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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以痛而歌——凱綏·珂勒惠支經典作品展

展期：2020.12.25-2021.3.15

地點：億達時代美術館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歐洲大陸政治格局發生巨變，新聞出版業在社會動蕩的刺激下，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在這種環境之下，版畫，尤其是平版印刷版畫被廣泛應用于社會批判之中。1860年之后，原創版畫不但被視為復制雕版版畫的補充，更成為新聞和木刻插圖、攝影或照相制版法的替代選擇。蝕刻法復興，版畫對前衛藝術家來說成為舉足輕重的藝術創作手段，在這一時期的某些情境下，甚至成為前衛藝術最重要的部分。

珂勒惠支與時代

凱綏·珂勒惠支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最杰出的表現主義版畫藝術家，繼戈雅和杜米埃之后，她以各種不同的版畫技術與媒介創作了大量作品，主要表現城市無產階級的艱辛生活，尤其是婦女兒童的悲慘狀況與遭遇。她的丈夫行醫時所見苦難現實，成為她創作的主要素材。

盡管在有些評論者的筆下，珂勒惠支是德國表現主義時期版畫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與其他表現主義藝術家相比，她是特立獨行的。因為她所表現的是現實中真實發生的事件和真實見到的人，她的創作有著如記者拍攝的新聞圖片一般的嚴謹與寫實，她是以版畫創作作為社會批評武器的藝術家。她認為她的“作品不是純粹藝術，但它們是藝術”。她說：“我同意我的藝術是有目的的，在人類如此無助而尋求援助的時代中，我要發揮作用。”

此次展覽展出40幅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是對珂勒惠支一生中藝術風格、創作思想及其身處的歷史環境的一次精選呈現，跨越了從1891年直至1932年。珂勒惠支在這些版畫作品中，對法國大革命之后這一百多年里政權頻繁更替、拿破侖鐵蹄肆虐歐洲以及英法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背景之下，底層人民遭受的代代延續的戰亂、貧窮、疾病、饑餓和死亡進行了深入人心的展現。北京這場展覽的標題“以痛而歌”，既是對這批收藏內容特征的精確歸納，也是對藝術家畫面里那段世界史中人民這一主角的整體形容。

珂勒惠支與魯迅

第一位將珂勒惠支介紹給中國并影響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今大量中國藝術家的魯迅先生，曾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與珂勒惠支通信，邀請珂勒惠支為中國創作。他說：“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于凱綏·珂勒惠支之右。”雖說珂勒惠支回復說，因自己對中國不夠了解，無法進行這樣的創作，但魯迅先生持續不懈地收藏、引進以及出版珂勒惠支及同時代的其他西方版畫作品，成功地將以版畫記錄現實、表達批判精神的這種藝術語言引入了中國，對中國近一百年的藝術史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自20世紀20年代起，魯迅先生開始收藏外國美術書刊圖片，30年代開始又大量收藏外國版畫原作，他通過外國記者、作家、友人的贈送和他本人購買，收藏了2100多幅外國版畫，其中包括德國、蘇聯、日本等16個國家280多位版畫家的作品。魯迅先生以他對版畫藝術的熱切推崇和個人收藏、出版作為表達革命思想的手段之一，在抗日戰爭時期，不僅掀起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們學習和運用版畫藝術的熱潮，更對當時以藝術手段團結中華民族、激發愛國主義精神、奮起抗戰并最終獲得勝利產生了巨大的價值。版畫藝術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數十年的歷史中顯然具有非凡意義。

魯迅最推崇也最喜愛的版畫藝術家正是凱綏·珂勒惠支。1936年，他將所得21幅珂勒惠支的版畫編輯成《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盡管此書直到魯迅先生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發行，但他希望中國能夠出現更多像珂勒惠支一樣的藝術家——“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他的愿望在身后百年里得以實現。翻開近百年的中國藝術史，無數藝術家懷著對祖國的熱愛，對人民的同情與關懷，創作出充滿力量的優秀藝術作品。

珂勒惠支與中國版畫

抗日戰爭時期涌現出大量杰出的版畫藝術家和作品，他們是直接受到魯迅先生影響的藝術家。這一時期新版畫運動下的作品與中國原有的傳統木版年畫或石刻拓印版畫等藝術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對當下社會與人民的關懷、對新聞事件的記錄傳播，是應用于思想傳播的目的。

黃新波、荒煙、劉峴、古元、焦心河、胡一川、江豐、沃渣、徐靈、陳九、野豐、陳鐵耕、曹白、張望、吳耕、趙延年、李樺、馬達、王寄舟、賴少其……他們用刻刀把平凡的事物變成詩一樣的圖畫，這些載入中國近百年藝術史冊的藝術家們，他們的版畫作品或含蓄而深沉，或尖銳而有力，或粗獷洗練，或渾厚明朗，是抗戰時期記錄人民生活和英勇抗爭最具有感染力和傳播力的藝術創作，也是我們今日得以直觀回溯這段粗糲的歷史的珍貴圖像寶庫。

在解放之后的新中國，盡管藝術家們在技法和工具上仍主要延續著過去數十年的傳統，但現實的變化推動了藝術的革新，解放前的抗戰、苦難、斗爭主題隨著抗戰歷史的結束而走向終點。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版畫藝術經歷了三次重要的審美轉變。尚輝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歸納總結了這三次基于社會轉型和思想文化與觀念更新的版畫藝術審美轉換：1949年-1978年，淳樸的詩意；1979年-1989年，鄉土·風情·形式；1990年-2009年，本體語言與精神圖像。在這三個階段里，中國版畫及其他藝術形式受到珂勒惠支及其同時代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影響相對更多的，是第二階段晚期和整個第三階段，大致與我們一般所說的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是重合的。

版畫與中國當代藝術

1982年，北京民族文化宮曾舉辦過一場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展，在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對于出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藝術家們來說，這是第一次較全面接觸德國表現主義作品。盡管更老一輩解放初期的藝術家們對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并不陌生，但對于那個時期的青年藝術家來說，這場展覽以及后續進入中國的西方藝術圖錄成為久旱之后的甘霖，是這批后來成為中國四十年當代藝術史中堅力量的藝術家們重要的靈感啟示和學習對象。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剛開始在國際當代藝術界嶄露頭角的中國當代藝術家誕生了新表現主義風格。譚平、許江、馬路、邱黯雄、繆曉春、劉野、周春芽等多位有留德經歷的藝術家將中國的新表現主義風格與德國表現主義及新表現主義連接在了一起。根據易英教授的解讀，新表現主義有兩層意思：一是在上世紀80年代表現主義基礎上的新表現形式，二是指德國新表現主義影響之下的畫風。他認為，張方白的作品是最具有新表現主義特質的，譚平和馬路兩位重要藝術家則是將新表現主義從德國帶到中國的人。這一時期以及更晚一些的21世紀最初十年里，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國際舞臺上變得更加活躍和具有越來越強的影響力，我們很容易發現，支撐起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歷史的藝術家們，與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及以珂勒惠支為代表的百年前的版畫藝術家們有著同樣的基于對社會和歷史的反思，同樣有張力和純粹感的手法，以及運用多元媒介、材料、工具和形式的實驗精神。徐冰、張曉剛、周春芽、曾梵志、王廣義等諸多被稱作中國當代藝術“天王”的藝術家們，無一不體現出向版畫藝術與表現主義藝術史的致敬。其中部分人更是在接受系統性藝術教育之時就是以版畫為專業的。

當然，盡管在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界看來，20世紀中國藝術與德國表現主義和新表現主義藝術存在深刻的學術關聯與交流傳承，但在視覺認知與審美能力上，中國廣大觀眾，甚至包括一些當代藝術家和評論家，究竟對珂勒惠支以及德國表現主義的藝術作品能夠感知和理解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考察。

新科技的快速前進為藝術的教育與傳播帶來了優越的條件，版畫藝術百年前依靠印刷技術實現更廣泛和高效的社會傳播，百年之后，這場展覽又在新的、更為先進的科技手段支持之下產生社會效應。我想，較之以往，在當今和平而富足的中國，曾擔當革命精神傳播媒介的珂勒惠支版畫，如今將更多地發揮其在社會公共教育方面的價值，它對于新一代年輕藝術家們來說，是藝術專業的學習與藝術精神的領悟；對于廣大觀眾們來說，則是通過藝術觀賞深刻了解并敬畏歷史、獲得人文藝術熏陶、習得多元化知識的途徑。這恰恰是人類進入工業革命4.0時代之后，在全民終身學習成為今日中國社會重大需求的語境之下，經典藝術與優質展覽所肩負起的新的時代責任，也是再次在北京舉辦珂勒惠支版畫展所期盼實現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