾書選唐詩》的出版，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考察錢鍾書的詩學觀中對唐詩的整體觀照，這有助于對錢鍾書整體詩學觀的深入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又可以推進并深化對唐詩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