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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一角 資料圖片

《故宮六百年》 閻崇年 著 華文出版社

2020年12月8日，既是北京紫禁城即故宮建成600周年，又是明北京城建成600周年。其根據是，《明太宗實錄》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戊辰（初四日）即公元1420年12月8日記載，永樂皇帝在北京紫禁城新落成的奉天殿（今太和殿）暨殿前廣場舉行盛典，向天下、向臣民、向外國使臣等宣告：北京的都城、郊廟和皇宮，“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于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已告成”。這就表明，明紫禁城和明北京城建成于1420年12月8日，到2020年12月8日，為600周年。當時是同時興建三座城，即宮城（皇宮）、皇城、京城，這三座城同時告竣，奠定了今北京城的格局和基調。

故宮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所以北京故宮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所以說，明北京皇宮和明北京城建成600周年，是中國文化史，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從2012年到2020年，八年之間，我通過電視視頻、網絡音頻和圖書文字等形式，講述故宮的歷史、建筑、藝術、人物和精神。其中，連續出版了關于故宮的八本書。這就是《大故宮》（全三冊）、《御窯千年》、《故宮六百年》（上下冊）、《大故宮六百年風云史》和《故宮疑案》。許多朋友問我，為什么研究故宮并寫故宮、講故宮？

實際上，我與故宮有著特殊的緣分。這種緣分，概括說來，有五種：這就是情緣、地緣、學緣、人緣和機緣。

一是情緣。我出生在山東蓬萊一個半山半海的小鄉村，因鄉村地少人多，且土地瘠薄，難以糊口，曾祖父、祖父、父親、兄長四代先后到北京謀生。老家有一句民諺：“為人不上京，等于白托生。”清代、民國初年進京打工多不帶家眷，老了落葉歸根。他們每一年或兩年回鄉探親一次，自然要講北京、講皇宮的故事。我的祖母很會講故事，特別會講宮廷的故事，那時我便對故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父親帶我第一次走進故宮，終于圓了我的一個童年向往故宮的夢。

二是地緣。我到北平后，又同故宮有了地緣。我家住在北新華街北口，今北京音樂廳旁邊。那里同故宮、中南海、中山公園（社稷壇）、天安門、文化宮（太廟）等南北只有長安街的一街之隔。我上中學在南長街南口路西的北京市第六中學，那里是清朝升平署的舊址。學校同故宮東西只有南長街的一街之隔。我們一度就在天安門廣場上體育課，還參加了修整天安門廣場的義務勞動，并參加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課余時間，我和同學們經常徜徉在天安門、故宮、社稷壇、太廟甚至中南海。我們學校的老校工徐沛霖曾做過皇宮侍衛，學校北邊的會計司胡同里住著清宮老太監，我曾經多次聽他們講過故宮和清朝的往事。直到現在，我已經在北京生活和工作70多年。這些都成為后來我研究故宮所特有的地緣。

三是學緣。學，既指讀萬卷書，也指行萬里路。我學清史，因清承明制，也涉獵明史，我還研究北京史、滿學，而以上這些學科的一個重要的交叉點，就是故宮。所讀的文獻、檔案、文集、筆記、碑刻、宮史等，多與故宮有關。因為學術研究的關系，我經常去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即后來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檔案、看文獻、開會、考察，總算有千次之多。我也寫過研究故宮的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故宮姻系中的北京“三山五園”、沈陽故宮、避暑山莊、木蘭圍場、南京明宮遺跡、故宮文物南遷四川樂山安谷舊址、臺北故宮博物院暨其山洞文物地庫、臺中霧峰北溝防空洞文物庫房遺址等，我都多次去參觀考察，并結識許多跟故宮有關的學界師友。這些使我與故宮結下深厚的學緣。

四是人緣。因學緣，結人緣。跟故宮相關聯的學術團體，如北京史研究會、清代宮廷史研究會、北京滿學會、中國紫禁城學會、中國古都學會等，我都在其中任過職務。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故宮成立紫禁城出版社，恢復《故宮學刊》和《故宮博物院院刊》，創辦《紫禁城》雜志，成立中國紫禁城學會，編纂《故宮志》和《故宮詞典》，創建清宮史研究室等，我都從朋友那里先知其事，有的還參與其中。這樣，我在故宮內外，結識了一批多地區、多學科、多單位、多領域的老年專家和青年俊彥，得以汲取他們的學術成果，對故宮及其外延有更多、更細微的了解。這些成為我讀故宮、寫故宮難得的人緣因素。

五是機緣。萬事萬物，總有機緣。我寫故宮遇到三次機緣。

第一次寫故宮，是2010年至2012年，值與央視《百家講壇》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合作的機緣。成果是在《百家講壇》開講《大故宮》系列講座66講，出版《大故宮》一、二、三部，之后又補充播出和出版了其第四部——《御窯千年》。2020年，為紀念故宮600年，故宮出版社將《大故宮》修訂出版。

第二次寫故宮，是2019年至2020年，值與網絡音頻平臺喜馬拉雅和華文出版社、青島出版社合作的機緣。成果是在喜馬拉雅開講《大故宮六百年風云史》系列講座100講，出版了文字翔實版《故宮六百年》（上下冊）和簡明版《大故宮六百年風云史》。

第三次寫故宮，又是一個特殊的機遇。本來，故宮的寫作計劃告一段落，但是庚子年前夕疫情來臨，禁足在家，于是梳理已積累的資料，寫出《故宮疑案》書稿，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梓行。

由上，我與故宮情緣、地緣、學緣、人緣和機緣的統一，為我的“故宮系列”八本書，做了理性與感性、資料與觀點、史論與體驗的準備，打下了寫故宮、講故宮的學術基礎。這促成我學術生涯中“故宮系列”的實現，也促成我從78歲到86歲的八年間，以視頻、音頻、圖書三種形式來解讀故宮。

很巧，繼《北京史話》《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和《中國古都北京》出版之后，我“五寫”北京的新書《北京文化史》，也在明故宮和明北京城建成600周年的紀念日當天，舉行新書發布會。

總之，我認為，只有偉大的中國、偉大的歷史、偉大的人民、偉大的文化，才會有偉大的故宮、偉大的北京。這是我們中華的民族自信、人民自信、文化自信的一個鮮明象征。

（作者：閻崇年，系歷史學家、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