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文藝要書寫時代的巨變

2018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聯合主辦的“改革開放與中國扶貧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說：“特別是40年前，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同時也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減貧進程。 ”消除貧困，是自古以來人類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將消除貧困提升到國家戰略來推行，是中國歷史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壯舉。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力度、規模和影響前所未有，中國扶貧具有整個人類歷史層面上的意義和世界性的價值，其艱難曲折的過程和輝煌燦爛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部壯麗史詩！有人如此中肯地評價，“如果沒有中國的扶貧成就，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就難以實現” ，“全球在消除極端貧困領域所取得的成績主要歸功于中國”。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厲、一鼓作氣，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在此基礎上，又提出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扶貧、脫貧勝利在望，扶貧、脫貧不是就此止步，而是要面向美好的未來繼續大踏步前進。

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我們的文藝要書寫時代的巨變，要真實地反映中華民族在走向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每一道鮮明的時代足跡。就扶貧主題小說而言，二三十年來佳作不斷，已然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當代文學潮流，當下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回顧、梳理、分析與反思。

二、扶貧小說的時代主題

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柳青的《創業史》（1960）、周立波的《山鄉巨變》（1960）等小說，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代主題，揭示了中國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進程中的精神風貌和社會面貌，曾經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又一醒目的時代主題——“扶貧”逐漸進入文學創作的視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之后中央進行扶貧工作全面的頂層設計，精準扶貧工作迅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文學要反映社會生活，是時代的一面鏡子，“扶貧小說”是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重大突破與發展，堪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主題的小說相媲美。

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扶貧小說能很好地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扶貧。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脫貧這條道路上進行著不懈的努力與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貧困人口脫貧列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宣布：“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于是，中國開始了堪稱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脫貧攻堅戰。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正是這一號召，激發起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空前熱情，他們不僅以各種形式親身投入到扶貧工作之中，還以各種文藝形式來反映扶貧工作和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的社會現實。

在文學創作方面，扶貧題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筍，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績，其中尤以小說為最。近年來，關仁山的《金谷銀山》、馬平的《高腔》、江覺遲的《雪蓮花》、賀享雍的《天大地大》、潘紅日的《駐村筆記》、李明春的《山盟》、班源澤的《陽光起舞》、趙德發的《經山海》、唐成的《扶貧札記》、韓永明的《酒是個鬼》、章泥的《迎風山上的告別》、何開純的《桃園兄弟》、楊遙的《大地》、羅涌的《深山松濤》、林雪兒的《北京到馬邊有多遠》、唐天馬的《風云際會》、張成海的《城門》、韓宏蓓的《暖山》、昃文江和王方的《毛驢上樹》、路尚的《安農記》、王潔的《花開有聲》、張兵兵的《扶貧一線》……這些扶貧小說引起了較大反響。有學者將《金谷銀山》譽為“新時代的《創業史》”，將《雪蓮花》比作“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可見對扶貧小說評價甚高。從這類評價中，我們可看到文學主題時代變遷的歷程，可看到《創業史》《山鄉巨變》等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與《金谷銀山》《雪蓮花》等扶貧小說的內在關聯性與歷史延續性。可以斷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題材小說，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和反映扶貧的，恰恰是最能反映時代變遷主題的兩類小說，也最能凸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特征。故而，扶貧小說必將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上占據一個顯要的位置，它形象地刻畫了時代的發展脈絡，是現有文學體制下合乎生活邏輯的合法而又合理的文學現象。

當下扶貧小說的主題與新時代緊密相關，其興盛是作家浸染于這個時代氛圍中的必然結果。實際上，扶貧小說有一個長期醞釀與發展的過程，這點很容易被忽視。早在1996年《清明》第1期頭條就發表過謝志斌的中篇小說《扶貧》，2000年1月新華出版社即出版張百新的《三西扶貧記》，同年同月天地出版社亦推出阿克鳩射的《懸崖村》。后至2011年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劉彥慶的《駐村干部扶貧筆記》、201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潘年英的《扶貧手記》等等，扶貧小說一路緩緩而行，沒有間斷，黨的十八大之后更是大量涌現。從中我們不難理解這一文學現象繁榮的社會動因，使我們真切感受到脫貧攻堅的時代緊迫感。

三、扶貧敘事的不同視角

與新中國成立初期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主題的文學創作不同，扶貧題材的文學作品體式多樣，小說、散文、詩歌、筆記、日記、札記、紀實、報告文學（或非虛構）等幾乎應有盡有，而且傳播的方式、范圍和速度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而作品的受眾面更為多層、立體與寬泛。對此，可另題探討。單就敘事視角而言，扶貧小說較之于視角相對單一的農業合作化小說，則要豐富得多。

扶貧是全國性的政府擔當與作為，扶貧干部身份因而成為扶貧小說的最常用視角。林雪兒的《北京到馬邊有多遠》，是以中央、省、市三級紀委在馬邊扶貧為題材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潘紅日的《駐村筆記》，講述由志平、冰兒、國令、阿揚和阿才組成的精準扶貧攻堅第七小分隊，奉命進駐河城縣天馬鄉貧困村紅山村的故事；劉道云的《第一書記》以小說的形式、白描的手法，刻畫了一個新時代共產黨員、扶貧干部何豐華的光輝形象；張兵兵《扶貧一線》的主人公王思邈，是西北一個小縣城的扶貧辦主任，他深入一線，以求真務實的精神為黑原縣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而努力；徐文忠的《金色的陽光》寫稅務干部扶貧，羅涌的《深山松濤》寫檢察干部扶貧，楊一楓的《扶貧筆記》寫報社主任編輯扶貧，唐成的《扶貧札記》寫工會干部扶貧等等。不同政府部門的大量干部參與扶貧第一線的這一視角，真實反映了國家對脫貧攻堅這一偉大的人類壯舉的強大信心和堅強作為，從而使扶貧小說更具時代性風范。

大學生擔任村官是扶貧小說的一個全新視角，是中國當代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突破，而且這類小說還兼具成長類型小說的特征。路尚的《安農記》，敘寫了哈佛留學歸國博士石潤生到貧困縣任代縣長，立志改變家鄉落后面貌的故事；他胸懷大夢，腳踏黑土，不僅精準扶貧工作做得出色，還收獲了美好的愛情。何涌的《泥窩物語》講述了四川某地泥窩村脫貧的故事，塑造了兩任大學生駐村第一書記盧子美、唐小哈的形象。這類視角帶有普遍性，小說并沒有生造人物形象，讀起來真實可信，充滿時代新變和生活氣息。現實中，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生黃文秀深入廣西貧困山區做村官，參與脫貧攻堅工作，后來英勇犧牲的故事激勵了很多年輕人。如此真實的扶貧生活實例，讓讀者不會懷疑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盧子美和唐小哈先后去泥窩村做“第一書記”的真實性。他們所面臨的不僅僅是自身經驗不足的問題，還要面對很多思想保守落后、充滿小農意識的村官，以及部分性格古怪難纏的村民。可以說，這類視角的扶貧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當代小說的表現領域，推動了當代小說敘事向縱深發展。

在我看來，扶貧小說中的兒童視角最具色彩感，也更動人心魄。王潔的《花開有聲》具有留守兒童和精準扶貧的雙重主題性質；紀紅建的《家住武陵源》是一部體現精準扶貧的現實題材兒童小說。曾緋龍、張昱煜的《扶貧路上的追夢少年》 ，講述了余梓洋、郭云柯、鄧韜、雷永微、謝高慶、劉熒芳、左偉波、謝嘉成等8位少年追夢者的故事，這一群像讓我們感受到了生命的頑強與燦爛。章泥的《迎風山上的告別》 ，則以殘障兒童的視角捧出了一個有溫度的脫貧攻堅故事。韓宏蓓的《暖山》詮釋大愛，溫情款款，以兒童視角講述了豫西貧困山村精準扶貧的真實感人故事。而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江覺遲的《雪蓮花》 ，盡管是以主人公梅朵從內地來到藏族聚居區支教、幫扶為視角，但對象卻是兒童，艱苦的深山草原生存環境和川藏地區的風土人情相互交融，讀起來特別感人又別具風味。總之，這類敘事視角帶有明顯的精神扶貧、扶志的意味，而且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實屬難得。

兒童視角的扶貧小說中，謝蓮秀以農村留守兒童為敘事主線的長篇小說《暖村》很值得關注。作者以如鑿的筆尖，為我們洞開了一個鄉村留守兒童的獨特世界，形象地勾畫出一連串震撼人心而發人深省的故事。作者無意去描寫無數的打工場景和打工者的各色人生，選取的只是一群鄉村兒童的現實生活，并以此作為這個時代的橫切面。但讀者通過閱讀感受，就能夠想象出他們的父母在打工世界里的艱難，同時勾起對以往美好而寧靜鄉村的記憶。詩意與現狀的對照，靈與肉的相互折磨，在關于“原鄉記憶”和“棲居地”的剖析中，還原著一個民族的精神脈絡。小主人公甜甜和牛牛的父母親秋林和海棠，他們在打工城市里遭遇車禍而客死他鄉的情節；失去兒子、兒媳婦獨自照顧孫子孫女的失明老人端福叔公；山體滑坡中為保護孩子而失去右腿的五谷老師；倍感孤獨收留流浪狗又患上狂犬病而夭折的紅月；以及父親打工后罹患精神病，自身又患白血病后依舊努力上進的余香……詩意與黯淡，兩相對比，鄉村曾經的田園式安寧生活與當前蕭疏的處境，效果達到了很強的張力。畢竟文學之于現實和人生，就像卡爾維諾所言： “在遭受痛苦與希望減輕痛苦這二者之間的聯系，是人類學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常數。 ”從這個意義上講， 《暖村》是在詮釋著我們今天整個社會都不得不面臨而又難以去破解的一個“常數” 。這類小說把象征農村未來的兒童推到讀者面前，所引發的深思早就超出了普通的扶貧范疇，從而具有更為深刻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意義。

扶貧小說的敘事視角肯定不只以上三種，然而僅從上述所列來看，即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扶貧小說可謂這個時代文學的重大收獲，其豐富的內涵還有待我們不斷地發掘和認真研究。

四、扶貧小說的生活氣息和文化地理

扶貧小說當下生活氣息濃厚，在場感真切，時代印記鮮明，很多時候深印文化地理的胎記。這些特征使扶貧小說的文學性、文化性和可讀性大大增強。

下沉偏遠貧困鄉村的扶貧干部形象，以往小說中從未出現過；面臨國家扶貧政策大力施行之下的很多新的農民形象，以往農村題材小說中也未曾出現過。我們最多能夠從以往的小說中，看到曾經可能出現過的一些影子，卻又與以往的小說人物迥然有異。很多扶貧小說中的干部，實際上是現實中的干部。小說內外，常常具有非虛構的紀實屬性，有時甚至難以分清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中的人物。可以說，非虛構性是扶貧小說的又一個明顯的特征。

這些小說中干部和農民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堅實的現實基礎和濃郁的生活氣息，且二者又與小說中的文化地理高度融合。昃文江、王方在小說《毛驢上樹》中塑造了“毛驢”毛二貴形象，頗具代表性。毛二貴是個痞氣十足的無賴，他白天上演全武行，晚上申請貧困戶，搞得云蒙崮村雞飛狗跳，麻煩不斷。駐村一年的書記林大為平和寬厚，一一化解棘手的沖突和矛盾。 《安農記》中的石潤生，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孤兒，是村里第一個大學生，更是一個扶貧干部，這個形象將孤兒、大學生和扶貧干部等身份揉合到一起，盡管有些理想化的虛構，卻不失現實的真實性基礎。

這類小說的生活氣息和現實感往往通過人物的地方語言來體現。 《泥窩物語》中，像李泥香說的“這一次國家打雷扯閃來大動作” ，像賈吉慶說的“你不把事情給我說清朗，孔子認得的老子認不得” ，像賈吉慶勸蔡分田加入合作社時形容道“說上一捧芝麻的好話，蔡分田還是燕子銜泥緊閉嘴” ，這些語言都極大提升了文學表現力，成功塑造了農村人物形象。作者在敘事時還使用了大量歇后語、諧音和人物外號，充滿靈性和活力的農村土語描寫，很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小說讀起來更為生動有趣。

再以《泥窩物語》為例來略說扶貧小說的文化地理特征。 《泥窩物語》不是社會學、管理學或經濟學著作，它無需去真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它存在的基礎是文學性。如果沒有文學性，這部小說就是失敗的，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盧子美對賈善人的生平考證、對賈家洞的文化挖掘，無疑豐富了小說的文化底蘊，又讓小說平添了許多傳奇性。作者穿插賈善人和賈家洞的故事，卻并非閑筆，并非為傳奇而硬湊，實際上與扶貧工作息息相關。一是試圖從文化和思想觀念上克服扶貧工作所面臨的困難，二是從中找到扶貧的另一條途徑，比如開發泥窩村的文化旅游項目。由此看來，作者是要將對賈善人生平考證、對賈家洞的文化挖掘，置于小說整體的敘事結構中，使小說的結構勾勒出外在現實的敘寫和內在文化歷史的溯源兩條主線，在整體上形成交叉與延伸的形態，使得小說的敘事立體而復調化。

此外，正如《創業史》中的蛤蟆灘、《山鄉巨變》中的清溪鄉，扶貧小說也頗具地方志、地名志和鄉村志的特征。泥窩村、云蒙崮村、李家壩村、霞染村、半面井村、紅山村、懸崖村……大量面世的扶貧小說無異于在構建一部嶄新的中國扶貧文化地理，其間或溢出當下“扶貧”內涵，又增添諸多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生趣，也為“扶貧”這一時代文學主題插入系列生動而鮮明的注腳。

五、結語

扶貧文學業已形成一股聲勢較大的文學思潮，而且這股潮流還在匯集、發展和壯大之中。以上所言，限于篇幅，只能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扶貧題材的藝術表現形式，扶貧小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影響力和受眾面來看，遠不及扶貧影視作品，其現狀和原因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的另一個側面。2020年是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在此有必要就反映這一時代變遷的扶貧小說來進行某一層面上的觀察。一方面，扶貧小說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主題，是時代留下的一道鮮明的印跡；另一方面，扶貧小說的成就得失，也需要評論界細加研究，以推動文學的良性發展。如果回到文學本身，扶貧小說也確實有一些可能存在的缺陷。比如，扶貧小說有很多的日記體和札記體，對扶貧生活過于真實地描述，自然就缺乏藝術加工而影響到文學性的凝聚與提升；再比如，有些扶貧小說存在圖解政治和政策的弊端，沒有藝術地處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也出現了不少政治傳聲筒類型的作品，從而影響了文學時代性真正精髓的文學表現；還有就是從典型人物的塑造來看，盡管扶貧小說已出現了很多獨特的人物，但似乎還缺少真正最有代表性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時代形象。不過，扶貧小說的發展仍處過程之中，一定還會出現更值得期待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