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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環境研究會”（ASLE）組織刊物，《文學與環境的跨學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

徹瑞爾·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和哈羅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合著，《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兒童文學的生態批評研究屬于兒童文學跨學科研究、方法論變革中很重要的一支，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和國際學界對話的前沿領域。付玉琪近年來基于世界兒童文學學術視野，以生態批評方法研究現代中國兒童文學，開拓出一些新的學術話題。特別是從兒童文學的特殊文類屬性出發，辨析了為兒童文學專有的生態意識及其思想含蘊。《兒童文學生態批評研究的價值趨向》一文，提出“童年精神生態詩學”建構這一價值命題，對于豐富我國生態批評與兒童文學研究均有積極意義。若與原創兒童生態文學的實踐形成積極對話，則更易形成我國兒童文學生態詩學建構的生動圖景。

近年來，有關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變革問題愈加引起學界關注，一個主要的激發背景是兒童文學研究的世界眼光逐步被充分打開，一批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背景的學者的介入，使得兒童文學的中西對話變得更加通暢自如，惠海峰教授即為其中典型的一位。在《兒童文學的敘事研究應大有可為》一文中，他將師承申丹教授的敘事理論與兒童文學深度融合，對話國際兒童文學學界，梳理出兒童文學敘事理論研究的主要思想突破及其發展前沿趨勢，并對比國內在此領域已經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空白，指出后經典敘事理論之于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增長點所在，此一學理闡述對于深化我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李利芳

“生態批評”（ecocriticism）這一概念由美國學者威廉·魯卡特于1978年提出，他認為生態批評能夠將文學與生態學結合起來，批評家必須既有生態學視野又有人文關懷，并且提出“建構出一個生態詩學體系”的重要論斷。1992年成立的“文學與環境研究會”（ASLE）標志著生態批評的正式興起，其后一年，該組織的刊物《文學與環境的跨學科研究》（ISLE）面世，逐步發展成為生態批評重要的傳播媒介。1996年美國第一本生態批評論文集是由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和哈羅德·弗洛姆共同主編出版的《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明確指出“生態批評研究文學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系”，“生態批評運用一種以地球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批評家們試圖從盧梭、達爾文等人的生態思想，從以利奧波德為代表的整體論生態倫理學以及歐洲的深層生態學等思想理論中尋求支撐。我國的生態批評在借鑒西方生態批評理論、生態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更注重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結合，將精神資源的“尋根”目光投向古代的生態哲學，投向民間、民族文化心理內部，投向中國文學悠久的傳統。新時代背景下生態批評的任務不僅在喚醒人類的生態保護意識，更重要的是重新鑄就生態人文精神，從而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星球持續發展的地球文明。

生態批評主張實現由人類精神層面的“自我意識”（ego-consciousness）向“生態意識”（eco-consciousness）轉變，即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代之以生態整體主義立場。作為服務于少年兒童的兒童文學，其文學運思資源主要來源于童年思維，以個體或人類根性階段的生活內容與生命特征為審美對象，其基礎美學內涵表現為“萬物有靈”，人與自然天然和諧統一。兒童文學先天秉具生態精神，生態意識作為一種文學基因自在于兒童文學，因此兒童文學批評也必須自覺實現與生態批評的匯通。 近年來，隨著我國原創兒童文學事業的不斷發展，兒童文學創作的生態意識在作家群體中變得越來越自明，具有生態思想內涵的文本在各文體中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因此，更加重視兒童文學的生態批評研究已顯得非常迫切必要。這一研究理路除去要揭示闡釋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共性的生態美學要義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出兒童文學的區別性內涵，即那些為兒童文學專有的生態詩學思想理論，以更好地指導于創作實踐。

在藝術表現上，兒童文學具有與成人生態文學不同的情感基調，兒童生命底色呈現為積極明亮，使得兒童生態文學以熱愛、尊重、關懷、希望的精神去認知現世文明乃至宇宙文明。兼顧教育性與趣味性的兒童文學，承擔著向兒童傳遞科學知識、提升生態意識、塑造生態觀念的歷史任務，而生命奧秘、生態智慧的揭示，更利于整體社會生態的和諧穩定。兒童文學的“生態”意蘊不僅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之間，還延伸到了人類與生命全體（包括非人類生命、后人類、外星文明）的關系，以生命共同體的利益作為生態童年建構的必要條件，使得“生態”的文學邁向“生命”的文學。從時空跨度來看，生態問題不僅關注具體歷史語境中人類的生存危機與精神危機，而且將這種危機意識延展到未來的地球乃至宇宙空間中。生態童年，具體解釋為基于生態視野或生態思維下的童年藝術表達，其建構直接源于成人作者獨特的童年經驗，關涉其所處具體文化語境中傳統的、民間的、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中積淀的深厚文化心理。在生態觀形成的過程中，兒童與成人讀者一道，從熱愛某個具體“地方”（place，也譯為“處所”）擴散至整個自然界，由思考人類生命與非人類生命的關系輻射至整個宇宙空間的一切文明，為生態整體觀的塑型奠定基礎。生態童年始終立足兒童生存現實，卻又以獨有的兒童想象的方式實現精神層面的某種超越，從而對生存困境的解答提供出路，這樣既重構了自然生態乃至星球空間的神秘遼遠，也重建起富含新質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星球的關系。

當前兒童文學的生態意識顯示出對于棲居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文明的深切關注，無論是寫實文學或是幻想文學，都以直面現實的方式積極回應著生態系統的拯救與保護問題。相較于國內兒童文學生態批評側重于“潤物細無聲”式的美育手段，通過向兒童傳達自然之美以及中國傳統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以塑造兒童熱愛整個星球并敬畏生命的生態世界觀，國外兒童文學生態批評更傾向于通過向青少年賦權而褒揚其主體意識，希冀通過兒童文本的精神力量，鼓勵他們借助更加直接、實際的社會參與來改善生態危機，提升兒童應對未來星球生存危機的實踐能力。兒童文學生態批評的東西方對話空間還沒有被有效打開。整體來看，兒童文學生態批評以生態整體價值作為衡量標準，既要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又要防止走入生物中心主義的極端，要在生態倫理和人文關懷中尋求一種中間境界——既關注人的生存發展，又樹立起生態倫理兼容并蓄的價值取向，兒童文學生態批評因此才能走出一元思維或是二元對立的誤區。生態批評在兒童與自然的雙重維度為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它把并不孤立的生態問題和兒童成長問題聯系起來綜合考慮，使生態哲學和兒童本位觀得到協調發展。在當今生態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集結生態研究與兒童文學研究兩股批評力量，有望建構的童年精神生態詩學，是這一領域最值得期待開拓的價值命題。

童年精神生態詩學，研究并闡釋“童年”作為一種精神生態自立自在的詩學內涵，或也可指從生態詩學角度敞開“童年精神”的價值空間。這一研究向度將兒童觀與社會生態、自然生態研究結合了起來，同時直接接通我國古代思想中對于“童真”的經典論述，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從“道”的思想高度所論的“嬰兒和赤子”的精神價值。這一研究理路在了解借鑒西方兒童文學生態批評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秉持兒童文學獨立的美學追求，立足中國文化根基中的生態智慧與生命哲學思想，從現代中國兒童文學自身觀念變化的邏輯出發展開形態整合與學理闡發。童年精神生態詩學應是融合了兒童性、生態性和文學性的思想建設，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指導，將生態整體利益作為衡量標準，重視童年的文化建構價值，以從童年出發“重振文學藝術的自然之維”，使兒童文學成為兒童更自信地實現自我認同、塑造星球意識的最好介質。

生態批評無論在成人文學領域亦或兒童文學領域都屬于十分前沿的話題，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這一前沿課題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方向與新視角，屬于兒童文學跨學科研究一個嶄新的維度。伴隨近年來國內生態文學思潮日益壯大，兒童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領域都出現了專門的團隊和新興力量，加之當前原創兒童文學強勁的發展勢頭，兒童文學的生態詩學研究已成為迫切的課題，屬于中國文藝理論建設中有機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對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