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下大雨了，一只長頸鹿在亭子下躲雨，可是長頸鹿脖子太長了，它只能把中間的身體放在亭子下面，它的頭和屁股都露在外面。圖片的標題是：長頸鹿躲雨失敗。底下有條評論：致我們顧頭顧不了尾的中年。”在這篇名為《長頸鹿躲雨失敗》的小說里，計虹用極富畫面感的場景折射出中年人在現實人生中狼狽、失落、焦慮而又無可奈何的尷尬處境。

在計虹的小說集《剛需房》中，觸目可見中年人的灰色人生和“零余者”心態。計虹的小說凸顯了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并為它的合理性與價值論而正名。作家真誠地為普通人立傳，她的作品使我們看到了自身進退失據的窘迫情狀，又讓我們在嘆惋中有切膚和親切之感。由此可見，計虹小說接續了新寫實小說的敘事脈絡，展示了日常生活敘述的廣闊空間。

毋庸置疑，當代寧夏文學以書寫鄉土題材見長，現代都市在絕大部分寧夏作家筆下猶如一頭龐然怪獸，發散出破壞和墮落的氣息。然而在計虹的文學天地中，都市則是她的秘密花園和創作之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剛需房》可謂現代都市人生的觀察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庸常瑣屑的尋常日子和“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式的歲月緬懷成為重要的敘事之維。青春的理想與現實的無奈形成鮮明的對照。作家睿智精準地揭示出，過往歲月的精神傷痕與中年人彷徨茍且的生活緊密相關。在《日子像流水》這篇小說中，林曉芬和杜穆偉攜帶著各自的傷懷往事步入婚姻的圍城。互不了解的兩個人勉強生活在一起，他們的婚姻生活過得磕磕絆絆而又乏味透頂。在杜穆偉眼中，妻子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而在林曉芬眼中，丈夫則是一個“混吃等死的主兒”。然而，即便兩個人都對這段婚姻充滿厭倦，但親人的期許和世俗的拘囿又讓他們安于現狀，不愿也不敢尋求新的生活。與之相似，《浮世清歡》里的高子健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喜歡上一個女生，然而這個女生最后舍棄了他，與別的“門當戶對”的男生走在了一起。倍感屈辱的高子健堅決地轉了學，但出身寒門的自卑感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刻刻困擾著他。當城市出身、養尊處優的妻子明白無誤地表達出對高子健的蔑視及顯露出情感遷變的跡象后，壓抑多年的怒火在高子健心中引燃，釀成了一場人間災難。

馬爾庫塞認為，藝術必須打破現實的自發性和習以為常性。然而新寫實小說卻極易陷落到世俗的泥淖里，拘泥于對“毛茸茸”原生態日常生活的機械摹寫中。絕大多數的作家熱衷講述理想主義退潮后“一地雞毛”式的庸常瑣碎，缺少了哲學的省思和精神境界的追求。作為一個文學新人，計虹的部分小說高度貼合日常生活，有時難免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等而視之。然而，更多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計虹對此種寫作限度的警惕和試圖掙脫的跡象。

例如在《折騰》這篇小說中，計虹為讀者塑造了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小說的主人公李梅是一個古文功底很好的文藝女青年，她喜歡風花雪月的詩詞，對浪漫唯美的愛情充滿了渴慕，并熱衷于各種社團活動。然而，“有情懷”的李梅在大學畢業后，先是進入保險行業推銷保險，然后又進入房地產業推銷房產。當銷售事業做得風生水起之時，李梅與大多數人一樣結婚生子。看起來，昔日浪漫稚拙的女孩終于認清了生活的真相，不得不向骨感的現實低頭。但深埋于內心的理想和“為自己活”的執念促使她勇敢地邁出了辭職再創業的步伐。即便后來李梅遭遇了失敗，接連失去了金錢和婚姻，但一切的遭際，并沒有徹底擊潰李梅。在生活的洪流中，她以“折騰”的方式確證著生命的堅韌和無限可能。以俗世的眼光看來，李梅無疑是失敗的，但她對生活的撞擊，對理想的守護，在“月亮”與“六便士”的反復拉扯中的擇取，顯示出反抗平庸、追尋理想、守護詩意的勇毅姿態。

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的引言部分曾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程度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事實上，在小說集《剛需房》的大部分小說中，作家計虹想要探究的是當下時代普通民眾的精神肌理以及存在的真相。因此，她的小說在沉重、艱辛、滯澀而又百無聊賴的故事結局處，都綴著一個救贖性或寬恕性的尾聲。譬如，杜穆偉對李想的體諒和寬恕（《日子像流水》）；蘇芳芳對丈夫私生子的真誠接納和疼愛（《如果疼痛可以開花》）；田文在不斷的道歉和懺悔下終于獲得了妻子的原諒，一家人重歸于好（《沙發客》）……計虹想要闡明的是，生命在煩惱艱難外，亦不乏快樂和溫情。這樣的寫作接通了古典人文主義的精神通孔，將人類的生之意趣和獲救希望歸因于人性善美和靈魂覺醒的正途。

值得注意的是，計虹的小說雖是立于此岸的人情世故的現實主義書寫，但她卻有意識地吸納和借鑒了現代主義各種流派在藝術上的優長。在《老茍的狗事》《聽說》《浮世清歡》《如果疼痛可以開花》等小說中隨處可見現代主義文學常用的象征、變形、荒誕、魔幻、黑色幽默和意識流等表現手法，從而達到了寫實與寫意、再現與表現的深度融合。可以說，現代派形式、技巧的嫻熟運用，為計虹的小說寫作增添了無限生機，使得《剛需房》這部小說集呈現出豐腴飽滿的藝術魅力。

總之，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重新認識并加以整合的美學探索，是值得肯定的。這種創作方法不僅為現實主義的書寫開辟了新的路徑，而且也凸顯出作品的哲學意蘊與文化品格，預示著作家充沛的藝術才能及未來有可能達到的藝術高度。