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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書刊形態變遷研究》，沈珉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在書刊設計中，我們常用“類征”一詞來描述書刊設計的類型化特征，以引導讀者購買。“類征”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設計風格多元化、出版種類多樣化之后才產生的。沈珉教授的新作《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就是對“類征”的討論。

從“浙江文人與書刊裝幀研究”到《現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再到現在的《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沈珉教授對書刊形態的挖掘越來越深入，方式越來越豐富。如果說對書刊形態設計主體的身份分析是“浙江文人與書刊裝幀研究”這一課題的中心，那么在《現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中，她的研究范圍已經突破了對設計主體的追問，而投向于“近代視覺性何以形成”的命題，建構了書刊形態現代性的五個維度，剖析了近代書刊形態的技術路徑以及社會思潮的影響。設計的現代性依然是《近代中國書刊形態變遷研究》關注的重點，但是研究重心卻移至形態與文化的關系梳理。研究將近代文化特質進行了宏觀的描述與類型化歸納，并對其對應的書刊形態進行了視覺的總結，從而得出不同文化類型的書刊的類征方式與表征的特點。

符號學的運用無疑是這一專著中最為出彩的地方。

按照羅蘭·巴特的說法，符號是產生意義的形式。雖然羅蘭·巴特建立了二級意指學說、將符號與社會文化聯系起來，但是他卻沒有指明具體的操作方式。相反，就像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里所做的，他盡其所能放縱能指，他的意指也就變得縹緲。這對結構主義之后的觀念表達是有利的，但是對于設計的意義卻削弱了——如果將符號當作是版面經營的意義法則，不精確性是無益的。反過來說，書刊形態是為了把握精確性，從而在視覺的層面上引導讀者。

在這本專著中，作者力圖通過對近代書刊形態的縱橫方向的挖掘與延展，在豐富的事實中抽取形態構成的符號。專著認為，書刊的形態，就是“文化觀念的有策劃性地表達”，同時又創造性地將設計風格視為“意圖傳達的能指方式”，因此，設計風格不是懸浮于內容之外空洞的藝術手段，它表示的是直接意指層所指與能指之間的修辭關系。不僅如此，專著還認為，所謂設計風格，也是歷史化的結果，是技術、文化、觀念的集合，設計對范式的運用、改造以及反轉，都表達了主體的意圖。運用“縱聚合”與“橫組合”的概念，可以分析文化視覺類征的形成。所謂“縱聚合”，就指同樣結構位置的元素替換的關系集合。所謂“橫組合”，是指幾個符號要素相繼在空間上出現的聚集。“類征”是符號“范式化”編制的結果。“范式”在這里指向于版面營造與使用規范。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形態不再囿于平面設計對于元素的處理以及版面的美學特征分析，而是作為“客體性質的顯性表達”來理解的，圖像表征也并不是純粹從圖像學角度進行闡釋，而是重新回到設計主體的立場，作為“形態展現的策略”來理解。

專著盡力抓住設計風格與文化特質間的匹配關系，從而使意義表達賦有鮮明的外觀表現，也使設計者對藝術風格的認識從形式深入到觀念。專著總結了四種設計風格：裝飾主義、寫實主義、象征主義以及構成主義設計風格。四種文化類型：革命主義、審美主義、文化主義以及先鋒主義。設計風格的能指是開放的，所指也不封閉，這就需要對原有范式作出修改。因此，變遷是唯一不被懸置的。

正像伽達默爾所說，當代人理解歷史時并沒有將自己中性化，而將自己的“偏見”帶入到認識之中。專著非常警惕將預設的結果視為變遷的前提，從而遮蔽了對歷史的真實洞察。書稿關注到在傳統的裝飾主義也可以與不同的文化類型對應，比如在新文化以后仕女圖案中的女性面目模糊成為一種常態：豐子愷的女性有的沒有嘴臉，葉靈鳳的女性臉部總是被長發遮蓋，陶元慶女性的臉是變形扭曲的，杭樨英的女性體現出照相技術的影響，張光宇的女性是整飭過的夸張形體——這些抽象的、圖案的，非現實的裝飾圖案，就是對革命主義與先鋒主義文化的匹配。革新可以來自于對傳統的再創，而非援引西方資源那么簡單。

作者自認為，著作只是對近代書刊形態研究史的補充，是試圖在符號學框架中找到以往研究沒有重視的地方，提供一些可能可以憑借而推進的看法。在筆者看來，正如此書《序》作者所言，過去的出版史研究主要是革命史的范式，但還有現代化范式。專著也是嘗試以開放的研究態度來探討書刊裝幀的歷史，努力將其從藝術的框架中掙脫出來，面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而另外一個方面，作者對出版媒介考古似的發掘，也隱含著沈珉教授近期的學術轉向：媒介不再是可以被文化輕易過濾的載體，而是形式的重要表現因素，應該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